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导演彦均执导的影片《真诚》在国际电影节上得了大奖，电影厂为此召开了庆功大会。

    特意到市内举行，邀请了各方领导，知名人士：影视明星，歌星，舞星，著名作家，诗人，评论家，书画家等等，场面盛大，各报社、电台、电视台，也都来了。

    大会还未开始，到处是签名热。每个“名流”，每个“星”都被一群人团团围住。围的人高举着签名本、书、纸片；被围的人满面兴奋，你们别挤，我一个个签。都希望自己身边的人越多越好，挤死、签死也心甘情愿。

    最兴奋的该是彦均了。她四十多岁的身体上下放着光，面容也亮得耀人。她周围的记者最多，她对每个人都友好，对每个问题都坦率。你们问我拍这部片子的追求？我就是以真诚拍《真诚》。

    最幸福的就是《真诚》的女主角：伊丽。她身着光闪闪的锦缎旗袍，腰肢水蛇般扭动着，脸上风情洋溢。她简直走不动了，多少张崇拜的面孔急切地挤向她，两个大学生因为拥挤竟推搡了起来。

    要开会了，人们纷纷就座了，名流明星们也在台上或台下入座了。礼堂后面的入口处又闹嚷起来，那儿又有涌动的人群。大家请安静了，不要再签名了。主席台上有人在麦克风中大声讲着。那群人略松开了一些，只见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拉着一个差不多同样年龄的女演员挤出来。

    男人正是颇有名气的作家刘言，他简直是一派骑士风度，把那个女演员从人群中“抢救”出来，得意洋洋地“护送”她穿过座位间的甬道到了前排坐下。只有他能和这些女明星在一起，只有他有资格去保护她们，他了不起得很，英雄得很。

    庆功会终于开始了。文化部领导讲话，电影局领导讲话，电影厂领导讲话。然后是发奖，光荣的奖状，实惠的奖金。记者们在台上台下跑来跑去，照相机、摄像机从各个角度照着主席台。然后是受奖导演彦均讲话。

    她面对掌声，她兴奋，她激动，她说话有些急促，她像个纯洁的大孩子，她中年的身体饱满又富有生气，她鲜亮极了，像明媚的小太阳：

    我热爱真诚这个主题，可以说从学生时代就孕育在心里了。我们那个时代多纯洁、多真诚，我始终怀念那个时代。经历了十年动乱，我们就丧失真诚了？真诚要复归，要升华：我呼吁真诚。这部电影就叫《真诚》。有人说这个片名太白、太不艺术，我说，这个名字好得很。我们需要真诚，人类需要真诚。

    伊丽也跟着发言，一上午的精心修饰：该怎么显得突出，怎么才能压住众多女星，如何才能更引起记者更大的热情，如何才能在电视上多占几个镜头，此刻都化为激情的讲话：我也热爱真诚这个主题，热爱这部影片中的女主角。我用自己的心去表演，作为一个表演艺术家，一生都应有一颗真诚之心。

    彦均。以真诚之心拍《真诚》，那并不难。这是她的真实人格，可要使它为社会所接受就不那么容易了。她为这部影片费尽了心机，拍摄时就有多少周折，多少上下联络，多少棘手“外交”。拍好了，如何才能获得领导好评，如何才能得到权威们认可，如何才能引起评论界的赞扬，她上下左右，用尽了浑身解数。

    这位廉之睿，是领导，又是权威长者，和蔼可亲，又不失威严。她请他来看样片。在这位老前辈面前，自己还可算是小姑娘，可以倚小卖小，这样效果最好。对他的政治倾向自己是早知道的，对他的艺术口味自己也早就熟悉。要把自己的影片尽量往他的标准上“解释”，看之前就要“引导”，看之中就要“说明”，看之后就要倾诉。我相信您一定会支持的，我主要靠您的扶持了，您一定会喜欢这部片子的，只要您通过了，说声好，别人再怎么说我也不在乎了。这样说就可以“套”住对方，有不满的意见也讲不出口，有满意的地方则会加倍称赞。“你也不是为我一个人拍电影啊。”首长果然乐呵呵了。我不是为您一个人拍的，可我最信服您的评判。不光因为您是领导，更因为您是真正的艺术权威，是我的老师。她说得诚挚极了，眼睛里都有泪光了。可她心里怎么想呢？这个老头子思想僵化，早该退出影坛了。

