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曼宁联排屋14A号鲁思·罗林森小姐的证言，罗林森小姐口述并签字，泰晤士河谷警察局（刑事侦查部）刘易斯警官见证。

    可能从二十年前说起更加容易。当时我在牛津高中预科一年级，攻读英语、历史和经济的高级教育证书。有一天早晨，校长到班上来把我喊了出去。她告诉我要做个坚强的姑娘，因为她要告诉我一个噩耗。我的父亲，当时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印刷工人，突患严重的冠状动脉血栓症，在被送往拉德克里夫医院之后，不到一个小时就去世了。我记得当时最大的感觉是麻木，还有一点真正的悲痛。其实，接下来的几天里，老师和同学们用前所未有的善意对待我的时候，我甚至感到了一丝自豪。好像我是一个用无比的坚毅忍受巨大不幸的英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并不讨厌我的父亲，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多么亲密。我睡觉之前会例行公事的亲吻，或者考了好成绩之后他会给我一英镑零花钱，但是他对我的关心很少，而且没有真正的爱。可能这并不是他的错。我母亲已经被多重硬化症折磨垮了，虽然当时她大体还能活动，但是父亲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了她的健康和幸福上。他肯定爱她至极，而他的去世是对她的沉重打击。几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她好像变了。她这样的女人好像永远无法忍受丧夫之痛，因此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也遇到了一些事情，我突然开始失去对学业的全部兴趣，而且开始失去对母亲的关爱。我怀疑她夸大了自己的残疾，我为她洗衣做饭打扫购物得到的感谢越来越少。我继续上学，并且参加了次年的高级教育证书考试，但是我没有申请大学，虽然奇怪的是，我的母亲希望我申请。我去高街上的马尔伯勒秘书学校读了一年，很快就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很有天赋。我在毕业之前就收到了三份录用通知，最后我接受了牛津大学出版社条件优厚的录用通知，为一位和我父亲稍熟的先生做私人机要秘书。他是个非常和蔼的上司，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五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是个单身汉，我为他工作一年左右以后，他开始偶尔请我出去吃饭，或者去普雷豪斯看戏，我答应了。他从来没想占我的一点便宜，只有他挽着我的胳膊走向汽车的时候，我们之间才会有最轻微的身体接触。但是我爱上了他——我觉得不能自拔。后面的几天里接连发生了两件事。我的上司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而我母亲的情况突然严重恶化。我很难说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联系。

    我告诉过她求婚的事情，而她把自己的想法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他只是个寻找固定性伴侣的老色鬼，而且我们的年龄差距太大。荒唐！我应该给自己找一个年龄相仿的好小伙子。我最后会把她留在某个偏僻的慢性病患者疗养院里腐烂——这是她为自己设想出的最糟糕的状况，我意识自己告诉她这条消息的时候，可能并不应该这样怀疑她的震惊感。不管怎样，她的医生告诉我她的身体很差，必须立刻住院。

    然后，另外两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我的母亲回到家里，现在每天都需要精心的照料，我告诉我的上司不能接受他的求婚，而且在这种状况下，我最好还是辞职。我记得他的眼睛里透出那孩子般的忧伤与失望。三个星期之后，我离开的时候，他带我去伊丽莎白饭店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整晚他都在开心地说话。他送我回家的时候，我们坐在车里，非常尴尬地试图道别，这时候我转过身，无拘无束、充满爱怜地亲吻了他。从那一天开始，我筑起了心中的堡垒，就像我母亲那样。毫无疑问，我比自己认为的更像我的母亲。不管怎样，母亲可能非常正确。我辞职的时候二十四岁，上司四十一岁。我之后只是偶尔在街上遇到过他一两次。我们礼貌地寒暄之后，就各走各的了。他一直没有结婚。两年之后他死于脑溢血，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回想起这件事来，我并没有因为我们没有结婚而感到非常懊悔，但是我一直后悔没有答应做他的情人。这些事实好像没有关系，但是我说出来，只是希望有人能够理解为什么事情开始变糟，而不是要为自己在即将发生的惨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做任何开脱。

