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最忌过分聪明。

    18××年秋的巴黎，入夜之后，冷风阵阵，我正陶醉于双重的享受：含着海泡石烟斗进行沉思默想，跟我的朋友西·奥古斯特·杜邦一起坐在他圣日尔曼郊区兑诺路三十三号三楼后房的小图书室（或叫小书斋）里。我俩保持深沉的缄默至少已有一个小时。不经意的旁观者也许会以为我俩都只专心地凝望着吐入小屋空气里的袅袅烟圈，心无旁骛，其实我是在心底回味着黄昏时跟他交谈的话题：莫格路惨案与围绕玛丽·罗杰被杀的种种神秘。因此，在我们敞开公寓房门，请我们的老相识巴黎警察厅戈总监进来时，我只把那看作是偶然的访问。

    我们表示了衷心的欢迎，因为这人虽有一半令人瞧不起，却也有一半逗人喜欢，而我们已有好几年没见面了。我俩原坐在黑暗里，杜邦起身要想点灯，听见戈说是为了一桩给了警察很多麻烦的案子来咨询，即向我的朋友求教的，便不再点灯，又坐了下来。

    “如果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杜邦不再点燃烛芯，只是说，“在黑暗里思考，效果更好。”

    “这又是你的一个古怪念头。”总监说。他有个习惯，老把自己不理解的东西称做“古怪”，因此他总生活在无数绝对的“古怪”之中。

    “很对。”杜邦递给客人一个烟斗，再将一把舒服的椅子转到他面前。

    “说吧，有什么困难？”我问，“不会又是杀人案吧，我想？”

    “啊，不是，没有那类性质的案子。事实上案情非常简单。我毫不怀疑我们仨就能圆满解决，但是我认为杜邦会喜欢详细听一听案子的情节，因为它古怪得出奇。”

    “怕是又简单又出奇吧。”杜邦说。

    “嗯，确实是，可也并不完全如此。事实是我们都弄糊涂了，案子虽说简单，大家却一筹莫展。”

    “说不定正因为案子太简单，你们才追失了猎物的骚味的吧。”我的朋友说。

    “你瞎说个什么呀！”戈总监哈哈大笑。

    “神秘大概就在简单得过了分。”杜邦说。

    “啊，天哪！谁听说过这样的想法！”

    “是个一目了然的案子吧。”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客人被逗得非常快活，放声大笑，“啊，杜邦，你会笑死我的！”

    “你手上究竟是什么案子呀？”我问。

    “好的，我就来告诉你，”戈总监稳稳地喷出一口长长的烟，往椅上一靠，沉吟着回答，“几句话就能给你介绍清楚。但是，我得事先叮嘱你，这案子要求绝对保密。要是有人知道我透露给了别人，我现在这把椅子就八成会坐不稳。”

    “讲吧。”我说。

    “否则就别讲。”杜邦说。

    “那好，一个级别极高的官员私下告诉我，说是丢失了一份极端重要的文件——是从皇家闺房里盗走的。盗窃者是谁，肯定无疑是知道的，因为是眼见他拿走的。还有，文件仍然在他手里，这也是知道的。”

    “凭什么说是知道的？”杜邦问。

    “凭清楚的推理，”总监回答，“凭文件的性质推理，凭它没有出现后果推理。如果文件已经从盗窃人手里散布出去，那是会立即产生后果的。就是说，盗窃者对它的最终的使用一定有他的打算。”

    “请说得更清楚一点。”我说。

    “好吧，我就大胆向你透露到这个程度：这份文件可以让持有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无穷的权力。”总监喜欢使用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太清楚。”杜邦说。

    “还不清楚？好吧，若是那文件让一个第三者看见了（他的名字我不说），就会使某个地位很高的人物的清白遭到怀疑。这一事实使掌握文件者对她造成了威胁，有关她的荣誉与安宁。”

    “这种优势却在于，”我插嘴道，“盗窃人知道失窃人对此心知肚明。可是，谁又有那么大的胆子——”

