第六十节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高阳 本章:第六十节

    其时正值深秋,红蓼白蘋,运河两岸的风光颇为不恶,这天由河入江,到了瓜州地方,张之万在船里闷了几天,想上岸走走,走了一阵,忽然内急,就近找了个茅厕方便。野外孤露,四无隐蔽,倘或此时遇到刺客,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于是漕标参将,亲自带领两百亲兵,拿枪的拿枪,拿刀的拿刀,团团将茅厕围祝正在收割稻子的老百姓,大为惊异,不知道那里出了什么事?

    跑去一打听,才知道是“漕帅张大人”上茅厕。于是张之万人还未到,他的笑话先到了江宁。魁玉一见了面便拿他打趣,“天下总督,漕帅最阔,拉场野矢都得派两百小队守卫。”他喊着张之万的号说:“子青,你真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张之万唯有报以苦笑,“玉公,”他说,“我是奉旨来会审的,一切都要仰仗。”

    “不然,不然!”魁玉摇着手说:“你是特旨派来的钦差,专为查办此案,当然一切听你作主。”

    两个人一见面先推卸责任,但彼此有关,谁也推不掉,那就只有“和衷共济”商量着办了。当夜魁玉为张之万设宴接风,陪客有署理藩司孙衣言、臬司梅启照、候补道袁保庆。孙衣言也是翰林,比张之万只晚一科,他的儿子叫孙诒让,功名不过举人,官职不过主事,但声名极盛,对“墨子”的造诣极深,父子二人都是经师,所以张之万另眼相看。

    袁保庆是袁甲三的侄子,他跟孙衣言于马新贻都有知遇之感。尤其是袁保庆,被委为营务处总办,平日抓散兵游勇,颇为严厉,因此为马新贻带来杀身之祸,更是耿耿于怀。在席间与孙衣言两人,极力主张对张文祥用刑,非要追出主使的人来,才肯罢休。

    张之万抱定宗旨,只听不说,唯唯否否地敷衍着,等席散以后,魁玉把他和臬司梅启照留了下来,这才谈到正事。

    “孙、袁两公的话,决不可听。”梅启照这样说道,“他们为报私恩,不顾太局,难免激出太乱子来。如今江宁城里,人心惶惶,安分守己的人家,都闭门不出,袁笃臣家就是如此。”

    袁笃臣就是袁保庆。

    张之万吸了口气:“照此说来,江宁竟是危城!”

    “也差不多。”魁玉答道,“但盼涤相早早到任,让我交出了总督关防。”

    “涤相还在请辞,辞是当然不准他辞的,但天津的案子未结,还要入京陛辞请训,这一耽搁,起码两个月工夫。”张之万说,“我们就想办法拖它两个月!这一案只有等涤相来料理。”

    “要拖也容易。”梅启照说,“张文祥不肯供,只有抓他的亲属来问,这样就拖下来了。”

    “他的家属在那里?”

    “在浙江湖州府德清县新市镇。”

    “行文浙江,逮捕到案。”张之万又问,“还有什么远些地方的人好抓?”

    “有个时金彪。”梅启照说,“张文祥曾供过这个人,也是捻匪那里投降过来的,现在山西当参将。”

    “那就行文山西,逮捕到案。”

    “是!”梅启照问道:“请示钦差大臣,那一天提审?”

    “我审也无用。”张之万说,“这一案到最后如何定谳?该有个打算。打算好了我们就照这条路子去走。”

    梅启照深深点头,看着魁玉,魁玉也点点头,示意梅启照提出商量好的办法。

    办法是替张文祥想好的一套口供,一要显得确有深仇大恨,完全是张文祥个人处心积虑,必欲得而甘心,借以搪塞“严究主使”的朝命和清命;二要为马新贻洗刷清誉,而且要隐隐含着因为公事认真,致遭小人之怨的意思,这样,马新贻之死,才能有殉职的意味。

    这套假口供是如此说法,张文祥本是李侍贤手下的裨将,洪杨平定,他逃到了浙江宁波,与海盗有所勾结,同时开了个小押当,隐姓埋名,苟且度日。

    等马新贻调了浙江巡抚,海盗为患,派兵剿治。在浙江象山、宁海有一处禁地,名叫南田,向来为海盗所盘踞,马新贻捉住了其中的头目邱财青,处以死刑,另外又杀了海盗五十余名,其中颇多张文祥的朋友,平日常受他们的接济,这一下等于断了张文祥的财路,因此他对马新贻恨之入骨。

