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丹尼斯·勒翰 本章:第二节

    “去年,”特雷弗·斯通说,“我太太参加贝肯山萨默塞特俱乐部一个派对后开车回家。你们知道那地方吗?”

    “我们所有宴会都在那里举办。”安琪说。

    “是吗?总之,她的车子抛锚。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要离开市中心办公室,于是我去接她。稀奇。”

    “什么?”我说。

    他眨眨眼。“我只是想到我们这么做多难得。我是说一起开车。这种事变成我专心事业的牺牲品。像并肩坐在同一部车里二十分钟这么简单的事,我们一年能做六次就算幸运了。”

    “后来呢?”安琪说。

    他清清喉咙。“下杜宾桥的时候,一辆车企图把我们挤出道路。劫车,我想是这种案子的名称。我刚买下这辆美洲虎XKE不久,当然不肯轻易让一群恶棍抢走,他们别以为看上什么东西,那东西就属于他们。所以……”

    他凝视窗外片刻,我只能假设,他迷失在那个混杂金属摩擦、引擎旋转气味的黑夜中。

    “我的车子翻到驾驶座那一边。我太太伊内兹不停尖叫。我后来才知道,她的脊椎当场撞碎。劫车犯气坏了,因为我毁了他们以为已经属于他们的车子。我拼命保持清醒,眼睁睁看着他们开枪打死伊内兹。他们不断对车子开枪,三颗子弹落到我身上。怪的是,虽然一颗打到我下颚,但没有一颗造成重伤。然后三个匪徒花了点时间想放火烧车,但他们始终没想到戳破油箱的办法。过了一会儿,他们不耐烦,走了。我躺在那里,身上有三弹子弹,骨头断了几根,我太太死在我旁边。”

    我们离开书房,留下青面和不倒翁,脚步不稳地走进特雷弗·斯通的休闲室或男士客厅,或不管你怎么称呼一间飞机棚大小,内有英式、美式台球桌各一张,樱桃木衬底的飞镖靶,扑克牌桌,角落里还有一个小型高尔夫球推杆果岭的房间。房间东边沿墙一排桃花心木吧台,上面悬挂的酒杯足够让肯尼迪家族连开一个月派对。

    特雷弗·斯通倒了两指宽的单一麦芽威士忌到他的酒杯,作势要倒一杯给我,又要倒给安琪,我们两人都拒绝。

    “作案的男人——其实是男孩——很快被起诉和定罪,判了终身监禁永不得假释,最近开始在诺福克监狱服刑,我猜,这已经是最接近正义的结果了。我女儿和我葬了伊内兹,除了悲痛,事情应该到此为止。”

    “但是……”安琪说。

    “当医生开刀取出我下颚的子弹时,他们怀疑我有癌症。进一步检查后,在我的淋巴结里找到。他们预期接下来会蔓延到我的小肠和大肠。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割到没东西可割。”

    “多久?”我说。

    “六个月。那是医生的看法。我的身体告诉我只剩五个月。无论如何,我已经度过人生最后一个秋天了。”

    他旋转椅子,再度眺望窗外海景。我顺着他的视线,注意到一弯弧形礁石横跨海湾。礁石尖端分叉,像龙虾钳子一样向外刺出,我的目光移回礁石中段,直到我认出一个熟悉的灯塔。特雷弗·斯通的房子坐落在大理石首峡中央一个悬崖上,位于波士顿北岸锯齿状的风景区,这儿一栋房子的要价只比大多数城镇买下整个镇便宜一点点。

    “悲痛,”他说,“会吃人。它啃噬你,不论你醒着或睡着,不论你反不反抗。很像癌症。一天早上你醒来,发现所有其他情绪——喜悦、嫉妒、贪婪,甚至爱——统统被它吞没。只剩你一人孤伶伶和悲痛作伴,赤裸裸面对它。它占有你。”

    他杯中冰块喀嚓作响,他低头看冰块。

    “不必如此。”安琪说。

    他转身,撇着变形虫般的嘴对她微笑。惨白的嘴唇在腐朽的肌肤和粉碎的颚骨上颤抖,微笑消失。

    “你了解悲痛,”他柔声说,“我知道。你失去丈夫。五个月前,是吗?”

    “前夫。”她说,眼睛看地板。“是。”

    我伸手过去握她的手,但她摇头,把手搁在腿上。

    “我读过所有的新闻报道,”他说,“我还读了那本写得很烂的‘真实犯罪’小说。你们两个跟魔鬼作战。而且打赢了。”

    “只打成平手,”我说,清清喉咙,“相信我。”

    “也许,”他说,冷峻的绿眼在搜索我的眼睛,“对你们两个来说是平手。但想想你们救了多少未来可能遭他们魔手的受害人。”

    “斯通先生,”安琪说,“恕我直言,请不要跟我们谈这件事。”

    “为什么?”