    “盗窃人，”戈总监说，“是大臣德。那人什么事都敢干，不失身份的事敢干，有失身份的事也敢干。盗窃的方式非常大胆，而其聪明劲也并不逊色。那份文件——坦率说是一封信——是被盗人独自在皇家闺阁收到的。她正在读信，另外一个地位很高的人突然闯了进来，而她又特别希望向那人保密。她匆匆把信往抽屉里塞，却已来不及，只好就让它就那样拆开放在桌上。好在地址在上面，挡住了内容，没有引起对方的注意。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德大臣又进来了。他那山猫一样的眼睛立刻认出了地址上的笔迹，看出了收信人的慌乱和企图隐瞒，于是按常规匆匆谈了公事，取出一封跟那信有些相似的信，拆开了，假装读了起来，然后把自己的信放到紧挨那信的地方，又花了大约十五分钟谈完公事，最后，在离开时把那封他无权拿走的信拿走了。那信的合法所有人眼望着他拿走了，却因有第三者站在自己身边，没有敢提醒。大臣溜掉了，把自己那封无足轻重的信留在了桌上。”

    “那么，”杜邦对我说，“到了这一步，你所指的构成优势的东西都到了他手里。盗窃者知道被盗窃者明白是谁偷的。”

    “没错，”总监回答，“于是他把用这种方式所获得的权力在政治上发挥到了异常危险的地步。被盗者一天比一天更深刻地感到，必须取回那信，但是，当然不能公开要。一句话，她走投无路了，才把任务交给了我。”

    “我看是，”裹在地道的香烟烟雾里的杜邦说，“除了你再也找不到更精明的办案人了，甚至想象不出了，我看。”

    “过奖了，”戈总监说，“有人有这类想法倒是可能的。”

    “很清楚，”我说，“正如你所说，那信还在大臣手里，因为他的优势不是任何形式的使用，而是掌握在手里。那信一使用反而会失去了威力。”

    “没错，”戈总监说，“我就是按这种想法办的。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搜查那大臣的府第。办这案的主要难点在于不能让他知道。我事先得到过警告，最重要的是，如果引起他的怀疑，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危险。”

    “可是，”我说，“干这类搜查你是很内行的，巴黎警察以前常常办这种事。”

    “啊，没错，就因为这个道理我才没有失望。而且，那位大臣的习惯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方便。他常常是彻夜不归，而他的侍从也不多。侍从们睡在离主人住处很远的地方，主要是那不勒斯人，他们很容易喝醉。我有钥匙，你知道，能打开全巴黎的房间与密室。一连三个月，我每天晚上花大部分时间亲自搜查那大臣的府第，一夜也没有放过——这事与我荣誉攸关。我还给你透露一个大秘密：报酬也巨大。因此，不到我不得不承认那盗贼比我精明时我是不肯放弃搜查的。我觉得我已经查遍了那府第每一个可能隐藏文件的旮旯。”

    “可是，会不会有可能，”我提醒道，“那信虽在那大臣手上（那是肯定的），他却把它藏在了自己府第以外的地方呢？”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杜邦说，“目前宫廷事务的特殊环境，特别是据我们所知的那位大臣所卷入的阴谋，是会要求在必要时随时出示那份文件的——就是说在顷刻之间出示文件所能产生的感情作用几乎跟占有该文件具有相同的分量。”

    “出示文件所能产生的感情作用？”我问。

    “他指的是销毁该文件所能产生的作用。”杜邦说。

    “对，”我说，“那么文件肯定是在府第里。至于大臣随身携带，我们认为可以不必考虑。”

    “完全不必考虑，”总监说，“我们扮作剪径的抢劫过他两次。我还亲自督促仔细搜过他的身。”

    “费这个事你倒大可不必，”杜邦说，“我估计德完全不是傻瓜。既不是傻瓜，就一定会估计到剪径是当然的事。”

    “不完全是傻瓜，”戈总监说，“但他是个诗人，而我认为诗人距傻瓜只有一步之遥。”

    “说得对。”杜邦深深地吸了一口海泡石烟斗，沉吟了许久说，“我走神儿了，在想一首打油诗。”

