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营发生以陈海波、赵老四为首的八个战俘逃亡事件前三个月，我才从陆伯伯的剿匪大队调过来。陆伯伯的意思是让我在战俘营干个半年一年，也算跟日军军部的机密项目挨个边，以后方便往上提拔。我当时比较纳闷，从战争爆发至今，压根儿就没听说过有关押中国战俘的符合国际条例的战俘营，中国士兵被俘后不是被这些小鬼子给屠杀了，便是送去做苦力被活活折磨死。就算有些外界知道的所谓的集中营，也不过是一干折磨战俘做苦力的工地与矿洞。现在冷不丁说有个战俘营要调我过去，让我摸不着头脑。也就是说，这是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无人知晓，也没有对外公开的地方。

    但毕竟是军人，无论是以前在大帅手下也好，还是现在在汪主席手下也好。我——毕竟只是个无父无母，由陆伯伯一手带大的属于军队的孩子。无条件地服从，就是我最需要遵守的原则。于是，我继续披着这身连自己也恶心与瞧不起的所谓的皇协军军装，来到远山战俘营任这个加强连连长的职务。让我没想到的是，这趟过来，我的人生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的也都是一些在常人眼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于，这个世界还是否有我——邵德这个人，我自己都不能确定了。

    远山战俘营一共关押了七八百个中国战俘，都是从各地战场上被俘后运送过来的。比较奇怪的有两点：第一个奇怪的是送来的战俘都块头不小，并且战俘营伙食啥的不说很好吧，总也管战俘们吃饱，还不用劳动，好像是给大伙养膘。而看守这七八百人的，是我们皇协军的一个五百人的加强连和小日本一支一百五十人满编制的小队，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人看守一个战俘的配置。而第二个奇怪的就是每隔几个月，便过来两个小队的鬼子，开着大车，送来两三百个新的战俘，又接走同样数量的人。也从来不对驻守在远山的我们这一干中国士兵解释，让人觉得很是诡异。

    和我住一个军官宿舍的是翻译官金爷，戴个小眼镜，喜欢眯着眼看人，过来没几天就和我很熟了。有个晚上金爷弄了点儿小酒，说要给我说说这战俘营的内幕，聊聊战俘营里那群不和我们来往的鬼子兵的事。二两白酒下肚，老爷子明显有点儿高了，眯着眼问我：“邵德，像你小子一个上尉军官来咱这儿当个连长，估计是以后还要继续往上升的吧？”

    我嘿嘿笑，没有回答。金爷便莫测高深地笑笑，说：“也好啊也好！这鬼地方虽然闷，但也清闲，在这儿混段日子再上调也好，总比很多兄弟被拉去前线和咱自己中国人打仗好！起码不用沾自己同胞的血啊！”

    我摇摇头说：“在这儿看守着这些战俘，都是自己同胞，每天看着他们活得像狗一样，还不是一样地难受。”

    金爷叹叹气，说：“那倒也是！但总之心安一点儿吧。咱这些皇协军，说得好听点儿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卫士，说白了不就是小日本的走狗？唉！这年月啊，什么人都难。所以我还时不时地想，老子当年跟着杨建他们跑了，现在还说不准活得能有点儿尊严。”

    “跟杨建他们跑？什么意思？”

    金爷见我一脸的疑问，便嘿嘿地笑道：“想听故事啊？上烟上火，金爷我今晚难得开心，给你说说咱战俘营唯一的一件大事。”

    我呵呵笑着给金爷把烟点上，金爷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给我说起远山战俘营三年前发生的故事来：

    当时是1938年初秋吧。前晚的一场暴雨，把战俘营外的铁丝网冲倒一片。日军小队的坂田少佐便要咱皇协军派了三四个士兵，押了七八个战俘出去维修。

    十几个人开了部卡车出去不久，天便又暗了下来，又是一场暴雨来了。一干小日本便都窝进了营房，我们一群皇协军看守也把战俘都早早地赶去了号房，留几个站岗的外面守着，躲在营房里赌起钱来。