    这以后又有一连串的怨恨,张文祥开小押当,而马新贻因为押当重利盘剥小民,出告示查禁,张文祥生计顿绝,便起了报复的心。又说,张文祥的妻子罗氏,为人诱拐潜逃,让张文祥追了回来,但人虽未失,卷逃的衣物为奸夫带走了,一状告到巡抚那里,马新贻认为此是小事,不应烦渎大宪,状子不准。不久,罗氏复又潜逃,张文祥追着了,逼她自荆至此人财两空,认为马新贻不替他追赃,以致他的妻子轻视他,于是立志报仇。

    这里面当然也有片段的实情,象张文祥的妻子,背夫潜逃,即有此事。但从整个供词看,疑窦甚多,然而除此以外,别无更好的说法,也就只有自己骗自己,信以为真了。

    “不过,”张之万只提出了这样一个指示:“一定要凶手自己画供,有了亲供才可以出奏!”

    不论案情大小,定罪的根据,就是犯人的口供,这一点梅启照当然不会疏忽。回去以后,立刻传见负责主审的江宁知府和上元知县,传达了钦差张大人的意思,要他们设法劝诱张文祥,照此画供。但既不能用刑迫供就范,便只有慢慢下水磨工夫,一拖拖了个把月,尚无结果。

    这时的曾国藩,请辞江督,未能如愿,已经交出了直隶总督的关防,正预备入京请训,天津教案总算已化险为夷,杀了两批凶手,也办了张光藻和刘杰充军黑龙江的罪,毛昶熙和丁日昌,亦已分别回任。大局已经无碍,加之曾国藩曾有奏疏,痛切自陈,举措失机,把张光藻和刘杰办得太重,“衾影抱愧,清夜难安”,因而亦能见谅于清议。而朝廷为了慰抚老臣,特旨赐寿,由军机处派人送来御书“勋高柱石”匾额一方,御书福、寿字各一方,以及紫铜佛像、嵌玉如意、蟒袍衣料等等。他这年是六十整寿,生日正在慈禧太后万寿后一天,两湖同乡,就在不久前要把他点翰林的匾额撤除的湖广会馆,设宴公祝。

    就在他出京之前,张之万和魁玉会衔的奏折到了,说张文祥挟仇“乘间刺害总督大员,并无主使之人”,同时定拟罪名,凌迟处死。消息一传,舆论大哗,给事中刘秉厚、太常寺少卿王家璧纷纷上奏,认为审问结果,不甚明确,要求另派大臣,严究其事。

    不但舆论不满,两宫太后及朝中大臣,亦无不觉得封疆大吏死得不明不白,不但有伤国体,而且此风一开,中外大员心存顾忌,会不敢放手办事,否则就可能成为马新贻第二。同时就照魁玉和张之万的奏报来说,前面说张文祥怀恨在心,又以在逃海盗龙启沄等人,指使他为同伙报仇,因而混进督署行刺,“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后面却又说:“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由“尚属”二字,可见魁玉和张之万并未追出实情,所以无论从那方面来看,这一案不能就此了结。

    还要严办的宗旨是大家都同意了的,如何办法?却有不同的主张。有人以为应该撇开曾国藩,另派钦差查办;有人以为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以外,还有大学士的身分,此案应归他主持。两宫太后召见军机,仔细商量结果,决定兼筹并顾。一方面尊重曾国藩的地位,一方面另派大员到江宁,重新开审。同时为昭大公起见,决定用明发上谕:“马新贻以总督重臣,突遭此变,案情重大!张文祥所供挟恨各节,暨龙启沄等指使情事,恐尚有不尽不实;若遽照魁玉等所拟,即正典刑,不足以成信谳,前已有旨,令曾国藩于抵任后,会同严讯,务得确情;着再派郑敦谨驰驿前往江宁,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惩办,以伸国法。随带司员,着一并驰驿。”

    郑敦谨是刑部尚书,湖南长沙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科的翰林,这一榜是名榜,人才济济,在咸丰初年,红极一时。郑敦谨的官运却不算太好,翰林散馆,当了刑部主事,外放以后,一直调来调去当藩司,但颇有政绩。直到同治改元,才内调为京堂,升侍郎、升尚书。