    “你能不能详细讲讲，”我说，“你们搜查的细节。”

    “好的。事实上我们很从容，一切地方都搜查遍了。干这类事我很有经验。我把整个府第一间房一间房地搜，每间房搜一个星期，首先查每个房间的家具，把每一个可能的抽屉都打开。我估计你知道，在经过适当训练的警察面前，不可能存在‘秘密’抽屉。在这样的搜查中谁要是让这样的‘秘密’抽屉漏了网，他准是个傻瓜。事情太明显。每一间密室都有一定的大小和空间，都要弄个清楚。而且我们有精确的规定，一根丝五十分之一大小的东西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检查完密室我们又检查椅子，我们用你见我使用过的细长的针插进每个椅垫里。我们还拆掉桌面。”

    “为什么？”

    “有时候藏东西的人会拆开桌面或有类似结构的家具，连桌子腿也挖空，把东西塞进去，再合上桌面。像这样使用床柱顶和底的人也是有的。”

    “但是，那空处敲一敲不就听出来了吗？”我问。

    “若是放进东西后再在周围塞够了棉花，是听不出来的。而且，我们这种情况，干活是不允许出声的。”

    “但是，你们总不能把一切可能用你们所描述的方法藏东西的家具全拆散吧？信件是可能卷成螺旋状的纸卷，形状和大小都只如粗的毛线针，可以插进，比如，椅子的横档里去的，你总没有把所有的椅子全拆散吧？”

    “肯定没有。但是我们干得更好——我们使用一种极高倍的放大镜检查了府里的每一把椅子，各种形式的接口，只要有一点新变动的痕迹我们都能立即发现。手钻落下的一粒木屑，就可能明显得像一个苹果。胶结有了丝毫异常，榫头出了不正常的缝隙，都足以引起关注。”

    “我估计你们已经检查过窗帘、地毯、镜子、木板夹层、床和床垫夹层了。”

    “那是当然。在我们仔细检查完了每一件家具之后，我们又检查了房子。我们把它的整个表面分片编号，以防遗漏。然后又像以前一样，用放大镜细查了整个府第的每一平方英寸，包括两幢紧连的大厦。”

    “两幢紧连的大厦！”我惊叫起来，“那可是费了大劲了。”

    “费了大劲，但是给的报酬也十分可观。”

    “房屋周围的场地你也检查了？”

    “所有的场地都是铺了砖的，给我们的麻烦相对少了一些。我们检查了砖缝间的青苔，没有发现翻动的迹象。”

    “德大臣的文件和藏书室里的书你们当然全检查过了。”

    “肯定，我们打开了所有的文件夹和文件包，不但查了每一本书，而且不满足于每本只抖一抖（像许多警官通常所做的那样），而是一页一页翻开。我们还最精细地量过每本书封面的厚度，用最敏感的放大镜检查过。装订上出现变动的新痕迹是完全逃不过我们的眼睛的。有五六本刚从装订工手上来的书，我们就都用细针从纵向仔细探查过。”

    “地毯下的地板检查过了吗？”

    “毫无疑问，我们搬开了每一张地毯，用放大镜检查了木板。”

    “墙壁上的纸张也检查过了？”

    “检查过了。”

    “地窖也检查过？”

    “检查过了。”

    “那么，”我说，“你们就犯了判断上的错误。那信并不像你们所估计的那样在府第里。”

    “我担心你这话是说对了，”总监说，“现在，杜邦，给我出个主意吧，我该怎么办？”

    “把府第再彻底地检查一遍。”

    “绝对用不着，”戈总监回答，“我比肯定我在呼吸还更肯定，那信不在府里。”

    “那我就给你提不出更好的主意了，”杜邦说，“对那信的准确描写你当然是有的吧？”

    “啊，当然！”说到这儿总监取出了一本备忘录，开始谈起那遗失的信的特征——内容上的，尤其是外形上的。说完后他就走掉了，情绪比我以往任何时候见到那位善良的先生时都低落。

