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的差别只有一张纸那么厚。天地间再没有比这更神奇的事了。

    最能表现出这种奇怪事实的莫过于海洋了。换句话说海洋蕴藏着最奇怪的事实。

    有这样一个关于泰坦尼克号海难的真实故事。

    让我们从各个角度，尽可能真实而详细地记述吧。

    把两个橄榄色皮肤的法国小婴儿，放在船上备用的清洗笼里后，再放到大门板上让他们随波漂在海面上，最后还奇迹般地得救了。问到名字时，他们模糊地回答着，一个说叫路易斯，一个说叫罗罗。在日本迷路儿收容所里他们一个被叫做正雄，一个被叫做米易，这是一对让人感动得落泪的海上国际迷路儿。路易斯和罗罗是一对非常可爱的兄弟。在幸存者中寻找了很久，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对兄弟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在欧美的各个主要报刊上每天都刊登着兄弟二人的照片，广泛征集线索。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从法国南部的里斯传来了消息，有一位自称纳夫拉蒂尔夫人的二十一岁的女士看了照片后，说那对兄弟是自己的孩子。她的丈夫抛弃她后带着两个孩子逃走了，她正在四处寻找他们的下落。同时还有其他的人为她作证，经过调查，确为事实。纳夫拉蒂尔夫人欣喜若狂地立刻去纽约接孩子。从船客登记本中发现，她逃跑的丈夫用了化名登记，想带着两个孩子到美国去。这位丈夫已经淹死了，而兄弟俩却奇迹般地得救了。这位纳夫拉蒂尔夫人的故事被作为泰坦尼克号海难的头号事件保留了下来。

    之后的询问会或其他的场合，幸存者们都说出非常难听、中伤、诬蔑的语言——“那个男的做出了这样不人道的事情反而被救了”，“那个人像恶魔一样把女人和孩子扔到海里，自己却乘船走了”。那些人说着一些毫无根据的话，然后这种互相揭短的较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其实这些幸存者们谁都没有任何的企图，却都成为了社会的笑柄。”雷迪·达夫·戈登日后这样说道，“这只是船舶公司有目的、有计划的行为。日后大家就明白了。因为在那样的场合下大家都在看着，所以就出现了很多无根据的说法。公司的谋士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突出了幸存者之间的纷争，从而把社会的注意力都转向那一边。由于当时船上的救生船不足，也没有对船员进行救助作业的训练，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公司需要为此担负责任，所以他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引起社会的关注。各种各样的纷争正好可以分散社会的注意力，可以一时地蒙混过去。就是为了这个，他们不惜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致使一些有名人士几乎被社会抛弃。经过时间的验证，真相渐渐被人们看清了，这些人才得以洗脱污名。但是起初公司的宣传是奏效的，与海难的根本原因比起来，这些无谓的纷争成为了人们议论的焦点，他们成功地达到了转移人们注意力的目的……”

    这个十九年前的悲剧和之后的故事给予了世界航海界严厉的教训。第一，绝对不会沉没的船是绝对不存在的。第二，比起会客室的坐椅垫和甲板上的网球场，更需要配备的是充足的救生艇。第三，虽然和贵妇跳舞的礼仪很重要，但是也不能疏忽船员们的救生训练。这是牺牲了一千五百条生命和大量财产后带给人们的教训，永远不能被忘记，让之后从事航海这一神秘事业的人们永远铭记于心吧。“泰坦尼克号海难”，作为一个传说，已经渐渐地开始褪色。

    当时的左翼新闻曾爆料说，三等舱的船客全部都被用枪威胁着不允许靠近救生船，而头等舱的大富豪和他们的家人得到了优先上船的机会。这样的信息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在那样的场合下恐怕也不是事实。所有人都是平等地面对着死亡的。不论是那些饭后一只手拿着咖啡杯，长长的烟枪里金边臣香烟还冒着烟，用下巴使唤着用人的绅士们，还是他们的用人们，在那种情况下，大家都是站在同等的地位，都是在用全力保护着自己的生命。那个时候再也没有金钱和社会地位的区别了，有的只是个人的体力和勇气的区别，被严格遵守、看上去不可撼动的社会制度在一瞬间被破坏和颠覆了，人们都回归到了最初的原始状态，都凭着各自的臂力和力量来保护自己和所爱的人—这就是海难船上的事实，看上去像革命一样悲壮，却是非常痛快的事实。

    绅士们一边搂着女士的腰在地上划出优美的舞步，一边注意到悄悄掉落在地上的烟灰；或者是躺在甲板的椅子上盖着毛毯，听着旅行秘书发来无线电报，汇报着股票的涨跌，在大西洋上发出华尔街的指令……这个时候，在“地狱”般的锅炉前，有海底野兽之称的火夫和炭夫正在凭借他们结实的肌肉拼命地劳动着。如果他们出现在甲板上被头等舱的船客看到的话，女士们会感到厌烦，绅士们则会觉得碍眼并向船长发出责难。如果说这就是社会生活的常态，那么这样的规则被完全颠覆了。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没有带一样贵重物品的绅士们和刚才还在为了生计拼命工作的工人们，到底谁该沉入海底，谁又能成为英雄，那么就看谁拥有活下去的力量了。如果当时还有头脑冷静的女士的话，在这个场合下把“绅士”和“野兽”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到底谁更强、更美、更靠得住了。

    绅士们意识到之前还像是自己手足一样的服务生和下级船员突然占有了压倒性的优势，他们甘愿放下身段，听从他们的指挥，承蒙他们的照顾以开启自己的生命之门。而且在那样的场合下，能够拯救自己的不是金钱和社会地位，当看到这些几乎赤裸的人们有着那样的力量时，绅士们的愕然是可想而知的。比起对船只遇难的惊讶，发现的这个事实带给他们的震撼肯定更大。

    也有传闻说船员们收了大量的金钱，把救生艇卖给了富豪，让他们先行逃生。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可以推翻这个传言的证明就是有一批非常有名的有钱船客在这场海难中死去了。

    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先生是美国一流的名门望族，是美国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还有乔治·欧·威德纳拥有的资产约为一千九百万英镑（一亿九千万日元）；本杰明·古根汉姆先生和威德纳的身价差不多；接下来还有华盛顿·鲍布林和艾撒德·施特劳斯，两位的身价都有八百万美元—他们都在遇难者的行列中。

    全体船员都继承着英国海员传统的沉着和机警的血统，他们的行动有条不紊，他们之中没有谁有过恐慌的情绪，也不允许有引起恐慌的行为。直到最后一艘救生船离开母船之前，他们都一直保持着微笑—情况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当时的情况就是慌乱的船客对他们失去了信任，可以从种种迹象看出是船客之间的恐慌引发的暴动导致救助作业进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