    刑部尚书他是第二次做,第一次当刑部尚书在三年前,恰好西捻东窜,山西巡抚赵长龄防剿不力,带兵的藩司陈湜,是曾国荃的姻亲,本人性喜渔色,部下纪律极坏,慈禧太后得报震怒,大年三十派郑敦谨出京查办。结果按查属实,赵长龄和陈湜得了革职充军的处分,而郑敦谨铁面无私的名声,也就传了开来。

    因此,上谕发抄,舆论都表示满意,期待着郑敦谨也象那次到山西查办事件一样,必能将这桩疑案办得水落石出,河清见鱼。

    郑敦谨却是心情沉重,因为他是湖南人,而江宁是湘军的天下。但又不愿借词规避。他已经六十八岁,又是岁暮雨雪载途之际,如果说惮于此行,起码恤老尊贤的恭王会同情他的处境,然而他终于还是在刑部各司中挑了几名好手,驰驿出京,径赴江宁。

    一路上历尽辛苦,走了二十多天才到,到的那天正是除夕,曾国藩把他接到督署去守岁,长谈竟夕。这一谈,郑敦谨才深悔此行。因为曾国藩说了实话,御外必先安内,天津教案刚刚结束,洋人不尽满意,如果再激出什么变故,那是授人以隙,倘或第二次开衅,洋人决不会象这一次似的,雷声大、雨点小,所以明知有指使的人,为保全大局,不宜追究。

    曾国藩与郑敦谨不但是同乡,而且都是道光十四年湖南乡试的举人。郑敦谨春闱联捷,第二年就成了进士,曾国藩则道光十五年正科、十六年恩科,连番失利,到十八年戊戌科才得如愿以偿。所以论科名,郑敦谨虽是前辈,亦是同年,交情一向深厚,但论到公事,各有作为。郑敦谨清勤自矢,执法铮铮,张光藻和刘杰第一次解交刑部治罪,被拒绝收受,就是他的主张。谁知迫于朝命,终于还是办了罪。多少年来的规矩,或是内阁会议、或是吏部议处、或是刑部治罪,复奏时一定拟得重,留待旨意减轻,以示开恩。张光藻和刘杰原拟革职发往军台效力,已经过分,而两宫太后听了宝鋆、崇厚的话,以张、刘二人“私往顺德、密云逗留,藐玩法令”的理由,再加重罪名改为充军黑龙江。

    为此,郑敦谨耿耿于怀,这时听了曾国藩意见,越觉得满怀抑郁难宣,不由得就发了牢骚。

    “不该办的非办不可,该办的却又不能办。”他说,“读书六十年,真不知何以为怀!”

    曾国藩的牢骚更多,但养气的功夫,他比郑敦谨来得到家,所以不动声色地答道:“相忍为国而已!”

    能忍是一回事,办案又是一回事。郑敦谨那个年过得很不是滋味,大年初一还好,年初二一早,马新贻的胞弟,浙江候补知县马新祐,领了他的过继给马新贻的儿子毓桢,跪在钦差大臣的行辕门口,放声痛哭,请求伸冤。好不容易给劝了回去,接着便是袁保庆来拜,郑敦谨跟他的叔叔袁甲三是会试同年,所以袁保庆称他“老世叔”,为他指出张文祥供词中,种种不合情理的疑窦,要求严办。袁保庆向来心直口快,对曾国藩和魁玉都有批评,张之万更为他隐隐约约指责得一文不值。江苏巡抚丁日昌丁忧开缺,张之万奏旨接任,朝命一到,忙不迭地赶往苏州,催丁日昌交卸,胆小怕事到如此,颇为袁保庆所讥评。

    “还有人居然在马制军被难之后出告示,说‘总督家难,无与外人之事。’老世叔请想,疆臣被刺,怎能说是‘家难’?”