    大约一个月以后，他又来看我们了。他来时我俩的情况跟上次差不多完全一样。他接过一个烟斗坐下，开始了寒暄。最后，我说道：

    “嗯，戈总监，那封被盗的信怎么样了？我估计你最后是认定没有谁能斗过那位大臣了。”

    “该死，我说，确实如此。不过，我按照杜邦的建议又查了一遍，可仍然徒劳无功——我早就估计到了。”“你说过，给你的报酬是多少？”杜邦问。“数目非常大，极其大方。准确数字我不说，但是我愿意指出一点，谁如果能为我找到那封信，我可以私人签给他一张五万法郎的支票。事实是，那信一天比一天更重要了，报酬最近还翻了番。但是，即使翻到三倍，我也无法超越已经作过的努力。”

    “啊，是的，”杜邦一边吸着海泡石烟斗吐着烟雾，一边拖长了声音说，“我的确以为你在这事上还没有尽到你的最大努力。你还可以干得更多，我觉得，是吧？”

    “怎么做？还能有什么办法？”

    “怎么——噗，噗——在这个问题上你能够——噗，噗——听听别人意见的，对吧？你还记得人家讲的关于阿本内迪的故事吧？”

    “不记得，让阿本内迪上绞架去！”

    “好的，让他上绞架去，欢迎。但是，从前有一个有钱的守财奴，他想靠旁敲侧击从阿本内迪那儿套出一个治疗方案，便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几个朋友之间开始了一番私人谈话。他对那位内科医生把自己的病描写成了一个他杜撰的人的病。

    “‘如果我们设想，’守财奴说，‘他的病情是这样的，那么，医生，你会给他开些什么药呢？’

    “‘多听听意见，肯定是。’阿本内迪说。”

    “但是，”总监有几分烦躁了，“意见我是完全愿意听的，也愿意付报酬。谁要能在这事上帮我一把，我真愿给他五万法郎。”

    “那么，”杜邦说着打开抽屉取出一个支票簿，“你可以给我写上你所说的数目。你签上字，我就把那封信给你。”

    我惊得目瞪口呆。总监绝对像是遭了雷击，他一动不动，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他大张着嘴，难以置信地望着我的朋友，眼球似乎要从眼眶里蹦出来。略为平静之后，他抓起笔，又是几度踌躇，几番茫然地张望，然后才在支票上填了五万法郎，签上名，隔着桌子递给了杜邦。杜邦接过支票仔细看过，放进皮夹，然后打开一个文具盒，从中取出一封信，递给了总监。那位官员满脸悲喜交集，双手颤抖着打开了信，只匆匆瞥了一眼，便连跑带趔趄来到门口，不顾一切礼仪跑出了房间，跑出了大楼。从杜邦要求他填支票起，他自始至终没说一个字。

    他走掉之后我的朋友开始解释。

    “按他们自己那一套看，”他说，“巴黎警察是非常干练的。他们有韧劲，有头脑，有计谋，对于似乎是职务主要要求的知识烂熟于心。这样，在戈总监向我们详细介绍他们对德大臣家府第的搜查方式时，我完全相信他的调查是满意的——在工夫所到之处。”

    “在工夫所到之处？”我说。

    “对，”杜邦说，“不但使用的手段是同类手段中最精良的，而且执行得绝对完美。那信如果在他们的搜查范围之内，这些家伙毫无疑问已经查出来了。”

    我只哈哈一笑，可他对自己的话却似乎十分认真。

    “你看，他的手段，”他继续说，“是同类里最好的，使用得也不错。它们的缺点是用错了案情和对象。对于警察总监来说，有些技术程度极高的成套手段只不过是普洛克路斯特斯的床。他把自己的计划勉强往那床上放，于是永远犯错误，对手上的案子不是办得太深，就是办得太浅。有些小学生也比他更会思考呢。我认识一个小学生，他玩猜单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那游戏很简单，是用玻璃球玩的。一个人手里抓几个玻璃球，让另一个人猜是单是双。猜对了赢一个球，猜错了输一个球。我所说的那孩子把全校的玻璃球都赢到了手里。他当然有些猜法，可也不过是观察对手和估计他是否伶俐而已。比如对手是个大号笨蛋，伸出握了球的手问他：‘单还是双？’我们那小学生回答‘单’时输了，下一回他就赢了，因为他心想：‘那傻瓜第一次取的是双，他那点狡猾只够他下一次取单的，因此我就猜单。’——他猜单，赢了。现在换了个比上回那个高了个层次的笨蛋。那小学生便想：‘这家伙发现我上回猜了单，下一回就会按第一个冲动作简单的变化，从双变成单，跟第一个傻瓜一样。但是他再一想，觉得那变化太简单，最后他还得像上次一样出双。因此我要猜双。’他猜双，又赢了。伙伴们说这小学生的猜法是‘凭运气’，可他究竟凭的是什么？”

