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西城开，直到八十六街，然后横插过去，穿过公园大道。我仅开到最高限速，我可不想被拦下。我感觉相当好，也相当糟。缺口已大开，我正赶往现场，这令人感觉轻松愉悦；另一方面，弗雷德对事件的描述，经沃尔夫一润色，看来是黑云压顶，大事不妙。我向左转到第五大道，只差五个街区了。
我把车停在九十街，离伯顿家不远处，熄了火，跳到便道上。两边都是高公寓楼的遮阳棚和大门。我向东走，快到我要去的大门时，看到了弗雷德·德金。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朝我小跑过来。我停下脚步，他回头朝西跑去，我跟着他，直到第五大道的拐角，又转过去走了几英尺。
我说：“我是毒药吗？快吐出来。”
他说：“我不想让门口的那家伙看到你和我在一起。我给你打电话时，被他们撞到，把我踢了出去。”
“太差劲了，我会去总局投诉的。情况如何？”
“唉，他们抓住了他，就这些。我们——市局的侦探和我——跟他到了这儿，到这儿时是七点半。‘粉子’不在，真是又舒服，又隐秘。我们当然知道谁住在这儿，于是我们商量要不要打电话，又想了想还是不打了。我们决定到大厅去，门房变得不太友善，墨菲——就是市局的侦探——亮出他的警徽，让他闭了嘴。人们进进出出。有两部电梯。一部电梯的门突然砰的一声开了，一个女人冲出来，瞪着眼睛喊‘福斯特大夫在哪儿，叫福斯特大夫来’。门房说刚看见他出去，那女人跑到大街上喊福斯特大夫。墨菲一把抓住她的胳膊，问为什么不找伯顿大夫，她奇怪地看着他说伯顿大夫挨了枪子儿。他松开她，跳进电梯，到了五层才发现我和他在一起。他说——”
“快点儿，老天呀。”
“好的。伯顿家的门开着。大家都在我们进去的第一间屋。有两个女人在那儿，一个像条病狗似的哼唧，晃着电话；另一个跪在地上，旁边躺着一个男人。那残废坐在椅子里，好像在理发店里等着理发一样。我们忙活起来。那男的死了。墨菲打电话，我四处看。地上有一把枪，科尔特自动手枪，在一条椅子腿旁，就是屋子中间的那张桌子旁边的椅子。我过去搜了蔡平全身，看他是否还带着别的武器。跪在尸体旁的女人要站起来，我过去扶她，把她带到一旁。进来两个男人，一个大夫，一个男佣。墨菲打完电话，过来给蔡平戴上手铐。我和那女人在一起，两名负责该区的警察慢悠悠地走进来，我带那女人出了房间。去找福斯特大夫的女人回来了，急匆匆地跑过来把我身边的女人拉走，带到别处去。我到了另一间屋，有书、书桌和电话，就给你打了电话。有个警察正四处查看，听到我在打电话，我只好挂了。他把我带到楼下，让我透透气。”
“还有什么人来了？”
“还有两个电台的人，然后又来了几个该区的警察。”
“克拉默，或者地方检察官的人来了吗？”
“还没来。见鬼，他们没必要来，全齐了，直接打包寄走吧。”
“是呀。你去三十五街让弗里茨给你弄点儿吃的。沃尔夫一吃完饭，就告诉他发生的事。他也许会让你去找绍尔和奥里耶，他会告诉你的。”
“我得给我老婆打电话——”
“有硬币吗？去吧。”
他朝八十九街走，去市区了。我拐过街角，又朝东走去，又来到大门口。虽然我谁也不认识，但我觉得没理由进不去。我刚站在遮阳棚下，一辆豪华汽车开过来，猛地停下，下来两个人。我看了一眼，拦住其中一位，对他一笑：
“克拉默探长！真巧。”我跟着他往里走。
他停下脚步。“哦，你？没你的事，走开。”
我想跟他说句话，他却声色俱厉地说：“走开，古德温，要是有什么需要你做的，我会给你留着。没你的事。”
我朝后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已经聚了一群，有位警察在疏导人群。这么乱糟糟的，我肯定他没听到克拉默和我之间的对话。我悄悄溜走，回到停车的地方，打开后备箱，取出一只黑包，里面的东西是以备不时之需的。现在看来这些东西不仅合适，而且相当棒。我回到大门口，警察正在那边忙着，我闯过警戒线，进了门。里面是门房和另一位警察。我走到他们面前说：“尸检，哪个房间？”警察上下打量我，带我到电梯前对开电梯的男孩儿说：“带这位先生到五层。”进了电梯，开始往上升时，我拍了拍我的黑包。
我迅速溜进房间。正如德金所说，大家都聚在那儿，进门后的第一间屋，一个大接待厅。乱哄哄的一群人，主要是警察和侦探，百无聊赖地站着。克拉默探长站在桌旁。正在听一位侦探讲话。我走到他身边，叫他的名字。
他转过头，吃了一惊：“啊，看在——”
“听着，探长，就一秒钟。算了吧，我可不是要把犯人、证据或什么东西偷走。您太清楚了，我有好奇的权利，也只想满足我的好奇心。有点同情心吧，上帝呀，人心可是肉长的。”
“你那包里有什么？”