    郑敦谨也听说过这件事,出告示的人就是梅启照。“这当然是失言!”他说,“我奏旨跟涤相会办此案,凡事亦不能擅专。等稍停几日,我再约诸公细谈。”

    过了初五,郑敦谨会同曾国藩约集江宁的司、道、府、县会谈案情,别人都不讲话,只有孙衣言侃侃而谈,说指使的人倘能逍遥法外,则天下将无畏惧之心,又何事不可为?所以这一案办得彻底不彻底,对世道人心,关系极大。又说,民间谣诼纷传,上海戏园中甚至编了“张文祥刺马”这么一出新戏开演,明明是诬蔑马新贻的荒唐不经之谈,而竟有朝中大臣,信以为真,做一首诗,说什么“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马新贻含冤而死,复蒙重谤,天下不平之事,那里还有过于这一案的?

    上海丹桂茶园编演“刺马”新戏,轰动一时,连远在安庆的安徽巡抚英翰,都有所闻,特为咨请上海道涂宗瀛查禁,以及孙衣言所提到的那两句诗,郑敦谨无不知道。那首诗出于乔松年的手笔,郑敦谨跟他虽是同年,也觉得他做这样的诗,实在有伤忠厚。

    不过乔松年家世富饶,虽做过大官,不脱绔裤的习气,养尊处优,深居简出,跟恭王是倡和的朋友,一时觅不着诗材,信口开河,不足为奇。所以郑敦谨这样答道:“乔鹤侪的话理他干什么?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马端愍的清誉,总有洗刷的一天。”

    曾国藩也深深点头,用马新贻的谥来譬解:“端愍之端,即是定评。至于民间好奇的流言,事定自然平息,此时倒不必亟亟于去辟它!等定谳以后,我自然要替马端愍表扬。”

    郑、曾二人作此表示,使得孙衣言的气平了些。当时决定正月初七开审,照例由首县办差,定制了簇新的刑具,送到钦差行辕,就在二厅上布置公堂,一共设了五个座位,除去郑敦谨和随带的两名司员以外,另外两个座位是孙衣言和袁保庆的。

    这是那两名司员想出来的主意,因为此案的结果,已经可以预见,怕他们两人将来不服,会说闲话,甚至策动言官奏劾,别生枝节,所以建议郑敦谨用钦差大臣的身分,委札孙衣言、袁保庆参与会审。

    接到委札,孙衣言特为去看袁保庆,要商量如何利用这个机会,追出实情。袁保庆因为曾国藩接任后,仍旧被委为营务处总办,公事极忙,经常在各营视察。替他料理门户的是他过继的一个儿子,名叫世凯,字慰庭。袁世凯这时才十三岁,矮矮胖胖,因为常骑马的缘故,长了一双“里八字”的罗圈腿,貌虽不扬,脑筋极好,已脱尽童騃之态,很整个成年的样子,凡有客来,如果袁保庆不在家,都归他接待。“慰庭!”孙衣言把手里的公事扬了扬,“令尊也接到委札了吧?”

    “是!今天一早到的。”袁世凯答道:“家父昨天下午到六合查案去了,委札还不曾过目。”

    “你拆开看了没有?”

    “看了。怕是紧要公事,好专差禀告家父。”

    “令尊什么时候回来?”

    “临走交代,今天下午一定回来,正赶得上明天开审。”

    “我要跟令尊好好谈一谈。奉委会审的,就是我们两个人。”

    孙衣言说,“此案不平的人极多,无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想讲话也无从讲起。所以我们两个人的责任特重,等于要为所有不平的人代言。等令尊回府,请你先把我的意思转达,今天晚上我在舍间专候,或是令尊见访,或是给我一个信,我再来。无论如何要见一面。”

    “是!老伯的吩咐,我一定告诉家父。不过……,”袁世凯笑了笑又说,“我想放肆说一句,不晓得老伯容不容我说?”

    “说!说!你常多妙悟,我要请教。”

    “不敢当!”袁世凯从容答道,“我劝老伯不必重视其事,更不必有所期望。照我看,郑钦差不过拿这委札塞人的嘴巴而已!”

    几句话把孙衣言说得愣在那里,作声不得。好半晌才用无穷感慨的声音说道:“我的见识竟不如你!不过……。”他把下面的那句话咽住了,原来是想说:钦差的用心,连个童子都欺不住,何能欺天下人?

    “老伯是当局者迷,总之,是太热心的缘故。”袁世凯老气横秋地说,“我劝老伯大可辞掉这个差使。”

    “这也是一法,但不免示弱。”孙衣言很坚决地说:“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我不辞,我要争!”