    “不过是，”我说，“让推理人把智力放到与对手等同的地位而已。”

    “是这样的，”杜邦说，“我问那小学生是怎么让自己跟对手的想法等同，取得胜利的。我得到的回答是：‘在我想知道对手有多聪明、多笨、多好、多坏，或是想知道他在想什么时，就让自己脸上做出跟他完全一样的表情，然后等着自己心里和头脑里出现他那种情绪或思想，好像在配合或适应那表情。’这小学生的回答其实就是罗什福科、拉布纪夫、马基雅维利和坎潘内拉全部貌似高深理论的底蕴。”

    “如果我没有误解你意思的话，”我说，“要让推理人跟对手的想法相同，就得准确地估计到对手的思想情况。”

    “从实质意义来看，”杜邦回答，“他们靠的就是这个。总监跟他的部下之所以常常失败，首先就是因为他们的想法跟对手的想法没能等同，其次是对对手的智力做了错误的估计，甚至没有进行估计。他们考虑的只是自己对聪明的看法。他们在寻找隐藏的东西时只会考虑：如果换成自己，会怎样隐藏？他们只有在自己代表了众人的想法时才能够正确。但是，在个别罪犯的聪明跟他们的聪明有了本质的差异时，他们遭到挫败就是理所当然的了。罪犯的智力超过了他们时，他们总遭挫败；罪犯的智力不如他们时，他们也常遭挫败。他们的调查原则从来不变。在受到罕见的意外——包括超常的报酬——刺激时，他们最多也只是扩大或夸张了那一套做法，原则是从来不会变的。试以德大臣这个案子而论，他们有过什么改变行动原则的措施吗？钻孔呀、探测呀、敲打呀、放大镜观察呀、把建筑物地面划成平方英寸分别登记检查呀，都不过是对一个（或一套）搜查原则的运用，此外还有什么？而这却是以人类的某一套观念为基础的。多年以来警察总监按常规执行任务时习惯的只有这个。你看到没有？他认为无论谁隐藏信件都理所当然会用那套办法——倒不一定是在椅子腿里钻洞，但至少是塞到某个隐秘的窟窿或旮旯里去，随之而来的思路也都跟在椅子腿里钻洞差不多。还有，你看见没有？这类隐藏东西的公认角落都只在平庸的案件里出现和为智力平庸的人所使用，因为在一切隐藏的案件里，对于隐藏的东西的处理，首先考虑的（也是实际上考虑的）就是按众所周知的办法处理。因此，要找到隐藏的东西是完全不需要才能的，需要依靠的只是细心、耐心和决心。对于重大案件——或者因为有高额报酬，警察看来也算重大——警察们的这类素质从来没有令人失望过。你现在可以明白我所说的一个问题的意思了：如果被盗的信件是藏在总监搜查范围里的任何地方——换句话说，如果警察总监的原则包括了隐藏那信的原则——找到那信就是完全不成问题了。可是，这位官员却完全给弄糊涂了。他的失败，原因是估计那大臣是个傻瓜，因为他有个诗人的雅号。总监感到：所有的傻瓜都是诗人，而他只不过滥用了排中律，得出了所有的诗人都是傻瓜的结论而已。”

    “但是，这人真是那个诗人吗？”我问道，“我知道有两兄弟，在文学上都有名气。我相信大臣是个数学家，写过颇见功底的微分论文，却不是诗人。”