“衬衣和袜子。我是靠这个才上来的。真希望您的手下能替我拿下去放到我车里。”
他咕哝道：“放桌上，如果你碍事——”
“不会的。非常感谢。”
为了不撞到人，我退到一边靠墙而立。我仔细观察房间，大概是十七乘二十，差不多是个正方形。一边几乎全是窗户，挂着窗帘，另一边是大门。略长的这面墙，就是我背靠的这面墙上挂着几幅画，墙边有两个架子，上面摆着花瓶。对面墙，靠近角落处是一扇室内门，关着，显然通往其它房间。其余大约十英尺都挂着帘子，与这边的窗帘相匹配，但后面一定不是窗户，估计是放外套的衣柜。灯光从天花板射下来，不是直射，开关在室内门和大门上。地板中央铺着一张大地毯，上摆一张大桌子，我旁边是电话架和一把椅子。
屋里总共只有四把椅子。桌子一端，保罗·蔡平坐着一把。我看不到他的脸，他背对着我。桌子的另一端，伯顿大夫倒在地板上。他只是貌似死了，因为他显得很舒服。他要么是直挺挺倒下的，要么是有人把他摆成这个样子：胳膊很整齐地放在身体两侧，头的角度很奇怪，但通常都这样，如果没人把头扶正的话。看着他，我自忖道，沃尔夫可是要让他付七千美元呢，现在他再也不必为此烦恼了，一了百了。从我站的地方，看不到太多的血。
自我到达后，又有些事发生。他们打了几个电话。有位侦探出去了，几分钟后和尸检官助理一起回来，显然刚才楼下有些麻烦。希望他走时不会错拿了我的包。他们在周围絮絮叨叨。克拉默探长已从室内门走了，想必是去找那几个女人了。一位年轻女子从外面进来，大喊大叫，但总的来说她表现还可以，因为死者看来是她父亲。她刚才不在家，为此很难过。我常常发现与尸体打交道时，真正棘手的是那些活人。你能看出来那女孩儿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你知道她遭到了重创，她是那种让你喉头哽咽的人。看到侦探带她去找她母亲，我很高兴。
我一点点挪动脚步，希望能看到那瘸子。我绕过桌子，来到他面前。他看着我，似乎素昧平生。拐杖放在旁边的桌上，还有他的帽子。他身穿一件棕色外套，没系扣，戴一副褐色手套。他弯着腰，双手放在那条好腿的膝盖上，戴着手铐，什么表情都没有，更像是位地铁乘客。他的浅色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我寻思道，这可是我第一次见尼禄·沃尔夫交上这百分之百的霉运。不错，他也有失利的时候，但这可不是失利，这是崩溃。
这时，我想起我是来干什么的了。我对自己说，这两天我一直在假装找安德鲁·希巴德，自始至终就认定毫无希望，而希巴德此时正吃着扇贝和沃尔夫讨论心理学。只要沃尔夫没说结案，不管怎么结，就仍有希望。该我挖出点儿希望了。
我又靠墙站好，观察战场。尸检官已走。不知道克拉默要和那些女人待多久，不过，除非她们的说法比摆在眼前的复杂得多，否则应该不会太久。等他回来就会马上把尸体和那瘸子带走，那就没什么东西能吸引人留下了。克拉默不会只顾自己走而把我落下，他会让我和他一起走。或许他会留一个侦探在客厅，楼下兴许再留一个，防止家人被骚扰，我看不出他还有什么理由把别人留下。
看来是这样。我不能这么回去见沃尔夫，只向他哭诉一个关于可怜的瘸子、死人和伤心欲绝的女儿的故事。我又开始转悠，来到桌子的另一边，挂着帘子的对面墙那儿，背靠帘子站好。这时我看到了桌上我的包。这不行，我过去拿起包，若无其事地又退回到帘子前。我估计我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五十分之一，但最惨不过是被护送到电梯。我漫不经心地看着周围那些侦探和警察，用脚探探身后，帘子后面很平坦，没有台阶。如果后面是衣柜，应该是嵌在墙里的，我不知道有多深，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我得盯紧了，瞅准大家把头都转过去的空当，至少等没人正看着我的时候。我在等待，机会来了，真就等着了。电话响了，对面墙边架子上的电话。没别的事可做，他们都不自觉地转过头去。我的手已在后面准备好，拉帘，进去，放下，到了帘后。
我是低头进去的，以防后面有衣帽架，一般高度的就得撞上，结果架子离得还挺远，衣柜进深足有三英尺，我的空间很富裕。我屏住呼吸几秒钟，没听到那些侦探嚷嚷。我轻轻把黑包放在墙角，钻到一件似乎是女式毛大衣的后面。有件事我可无能为力——瘸子看到我了。我钻到后边时，他那浅色眼睛正盯着我。如果他决定开口说话，希望他能说点儿别的。