    她抬起头。“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讲的话像白痴。”

    他的手指轻抚拐杖头,然后欠身用另一只手碰碰她的膝盖。“你对。请原谅我。”

    她终于露出笑容,自菲尔死后,我还没见过她对任何人这样微笑过。仿佛她和特雷弗·斯通是多年老友,仿佛他们两人都住在光明与慈悲照不到的地方。

    “我孤单。”一个月前安琪对我说。

    “不,你不孤单。”

    她躺在我们搬来扔在我家客厅地板的床垫上。她自己的床,和她大部分的衣物,还留在霍伊街她的屋子里,因为她无法踏进杰瑞·格林对她开枪,伊凡卓·阿鲁贺在厨房地板上流血至死的地方。

    “你不孤单。”我说,伸出双臂从她背后搂住她。

    “是的,我孤单。你所有的拥抱、所有的爱都不能改变这一点。”

    安琪说:“斯通先生——”

    “请叫我特雷弗。”

    “斯通先生,”她说,“我同情你的悲痛。真的。但你绑架我们。你——”

    “不是我的悲痛,”他说,“不,不。我谈的不是我的悲痛。”

    “那是谁的?”我说。

    “我女儿。黛丝丽。”

    黛丝丽。他念她的名字像念祈祷文的咏叹句。

    打开灯光后,他的书房是一座奉祀她的圣坛。

    刚才在这里我只看到影子,现在我面对一个女人从小到大几乎人生每一阶段的相片和画像,从婴儿快照,到小学、中学校刊照,到大学毕业照。陈旧和显然随手乱拍的拍立得相片,镶了簇新的柚木相框。一张生活照中有她和一位明显是她母亲的妇人,看样子是在后院烤肉时拍的,因为两个女人站在煤气烤肉架前,手上拿着纸盘,没有一人看镜头。那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时刻,相片边缘模糊不清,拍摄时没考虑到太阳斜挂在她们左边,对镜头抛下阴影。除非刻意摆进相簿,这种相片你一定会忘记。可是在特雷弗·斯通的书房,镶在纯银的相框里,架在纤细的象牙台座上,它似乎被奉若神明。

    黛丝丽·斯通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从几张照片可以看出,她母亲大概是拉丁裔,女儿遗传了母亲茂密、蜂蜜色泽的头发,线条优雅的下巴和颈子,轮廓鲜明的骨架和纤细的鼻子,皮肤似乎永远浴在夕阳余晖中。从父亲那边,黛丝丽遗传到翠绿的眼眸和丰满、坚毅的嘴唇。基因影响的对称性,在特雷弗·斯通书桌上的一张照片最为传神。黛丝丽站在父母中间,穿戴毕业典礼的紫色帽子和袍子,背景是韦斯利女子学院主校区。她的手臂搂着父母的脖子,把他们的脸拉近她。三人都在微笑,似乎洋溢着富裕与健康,母亲娇柔细致的美貌,父亲大权在握的气质,似乎在女儿脸上相遇、结合。

    “出事前两个月拍的。”特雷弗·斯通说。他拿起照片端详片刻,毁损的下半部脸一阵痉挛,我猜那代表微笑。他把相片放回桌上,看着我们在他面前坐下。“你们哪位认识一个叫杰·贝克的私家侦探?”

    “我们认识杰。”我说。

    “在哈姆林与科尔侦探社工作。”安琪说。

    “对。你们觉得他怎样?”

    “专业上吗?”特雷弗·斯通耸肩。

    “他非常擅长他的工作,”安琪说,“哈姆林与科尔只雇最优秀的人。”

    他点头。“我知道几年前他们曾经提议买下你们的侦探社,只要你们愿意替他们工作。”

    “你从哪儿听来的?”我说。

    “是真的,不是吗?”

    我点头。

    “据我所知,他们出了一个很慷慨的价钱。你们为什么拒绝?”

    “斯通先生,”安琪说,“万一你还没注意到,我们不是穿西装打领带开董事会的料。”

    “但杰·贝克是?”

    我点头。“他以前在联邦调查局做过几年,后来发现他更喜欢民间企业的收入。他喜欢好餐厅、好衣服、好公寓之类的东西。他穿西装很好看。”

    “而且就像你说的,他是好侦探。”

    “非常好,”安琪说,“他是帮助揭发波士顿联邦银行和犯罪集团勾结的人。”

    “是,我知道。你们猜是谁雇他的?”

    “你。”我说。

    “和其他几个重要商人,他们在1988年房地产市场开始崩垮,储蓄信贷银行爆发危机时损失了一些钱。”

    “既然你以前用过他,何必问我们的看法?”