    这种择善固执的态度,袁世凯再聪明亦不能了解,而袁保庆是了解的,当夜去回拜孙衣言,表示也要据理力争。

    第二天一早,钦差行辕外,聚集了好些百姓,有些纯然是来看热闹,有些则是来替张文祥“助威”的。当然,钦差大臣奉旨审问如同大逆的要犯,跟地方官审理案件不同,警戒严密,不得观审,百姓只能在一府两县差役的弹压之下,远远站在照墙边张望。

    此外从钦差行辕到上元县衙门,一路也有百姓在等着张文祥。他一直被寄押在上元县监狱,独住一间死刑重犯的牢房,但睡的高铺,吃的荤腥,有个相好,钓鱼巷的土娼小金子,偶尔还能进去“探探监”,所以养得白白胖胖,气色很好。这天一早,扎束停当,饱餐一顿,然后上了手铐,在重重警戒之下,被押到钦差行辕。看到夹道围观的人群,不由得满脸得意,看的人也很过瘾,觉得张文祥为兄报仇,不但义气,而且视死如归,颇有英雄气概,恰恰符合想象中的侠义男儿的模样。

    孙衣言和袁保庆是早就到了,在花厅里陪着郑敦谨闲谈,谈的是天津教案。正在相与感叹,国势太弱,难御外侮之际,督署派来当差的武巡捕来报,说张文祥已经解到,请钦差升堂。

    等坐了堂把张文祥带了上来,郑敦谨看他一脸既凶且狡的神色,心里便有警惕,所以问话极其谨慎,而张文祥其滑无比,遇到紧要关头,总是闪避不答。那两名司员因为已经得到指示,也是采取敷衍的态度,一句来一句去,问是问得很热闹,却非问在要害上面。

    于是袁保庆开口了,他是问起一通奇异的文件。在马新贻被刺以前几天,督署接到一封标明紧急机密的公事,封套上自然盖着大印,但印文模糊,不知是那个衙门所发?打开来一看,里面是一张画,画的一匹死马,文案上赶紧叫人逮捕那投文的人,却已不知去向。这张意示警告的画,究竟是谁弄的玄虚?袁保庆要问的就是这一点。

    照袁保庆想,如果张文祥真的为了私仇,处心积虑,非置马新贻于死地而后快,则行踪愈隐密愈好,岂能事先寄这么一张画,让马新贻好加意防备?这是情理极不通之处。

    而且,反过来看,果真马新贻有过那种不义的行为,则此画的涵意,在他是“哑子吃扁食,肚里有数”,也会特加防范,何致漫不经心,自取其祸?

    “王书办!”袁保庆说:“把那张画取来!”

    王书办是上元县的刑房书办,张文祥一案的卷牍证据,都归他保管,知道他指的是那张“死马”的画,当即取来呈堂。

    “张文祥!”袁保庆把那张画提示犯人:“这张画你以前见过没有?”

    他问得很诡谲,因为这张画以前没有提出来问过,是最近钦差到了江宁,有人突然想起,这张画来路可疑,特为检了出来归案。袁保庆疑心张文祥根本不知其事,但如说了缘由,他必定一口承认,真相就难明了。所以故意这样套他一句,如果张文祥不知就里,一口回答“不曾见过”,则送画的自另有人,追出这个人来,就可以知道指使的是谁。

    然而他失望了,张文祥看了看答道:“见过的。”

    “你在那里见过?”

    “是我送给老马的。”

    “咄!”有个司官拍案叱斥:“岂有此理!你对马制台,怎么能用这样无礼的称呼?”

    张文祥把双三角眼翻了翻,什么表示也没有。

    “我问你,这张画是你亲自送到总督衙门的吗?”袁保庆又问。

    “是我自己送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办?你不想想,这一下有了防备,你还能有侥幸一逞的机会?”

    “明人不做暗事!先给他个信,教他小心!”张文祥答非所问地,但仿佛强词夺理,很难驳诘。

    袁保庆也感觉到了,张文祥实在难对付!凡是犯人,或者想脱罪,或者想避重就轻,企求着堂上笔下超生,决不敢胡扯惹问官生气。而张文祥不同,本性既凶狡,又根本没有打算活命,若说他有些微畏惧之心,无非怕吃眼前亏,可是堂上定了决不用刑的宗旨,那就连这一丝忌惮都没有了!因此信口雌黄,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拿他毫无办法。

    好在目的是要追指使的人,袁保庆便不理他那套大言不惭的话,仍旧在那幅画上追根。

    “那么,这张画,是你自己画的?”