我站在黑暗里，没多久，我就琢磨要是带氧气筒来就好了。外面那些侦探的声音倒可权作消遣，但声音太小，听不太清。有人进来了，是个女人，一会儿又进来一个男人。又过了足足半小时，克拉默才进来。我听到室内门被打开，就在我的帘子旁，接着克拉默开始下命令。他说得很快，似乎挺满意。一位哑嗓子的侦探让就站在我前面的另一位侦探拿蔡平的拐杖，他扶着蔡平走。他们要把他带走了。喧哗声中，克拉默下令把尸体抬走。两分钟后，沉重的脚步声，尸体抬走了。我希望克拉默或别的什么人可不要恰巧把衣服挂在我的衣柜里，但不太可能，桌上堆着三四件衣服呢。我听到有个声音让另一个人去拿块毯子盖住被搞脏的地方，就是伯顿刚才躺的地方，克拉默同其它人一起走了。那个拿毯子的人回来后，好像只有两人在这儿，他们在拿一个姑娘开玩笑。我开始担心克拉默出于某种原因让他们俩留下了，但很快我听到他们向门口走去，门开了，又关上。
对我的肺来说。我在衣柜里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但我想也许还有人在主卧，我又等了五分钟，默默数着。然后我掀起一点帘子边，往外瞥了一眼，接着拉开帘子，走到外面。空无一人，都走了。室内门关着。我过去转动把手，推开门，走进去。这个房间大约是接待厅的五倍，灯光昏暗，装修精致。对面有扇门，旁边墙中间大开一个拱顶。我听到什么地方有说话声。我往里走，叫道：
“您好！伯顿夫人！”
说话声没了，传来了脚步声。一个男人出现在拱顶下，尽量显得重担在肩的样子。我暗自好笑。他不过是个孩子，约莫二十二岁，干净英俊，衣着鲜亮。他说：“我们以为你们都走了。”
“是的，除了我。我得见伯顿夫人。”
“但他说……探长说不能打搅她。”
“对不起，我得见她。”
“她躺下了。”
“告诉她就几个问题。”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好像觉得他得做些什么，然后转身走了。一分钟后，他回来冲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我随他往前走。
我们穿过一间屋，然后像是走廊，又进到另一间屋。这间屋没那么大，但灯光挺亮，也没装修得很过分。一位穿制服的女佣端着托盘从另一扇门出去了。一个女人坐在沙发里，还有一个坐在椅子里，我在接待厅见过的那个女儿站在沙发后面。我走了过去。
我想那晚洛林·A.伯顿夫人并不在最佳状态，但即便这样，她的智力仍然绰绰有余，一眼就能看出她可不简单。她的鼻子瘦而挺直，嘴唇丰满，黑眼睛十分漂亮。头发编成辫子，向后盘起，刚好露出太阳穴和额头。她的额头或许最为她添色，还有她举首低眉的仪态。她的脖子颇得艺术家之机巧，我曾见许多电影明星想学那种机巧却没怎么学到，她却是骨子里带着的。
她抬着头，我能看出来，虽然丈夫死了，她也不至于慌乱无措到由她女儿作决定的地步，我决定不理别人。我跟她说我想问她些私密问题，希望能和她单独谈。坐在椅子里的女人咕哝了些残忍、没必要等话。女儿红着眼睛盯着我。伯顿夫人问：
“关于谁的私密问题？”
“关于保罗·蔡平。我不想……”我环视四周。
她也环视四周。我看出来了，那孩子才不是什么儿子或继承人呢，他的兴趣所在是这家的女儿，也许已经定了。伯顿夫人说：“有什么关系？去我的房间——你不介意吧，艾丽斯？”
坐在椅里的女人说不介意，站起身。那孩子挽着女孩的胳膊，扶她出去。天哪，他可不能让她摔着，伤了自己。他们出了房门。
伯顿夫人说：“好了？”
我说：“私密问题其实是关于我的。您知道尼禄·沃尔夫是谁吗？”
“尼禄·沃尔夫？知道。”
“伯顿大夫和他的朋友们签署了一项协议——”
她打断了我。“我都知道。我丈夫……”她停下，紧握双手，努力使自己的嘴唇不致颤抖，但几乎失控，这我可没想到。她很快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丈夫都告诉我了。”
我点点头。“那就省事了。我不是市局的侦探，我是私家侦探，为尼禄·沃尔夫工作，我叫古德温。如果您要问我来这儿做什么，我可以用很多方式回答您，但您得帮我挑一种合适的。这取决于您的感觉。”我做出一副真诚的样子，直率的眼睛，语速很快，“您当然感觉很糟，但不管眼下您内心有多痛苦，您都会继续活下去。我现在得替尼禄·沃尔夫问几个问题，无法顾及礼节，等上一周，您的神经就会有机会又变得坚韧。我必须现在问，否则永远不问。我就在您面前，您告诉我，我的事就了了。您看到保罗·蔡平向您丈夫开枪了吗？”
“没有。但我已经——”
“当然。让我问完。有别人看到他开枪吗？”
“没有。”
我松了口气。这么说，至少我们还没死定。我说：“好。那现在就看您的感觉了。比如，保罗·蔡平根本没向您丈夫开枪。您对此什么感觉？”
她盯着我。“您什么意思——我看到他——”
“您没看到他开枪。我是这样想的，伯顿夫人。我知道您丈夫并不恨保罗·蔡平。我知道他替他难过，他之所以愿意从众，是因为他无能为力。那您呢？您恨他吗？不考虑今晚发生的事，您有多恨他？”