    一直到晚上，还不见出去的看守和战俘回来。坂田便带了七八个日本兵，再让当时咱皇协军连的连长杨建带了一二十个弟兄，开车出了战俘营，说要过去看看情况。毕竟那天一整天都下着黑糊糊的大雨，远远地瞅不清楚铁丝网那边的情况。

    可谁知道到了那现场，发现地上倒了几个皇协军士兵的尸体，血水都被雨丝冲得快没了，战俘都没了踪影。坂田站在大雨里哇哇地乱叫，杨建低着头跟着淋雨，还被恼羞成怒的坂田给扇了个耳光，然后坂田指着车轮驶向的远山，要杨建当场带着那一二十个士兵，去追捕没了踪影的战俘。

    据说杨建也是条汉子，冲着坂田鼓着大眼珠子，似乎要发火了。金爷当时也在场，忙挡在杨建面前没让坂田看见他那熊样。然后杨建扭头一挥手，冲着那一二十个弟兄吼了一声：“走！兄弟们跟我进山抓人去！”

    说完便一低头，往远山里走了去。一干弟兄也都觉得憋屈，再说杨建一向对弟兄们都不错，便也都没说什么，一声不吭地顶着雨，跟着杨建往远山里去了。

    那场雨足足下了三天三夜，弟兄们都在营地里嘀咕着杨建和那些个兄弟这趟差事够辛苦的。到第四天大早，雨住了，坂田又拉了两车兵往远山方向开去，在山脚下找到了被战俘开走的卡车，在山上又捡回了一个已经昏迷的皇协军士兵和一具杨建带出去的士兵尸体。

    据说那没死的士兵当场就被坂田带回营地审问，最后那士兵从坂田手里放出来，却成了个傻子，问什么都是咧嘴呵呵笑。小日本带的话来说是：这小兵不愿意跟着杨建叛逃，被杨建打成白痴的。实际上是什么真相都不得而知了。

    逃跑的战俘和杨建带的追捕队伍，也在那天后再也没有了踪影。小日本也好像压根儿没这事一样，对外说是战俘暴动，杨建和一二十个看守殉职，之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了。好像那些人进了远山里，就完全与他们无关了一般。

    听完后，觉得这只是一个缺胳膊断腿的故事，有首无尾的那种感觉。金爷说完也累了，趴在床上呼呼地睡去。而我却被这老鬼吊起了胃口，为那三年前的战俘逃亡，以及紧跟着如石沉大海般消失的杨建带的一干兄弟的故事，失眠了……

    第二天早上我便扯着金爷问：“不是说当时有个兄弟没死吗？那人呢？”

    金爷估摸着那一会儿还没睡清醒过来，扭头白了我一眼：“当时是没死啊！就现在开水房那天天坐门口傻乐着的那位，弟兄们说也是自己的手足，咱在这儿多久，就养他多久得了。”

    这无头无尾的故事便似乎在金爷这里告了一段落。之后那些天我忙着接手分管的战俘营工作，就没有多想这事。一直到有一天，去开水房那边提开水，在门口还真遇到个坐着条板凳对着天呵呵笑的汉子。那一会儿我便来了好奇，上前问他：“你是咱这儿以前的看守吗？”

    傻子扭头过来看我，顿住笑容，没有任何表情地瞪着我。我寻思着这到底是个傻子，问他也不会有结果的。正准备进开水房，谁知道傻子在背后突然大声地吼道：“九日……九日……”

    我被吓了一跳，转过身又看他，只见傻子伸出手来指着我，嘴唇哆嗦着：“曹正……曹正……别杀我……”

    说完这话，傻子便扯开腿，往远处跑了去。

    我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地进了锅炉房。

    谁是曹正？九日又是什么意思？在那个下午两个问题在我脑海里来去地晃悠。到晚饭时间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叼着烟跑去找正在值班的金爷打听。

    金爷听我说了傻子中午的反应，便拍拍头：“曹正……这名字好熟啊！让我想想……”

    我期待地盯着老爷子的思想放飞，半晌，金爷一拍大腿：“想起来了，三年前跑了的战俘里有一个叫曹正，对！就是有个叫曹正的。”

    我更加摸不着头脑了：“那九日是什么意思呢？”