    这一位，童伟，是有影响的作家兼评论家。自己换一副面孔，请他来家里吃饭，丈夫也一同陪客，让儿子女儿出来叫叔叔，喝酒碰杯，亲如一家。然后，关上房门面对面谈知心话，向童伟请教——既在艺术上，也在策略上。我这部片子，真不知道命运会怎么样，那些僵硬派肯定要贬它，因为我在艺术上作了新的探索。童伟是好为人师的，又自认为是中国现代派艺术的先驱。她这样讲，一条线把自己和他划到了一个营垒，立刻就能得到他的支持。果然，童伟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侃侃而谈。童伟有些话有道理，有些话也就那么回事，但她一律点头称是。她不需要童伟思想上的指教，而需要他行动上的支持（给予评论），可要得到他支持，就先要接受他的指教。你讲吧，讲得越多越好，然后我再引导引导，让你多讲讲《真诚》这部片子的艺术成就。这方面讲了，再引导到那方面；各方面都讲了，再引导向深入；全面了，深入了，她便笑着说：你总结得太好了，简直就是一篇现成的文章。童伟便笑笑：我最近就是没时间，要不真可以写一篇。她便立刻拿出点女人劲儿：你就写一篇吧，支持我一下不行吗？这种亲热的央告，准保使男人就范。好，我就写一篇。童伟只能答应了。她立刻笑着“落实”：你准备给哪家报刊写？她此刻对童伟尊敬极了，像对待一位老师。其实，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压抑自己的。她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差，尤其不认为自己比男人差。她总要和他们比试，从不示弱。就是在家中，她也绝不使自己沦入配角的地位。她愿意自己在写字台旁工作而丈夫在厨房里忙东忙西，听着他洗碗刷锅，搬洗衣机。为什么男人就不能为女人作点牺牲？嗳，她听见不对，隔着两道门嚷起来：你水龙头怎么还没关？水别满出来了。到了夜里丈夫向她求欢悦时，她更感到一种对抗的心理了：别老跟馋猫似的，让我安静躺着。丈夫便会在黑暗中讪笑着，求告着，平常文质彬彬的男人到了这种时候也贱招儿得很。她感到一种满足，也渐渐升起性的冲动，她觉得自己的身体饱满，有弹性，渴望着搂抱和揉搓。把涨满身体的汁液压挤出来。她像大地一样仰卧着，看到天空在热烈地运动，雷电交加，她就要化成热雾般融化了，可又感到这种被驾御的低下了，她要抗拒。你下去，你太粗鲁了。丈夫扫兴地在一旁躺下了，她又后悔了，也感到自己未被满足的肉体的难受了，可她不甘屈服，一扭身背对着丈夫睡了。

    这一位，那一位，她活动了数不清的人，数不清的环节，终于，赞誉《真诚》的舆论起来了，讨论会也召开几个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有参加国际电影节的事。如何让《真诚》取得代表中国的资格？简直是一场社交战。她忙坏了，累坏了，要研究无数人的利益，要摸清无数的关系，要讲千万种口是心非的话。

    好了，总算获准参加电影节了，最后，如愿以偿得了大奖。可一下飞机，她就开始想新的问题了：如何把国际上的胜利转化为国内的胜利呢？国内说好的电影，国际上不一定说好；而国际上获奖的影片也未必能在国内获奖，一定要想办法获取国内的各项大奖。要活动电影厂的几个头头，在这点上他们和自己利益一致：也希望本厂的电影得奖嘛。于是，就诞生了这个庆功大会，请了这么多名流，她的努力都成功了。