有一秒钟，我想她在跟着我的思路走，然后我看到她的眼里有某种变化，双唇渐渐紧闭。她要把我从她眼前抹掉。我赶紧插进来：
“听着，伯顿夫人，我可不是一只专爱在人家后院闻来闻去的聪明小狗。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我真的全知道，也许比您知道的还多一些。此时此刻，在尼禄·沃尔夫的办公室的柜子里，有只皮盒子。是我放那儿的。有这么大。漂亮的棕色牛皮，精致的金色印花，上了锁，里面装着您的手套和袜子，都快满了。有些是您穿戴过的。哦，等等，让我说完。是保罗·蔡平的。朵拉·里特偷走后交到他手里。那是他的宝贝。尼禄·沃尔夫说他的灵魂在那盒子里。这我不知道，我对灵魂没研究。我只想把这事告诉您。我之所以想知道您是否恨蔡平，哪怕他杀了您丈夫，原因是如果他没杀他呢？您是否无论如何都想看到他们归咎于他？”
她看着我，暂时不想把我从她眼前抹掉了。她说：“我不知道您要干什么。我看到他死了。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来这儿就是要把这事搞清楚。我想让您明白，我并非仅仅出于好奇才在这儿烦您，我有正事。我的事，也许也是您的事。我感兴趣的是看到保罗·蔡平得到他应得的。我想，目前您对什么都没兴趣。您刚受到惊吓，一般女人都会崩溃，您却没有，不过您还是坐好，跟我说说，不要多想。我希望能坐在这儿问您几件事。如果您要昏厥，我会叫您的家人来，然后拔腿走人。”
她松开手，说道：“我不会昏厥，您可以坐下。”
“好的，”我坐在艾丽斯刚才坐的椅子里，“现在告诉我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枪击。谁在家？”
“我丈夫和我，厨师和女佣。还有个女佣出去了。”
“没别人了吗？那个您称做艾丽斯的女人呢？”
“她是我最老的朋友了。她来……刚来。没别人了。”
“然后呢？”
“我在我的房间梳妆，我们要出去吃饭，我女儿已经出门了。我丈夫到我的房间里拿香烟，他总是……他从来记不住自己备好，他的房间和我的房间的门都开着。女佣过来说保罗·蔡平来了。我丈夫去门厅见他，他没直接去，而是先去了他的房间和书房。我能这么说是因为我就站在那儿听。保罗上次来的时候，我丈夫对女佣说让他在门厅等，他去见他之前先去书房，从抽屉里拿了把手枪。我当时认为这种举动很幼稚。这一次，我注意听他是否又去拿枪，他去了，我听到抽屉打开了。然后他叫我，叫我的名字，我问什么事，他回答说没事，没什么，等他把客人打发走再告诉我。那是他最后的……那是我听到的他的遗言。我听见他走过房间——我在听，也许是因为我想知道保罗要干什么——然后我听到噪声，不太大，门厅离我的房间太远——接着是枪声。我跑过去。女佣从餐厅出来跟着我。我们跑到门厅。那里很黑，客厅里的光线也很昏暗，什么都看不见。我听到一个声音，有人摔倒了，保罗在叫我的名字。我打开灯，保罗跪在地上，正要起来。他又喊我的名字，他说他是要跳过去开灯。这时我看到了罗雷，倒在地板上。我跑过去，看到他，我就让女佣去找福斯特大夫，他就住楼下。我不知道那时保罗在做什么，我没注意他，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很多人过来——”
“好，就到这儿吧。”
她停下来。我看了她一分钟，看她情况如何。她又握紧手，呼吸加快，但不那么明显。我不再为她担心了。我拿出记事本和铅笔说：“这件事，您对这件事的描述，有许多需要琢磨的地方。最糟的当然是灯关了。这显然太傻了。等等，我不过是在说沃尔夫所谓的对现象的感觉。我正想好好感受一下。让我们从头开始。您丈夫去见保罗·蔡平之前，在书房喊您，然后又说没什么。您是否猜得出他想说什么？”
“猜不出，我怎么——”
“好吧，您是说他打开抽屉后喊您。是这样吧？”
她点点头。“我肯定是在我听到抽屉打开之后。我一直在听。”
“好的。然后您听到他向门厅走去，然后是噪声。什么样的噪声？”
“不知道，就是噪声，窸窸窣窣的。离得远，门又关着，听不清。”
“说话声？”
“不是。我没听到什么说话声。”
“您听到您丈夫到门厅后关门的声音吗？”
“没有。如果不是把门撞上，我是听不到的。”
“那我们来这样试试。既然您在听他的脚步声，即便他到客厅后您就听不到了，您也能大概感觉出来他什么时候到了门厅。您懂我的意思吧，感觉到他在那儿了。当我说‘开始’，就意味着他刚到门厅，然后您感觉一下时间过了多久。尽量感觉得和当时的时间一样，该响第一枪时，您就说‘开始’。明白了吗？开始。”
我看着手表秒针，从三十开始慢慢爬。她说：“开始。”
我盯着她。“天哪，才六秒钟。”
