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政策调整的风向标。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中共20年来的历次三中全会注定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都是一个转折点，都是权力调整、新领导层定型、确立重大改革方案的会议。

    张卓元，男，1933年7月生。1983年7月起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财贸经济》主编、博士生导师。1995年9月至1998年10月任《经济研究》主编。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90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7月被评为获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著作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

    局外人似乎很难想像，当许多老牌经济学家因年事和身体原因纷纷从学术界隐退，渐离政府智囊圈，而已愈古稀的张卓元却依然风头正健，又一次被推到经济改革的前台，为中国的发展出谋划策，成为高层的核心经济智囊。

    外界普遍认为，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张卓元尽管年逾古稀，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并没有让他告老还乡的打算。这位老牌的经济学家还会在今后的政治经济领域中对中国的经济决策施加影响。或许正因为如此，张卓元对十六届三中全会解读中定调的“历史意义说”，颇具公信力和传播力。

    张卓元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已经5年了。在此之前，他一直作为中国权威的经济专家之一，被中国三代领导人看好，长期从事经济发展的战略研究。

    多强调“制度建设”，少谈点“大胆探索”。

    而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经济体制变革方向，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明确了未来的改革任务和措施。

    他早期的理论研究主要是政治经济学、价格学和市场学。20世纪70年代末，他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较早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的观点，呼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竞争机制。1987年，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李铁映组织了8家高等学府及研究机构专家，讨论中国经济体制中期改革方案，张卓元和刘国光在会议上提出“稳中求进”的“渐进式”改革思路，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厉以宁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等“激进改革派”产生分歧，使经济学界分化出“激进”与“保守”两种学术阵营，继而引发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大讨论。张卓元由此成为“稳健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这些年来，张卓元多次参加了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1993年，他参加了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起草工作，1996年又参与了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起草。

    作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起草人之一，张卓元也深感到中国的问题不可能通过一次大会就全部解决，方方面面，错综复杂。但他看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这次会议研究和讨论的主题，不仅正好与十四届三中全会遥相呼应，而且也呼应十六大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回答了从哪些方面努力，并给出明确的方向、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将成为中国改革进程中又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正是因为张卓元的“渐进式”改革思路比较贴近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他的“稳中求进”的宏观经济观一直在中国经济政策中发挥着影响，他的许多观点和建议大多能被高层采纳。海外经济观察家私下里把他称做中国高层“经济智囊团的红人”。

    张卓元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将进入关键时期。由于未来的3到5年，是中国加入tO最后兑现承诺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面对外开放由此走向不可逆转的格局。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如何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建立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将对中国未来改革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意味着我国全面对外开放进入关键时期。而我国要保持经济的快速持续稳定的增长，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经济社会能否协调发展。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关键时期。

    这样的说法也不为过，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组成员的组成可以看出，张卓元在经济界“闯荡”40多年，继赢得邓小平、朱基等领导人的赏识之后，在新一代领导集体中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