    庆功大会结束了，又一番遍地开花的签名热，观众们散去了。休息厅内，烟果茶糖，茶话会开始了。百十号人，电影界的，文学界的，评论界的，新闻界的，各方名流们。座谈《真诚》，电影制片厂的两位厂长都讲了一番热情洋溢的开场白，彦均和伊丽都讲了几句“希望大家帮助”的谦虚话，还都掏出了小本拿出了笔，一副认真记录的样子。

    胡正强咳嗽了一声开始发言。他是同行，又是同厂，理该捧场。他的神情向来是诚恳的，“我认为这部影片是成功的，思想上是深刻的，艺术上是完美的。它不仅表现了生活的真诚，也表现出了艺术的真诚，或者说导演风格的真诚。电影艺术需要这，需要那——有人说，我实在不知道：我们除了真诚还需要什么。我看了这部电影很感动。彦均同志展示了她的艺术功力，有许多地方很大胆，很有些大家手笔。”

    钟小鲁坐在他身旁，想起了自己曾和胡正强的对话。

    “你觉得彦均的《真诚》怎么样？”自己问。

    “还说得过去，就是太小家碧玉了，有点小家子气。”胡正强答。

    童伟发言了，他从从容容放下二郎腿，伸手很有力地弹了一下烟灰。“彦均讲以真诚拍《真诚》，我欣赏这句话。艺术上的真诚是什么？就是勇敢，磊落，敢讲真话，敢表现真情实感，艺术家要有艺术家的胆略。有个大学生曾写信问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我告诉他：艺术家不仅应该比一般人懂得更多些，体验得更丰富些，思想更深刻些，感情更成熟些，而且，他在人格上应该更伟大些。艺术家应有艺术家的浩荡之气，艺术家不能猥猥琐琐，卑卑微微。……”

    自己眼前闪过什么了？耳根略有些热……自己双膝一软跪下了，一位怒气冲冲的丈夫立在面前，手指着自己鼻子：你还算有文化的人呢，该做先生的人呢，调戏起别人的老婆了。你说，我该不该去法院告你？

    原谅我吧，我对不起你……

    光对不起就行了？

    我……

    你说你是公了还是私了？

    ……私了吧。

    认打还是认罚？

    你愿意打就打，愿意罚就罚吧。

    拿一万块来。

    一万？我……

    太多了？那好，你伸过脸认打吧。

    好，你随便吧。自己站了起来。

    呸，冒火的丈夫走上来，当胸一把拽着他衣服，你给我赔不是吗？

    那当然赔。

    哼，丈夫一松手，我不打了，也不要罚了，走了。

    你……

    你什么？那位丈夫又狠狠地转过身来，冷眼看着他。

    这事……

    怕我说出去？怕大伙儿知道？怕你老婆知道？男子汉敢作敢当，怕什么？哼，没种的。冷蔑的丈夫走了。他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下了，脑袋还懵懵的。那个羞羞怯怯的招待所女服务员又在眼前浮现出来，甜甜的脸蛋。她为什么会告诉丈夫呢，对她有什么好处？为了在丈夫面前表现忠诚？为了提高她的身价：你看，还有这么有名的人物喜欢我，是吗？她丈夫不是明明对她很粗暴很无情，成天把她撂在家里吗？她不是一直为此很痛苦吗？自己不就是抚慰了她，才让她倒在自己怀里的吗？真不理解这种女人，丈夫不爱她，她还要向丈夫献忠心，怎么个心理逻辑？想借此重获丈夫的爱？殊不知丈夫只对她有两天好脸色，又会如故的。似乎又看到那个丈夫在恶狠狠地打他老婆了。她可怜巴巴地在墙角佝缩着，脸都黄了，愚蠢的女人。可自己刚才为什么要跪下呢？……