    “九日？”金爷吐了口浑浊的香烟，“九日我倒真不知道是什么了？邵长官，你真想打听这几年前的破事，你去找找当时的档案吧！那上面应该都还有吧！”

    “啥？档案？难不成咱战俘营那所谓的档案馆还真有些资料在里面不成？”我当时一听金爷说还能找到那事件的相关资料，马上觉得那三年前的事的背后肯定真有蹊跷。

    谁知道金爷呵呵地笑了，说：“邵长官，你激动个啥，进咱远山战俘营的每个战俘都有一份档案在档案馆备案，包括我们这些皇协军的兄弟也都有资料备份在那里！你以为只有你进到远山来才照了相啊？大伙都照了的。”

    我从金爷那里出来，便直接去了之前一直没去过的档案室。要知道在远山这破地方，本来就相当无聊，能因为这已经过去了一些年份的事拨弄起好奇来，似乎也是种寻根问底的乐子吧。

    管档案的是一个比金爷还要年长的朝鲜老头，大家都叫他李伯，归小日本他们直接管，一口东北腔的中文说得也还流利。见我一个中国人过来打听逃走的战俘和杨建他们的资料，老头便歪着头对我说：“这些东西可不能随便拿出来的，你谁啊？刚调过来的吧！”

    说到这儿他冲着我的肩章瞅了瞅，语气缓和了一点儿：“都是陈年旧账了，翻来看啥呢？就是场暴动，带头逃跑的战俘叫郑大兵，那畜生下手还真狠，抢了几个兄弟的枪，最后弄死了咱几十个兄弟。”

    我寻思着这李伯可能也是早就被告知那战俘逃跑事件务必要狠狠压着的，而我不过是机缘巧合陪金爷喝酒喝高了才有机会听到。但我想着既然来了，也不想空手回去，便给李伯递了支烟，说：“李伯，我是新调来的邵德，那案子的实情我已经知道了，只是想看看当时跑了的那几个犯人的情况，好在以后的工作中引起点儿警惕。”

    李伯接了烟，呵呵地笑，说：“原来是新调来的邵长官哦！嗨！你早说啊！得！你等等，我拿给你瞅瞅，不过不能带走，你在这看看就是了，正好我要出去打饭，你帮我看会儿门咯。”

    说完李伯便进去折腾了几分钟，拿出个档案袋给我，自己端着个饭盒屁颠屁颠地往食堂去了。

    我一圈一圈地、缓缓地解着档案袋上系着的细绳子，那过程好像有预感一般，这解开的将是会改变我这人生命运的物证，心情很离奇地沉重了起来。

    档案袋里只有八个犯人的资料，都是用日语记录的，我的日语水平也还行，基本上能看懂。第一张就是战俘郑大兵——一个凶神恶煞的光头，脸上满是横肉，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里。鼻头往下勾着，和他很是煞气的容貌很不相称。档案上记载着他被俘时是国民党少尉军官。出事时才进来两个月。

    我心里很是惶惶不安，继续翻着其他几个犯人的资料。当然，也没细看，就是刻意地寻找曹正和有关九日的信息。果然，曹正的资料被我翻了出来。照片上是个阴着眼睛的大概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大大的眼睛，有点儿眼袋，应该是平时要戴眼镜的，所以拍照时才眯着眼。神情看起来却也还算挺斯文的模样，唯一和那五官的斯文不相搭配的是眉毛很粗。同样地，我的眉毛也很粗，之前在军校学习的犯罪人类学里认为眉浓的脾气大，易冲动。所以这小伙应该和我一样，发起火来有点儿犯倔。

    想到此，我便自顾自地笑了笑，傻子把我认成曹正，这也实在差得太远了吧，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你要说把我和郑大兵给看混还有点儿可能，都是这种粗犷模样，和这白净斯文的曹正看混，倒还真不应该。

    继续翻了翻，也没看出什么猫腻来，毕竟战俘档案也就一张相片和一些简单的个人资料而已。我抬起头来，瞅瞅天，觉得自己似乎也挺无聊的，便把手里这些玩意儿规整了一下，往档案袋里放。也许是机缘吧，曹正的那张战俘资料额外地伸出来一截，我随意地把那一页往外拖了拖，再往里塞的瞬间，冷不丁看到曹正的出生日期上几个熟悉的数字。

