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如同一直在对吉敷一个人倾诉。不过如此认为的也只有吉敷一个，女人或许根本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吉敷一直静静地坐在女人右后方的长凳上聆听，自己是否进入了她的视野都让人怀疑。在她的意识里，应该是在向没有半个人影的空气讲述吧。

    “案子的重审申请终于开庭了，但我们手里缺乏新的证据。要让重审的请求通过，就必须拿出一些说服力更强、更加无法撼动的新证据来。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手中依旧只有伊达夫妇提供的证词。如今伊达夫妇年事已高，法庭能否全盘采信他们的证词这一点都值得怀疑。人老了难免会犯糊涂，说的话有时甚至会前后矛盾，只要警方稍稍威胁一下，他们就有可能更改证词的内容。

    “但是，如果我们能在重审申请中获胜，让法院对案件重新展开审讯，就等于是赢了。因为重新开庭审理这一决定就意味着对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而，我们手里什么都没有，遗留在现场的指纹之类的证据又被隐匿于尘土之中，不见天日。我丈夫的外套、家里的菜刀，还有被认定为凶器的刀子，这些东西全都没再出现过。如此一来，我丈夫就很有可能会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杀掉。实际上，眼下针对我丈夫的死刑随时都有可能执行。以前也曾出现过在提出重审要求的过程中，被告被执行死刑的实例。因此，我现在的请求……”

    说到这里，女人突然停住了，并好长时间都没再接着说下去。吉敷不禁纳闷，她这究竟是怎么了？看样子，她并非是因为心中感慨良多而哽咽难言，因为她之前说话时的语调是那么地平静。女人沉默不语的呆站了足足五分钟之久。吉敷看着她，只见她晃晃悠悠地后退了几步，一屁股坐在放着手提包的长凳上。后退的时候，她一直没有看身后。

    或许是说累了吧，她一直坐在长凳上，久久不曾挪动，完全陷入呆滞状态。刚开始，吉敷还在怀疑她的脑袋是否有些不大对劲儿，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她的话虽然让人听得一头雾水，但从道理上来讲完全能说得通。而且她对那些专业审判用语的理解都非常准确。

    这样一个正常人独自跑到日比谷公园里对着空气演说，她到底想干什么？

    “你的请求是什么？”吉敷稍稍提高了些嗓门，问道。

    女子猛地把脸转向右后方，盯着吉敷看了好一会儿。半晌，她冲吉敷轻轻地点了点头，脸上却不见丝毫笑意。

    吉敷也以点头回应。她应该认出了吉敷，没有一下子就认出来，并不是因为忘记了，而是眼睛不好的缘故吧。

    吉敷心中暗忖，猜想对方或许会反问自己是否听到了她的演说，但女人一句话都没有说。仿佛嗓子用到了极限，只得沉默不语。如此一来，就只能由吉敷主动发问了。

    “想为你丈夫伸冤，是这么回事吧？”

    话虽这么说，但其实吉敷并不相信这是件冤案。虽然女人的执著令人感动，但盲目相信亲人是蒙冤受屈的例子实在太多。尽管事实上真有冤情的例子也并非完全没有，却并不算多。至少吉敷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对每一个被捕重犯亲属的话都信以为真，随随便便答应他们的要求，那么犯下重案、量刑较严的人就都会高声喊冤，社会秩序将变得混乱不堪。

    “是的。”女人点了点头。

    “你能在法庭上证明他的清白吗？”吉敷问道。

    “能。”女人立即回答。

    “你打算怎么做？”

    “曾说在案发当天看到过我丈夫的伊达夫妇已经同意出庭作证，证明自己当年曾受警方威胁，而在法庭上撒了谎。”

    这话在吉敷听来是如此地刺耳。的确，有些警察会采用这种卑劣的手段，但并非时时如此。听到这样的事，那些喜好打抱不平的人或许会立刻拍案而起，说这些全是警方捏造的事实；可如果事后得知抓获的人的确就是罪犯，他们又会马上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所谓的罪犯，是不可能一边和你喝茶闲聊，一边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的。

    “那些警察究竟抓着什么把柄，能要挟那对夫妇做如此恶劣的伪证呢？”

    “伊达夫妇经营着一家兼营住宿和餐饮的小旅馆，名叫‘伊达屋’。早年曾组织一些年轻姑娘在店里卖淫。”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这件事当地人都知道。”

    “这可不够。你得拿到曾在那里卖淫的女子的口供，或者曾在那里消费过的男人的证词，亦或是能够证明确实存在卖淫行为的其他证据，比如账簿之类的东西。”

    “都是许多年前的事了，那些东西早就找不到了。”

    “许多年前？具体是什么时候？”

    “案子是昭和三十三年发生的。”

    “审判的时候，账簿之类的东西都没在法庭上出现过吗？”