    休息厅的门开了，几位首长来了，都是主管文化工作的。我们来看看大家。人们纷纷起立，纷纷鼓掌，纷纷绽开笑脸。人人都用笑容的光亮、鼓掌的幅度来突出自己，人人都认为这几位首长的光临更多的是自己的光荣。有人认识某位首长，首长自然该认识她，有人和某位首长握过手，有人和首长关系非同寻常，电影厂的厂长是会议东道主，首长光临自然是对他的支持，彦均是今天讨论会的主角，首长自然主要是来看望她的，伊丽是今天真正的明星，理该承受这光荣。都倚着座位站着，保持着一排排的队形，都不便独自走出来，那是犯忌讳的，得罪全体的，可人人都在脚底半步半步微微往前挪着，你挪我也挪，左右挪我更要挪，自觉的，不自觉的，个体汇成整体，量变造成质变，很快打破了原来环立的队形，热热闹闹围拢了上去。

    握手，问好，询问，关心，祝贺，感谢，然后是全体合影。蹲的，坐的，站的，排成几排，喀嚓，又喀嚓。散开了，又是三三五五地合影。在场的记者纷纷抢镜头，十几个照相机在频频瞄准。

    出现了动人的情景，不断有三三两两的女演员把一个气度堂皇的首长簇拥在中间。年轻的女性格格地嘻笑着，像快活的百灵鸟，年迈的男性则乐陶陶地站在中间承受着左右的压力。怎么样，再照一张？好，再照一张。

    卞洁琼上来了，艳装的，美丽的。萨部长，我要单独和您照一张。她的声音娇嗔极了。好好，我反正是你们照相的道具了。萨部长满头银丝满脸红光，怡悦发自内心地微笑了。卞洁琼双手十字交叉，搭在了部长的左肩上，靠着他半侧过身对着镜头，部长个子高，正好，她右腿直立，左腿很优美地向后抬着，如在舞蹈。

    她今天难受极了。《真诚》这部电影的成功让她难受，伊丽的风光让她难受。她的丈夫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香港大亨，不过是个重婚犯。她不可能去香港打天下了，只能咬咬牙在大陆上打。她一生吃够了苦，总该要出人头地。到处是五颜六色的荆棘，自己要拱出来多么不容易。一片树林，棵棵树都要往高了冒，谁让谁？拼命使出劲，也难知道结果，说不定还要抻折了腰。她看中了导演彦均，彦均能使一个女演员成为影后。她已经不止一次对彦均表示了：彦导演，您的大会讲话使我感动得要哭了，您讲真诚讲得太好了，简直讲到了我心里。我更坚定了：一生要在艺术中追求真诚。

    首长们总算走了，座谈又继续了。杜正光等会场气氛静下来，扶了扶眼镜准备发言了。他一直在选择最佳的发言时机，太早不好，会场气氛太浅泛，太晚也不好，太涣散，选来选去，来了刚才那场热闹，没完没了，眼看着没有太多时间了，现在要抓紧，这是扩大影响的一个难得机会。这么多报社、电台、电视台，这么多导演，还有这么多漂亮的女演员。

    艺术的最高境界可以用真诚二字概括。真，就是真实，就是我们描写的生活要真实，诚，就是诚挚，就是我们描写生活的艺术态度、艺术思想要诚挚。艺术讲真善美，真是基础，说到最后，真善美可以融在一个真字中。真诚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惟其真诚才能净化人类灵魂。我常问自己，我这一篇小说，这一段，这一句，是不是有真诚？有，就可以写下去，作家的头衔就还当之无愧……

    石英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目光平平地凝视着他。

    她深深为与杜正光的爱情而痛苦，她只能痛苦。她没有力量完全地、为众人所承认地得到他；她也没有力量离开他。杜正光一到北京就像到了一个广阔天地，到处有他的朋友，有他要参加的沙龙。他常常带着她，也常常扔下她。她终于发现：每当他去会女性时就不要她陪伴了。她克制不住提出来了，他一听，怔了怔，就坦坦然然地说：你一块儿去，我无所谓，只怕对你不好。你不宽容，又嫉妒，又难受，再和我闹，两人都不高兴，何必呢？他又很郑重地加了一句：你放心，我和她们接触，纯粹是文学来往，我绝不说假话。我有我的人格。然而，她不止一次在他的衣服上、眼镜腿根的弯折处发现了其他女人的长发。