    我连忙把那一页重新拿出来，只见那页上显示的出生年月日——19141011，和我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也就是说，三年前这小子也就二十四岁。我看着微微笑了笑，把卷宗重新整理好，放到了李伯的书桌上，点了支烟，等着李伯回来。

    我坐在那里胡乱地想了想，觉得我和曹正就出生年月日是一样的，难道这在脸上还能看出来不成？能让傻子把我看成是逃走的战俘曹正？

    也就看了那档案后没过几天，战俘里就发生了四号房以陈海波、赵老四为首的八个人越狱事件。

    出事的前一天，陆伯伯跟着日军军部的几个大佐来了趟远山战俘营。陆伯伯私底下和我说，其实他现在已经是皇协军高级军官了，不需要跟着他们这些小日本到处乱跑，来远山就是来看看我怎么样。

    我问了姜阿姨身体好不好，还有陆旭现在怎么样。陆旭是陆伯伯的儿子，和我一起长大的。只是他很早就离开了东北，跟着陆伯伯以前一个北洋政府时的兄弟混商界了，据说有点儿身家。

    陆伯伯呵呵笑着说：“都好都好！只是你姜阿姨老惦记着你这事，春梅那次车祸后都已经走了这么多年，你就为啥还不找一个呢？你姜阿姨埋怨我，让你到这鬼地方来待着，想要给你介绍个好对象都没机会。”

    说到这里，陆伯伯拍拍我肩膀：“邵德！总之在这儿陆伯伯最多让你待一年半就调回沈阳，你自己机灵点儿，立个功最好。”

    然后，陆伯伯拿出一支钢笔递给我：“这个是陆旭要我给你带过来的，据说是俄国人用合金做的，写字好用都只是其次。”说完陆伯伯把笔套抽开，指着笔尖说：“关键就是这笔尖，嘿嘿！别看这么不起眼，传说中吹毛断发，削铁如泥的利器，也就这么个样。”说完陆伯伯便四处看了看，瞅着旁边的风扇，把笔尖伸了进去，对着那铁的扇叶边上轻轻一划，扇叶竟直接断了。

    我接过陆旭捎过来的这不知道是否贵重但着实实用的礼物。当晚，陆伯伯就走了，而第二天上午战俘营里便出事了。

    上午九点左右，有二十个战俘被挑出来，由四个鬼子兵、四个皇协军看守带着去战俘营外搬一些发过来的物资。也不知道是谁安排的，四号房的八个战俘都被挑了过去。然后到我们跟着坂田少佐赶到现场时，只有两个鬼子兵还一身是血地用枪比着蹲一地的十几个战俘，其他四个看守和两个鬼子兵却都已经倒在血泊里了。

    据那两个没死的鬼子兵说，当时是四号房的两个战俘因为喝水的事打了起来，另两个鬼子举着枪托就上去了，现场其他犯人也都盯着看热闹，包括其他几个看守也都把视线移了过去。谁知道四号房另外的六个战俘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几个看守身边，在同一瞬间袭击了没有防备的鬼子和皇协军看守，并且都是下的狠手，当场就用石头和自制的凶器弄死了六个人，然后扯着腿便往山上跑。没有死的两个鬼子当时也伤得不轻，对着逃跑的几个人放了几枪，看见这边剩下的战俘又骚动起来，便只能先把枪口对着这十几个战俘，先稳住再说。

    于是，四号房的八个犯人成功地逃离了战俘营，狂奔而去，消失在远山山脉中。

    坂田当时就急眼了，当场指示把受伤的日本兵送走，然后点兵点将般地指着在场的四个日本军官和我们一个排的皇协军士兵，用日语说：“你们四个，带这十几个支那人现在就直接往山上追，趁着还不久，看能不能给逮回来。我中午会再安排第二批追捕的队伍，到时候你们看有没有机会联系上。”

    顿了顿，坂田扭头看看我，用生硬的中国话说道：“邵长官，你的也上去吧，带个队！毕竟你是中国人，到了这山里，你应该有点儿经验。你先给你的人开个小会吧！我让人现在马上送这八个战俘的资料过来。”