    “这也没有了不起,反正一匹‘死马’!”

    “哼!”袁保庆冷笑一声:又喊:“王书办!”

    “喳!”王书办趋前听命。

    “拿纸笔给他,开去手铐,叫他照样画一张!”

    王书办依言照办,把那张画铺在张文祥面前,再取一副笔砚,一张白纸,一一摆好,然后指挥差役开去手铐,把枝笔递到张文祥手里。

    就在提笔要画的那一刻,他忽然将笔一丢,摇摇头说:“我画它不象!”

    袁保庆一听这话,立即拍案喝道:“说!这张画是谁画的?”

    突如其来地这一声,大家都吓一跳,张文祥仿佛也是一惊,愣了一下,立即恢复正常,很随便地答道:“我也不知道是谁画的。”

    “这一说,是个什么人交给你的。是不是?”

    旁敲侧击地套了半天,终于把意向说明白了,袁保庆是在套问指使的人。张文祥却是仿佛早就看出他的用意,不慌不忙地答道:“也没有什么人交给我。”

    “那么,这张画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袁保庆连连击桌:“说,说!”

    张文祥丝毫不为所动,“倒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说,“是我在地上捡到的,想起正好寄给他,当个口信,便这么做了!”

    这样回答,迹近戏侮,袁保庆大怒,“好刁恶的东西,真正十恶不赦!”急怒之下,不暇考虑地下令:“看大刑!”

    大刑就是夹棍,看看三根木梃,几条绳子,却不知多少好汉过不了这一关。郑敦谨也是不主张对张文祥用刑的,此时便想开口阻止,却让一名司官用眼色阻止住了。郑敦谨也明白,一说阻拦的话,便是当众纠正了袁保庆,逢他盛怒之际,说不定拂袖而起,甚至即时出言顶撞,岂非大失体统?好在那司官既有眼色递过来,自然必有打消他这个命令的办法,且等着看!

    上元县的差役无不明白,张文祥决不会上刑,簇新的刑具是钦差审问,照例定制,不过摆摆样子而已。此时看见钦差不作声,而袁道台的面子不能不顾,于是响亮地应一声:“喳!”身子却站在那里不动。

    袁保庆越发恼怒,刚要出言责备,只听一名司官——是向郑敦谨使眼色的那个人,拉开嗓子喊道:“来啊!拉下去打!”

    “喳!”差役们又是响亮地答应。

    “问得太久了,”那人赶紧转脸向郑敦谨说,“请大人暂且退堂休息吧!”

    郑敦谨出了翰林院就当刑部主事,这些问案的“过门”,无不深悉,因而一面起身,一面向袁保庆和孙衣言看了看说:“两位老兄请花厅坐吧,这里让他们去料理。”

    经过这一番周折,袁保庆怒气稍平,方始领悟到那司官是替他圆面子的手法,可想而知的,张文祥也决不会“拉下去打”。

    等他们回到花厅,两名司官接着也到了,擦脸喝茶抽水烟,乱过一阵,在等候开饭的那段休息的时间内,少不得又要谈到案情。

    “郑大人!”这回是孙衣言先说话,“今日一审,洞若观火。张文祥虽奸狡无比,但别有所恃者在,倘无所倚恃,就不致于如此顽恶!”

    “喔,倒要请教,所恃者何?”

    “所恃者,堂上不用刑!”孙衣言说,“郑大人两绾秋曹,律例自然精通,倒要请教郑大人,如何才能教张文祥吐实?”

    “说起来我是三进刑部,不止两绾秋曹。”郑敦谨说:“大清律例嘛,如今年纪大了,只怕记不周全,三十年前刚分部的时候,背得极熟。教犯人吐实,自然也有办法,无奈不能用!”