    吵过了，闹过了，他理直气壮地辩解过了，也笑笑呵呵地哄慰过了，又瞪着眼拍着桌子冒过火了，也恼羞成怒地甩手走过了：你这么狭隘，咱俩趁早分手。他几天不照面，电影剧本，俩人合作的，早改完了，电影厂还未最后通过。她一个人住在电影厂的招待所里，周围都是戏谑笑闹的男男女女，她却孤零零地苦恼着。你和别的女人调情，我也和别的男人来往。她也涌上过报复的心理，可她做不到。男人们能轻轻松松地去博爱，可女人——起码像她这样的女人——却深深重重地专爱着一个男人。她恨他，他坏，可她还是想着他。

    夜深了，她在床上辗转难眠。她觉得自己像一只开了膛的兔子，在弹簧网上被弹来弹去，张开着血淋淋的肚皮仰面朝天。一会儿，肚皮合拢了，她要跳起来跑动，又有刀子划开她肚皮，她又大开膛地仰面瘫躺在弹簧网上，像一张茸茸的兔皮。

    她转过身侧躺，眼前又浮出杜正光的形象。在火车卧铺车厢暗暗的，只有极微弱的灯亮，旅客们都在隆隆的有节奏的颠簸中酣睡了，只有他俩在两张相对的下铺面对面侧躺着，轻声说着话。他伸过手来握住她的手捏着，又欠出点身，爱抚地摸着她的脸，摸着她的唇，还把手指伸进她嘴里。她的嘴唇变得湿润烫热，晶晶亮的汁液在分泌，舌头也冲动起来，朦朦胧胧中看见它变大，肉红的龙一般扭动，自己整个身体似乎都化入舌头中了，扭动着，分泌着，献出着，酥酥软软地融化着……

    她又侧转身，看见窗外的天空。秋夜了，碧空清澈，许多颗星在闪烁，像一群冲她眨眼的胖娃娃，整个天空也像个胖娃娃。她难过了，发现自己不仅在精神上也在肉体上离不开杜正光了。

    她不能这样憋闷着痛苦，她翻身起了床。她有笔，可以写，可以寄托痛苦。台灯亮了，窗外的星星看不见了。她写她和杜正光的爱情经历。她不会编造，她从写第一篇小说起，就是真实的事情——记忆中的童年。

    杜正光在眼前浮现，他很有魅力地看着自己微笑，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亮着。他既可爱又可恨——现在只有可恨。她最初怎么被他拉住手的？他凝视着自己，说：小英，我真想吻你一下。她羔羊一般低着头，颤栗着想抽回手。他慢慢地将自己拉到了怀里吻了起来，完全知道自己不会反抗。她太轻易地把一切交给他了，现在她在地面下埋着，他在地面上走来走去，还不时站住眺望一下远方。