    我当时也没多想，说：“嗨！没问题！”说完便和当时带着的那一个排的兄弟，简单地交代了一些事项。

    大概二十分钟后，从战俘营开过来的一辆吉普车里下来一个年纪四十岁左右，以前没见过的黑黑瘦瘦的皇协军军官，手里拿着一个文件袋和一个皮包。车上还有士兵提了几包干粮和十几个水壶下来，好像早就准备好了一般，金爷也和他在一起。金爷跑到坂田身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然后坂田歪着头盯着那黑壮汉子看了几眼，最后冲金爷点点头。金爷便扭头对我说：“邵长官，这人叫伍月森，昨天剿匪司令部刚调过来的，和你一样也是陆司令的人，懂点儿丛林作战，今天这抓捕行动他就给你当副手了。”

    我望向这叫伍月森的新同事，伍月森也正看着我，那眼神里似乎在闪烁着什么，见我看他，那闪烁的东西便消失了，换上一种军人接受任务时才有的坚定来。对我说：“邵长官，你就叫我小五吧！”

    我点点头，伸出手和他狠狠地握了下，扭头对坂田说：“少佐！那我们现在就进山吧！时间隔得越久，抓捕的难度也就越大。”

    坂田点点头，对着我身后的四个日本军官用日语大声地说了一句：“到山上都小心点儿！逮到逃跑的战俘，直接当场击毙！”

    鬼子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嗨！”

    我们一行十八人便一起跑步进入了这远山深处。没有一点儿征兆的，我们这十八个人的人生，从此便走上了不归路。况且，我宁愿是直接走入死亡，而不是那让人崩溃的经历。

    说实话，小五是个不错的帮手，在进入树林后，他曾经学习的东西，都派上了用场。战俘逃跑的路线，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痕迹，都被他一一发现了。我们推进的速度虽然不可能特别快，因为一路上必须搜寻战俘的路线，但相对来说，还是算有一定的效率。我和小五像两个猎手一样走在最前面，身后是十二个排得稀稀拉拉的带步枪的皇协军士兵。四个鬼子走在最后，神色凝重，警惕地握紧着手里的手枪。

    越往深处，林子就越来越有了那种大自然给人的奇异的压迫感。我们十几个人除了简单的关于战俘逃跑路线的交流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任何对话。一路深入后，有所得的是，总是会发现战俘留下的痕迹，让我们对于这越来越扑朔迷离的原始森林有了一种征服的快感。

    行进了有四五个小时后，鬼子军官山口信在背后用日语喊我：“邵长官，你看看表现在几点了，我们的表都停了！”

    我抬起手腕，奇怪的是我的表居然也停了。这表是陆伯伯在我进讲武团时送给我的，据说是德国货，戴到现在，除了颜色有点儿退色外，还真从来没停过。我自言自语了一句：“还真这么巧哦！”小五在我身边扭头看着我的这几个动作，没有吭声，也没有任何反应。我便问道：“你带表没？看看现在几点了！”

    小五冲我嘿嘿笑，说：“表呢！我是压根儿没有戴的习惯，邵长官，不会巧到你的表也停了吧。”

    我停下步子来，对着我那一干手下说：“你们有带表的没？看看谁的表还是好的。”

    弟兄们都哭丧着脸摇头，这些小兵一般家里条件都不是很好，好的话也就不会披着这身黄皮来做汉奸了。再者，就算谁有表，出任务时也不一定带在身上的。

    我示意要大家都停下来，四个日本兵便走上来看着我，山口信说：“邵长官，那现在怎么办？”

    我没吭声，扭头看看身边的小五，小五故意看向一旁，没有迎合我对他这个副手的意见征求。顿了顿，我对着小鬼子用日语说：“还能怎么办？继续追下去啊！现在还能摸到这八个战俘的尾巴，到实在摸不到后咱再商量接下来怎么办！”

    鬼子军官也都点点头，然后我抬起头来望望天。我们出来应该有三四个小时了，而且一直是小跑，寻思着大伙应该也有点儿累了，便挥一挥手：“停下休息十分钟吧！”