她点点头。“就这么快，我肯定。”
“那么……好吧。然后您跑到门厅，灯关着。这点您当然不会搞错。”
“不会。灯关着。”
“接着您打开灯，看到蔡平跪在地上，正要起来。他手里有枪吗？”
“没有。他穿着外套，戴着手套。我没看到枪……哪儿都没有。”
“克拉默探长跟您提到了枪吗？”
她点点头。“是我丈夫的手枪。他开了……枪被开了四次。他们在地板上找到的。”
“克拉默给您看了吗？”
“看了。”
“是书房抽屉里的那把枪？”
“当然是。”
“您开灯时，蔡平在说什么？”
“他在叫我的名字。灯亮后他说——我能告诉您他的原话——‘安妮，黑暗里的瘸子，我亲爱的安妮，我正要跳过去开灯。’他刚刚摔倒了。”
“是的，当然，”我在记事本上写完，抬眼看着她，她僵僵地坐着，“我们再往前倒。您一下午都在家吗？”
“不是。我去画廊看图片展，然后去喝茶，大约六点回到家。”
“您回来时，您丈夫在吗？”
“在。他回来得挺早……星期六都回来得早。他在书房和费迪南德·鲍恩在一起。我进去打了个招呼。我们总是……要打个招呼的，不管是谁来了。”
“这么说鲍恩先生在这儿。您知道他来干什么吗？”
“不知道。是……不知道。”
“好了，伯顿夫人。这些您都忍了，很了不起，就都说了吧。鲍恩来干什么？”
“他是来寻求帮助的。我就知道这些。”
“经济上的帮助？”
“我想是的。”
“得到了吗？”
“没有。但和这没关系……别再提了。”
“好吧，鲍恩是什么时候走的？”
“我回来后没多久，我想是六点一刻，也许是二十。大概是朵拉来之前十分钟，她总是六点半准时到。”
“不会吧，”我看着她，“您是说朵拉·蔡平？”
“是的。”
“她来给您做头发？”
“是的。”
“该死。对不起。尼禄·沃尔夫不许我在女士面前说脏字。朵拉·蔡平是六点半到这儿的。好吧。她什么时候走的？”
“她通常要花四十五分钟，所以她是七点一刻走的，”她停下来想了想，“是的，一定是。也许晚几分钟。我想我花了十五分钟穿戴好。”
“这么说朵拉·蔡平七点二十离开，保罗·蔡平七点半到。有意思，他们差点儿碰上。六点后还有谁在这儿？”
“没别人了。就这些。我女儿大约六点半出去的，就在朵拉来之前一会儿。当然我不明白——什么事，艾丽斯？”
我身后的门开了，我转过头。是那女人，她的老朋友。她说：
“尼克·卡伯特打来电话——他们通知了他——问您是否想和他谈谈。”
伯顿夫人的黑眼睛朝旁边闪了一下，看了看我。我把头转向她，让她看清楚。她对她朋友说：“不，没什么可谈的，我不和任何人谈。你们有吃的吧？”
“我们会照顾自己的。真的，安，我想——”
“好了，艾丽斯，好了——”
稍停片刻，门又关上了。我暗自笑了，有些得意。我说：“您刚才说有些事您不明白……”
她没接着说，坐在那儿看着我，眼里有些责备之意，但额头依旧光洁白晳。她站起身，走到桌旁，从盒里掏出一根烟，点燃，拿起一只烟灰缸，回到沙发旁坐下，抽了几口；然后，她看着烟，似乎在琢磨这烟是从哪儿来的；接着把烟在烟灰缸里按灭，坐直身子，似乎刚想起来我在看着她。她突然问：
“您说您叫什么？”
“阿奇·古德温。”
“谢谢。我该知道您的名字。会有些不一般的事发生，对吧？您为什么不让我和卡伯特先生通话？”
“没什么特别原因。目前，除我以外，我不希望您和任何人谈。”
她点点头。“我正是这么做的。古德温先生。您的年龄也就比我的一半多一点，我以前从未见过您。您似乎挺聪明。我想您看出来了，目睹我丈夫死去，被打死，对我的打击有多大。对我来说，我现在所做的非同寻常。除了表面文章，我通常不说这么多。从儿时起，我只和两个人这样说过话。我丈夫，我亲爱的丈夫，还有保罗·蔡平。但我们不是要谈我丈夫，没什么可说的了。他死了，他死了……我必须对自己说许多次……他死了。他想继续活在我的心里，也许是我想他这样。我想——我真正要说的是——我想我也希望保罗能活着——哦，不可能！”她猛地站起来，再次紧握双手，“真是荒谬，竟然想谈这种事，还是对一位陌生人——罗雷死了，荒谬……”
我说：“也许不谈才是荒谬。您就敞开一次心扉，都吐出来吧。”
她摇摇头。“没什么好敞开的。我为什么想谈这件事？没理由，但我真的想说。否则，我干吗允许您问我问题？我从未像今晚这样对我的内心认识得如此深刻。不是看到我丈夫死去时，不是独自站在我的房间里，看他的照片，意识到他已死去时，而是和那位探长坐在这里时，他告诉我一级谋杀是不接受认罪恳请的。他告诉我，我必须和地方检察官代表谈，必须出庭作证以使保罗·蔡平受到审判和惩罚。我不想让他受到惩罚。我丈夫死了。这还不够吗？如果我不想让他受到刑罚，我又该持怎样一种心态？怜悯吗？我从未怜悯过他。我对生活相当轻慢，但我的轻慢还不足以怜悯保罗·蔡平。您跟我说他有只盒子，装满了朵拉为他偷走的我的手套和袜子，尼禄·沃尔夫说那盒子装着他的灵魂。也许我的灵魂也被装在了一只盒子里，我竟不知道……”