    “因为,肯奇先生,我最近雇贝克先生以及哈姆林与科尔找我的女儿。”

    “找?”安琪说,“她失踪多久了?”

    “四星期,”他说,“确切天数是三十二天。”

    “杰找到她了吗?”我说。

    “我不知道,”他说,“因为现在贝克先生也失踪了。”

    今天早上在城里,天气虽冷但还过得去,因为没什么风,气温徘徊在华氏三十度出头。那种让你感觉得到,但不足以令你痛恨的天气。

    然而,在特雷弗·斯通的后院,风从大西洋呼啸而来,白浪翻腾,冷空气像子弹打在我脸上。我竖起皮夹克的领子抵挡海风,安琪把手深深插进口袋,缩着脖子弓着背,特雷弗·斯通却迎风而立。他只在衣服外面加了一件浅灰色风衣,就带领我们走出室外,他面对海洋,风衣被风掀开,在他身体周围飘舞,仿佛在挑战寒冷敢不敢穿透他。

    “哈姆林与科尔退回我的预付金,放弃我的案子。”他说。

    “理由是什么?”

    “他们不肯说。”

    “这违反职业道德。”我说。

    “我该怎样办?”

    “民事法庭,”我说,“你可以告到他们倾家荡产。”

    他转身瞪着我们,直到我们明白。

    安琪说:“任何司法途径都没用。”

    他点头。“因为我会死在法庭开始审讯之前。”他又转身迎向海风,背对着我们说话,他的话夹着阵阵刺骨寒风传来。“我过去一向是强人,不习惯别人对我无礼,不习惯恐惧。现在我是废人。人人知道我快死了。人人知道我没有时间对抗他们。我相信,人人在嘲笑我。”

    我跨过草坪,站在他旁边。草在他脚前几步消失,露出崎岖的黑岩峭壁,岩石表面像擦亮的黑檀木一样闪闪发光,衬托底下的滔滔白浪。

    “为什么找我们?”我说。

    “我到处打听,”他说,“我问过的每个人都说你们两个具有我需要的两种特质。”

    “哪种特质?”安琪说。

    “你们诚实。”

    “以——”

    “以一个贪腐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是的,肯奇先生。但你们对赢得你们信任的人诚实。而我决心赢得你们信任。”

    “绑架恐怕不是赢得我们信任最好的方法。”

    他耸耸肩。“我走投无路而又来日无多。你们关闭办公室,拒绝接案,甚至不肯见潜在客户。”

    “的确。”我说。

    “上星期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到你家和办公室。你不接电话,又没有留言机。”

    “我有,”我说,“只是目前关机。”

    “我写过信。”

    “他不拆信,除非是账单。”安琪说。

    他点点头,一副这种行为在某些圈子司空见惯的样子。“所以我必须孤注一掷,才能保证你们肯听完我要讲的话。如果你们拒绝接我的案子,我准备付你们两万块钱,弥补你们今天到这里来花的时间和造成的不便。”

    “两万,”安琪说,“大洋。”

    “是的。钱对我不再有任何意义,万一找不到黛丝丽,我也没有别的继承人。再说,你们去打听一下,就会发现两万元相对我的全部财产不过九牛一毛。所以,如果你们想走,尽管去我的书房,从书桌右上角抽屉拿了钱,回去过你们的日子。”

    “如果我们留下,”安琪说,“你要我们做什么?”

    “找我的女儿。我有心理准备她可能已经死了。事实上,我知道可能性有多大。但我不愿到死还在怀疑。我一定要知道她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报警了。”我说。

    “他们嘴巴上敷衍我,”他点头,“但心里想的是一个悲痛欲绝的年轻女人,决定出门旅游,调剂一下身心。”

    “你确定这不是事实。”

    “我了解我的女儿,肯奇先生。”

    他拄着拐杖,开始跨过草坪向屋子走回去。我们跟着,我可以从书房临海的大片玻璃上看到我们的身影:一个腐朽的男人,挺直腰杆对抗背后强风,风衣在身上飞舞,拐杖在冰冻的草地上寻找支撑点;在他左边,一个娇小、漂亮的女人,黑发吹散两颊,劫后余生写在脸上;在他右边,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头戴棒球帽,身穿皮夹克、牛仔裤,带着一丝困惑的表情,看着他旁边两个骄傲、但受伤的人。

    我们抵达露台,安琪一边帮特雷弗·斯通开门,一边说:“斯通先生,你说你打听到我们有两个你最需要的特质。”

    “是。”

    “一个是诚实。另一个呢?”

    “我听说你们不屈不挠,”他说,跨进书房,“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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