    她要把这一切写下来。她要拿去发表，让她的痛苦得到发泄；让他的蛮横得到惩罚。她不怕披露真实；他怕。

    可他又来了，几天不见，他似乎没了愤怒，只是还略端着点架子。你干吗呢？看着自己，放下了尼龙绸大背包。

    我写点东西。

    写什么？他看见了桌上厚厚一摞写好的稿纸，没在意，从背包里往外掏着东西。

    小说。她把稿纸往抽屉里收。她感到了自己的软弱，感到自己的对抗心理在迅速消逝。

    什么小说？他伸过手要看。

    别看了。她轻声说道。

    他顿时停住了一切动作，感到了一点异样，又垂眼盯了一下她手中那摞稿纸。我看看无妨吧？我还能帮你提点意见嘛。

    这回，你别再看了。

    别再——看了？他重复着，听出了什么。你写的什么？……是不是写咱俩的事？

    她没否认，把稿纸放进了抽屉，锁了起来。

    杜正光脸上表情瞬息万变，最后舒展开笑了：那我看看，不更应该？

    不行。

    那我可要抢了。杜正光风趣地笑着，那笑富有男人的感染力。

    她感到自己身体软了，说：不。

    那我真的抢了。杜正光笑着走过来，逼近她。

    不给。

    看你给不给？杜正光猛然抱住她，用左手箍住她的腰和双手，右手伸到她口袋里掏抽屉钥匙。

    我就是不给嘛。她身体一下硬起来，奋力反抗着。

    看你给不给？杜正光始终开玩笑地笑着，手底下却越来越用劲。她感到他表面的言谈笑语是假的，暗里的抢夺是真的，越发用力反抗了。杜正光把她扑倒在了床上，还是用一手箍住她身体和双手，一手去抢钥匙。我就是不给。她像不驯服的野兽一样挣扎着，颠簸着，要把他掀下来。杜正光冲动了。不给钥匙就给人吧。开始用力搂她，吻她，揉她，解她的衣服扣子。她把钥匙掖到褥子下面，腾出手来推了他两下，你起来。没推动，推累了，便不推了，任他摆布。

    一次很长久的爱。

    杜正光起来了，像以往一样注意着门外的动静，很快地穿衣服。她裸身坐起来，先慢慢理着凌乱的头发。她突然发现杜正光已打开了抽屉——不知他何时摸走的钥匙。

    你别看。她说。她太累了。

    我看看怕什么？杜正光拿出稿纸，才翻了几页脸色就变得平静了。他慢慢在桌旁坐了下来又翻看下去，神情越来越集中。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眼，深沉地看着石英，石英坐在床上慢慢系着衣服扣子。又过了好一会儿，杜正光可能看完了，把稿子一卷塞到裤兜里，走到床边坐下：“这些事你还是不要写吧？”

    “你为啥那么怕别人知道？”

    “假如让你裸着体出去行吗，不也怕别人看吗？”

    晚上，庆功会变成文艺晚会。一楼大厅放电影，二楼大厅是舞会，几间休息厅放录像。礼堂大门外是闹嚷嚷的男男女女，一多半是年轻人，都想进去，可都没票。舞会吸引他们，电影、录像吸引他们，电影明星更吸引他们。您有票没有？您有富余票没有？您卖给我吧，我给您十块钱。到处是要票的乞求声。让开点，让开点，分开人群挤着往里进的都是有票的，在这儿有票就是上等人。领着姑娘的小伙子为了能成为上等人，不惜掏出五六张“大团结”到处拦退票。

    钟小鲁在前边开路，林虹紧跟在后。他们来得晚，越发受到围截：你们有富余票吗？左右都是晃动的钱。我没有，我没有。林虹不停地说着。走在前面的钟小鲁已经有些急了：我们没富余的。

    礼堂门已关上，敲开一条缝，把票晃给里面看了，让他们挤着进了，又紧紧地关上了。听见后面闹嚷嚷的声音：刚才进去的那个女的八成也是演员吧？

    电影厅，他们只进去扫了一眼便出来了，都是普通观众。舞厅，他们进去环视了一下也没有几个熟识的人。真正有意义的地方是楼上楼下的前厅、休息室。这里灯光通明，尽是文艺界人士。你不看电影？不看。不跳舞？不想跳。我也不想看，不想跳。人们彼此询问着，然后凑在一起，或站或坐，海阔天空地聊。人人都需要社交，需要热闹，需要出风头。

    钟小鲁有他的交际，林虹有包围她的记者，两个人就散了。林虹终于寻得了安静，在前厅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坐下来，慢慢啜饮着汽水，观察着眼前的喧闹。

    第一个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自我感觉是最惹人注目的。

    你看，女导演彦均站在二楼的楼梯那儿就挪不动窝了，和这个眉飞色舞地说一顿，那边来了个熟人，又飞起眼光彩夺目地笑着，大声说着：叫我呢？我不去跳舞。我说话都顾不过来。嗓门之洪亮，充分表明她有这样的权利，且有这样的必要。所有的人都该听着她的话，她是这喧闹世界的中心。她应接不暇，却不丢掉和任何一个人打招呼的机会。正对话的人该等着她，未对话的人该走向她，对完话要走开的人该继续和她没完没了地说，她则蜻蜓点水般把所有人都照顾到。那笑是不断的，震撼整个前厅的。