    “你错了，我对他很了解，他两者都是，既是诗人又是数学家，他善于推理。如果他只是个数学家，他是根本不能推理的，那他就只好听凭总监摆布了。”

    “你这想法，”我说，“很叫我吃惊。全世界的声音都会反对你的。你不会打算把多少个世纪以来经过充分验证的观点完全置之不理吧？长期以来数学推理都是被看作是最优秀的推理的。”

    “‘有一个说法是，’”杜邦引用坎姆佛的话回答，“‘每一个公众的意见和每一个已被接受的传统，都是一种荒谬，因为它已为大多数人接受，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敢保证数学家已经竭尽全力散布你所说的那种群众性的错误，把这样的东西当作真理同样是错误的，其中一例就是：把一种值得在更有好处的事业里运用的学问用到‘代数’里去，把它命名为‘分析’。法国人是这个独特的谎言的始作俑者。但是，如果命名有什么重要的话，如果词语的含义应该在使用里体现的话，那么，‘分析’本来就表现了拉丁文里的algebra（代数）的意思，正如‘ambitus’表现了‘雄心，’、‘religio’表现了‘宗教’，‘i’表现了‘诚实的人群’一样。”

    “你马上就会，”我说，“跟巴黎的某些代数学家争吵起来的。但是，你讲下去吧。”

    “我怀疑从抽象逻辑发展而成的推理和随之产生的价值是否有效，尤其怀疑从数学研究派生的推理。数学是形象与数的科学；数学思维不过是用以观察形象与数的逻辑。把所谓的纯代数的真理设想为概括一切的或普遍性的真理，本身就有严重错误。我眼看见人们普遍接受那么严重的错误，真是感到不可思议。数学公理并不表示普遍真理。在关系上（在形象的关系上和数的关系上）真实的东西，在其他问题上常常大错特错，比如在道德上。在道德研究上认为部分之和等于全体就常犯错误。这条公理在化学里也站不住脚。用这公理来研究动机也会失败，因为两个各有一定价值的动机加到一起未必等于各自分量之和。还有无数的其他数学真理也只能在关系范围内体现真实。但是由于习惯，数学家却从他们那有限的真理出发，硬说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事实上全世界的人也都那样想象着。布赖恩特在他那颇见功力的《神话学》里分析过类似错误的一种根源。他说：‘虽然异教徒的寓言没有人信，我们却老忘掉自己的身份从异教徒的寓言里引申出道理，认为是现今存在的真实情况。’而异教徒数学家对‘异教徒的寓言’也相信，也从中引申出道理，那就不是由于记忆力差而是由于无法解释的头脑混乱了。简而言之，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和他们根底相同的数学家是可以信赖的，也没有遇见过一个并不悄悄把x2+px绝对地、无条件地等于q看成是自己的信仰的数学家。你要是愿意的话，不妨做一个实验：去对一位数学家说你相信x2+px有时并不完全等于q。你在让他听清你的意思之后可得赶快逃之夭夭，因为他准会想揍你一顿。”

    他最后这句话惹得我哈哈大笑。“我想说，”杜邦讲了下去，“如果那位大臣只是个数学家，总监就没有必要给我签这张支票了。不过，我知道那大臣既是数学家又是诗人，于是我就针对他的思路和环境选定了我的措施。我与作为宫廷大臣的他是认识的，对作为大胆的阴谋家的他也是了解的。我考虑到这样的人不可能不想到通常警察会使用的手段，也不可能不估计到会被人拦路打劫——事实证明他确实猜准了。我考虑，他一定会预见到对自己的府第的搜查。对他的常常彻夜不归，总监认为是成全了他的成功，我却认为那是大臣的计谋，他是在给警察机会，让他们彻底搜查，以便及早给戈总监那封信不在他府第里的印象。事实上他终于造成了那印象。我还感觉到，那位大臣必定知道搜查物品的警察行动的整个思路（我刚才费了很大的劲为你详细介绍的那个死板的原则），这必然会迫使他避开平常的隐藏角落。我认为他不会那么平庸，看不出在警察总监的眼睛、探针、钻子、放大镜之下，他那府第的最复杂、最偏远的角落也都跟最平常的地方一样公开。总而言之，我看出他无可奈何，必须寻找一条简单的路。也许你还记得，第一次跟总监谈话时我曾提出，正因为那秘密那么一目了然，所以才弄得他蒙头转向，那时总监笑得多么无可奈何。”