    我现在得谈谈钱。失去了那份还算丰厚的工资，我们的生活就必须精打细算，母亲认为，既然我在高级教育证书经济学的考试里得了及格分，我就肯定能有足够的智慧和才能去打理钱财。因此，很快我就完全了解了我们的全部财务情况，我的母亲很快就欣慰地把全部责任交给了我。

    房子没有问题，因为我父亲在房子上设定了组合按揭和人寿保险。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这房子太大了，但是现在的市价是父亲二十五年前购买时候的十倍，而且他去世之后房产归我们所有。当时我母亲的各种股票还有两千英镑左右的可变现市值，我自己在劳埃德银行的储蓄账户里也有八百多英镑。除此之外，我的母亲还有一小份遗孀养老金，这是父亲当时在出版社办理的保险，从这时候开始，我还向社会保障部申请了一份赡养津贴。随后的十年里，我在家里接了不少打字的活——大部分是博士论文或者文坛新星的手稿之类。

    所以我们的生活还算安稳舒适。接着，两年前股市暴跌，我听从别人的劝说，抛出了母亲的全部股票，换回不到五百英镑。

    其实只要我再持有六个月，一切都会好起来，至少远没有这样糟糕，但是当时人们都很害怕股市完全崩盘。后面几个星期里股价跌得更低，好像我这样做是明智的，但是其实是我被误导而做了灾难性的决定。

    我尽量不把这些告诉母亲，其实这也不难。

    她对金融事务一窍不通。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精打细算地用好自己的一点点钱，而且从来不让母亲操心或是过分关注这类事情。父亲去世之后，责任的重担都落在了我纤弱的肩膀上，我的母亲满心希望一切都好。如果让她担忧，我就会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羞愧。我随后决定（要记住这只是两年之前）把我们剩余的全部资产用在一项我认为不错的投资上。我已经提到过，我们的房子住两个人实在太大，我对此也有自己的计划。我们可以把房子分成两部分，母亲和我住在一楼，另外一家住在二楼。我想把前厅分割一下，这样楼梯就可以直接通往完全独立的居所。楼上已经有厕所和淋浴间了，主要的改建工程只是楼上的厨房水池和楼下的淋浴房，还有第二扇前门，这样就不需要共用钥匙或者门铃，而且没有邮件投递的问题。圣弗里德斯维德教堂的一位朋友（是的，我马上就会提到）为我做了一份简洁的小方案，得知不需要申请规划批准之后，我开始询问工程预算。虽然报价高得惊人，但是我认定我们可以接受报价最低的一千五百英镑。所以我继续下去，几个月之后工程开始了，大堆的沙土和建筑木板出现在前门的车道上。事情进展都很顺利，直到去年二月，母亲收到了一位老朋友的来信，她听说在瑞士有一家很棒的诊所，专门治疗并且照看多重硬化症的病人。虽然没有保证什么神奇疗效，但是有很多满意的病人都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随信寄来的宣传册上包括了三星期疗程的全部细节，还有诊所的彩色照片，诊所俯瞰图恩湖，背后是阿尔卑斯山积雪的山顶，还有山麓上生机勃勃的虎耳草和火绒草。花费是六百三十英镑，包括希思罗到巴塞尔的往返机票和往返诊所的交通费。我之前一直不清楚金钱有多么残酷无情，如果我有这笔钱，母亲就可以去。如果我没有，她就不能去。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我比较怀疑母亲的病能否治好，但是那家诊所明显声誉很好，而且我知道母亲出国一段时间会有好处。她已经有十八个月没有离开过家了，甚至经常懒得起床坐到她的轮椅里。但是现在，很多年来第一次，她自己下定了决心。她想去那里，而且对此充满期待。她真的去了。她离开的三个星期里，尽管我尽量拼命工作，白天做临时打字员，晚上做侍者，但是这段时间我过得很开心，而且再次发现了生活的一些乐趣。然而事情并非都很顺利。建筑工人们发现了意料之外的房屋断裂，然后我收到了建筑公司老板的来信，他说如果工程需要正常开展，总预算就要增加三百五十英镑。母亲的归来当然没有解决问题，他们发现一楼的排水管也需要更换，而这时，我不得不让建筑工人停工几个星期，因为我没办法支付下个月的工钱。夏天过到一半的时候，我已是山穷水尽。就在那个时候，我去见了劳森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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