她站起身，很突然。烟灰缸从沙发滑到地板上。她弯下腰，手指没有丝毫颤抖，坚定地捡起烧黑的火柴和烟头放回烟灰缸。我没动，没去帮她。她把烟灰缸拿到桌上，回来又坐在沙发里。她说：
“我一直不喜欢保罗·蔡平。我曾经，在我十八岁的时候，答应嫁给他。当我听说他出事了，落下终身残疾时，我很高兴，因为我不必遵守诺言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但后来我意识到了。我从未怜悯过他。这没什么新鲜的，我想从来没有哪个女人怜悯他，只有男人才怜悯他。女人不喜欢他，包括那些暂时被他迷住的女人。我对他厌恶至极。这一点我想过，我分析过，是他的扭曲令人无法忍受，不是身体上的扭曲，而是神经系统的扭曲，头脑的扭曲。您听说过女人的狡猾吧，但您不像保罗那样了解，因为他就具备这种狡猾。男人若是这样就令人生厌了。有些女人曾为此着迷，但被俘获的那两三个——不包括我，即便在我十八岁时——得到的回报仅仅是轻蔑。”
“他和朵拉·里特结婚了。她是女人吧？”
“哦，是的，朵拉是女人，可她献身于对女性气质的否认。我喜欢她，理解她。她知道什么是美，她的眼睛能发现美。很久以前，正是这一点逼迫她去否认女性气质，她坚强的意志使她得以坚持。保罗也理解她。他娶她，以示对我的轻蔑，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能在朵拉身上赌一把，因为他可以信任朵拉，只有一种要求令他感到屈辱，而朵拉是不会以此让他难堪的。至于朵拉，她恨他，但她可以为他去死。尽管她否认，她却强烈地、暗暗地希望得到婚姻的尊严。真是个奇迹，保罗同意结婚的唯一条件恰恰是她可以接受婚姻的条件。哦，他们相互理解。”
我说：“她恨他，还嫁给他。”
“是的，朵拉做得出来。”
“她今天会到这儿来，我很吃惊。我知道星期三早晨，她出了一起严重意外。我见到她了。看来她还真有个性。”
“可以这么说。朵拉是个疯子。以法律定义来衡量，我想她不算，可她就是疯了。保罗跟我说过许多次。她也跟我说过，就跟谈论天气的口吻一样。有两种想法是她无法容忍的：一是有哪个女人怀疑她也有柔情，二是有哪个男人竟会把她当做女人。她的个性来自对一切都漠不关心，除了保罗·蔡平。”
“她向尼禄·沃尔夫炫耀说她结婚了。”
“当然。这样她就退出了战场。哦，怎么可能嘲笑她，又怎么可能怜悯她超过怜悯保罗。或许猴子还怜悯我呢，因为我没有尾巴。”
我说：“您刚才在说您的灵魂。”
“是吗？对，是对您说了，古德温先生。我无法对我的朋友谈及此事，艾丽斯，我试过，没反应。我刚才不是说我不想让保罗·蔡平受到惩罚吗？也许我错了，也许我的确想让他受到惩罚，但不要那么粗暴地杀死他。我的脑子在想什么？我的内心又是何感受？天晓得。您刚才说了些什么，我就开始回答问题了，关于他的惩罚什么的——”
我点点头。“我说他只应得其所应得。当然对您来说，这就如一开一关，明摆着的事，那些警察显然也这么想。您听到枪声，跑到门厅，就在那儿摆着，一个活人、一个死人、一把枪。克拉默探长当然已经做好周密部署，诸如动机分析，等等，已经整装待发，更别提他早想和蔡平算账了，蔡平可给他找了不少麻烦。但正如尼禄·沃尔夫所说，把婴儿抛在脑后，推着辆空童车在公园里转的护士，纯属无的放矢。也许我四处看看，还能把婴儿找出来。比如，朵拉·蔡平离开时是七点二十分。十分钟后，蔡平七点半到了。她会不会在外面大厅里等着，然后和他一起回来？也许不行，因为是女佣给他开的门。他也许会趁女佣通报伯顿大夫时，自己给她开门。她也许会从伯顿的衣兜里抢到枪，射击，在您赶到之前逃跑。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没开灯。她在开大门时把灯关了，这样万一外面走廊有人路过，也看不到她。您说她恨蔡平。也许他完全没想到，一点儿也不明白她要干什么——”
她在摇头。“我不信。有可能，但我不信。”
“您说过她疯了。”
“不，如果说朵拉还能喜欢某个男人，那就是罗雷。她不会那么做。”
“不是为了给蔡平预订电椅？”
伯顿夫人看着我，打了个冷战。她说：“这也不比——那样好。太恐怖了。”
“当然恐怖。不论我们从这袋子里掏出了什么，对任何相关之人都不会是什么惊喜，也许除了蔡平。我该说说另一种可能性。伯顿大夫是自杀。他关了灯，这样蔡平就看不到他在做什么，就不会大喊大叫，泄露天机。也很恐怖，但很有可能。”
她没有像听到第一个猜想时那么不安，只是平静地说；“不，古德温先生，实在难以想象罗雷有什么理由自杀而我不知道，还想把罪名安在保罗或其它什么人身上，不，根本不可能。”