    “记得，”我说，“他那笑我记得很清楚。我还真担心他会笑得痉挛了呢。”

    “物质世界里有许多东西，”杜邦继续说，“跟非物质世界极其相似，因此才给修辞的教条染上了真理的色彩，才让暗喻或明喻起到了强化论点、使描绘生辉的作用。例如，惰性原理在物理学里跟在形而上学里就似乎相似。在物质世界里，大的物体要比小的物体难于推动，造成的冲量也跟推动时的难度成正比。在非物质世界里也一样，强大的智力比次等智力更强大、更稳定，运动时的作用也更大，而推动开头的几步也同样更吃力、更为难，充满了矛盾。再者，你注意到没有，街头店铺里的招牌，最引人注意的是大的还是小的？”

    “这我倒还没有想过。”我说。

    “有一种锻炼脑筋的游戏，”他接着说，“是在地图上面玩的。提问的一方让对方找一个规定的字——市镇、河流、国家或是王国的名字，总之是在地图上各式各样的、复杂多变的字体里去找。玩这游戏的生手一般是找最小的字去难为对手，但是行家选择的却是，比如，横跨全图的大字。这些字正如街面上字体太大的招牌或横额，正因其过分明显，反倒被人忽略了。在这儿，物质上的过于巨大正好跟道德上的满不在乎近似。智力因此而轻易放过了太显山露水、太一目了然的东西。但是看来这个道理却似乎超越了或是够不上警察总监的理解水平，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那大臣八成有可能，甚至有几分可能，把那信放到所有的人的鼻子底下，而又巧妙地阻止他们看见。

    “我考虑了德大臣的大胆、冒险和洞察世态的头脑；考虑到他如果打算有利地使用那文件，就必须把它随时留在手里；还考虑到警察总监所获得的决定性的证据：那信并没有藏在他一般的搜查范围之内。我越是那样考虑，就越是满足于一个念头：为了藏好这封信，那大臣使用了富于心计的、聪明智巧的手段：根本没有打算隐藏。

    “我脑子里满是这类想法，便给自己准备了一副绿色眼镜，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很偶然地闯进那大臣的府第去拜访他。我发现他在家，跟平时一样打着呵欠消磨时间，装作厌烦得要命的样子。他说不定是现在活着的人里真正最精力充沛的人——可那只是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的状态。

    “为了表示跟他同病相怜，我诉苦说自己视力不行了，非戴眼镜不可了。我在眼镜掩护之下装做一心一意跟主人闲聊，却细致全面地检查了那个房间。

    “我特别注意了那张大的写字台（他就坐在它旁边）。那上面乱七八糟放满了书信之类的文件，还有一两件乐器和几本书。我在桌上仔细搜寻了许久，却没有发现任何能引起怀疑的东西。

    “我放眼扫视房间，目光最终落到了一个金丝盘绕的俗气的纸板卡片架上。那是用一根肮脏的蓝色丝带挂在壁炉架正中一个小铜把手上的。卡片架分成三或四层，里面放了几张名片和一封孤零零的信。那信很脏很皱，几乎从正中撕成了两半——好像最初认为它没有价值，准备撕掉，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或是受到了阻拦似的。信上有一个巨大的黑色火漆封印，带着明显的‘德’字，是用女性的细小字迹写给德大臣本人的，这信被很随便地，甚至仿佛很轻蔑地塞进了架子上层的一个格子里。