    “嗯，没有。一审的时候，伊达夫妇还没出庭作证呢。”

    “也就是说，目击证人是二审时才出现的？”

    “是的。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伊达夫妇是在撒谎。不，我知道他们是在撒谎，但还没弄清警察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威胁伊达夫妇的。”

    吉敷觉得言之有理。

    “当时律师怎么说？”

    “当时那名律师姓本井，原来曾是检察官，因此他的思想和检察官一模一样，完全不相信被告说的任何一句话。”

    “不是说有些律师一听到冤假错案就血脉贲张吗？”

    “那是现在，如今的律师中的确存在这样的人。而当时的风潮正相反，认为一旦和冤假错案扯上关系，这名律师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还会被同行排挤、疏远。所以，本井律师并不想让我丈夫的案子成为一件冤案。我听说他曾对我丈夫说；如果他在法庭上说上诉书里有假的话，这件案子他就再也不管了。”

    吉敷不知该说些什么好。莫非当年的司法界当真有那么一股风潮？还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个女人精心编造的谎言？在这一点上，吉敷还没有足以判断真伪的证据。

    “那么，你丈夫当时是否认罪了呢？”

    “认罪了。”

    吉敷不禁叹了口气：“认罪了啊？那这样一来——”

    “那是被严刑拷打逼出来的。是不得已的选择。当时我丈夫身患重病，他们却还接连几天对他拳打脚踢……”

    “《刑事诉讼法》有规定，警察是不能轻易对犯人进行拷问的。嫌疑人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力，同时还可以把律师找来。”

    “那是新的《刑事诉讼法》，旧的《刑事诉讼法》里没有这条规定。”女人说道。

    “可你丈夫的案子不是昭和三十三年发生的吗？昭和二十几年的时候，全国就已经改用新诉讼法了啊。”

    “刑警当时根本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事。别说什么新的旧的了，我和我丈夫就连什么是《刑事诉讼法》都不知道。不光这些，记得当时他们就连逮捕令和搜查令都没让我们看过，简直就是非法拘捕。”

    “如果情况当真如此的话，那确实可以算是非法拘捕。不过到了法院之后，他们就拿出逮捕令了吧？”

    “他们手上没有半点证据，根本就拿不到逮捕令。可惜我们当时连‘逮捕’是啥意思都搞不清。大半夜的突然被他们从床上拽起来，我丈夫吓得魂不守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或许她说得没错，这世上真的存在胆敢无视《刑事诉讼法》、强行逮捕、审问的刑警。不过至少吉敷自己从未做过这种事。

    “到了警局之后情况更糟。那天外边下着大雪，他们半夜把人拖进警局就不管了。过了一会儿，一群人过来对他又推又打，还一直吼个不停。”

    “不会是在警局外面的大厅里吧？”

    “不，在姬安警署内的审讯室里。”

    “屋里没有暖炉吗？”

    “有暖炉，但放在刑警们那边。炉子上还烧着酒呢。”

    “怎么连这种事你都知道？”

    “那些警察，每个人都在喝酒，醉眼蒙眬的，不时发出下流的笑声，仿佛把拷打逼问我丈夫当做一件开心事似的。其间他们连一句‘你有权保持沉默’或‘你可以去找律师’之类的话都没说过。当时新的《刑事诉讼法》刚出台没多久，他们就佯装不知，依旧沿袭旧时警察的习惯。”

    “这一点我倒是可以理解。不过，逮捕拘留了嫌疑人之后，警方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明确其罪行。你丈夫是不是被捕之后就立刻认罪了？”

    “没有，不过他们先给他随便安了个罪名，说他涉嫌盗窃附近酒馆里酒客的钱，要慢慢展开调查。”

    “你丈夫案发时在做什么？有不在场证明吗？”

    “当时他在北上川河边。”

    “从几点到几点？”

    “整个下午都在那里，一直待到傍晚五点半左右。”

    “案件具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傍晚四点到五点之间。”

    “那时候天应该还亮着吧？”

    “嗯，不过那地方在山里，四周荒无人烟。”

    “具体是哪年哪月哪一天？”

    “昭和三十三年的十二月九日。”

    “昭和三十三年十二月九日……是件什么案子啊？”

    “一户住在山里、以伐木为生的人家全部被杀。”

    “一共死了几个人？”

    “大大小小总共三口。一对夫妇和一个还很年幼的女孩。”

    “三个人！那可不是件小案子。被害者叫什么名字？”

    “姓河合。男的叫河合民夫，他的妻子叫阿岁，女儿叫弘子。我丈夫生性胆小懦弱，根本做不出那种事。”

    “河合民夫一家三口被杀惨案？这名字我以前似乎在哪儿听过……案子是在哪里发生的？”

    “盛冈。”

    “什么？盛冈？”吉敷大吃一惊，向前探出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