“好吧，伯顿夫人，刚才您还亲口说，会有些不一般的事发生。不过就这案子来看，谁都有可能作案——任何能进入门厅、知道蔡平在那儿而伯顿大夫一会儿就到的人都有可能。顺便问一句，今晚不在的那位女佣有可能吗？她有钥匙吗？她是什么样的人？”
“是的，她有一把钥匙。她五十六岁了，跟了我们九年，自称管家。问她，您是浪费时间。”
“我还是对她的钥匙感兴趣。”
“她早晨来时会带着钥匙。如果您愿意，到时候可以见见她。”
“谢谢。再来说另一位女佣。我现在能见她吗？”
她起身走到桌边按铃，又拿起一根烟点燃。我注意到她的背影，你会以为她只有二十岁，除了头发。但她有些委靡不振，站立时肩膀下垂。她挺直腰，转身回到沙发坐下。门开了，全班人马上台：厨师、女佣、朋友艾丽斯、女儿和男朋友。厨师拿着一只托盘。伯顿夫人说：
“谢谢，亨利，现在不要。别再送了，请你别再送了，我真的吃不下。其它人，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想和罗斯谈几分钟。只有罗斯。”
“但是，妈妈，真的——”
“不，亲爱的，请出去，就几分钟。约翰尼，太好了，我非常感激。到这儿来，罗斯。”
男孩儿脸红了。“啊，没关系，伯顿夫人。”
他们从门口退出去。女佣过来站在我们面前，想咽口唾液，似乎没成功。她的表情很古怪，想表现出同情，可又太震惊、太恐惧，不过平时她的表情也会相当古怪——宽大扁平的鼻子，攒在一起的眉毛。伯顿夫人对她说我想问她几个问题，她看着我，就好像得知我要把她沿河卖到南方去。接着她看到了我膝盖上的笔记本，那样子就更惨了，我说：
“罗斯，我很清楚你在想什么。你在想那个男人已经记下你对他的问题的回答，现在我又要记，然后我们会比较，如发现不一致，就把你带到帝国大厦顶上扔下去。忘了这些愚蠢的念头。来吧，忘了它。哦，”我转向伯顿夫人，“朵拉·蔡平有房门钥匙吗？”
“没有。”
“好，罗斯，今晚朵拉·蔡平来时，是你去开的门吗？”
“是的，先生。”
“你请她进来时，她是一个人？”
“是的，先生。”
“她离开时，是你去送她吗？”
“不，先生，我从不送人。库尔茨夫人也没去。是她自己走的。”
“她离开时，你在哪儿？”
“我在餐厅。我在那儿待了很久。还没开始备饭，我在那儿擦杯子。”
“我想鲍恩先生走时，你也没去送吧，是那位——”
“是的，先生，我知道鲍恩先生。没有，我没送他，不过他早就走了。”
“我知道。好吧，你没送任何人出门。我们还是回到迎接的话题上吧。蔡平先生到时，是你去开的门吗？”
“是的，先生。”
“他是一个人吗？”
“是的，先生。”
“你打开门，他进来，然后又关上门。”
“是的，先生。”
“好，看看你是否还记得这点，记不住也没关系，也许你还记得蔡平先生对你说了什么？”
她看着我，又斜眼看看伯顿夫人，然后低头看地板。起初，我以为她在编谎话，后来我明白了，我抛给她的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不能以是或不是来回答，她被搞糊涂了。我说：“说呀，罗斯。你看，蔡平先生进来，你帮他拿帽子和外套，然后他说——”
她抬起头。“我没帮他拿帽子和外套。他穿着外套，戴着手套。他让我告诉伯顿大夫他到了。”
“他就站在那儿，还是走到椅子前坐下？”
“我不知道。我想他会坐下的。我想他跟在我后面，但走得很慢，我回房间通知伯顿大夫。”
“你离开门厅时，灯开着吗？”
“是的，先生，当然。”
“你通知伯顿大夫后，去哪儿了？”
“我回餐厅了。”
“厨师在哪儿？”
“在厨房。她一直在那儿。”
“伯顿夫人在哪儿？”
“她在她房间换衣服——对吧，夫人？”
我笑了。“当然。我只是想搞清你们的位置。伯顿大夫马上就去了门厅吗？”
她点点头。“嗯……也许不是马上，但很快就去了。我在餐厅，听到他开门走过去。”
“好，”我站起来，“现在我要让你做件事。我想我不该跟你说这很重要，但的确重要。你去餐厅，把杯子拿下来，反正就是做你通知伯顿大夫后做的事。我会从餐厅门去门厅。伯顿大夫走得快还是慢？”
她摇摇头，嘴唇开始颤抖。“他就那么走。”
“好吧，我就那么走。你听我走过去，然后估算过多久听到第一声枪响，然后大喊‘开始’，要让我在门厅能听到。明白吗？首先你最好告诉——”
我停下来是因为她的嘴唇，她的嘴唇越来越高。我拦住她。“别那样。看看伯顿夫人，学学该如何表现。你是为她这么做。来吧。”
她紧闭双唇，就这样咽了两口唾液，然后张嘴说：
“枪声是一起响的。”
“好吧，就算是。时间到就喊‘开始’。你最好先告诉别人你要大叫一声，否则他们都会跑到这儿来——”
伯顿夫人插了一句：“我去说。罗斯，带古德温先生去书房，告诉他怎样走。”
这位伯顿夫人可真不是一般人，我越来越喜欢她了。也许她的灵魂在某处的盒子里，但她体内的其它东西，我是说胆量，都在它们该在的地方。如果我喜欢收藏，我也不会介意收藏她的一副手套。