    再看那位女主角伊丽，在前厅一侧的一圈皮沙发上坐着，周围簇拥着人，她端着饮料，大概怕破坏了涂红的嘴唇，小心翼翼地、象征性地啜一下，又接着和人们说笑。笑声洋溢着性感娇媚，有时竟仰着脸，浑身上下格格格地抖着笑得前仰后翻，不断吸引着更多的人往她身边凑。

    大厅内有许多圈子，每个圈中几乎都有一两个“明星”或“名流”，他们便是这圈子的核心。圈大圈小，便是他们地位、影响、魅力的象征，所以，他们便在进行“魅力竞赛”。对周围其他圈子的热闹要竭力无视，同时极力活跃本圈的气氛。哪个圈最热闹、声色夺人，哪个圈子的核心人物——也常常包括非核心人物——就充满优越感，就来劲儿。哪个圈冷落些，那核心人物便有些悻悻然，同时极力振奋精神大声说笑。而环围他的人一面显得很有兴味地应酬着，一面却止不住扭头张望那些热闹处，颇有些想跳槽又不便跳开的矛盾。

    那不是隋耀国吗？这位作家一进来就气宇轩昂地和周围打招呼。他著名，他才华横溢，他风流倜傥，那踌躇满志的神态把这话都说出来了。他立刻吸附着人形成圈子，同时不断和其他圈的人遥相呼应，解体着各个圈子而扩大着自己的势力，果然，有两个小圈整个地到了他身边。他后来居上，人多势大，好不得意。

    那位不是电影厂的副厂长吗？胖嘟嘟的，也是嗓门洪亮地和这个哈哈和那个握手，颇有他一来别人都该向他靠拢之神气。可到他身边的也就是三五个人。

    这么多人都自以为中心，可能他们都只看到了自己的优越处吧？明星们不都觉得自己被所有人注目着、崇拜着吗？世界上还有比电影明星更了不起的？电影明星中还有比自己更了不起的？导演不自以为是电影中的皇帝吗？在这个王国中还有比他们更神气的吗？作家心中可能会想，你们这些演员不过是演演戏，你们的文化等于零，自己则是既天才又全才，能够洞察和表现所有人的灵魂，理应有更大的优越吧？至于我是厂长，我是局长，权力是更有力的，你们不都得服从我吗？我掌管着明星，不比明星们伟大得多？

    第二个发现：圈子不断分化改组，最后就有些定型了，显出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特征。

    你看，隋耀国身边的圈子，逐渐都变成文学界的人了，都是作家，都是年龄相仿、四五十岁的；不仅年龄相仿，而且是差不多同期登上新时期文坛，名噪全国的；在文艺界的资历地位也是相近的；大多是过去的相知；艺术见解也大同小异；他们常作同题小说来表现“同人”色彩；他们都称兄道弟，亲密无间，这样的圈子不管其内部有多少相互嫉妒，（看，隋耀国不是和刘言不时地争风头，争话题吗？）对外是排他的。

    那个知青作家叫杜正光吧，不是凑在人堆中好一会儿了，还不时企图插话，还有那两三个没什么名气的青年作家不是贴边站了好半天了？圈子中的人们对他们都不多理睬。而且你注意的话就会看到，越是有外人走过来要进入圈子，圈内人相互间越是热烈地交谈、争论、开玩笑。他们或许不自觉，却明显表现出一个规律：圈子具有排他性。

    排他的最艺术、最有效、也最自然的方法（自然到连他们自己都不自觉），就是圈内人相互讲只有他们才能讲的话题。

    人们在这样喧嚣地生活，追求什么呢？真诚？永恒？

    林虹靠着贴着塑料壁纸的墙有些困倦恍惚，朦胧中浮现出童年的景象：她吃完了杏，要吃杏仁。妈妈说不好吃，她偏要吃。爸爸说：你把杏核敲碎了才有杏仁。她费了半天劲终于敲碎了杏核，得到了杏仁，杏仁却是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