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每年要从全世界选10个青年级的国外记者，要求35岁以下。1995年李希光正好35岁，英文水平很高，被选中。他来到《华盛顿邮报》国内部，在华盛顿地区做记者，主要是报道环境新闻、科技新闻、医学新闻、人口、与科技密切相关的新闻。

    这件事使他第一次认识到媒体在中国修改法律或者立法方面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更感觉到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非常重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刚刚在中国落地，北大有个学生因另外一个学生偷用他的电子邮箱，告到法院，海淀区法院决定开庭。这个信息被李希光获得后，立即派记者赴法庭采访，可这位记者踌蹰起来。因为当时中国人对互联网不太了解，不光是老百姓，就连媒体的老总都认为，互联网这东西太可怕，可怕得就像那是帝国主义主义颠覆中国的工具，所以这一块差不多成了中国新闻的禁区。李希光跟他的同事说：第一，互联网肯定是对中国有好处的工具；第二，对你个人来讲，我相信明天3家西方通讯社全部会采用。在李希光的劝说下，这位记者前往采访，并写成了一篇很生动的报道，经过种种努力，新华社播发了这篇稿件。稿子播发不到3小时，外国驻北京的记者全部采用了这条新闻。

    1999年，已经名声大震的李希光突然从中国新闻界消失了。这一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邀请他任研究员。他是赴该中心做研究的第二位华人，第一位是美国著名电视女主持人宗毓华。

    李希光有一种天才的新闻敏感。在担任编辑室主任期间，他能从每天发生的各种信息中捕捉到有价值的新闻，然后组织大家采访。由他布置的采访报道，常常被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世界大通讯社采用。

    李希光在新华社工作时最引人注目的有两件事。

    在新华社工作期间，他先后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中国国际新闻奖以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他是新华社第一个以全票通过的高级记者。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李希光教授被人封上一个十分吓人的“称号”——“中国新闻界第一号混混”。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华访问，李希光作为新华社记者对克林顿的访问进行了跟踪报道。克林顿来华后，根据访问程序将登长城。当时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这个新闻不能“炒”，发条消息就行了。可李希光认为，克林顿在长城的细节全世界都很关心，很有意思，他便把克林顿登长城的过程写了一篇特写，把克林顿登长城的场面详细报道出来了，特别是细节的描写非常成功，受到读者的好评。

    这时他一边读书一边开始为《中国日报》撰稿。为了获得多的新闻线索，他一下课就骑着自行车满城采访，收获甚丰。常常有几篇稿同一天登上《中国日报》的不同版面。由于他的勤奋和报道的新闻独特，很快成为《中国日报》特约撰稿人。

    李希光在中国新闻界的动向一直引起各方关注。

    李希光，1959年10月生。现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务院台办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务院新闻办咨询专家组成员、中国记协特邀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新闻界》副主编、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四川大学客座教授、《中国青年报》特聘专家，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Sources》月刊中文版主编、萨尔斯堡美国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2000、2001年度）、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研究员、新华社高级记者、《华盛顿邮报》客座记者。

    且不说赐名者出于何种目的，光这个称号在因特网和清华园的不胫而走就足可令人心惊肉跳——真不知从何说起——但它似乎满足了赐名者冥冥中所祈望的轰动效应。

    1982年李希光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学习理论物理，1985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读硕士，获法学硕士学位。

    1976年9月，16岁的李希光到丰沛煤矿当工人。他发誓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便开始苦学英语。两年后，他以全国少见的高分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

    1986年，安徽萧县孤山煤矿发生事故，有72个工人被大水淹在矿井里。李希光一听到消息马上背着他的那台老式打字机，坐了一夜硬座火车到孤山煤矿。第二天，他对被救的20多个工人逐一进行采访，又连夜写成7000字的长篇报道传真给《中国日报》，同时用快件把现场救援的照片寄出。《中国日报》很快把他的报道的照片刊登出来，美联社迅速转载，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个被妖魔化了的词语。在人们心中，它已经成为一个狭隘和偏见的代名词，这个词语用在我身上就像“文革”中人们在我头上扣“帽子”一样。

    李希光强调新闻报道的视觉化，力求使用每一段文字都让读者看到一种画面。在他看来，如果读者通过你的文字看不到画面，那么报道就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