罗斯和我走出房间。她显然是避开卧室，带我沿边墙走，直接到了书房。她指给我怎样从另一扇门走，就离开了。我环视四周：书、皮椅、收音机、烟台、窗边一张方桌。桌子带抽屉，当然，枪就放在那儿。我走过去，拉开抽屉又关上。然后从另一扇门出去，照罗斯说的路线走。我的步速中等，经过餐厅门，穿过中厅，走过一间大房间，然后过客厅。我看着表，打开通往门厅的门，进去，关上门——
还好已提醒了别人，为了让我听见，罗斯这声声嘶力竭的“开始”，让远在门厅的我都觉得简直是审判日的最后一声惨叫。回来时我加快了脚步，以免她再喊一声。她已回到伯顿夫人待的房间。我进去时，她站在沙发旁，脸色如纸般惨白，像是晕船了。伯顿夫人拍了拍她的胳膊。我走过去坐下。
我说：“我差点儿没赶到。最多两秒钟。当然她估算得快了，但也说明时间很短。好吧，罗斯，我不会再让你喊了。你是个勇敢的好姑娘。就问两个问题。你听到枪声，就和伯顿夫人一起跑到了门厅。对吗？”
“是的，先生。”
“你到那儿看见了什么？”
“什么都没看见。那儿很黑。”
“听见了什么？”
“我听见地板上有声音，接着听到蔡平先生叫伯顿夫人的名字，这时灯亮了，我看到了他。”
“他在做什么？”
“他要起来。”
“他手里有枪吗？”
“没有，先生，我肯定他手里没枪，他两手扶地，想要站起来。”
“然后你看到了伯顿大夫？”
“是的，先生，”她咽了口唾液，“伯顿夫人走到他身边，然后我看到了他。”
“然后你做了什么？”
“嗯……我想我就站在那儿，然后伯顿夫人让我找福斯特大夫，我跑下楼，他们告诉我福斯特大夫刚出去，我跑到电梯——”
“好，就到这儿。”
我看了一遍笔记。伯顿夫人又在拍罗斯的胳膊，罗斯看着她，要撇嘴。我的表指示差五分十一点，我在这房间里待了近两小时。有件事我还没问，也许没必要问，不管怎样，可以等等再说。这些已足够让我睡个好觉了。我翻着笔记，突然想到还有一点我得搞清楚。我把笔记本和铅笔装进衣兜，看着伯顿夫人：
“没罗斯的事了。我的事也完了，除非您能让罗斯——”
她抬头看着女佣，冲她点点头。“去睡吧，罗斯，晚安。”
“哦，伯顿夫人——”
“好了，你听到古德温先生说了，你是个勇敢的姑娘。去睡吧。”
女佣看了我一眼，可不那么友好，又看了看她的女主人，转身出去了。门一在她身后关上，我就站起来。
我说：“我这就走，但还有件事，想请您帮忙。您要相信我，在这件案子上，尼禄·沃尔夫和您的愿望是一样的。我跟您直说，您不想让保罗·蔡平因杀死您丈夫坐上电倚，他也不想。我不知道他下一步要怎么走，由他定，但他也许需要某种身份，比如，如果他跟克拉默探长说让他看看那把枪，他不能说就因为好奇，总得给个更好的理由。我认为保罗·蔡平不会雇他，您怎样？如果我们说是受您委托，事情就好办多了。当然，没有任何委托费，即便我们所做的正是您所希望的。我可以写下来，如果您希望我这么做。”
我看着她。她的头仍然挺得很直，但眼睛和嘴角有些疲惫。我对她说：“我这就走，不会赖在这儿拿这事儿烦您，就说可以或不可以。如果您不愿躺下休息，就发泄出来，那也是一种放松。怎么样？”
她摇摇头。我以为她是在说不，对我说不，但和刚才的摇头不同，这回倒不像是冲我来的了，她说：“我爱我丈夫，古德温先生，是的，我爱他。有时我不同意他的做法。他更是常常不同意我的做法——尽管他很少说出来。他会不同意我现在这么做——我想他不同意。他会说，听天由命吧。他常这样说——很有风度——关于保罗·蔡平他也常这么说。他死了……哦，是的，他死了……但就当他活着，让他说去吧。我也活着，也要说我常说的话，只要我认为是我的事，我就不会罢手。他不会想让我对他，死去的他，再作什么让步。”她猛地站起身，突然又加了一句，“即便他想让我作出让步，我不知道我是否会那么做。晚安，古德温先生。”她伸出手。
握住她的手，我说：“也许我听懂了您的意思，但我喜欢简单明了。尼禄·沃尔夫可以说是受您委托，对吧？”
她点点头。我转身走出房间。
在门厅，我从桌上拿起帽子和外套，同时又向四周看了一眼。我从衣柜里拿出黑包。开门时，我查看了一下锁，是这种阶层的人家里常用的那种锁，门边有反撞按钮，使栓不至于落下。我试了试，管用。听到走廊里有声音，我走出去，门关在身后。椅子里坐着一个人，不想站起来，只是扭着脖子上的皮，看是谁在摆弄门。不出我所料，是克拉默留下的探子，保护家人不受骚扰。
我戴上手套，简明友好地对他说：“谢谢，朋友，请相信，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您的所作所为。”然后向电梯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