    士兵们便都往地上或坐下或躺下，我扔了包烟过去，他们笑嘻嘻地点上，似乎比刚才一路上放轻松了一点儿。有几个还不会抽的，也拿着点上，呛得直咳嗽。我和小五，还有山口信他们四个鬼子军官在一棵大树下坐下。小五便拿出那个文件袋，说：“看看吧！这是那八个逃走的战俘的资料。我在来的车上已经看过了，也都是群汉子，难怪这么玩儿命。”

    我点点头，接过档案袋，也是用那白色的细细的线系得紧绷绷的，我一圈圈地转动那白绳子，心里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是在打开前些日子郑大兵、曹正那案卷一般，并且那种很是奇怪又有点儿异常恐惧的感觉也油然而生。自己便暗暗地骂自己有点儿神经兮兮。

    打开了那袋子，第一页便是那个叫赵老四的，这人我之前听说过，老兵说咱这里七八百个战俘里，大人物还真有这么十几个，而这赵老四就是其中的一个。据说这家伙以前带着一干弟兄在南京城里和鬼子对峙了三天，在小巷子里玩儿了命般地抵抗，甚至鬼子私底下说起他也都竖起大拇指。我之所以对这赵老四了解打听得这么详细——毕竟咱这些皇协军也是中国人，而且也都是四肢发达的中国男人，对于这种为国家血性过的汉子，内心深处还是认可的。

    资料上的赵老四，一个桀骜不驯的模样，瘦，但是精壮。身高一米七五，眼神很是深邃的那种。相片中的他，对着相机昂着头，鼻孔像两个机枪口一样，鄙视地对着正看着这相片的披着黄色汉奸制服的我。他鼻头往下微微地勾着，说明他的性格也是比较阴沉的那种。毫无疑问，这次逃亡，肯定是这小子策划的。

    我认真地看着赵老四的相片，在内心里把这位在这大森林里即将和我进行斗智斗勇的对手，狠狠地记在脑海里。隐隐约约地感觉，这赵老四的眼神似曾相识，可就是想不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过。

    第二页是四号房的战俘组长陈海波。这小子四十好几了，在战俘营里待了十年了，资料上写着他以前是沈阳警察，也就是九·一八事变后唯一抵抗的那群东北汉子中的一员。奇怪的是居然没有被日本兵送走，一直在这战俘营里待着。也就是在看到陈海波的资料后，我才知道这战俘营是日军从九·一八后便开始设立的机构。对这战俘营设立的目的，更是觉得诡异与不解了。

    接下来就分别是其他几个犯人的资料，我简单地翻了一下，主要是留意了这几个家伙长相的特点。我看书比较杂，所以有些自己认可的学说，心里都一般留了底，而就正如我以前在讲武堂的一个德国老师所一直比较拥护的天生犯罪人理论。所以，在我看来，这八个逃犯，单从长相上看来，本就是一群亡命之徒。

    倒数第二页是一个叫文易雷的中年男人，脸很小，比较猥琐的模样。随意地看了，觉得也没什么异常，况且，除了他们的长相，似乎我本就没必要去注意他们的其他情况吧。可偏偏在看到他的相片时，和看到赵老四的感觉一样，似曾相识一般。但如果说这么有特点的人，在我生命中出现过，我是肯定能记住的，对于我多年军人生涯养成的习惯我还是有信心的。可是，这相片就是让我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或者，只是眉宇间某种深入到精神面的气质、神态，是我以前见过的。

    我把文易雷的资料细细看了看，不过是个普通的战俘，还是个北平沦陷后逮着的散兵。他的学历不低，是个正儿八经的北大学生。最后一排是这文易雷的出生年月。让我惊讶的是，出生年月日那19141011几个号码再次神奇地出现，和我的一样，也就是说，和我上次翻阅的三年前战俘逃跑卷宗里的曹正也一样；也就是说，我和这个文易雷，以及曹正三个人，很是巧合的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暗骂自己怎么注意起这些与本次抓捕无关的问题了？继续把手里的档案翻到了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犯人的相片，我一眼就认了出来，如果说之前看到赵老四和文易雷的相片，给我感觉是似曾相识。那么，这第八个犯人，可以肯定……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