    “我一瞥见那信就得出结论：我想找的东西就是它，虽然它跟警察总监为我们念过详细描写的东西有极不相同的外表。这信的封印大而且黑，带有‘德’的字样，而那封信的封印则小而且红，带有S家族的公爵族徽。这封信是写给大臣的，信封上的字迹娟秀而细小，而那封信是写给某位皇室人物的，字体粗劲豪放得惹眼，两者相同之点只在尺寸。但是这灰尘，这鲜明得过了分的差异、信纸的肮脏与破烂，跟德大臣井井有条的实际习惯太不一致，太容易令人想到是故意用以掩人耳目，让别人认为它毫无价值的。这一切，再加上文件放在过分抢眼的、能落进每个客人眼里的地点，都跟我以前的结论丝丝入扣地吻合。这一切，我说，强烈地证实了一个心怀疑窦的人的判断。

    “我尽量拖延我的拜访时间，坚持跟大臣热烈地讨论着一个话题——我知道那话题从来不会引不起他的兴趣和激动。谈时我真正的注意力却集中在那封信上。我审视着它，记住了它的外形和在卡片架上的放法，最后还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发现消除了我心里可能出现的一切细微的怀疑。我在审视那信的边缘时注意到：它似乎经过不必要的折叠，带有破损，就像一张折叠后进过文件夹、却又给翻了过来、按原来的折痕重新叠过的硬纸。这个发现已经够了。我清楚地看出，那信曾被自内向外像手套一样翻转过来，重新写了地址，盖了封印。我跟大臣道了别，立即走掉，在桌上留下了一个金质鼻烟盒。

    “第二天早上我去取鼻烟盒，又跟大臣热烈地继续前一天的谈话，我们正谈着，窗户正下方却传来砰的一声巨响，仿佛是步枪声，随后便是一连串可怕的尖叫声，外面人声喧哗。德大臣急忙冲到窗前，推开窗户往外看，我便趁此时刻跨到卡片架旁，取出那信，放进口袋，迅速用一个外表相同的复制品取代了它——复制品是我在自己住处精心准备的，模仿了德大臣的笔迹，用干面包刻了封印盖上。

    “大街上的喧哗是有个人的疯狂行为造成的，他在街上的妇女儿童中开了一枪，不过枪里没有子弹，那人被看作疯子或酒鬼放掉了。那人一走，德大臣就离开窗户走了回来。我取到了眼前的东西也跟着去了窗前。随后我就和他告别。那假装的疯子是我雇的。”

    “可你干吗要用复制品代替那信呢？”我问，“如果在第一次见面时你就公然取了那信走掉，岂不更好？”

    “德大臣可是个敢于铤而走险的人，他胆大包天，”杜邦回答，“他的府第又不是没有忠实于他的利益的保卫人员。我如果按照你的想法冒昧胡来，就可能无法活着离开大臣的家了，而巴黎城的善良人就再也听不到我的消息了。但是，除了这想法，我还有别的意图。我的政治倾向你是知道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是那位女士的同党。那大臣要挟她已经有十八个月，现在她却控制了他，因为他还跟从前一样在讹诈着她，并没有意识到那信已不在自己手里。这样，他将无可避免地把自己推向政治毁灭。他倒台时所遭遇的将是突然多于难堪。所谓‘轻松地坠入鸟飞不过的大海’，谈何容易，事实正与卡塔南尼对歌唱的说法一样：下降比上升困难多了。就目前这例子而言，我对那陡然下降的人并不同情，至少没有怜悯。他是一个恐怖的恶魔，没有原则的天才。不过，在他遭到警察总监所说的‘某个人物’（那位她）的挑战，只好打开我在卡片架上留给他的信时的想法是什么，我倒是特别想知道的，我承认。”

    “怎么回事？你在信封里还装了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嗨——什么都不装似乎不妥，那岂不是太不客气了吗！有一次在维也纳，德大臣曾经对不起我，我当时就心平气和地告诉过他：我会记住的。因此我知道他会为一个问题感到好奇：是谁在智力比赛里打败了他。我觉得不给他点线索总归是遗憾的事。他是很熟悉我的笔迹的，我只在那张白纸正中抄下了一句话：

    ——这样残忍的设计，若不宜于阿特柔斯，也宜于堤厄斯忒斯。

    此诗见于克雷比永的《阿特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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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和《奥德赛》。曾任《纽约晚邮报》编辑近五十年。</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