    “想来郑大人是指的刑讯之制。”孙衣言特为抢在他前面说:“凡命案重案,男子许用夹棍,女子许用拶指,这是律有明文的。”

    “不错,律有明文。”郑敦谨答道,“然而仍旧不能用。这个犯人在堂上的情形,老兄已经亲见,刑用得轻了,熬刑不供,无济于事,用得重了,怕有瘐毙的情事出现,那时我担处分是小事,不能明正典刑,岂非更对不起马端愍?”

    “在法言法。”袁保庆帮着争辩,“夹棍既为律之所许,自然应当用,用过了无济于事,事后就无遗憾了。”

    “老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郑敦谨摇着头说:“‘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倘或诬服,随意供出几个人来,说是幕后指使,请问,又将为之何?”

    “自然依法传讯。”

    “传讯不承,难道又用刑求?”

    “未曾传讯,安知其不承?”

    两个人针锋相对,展开激辩,一场舌战无结果而散,反倒耽误了这天的审问。到第二天,接得消息,说有一营新兵,因为长官苛虐,有哗变之虞,袁保庆不能不亲自去料理,剩下孙衣言一个人参加会审,自更不发生作用。而从这天审过以后,郑敦谨又闹病,中间停了几天。事实上审与不审,几无区别,孙、袁二人,争既争不过,闹亦闹不起来,照例陪坐而一筹莫展,以致变得视会审为一大苦事。

    在此期间,有好些人来游说解劝,多云张文祥死既不怕,便无所畏,刑讯之下,倘或任意胡攀,使得案子拖下来不能早结,则各种离奇的谣言,将会层出不穷,愈传愈盛,使得马新贻的清誉,更受玷辱。倘或张文祥竟死在狱中,则成千古疑案,越发对马新贻的声名不利。

    还有一些人则比较说得坦率,而话愈坦率,愈见得此案难办。他们向孙衣言、袁保庆提出一个难题:张文祥在刑讯之下,据实招供,是湘军某某人、某某人所指使,说不定还会扯上江南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名字,请问办是不办?到时候说不定军机处会来一道廷寄,转述密旨,以大局为重,不了了之,则欲求此刻所得的结果,将张文祥比照大逆治罪,或许亦不可得。再有少数人的措词,更玄妙得叫人无法置答,说是倘或因严追指使而激出变故,地方受害,只怕反令公忠体国的马新贻,在九泉之下不安。这样,孙、袁二人的执持,反倒是违反死者的本意了。

    就这样川流不息地争辩着,搞得孙衣言和袁保庆筋疲力竭,六神不安。最后有了结果,认为张文祥的行凶原因,与魁玉、张之万的审问所得,完全一样。

    供词已经全部整理好,即将出奏,会审的人照例都该“阅供”具名,表示负责。孙衣言和袁保庆,使出最后一项法宝,拒绝具名。

    “这是无法勉强的事。”郑敦谨苦笑着说,“案子总得要结,只好我跟涤相会衔出奏。

    反正凶手是张文祥,定拟了‘比照谋反叛逆,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的罪,对马端愍也算有了交代了。”

    在会衔复奏时,曾国藩特别附了一个夹片,陈明“实无主使别情”。他是个重实践的人,与那些三天一奏、五天一折,喜欢发议论以见其能的督抚,纯然两路,无事不上奏,所以上奏格外有力,附这样一个夹片,虽不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痕迹,但确有用处,意思是知会军机,此案到此就算结束,再也问不出别的来了。这样,倘或还有言官不服,要想翻案,军机处就会替他挡在前面,设法消弭,不致再别生枝节。

    当然,马新贻的家属、旧部,还有些秉性正直的人,心有不甘,但也只能发发牢骚,无可作为。朝廷重视此案,两派钦使,而且对马新贻的恤典甚厚,总算仁至义尽,这口气还能叫人咽得下去。至于案子的办得不彻底,细细想去,也实在有些难处,再加上曾国藩的“面子”,就只有忍气吞声。不过孙衣言是个读书人,有笔在手,可以不争一时争千秋,他为马新贻所撰的墓志铭,秉笔直书:“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这篇文章一出,外界才知别有隐情,对郑敦谨的声名,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本来就有难言的委屈,从结案以后,就杜门不出,钦差在办案期间,关防是要严密的,一到结案,便不妨会客应酬。而魁玉邀游清凉山,曾国藩约在后湖泛舟,郑敦谨一概辞谢,只传谕首县办差雇船,定在二月初回京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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