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的人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神秘色彩，这是因为人虽死去，他的故事还在延续。在家人亲友中，在爱过的人心中，死亡使人的形体消失，但影子尚存。十四年前，郭颖和她的女伴们在医学院后山的种种经历，与后山下防空洞里的死者有关，这毫无疑问。然而，我自己现在正面临着的困惑，也与死者有关吗？几天前闯进我住宅的这个不速之客，经证实，是一个早在一个月前就死于车祸的精神病患者。他的妻子我也见到了，坟也见到了，遗物也见到了，这都是真的。天啊，我撞着鬼了吗？
在严永桥的遗物中，有他在医院读过的书，其中一本就是我的那部刚出版不久的恐怖小说。显然，他是在书中知道了我和董枫，并且，在住院的那段时间，他显然认出了董枫。于是，在他死后，他就来找我聊天，给我讲董枫在精神病院里遭遇黑屋子的怪事。这可能吗？天方夜谭！但是，严永桥来找我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当我坐在书房里的时候，我真希望他能再出现一次，带着他的黑雨伞来敲门。这样，我就可以弄清楚一切了。我将战胜恐惧，询问他：你死了吗？你现在是谁？你怎么知道董枫在黑屋子遭受的惊吓？还有，你当初陪老婆来找吴医生看病时，吴医生怎么断定你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呢？诊断室的窗户是你打碎的还是吴医生打碎的？因为这种歇斯底里的行为足以让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归根到底，你当初真是精神病人吗？如果不是，吴医生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吴医生来电话了，问我，去山里见着严永桥的老婆了吗？情况怎么样？看来，他对严永桥死而复生似的来找我也十分困惑，并且想协助我找出答案。同时，他告诉我说，那个27床的病人最近清醒了，这人在几十年前的文革中有不少传奇经历，听起来像故事一样。吴医生让我去与他聊聊，说不定，可以为写作积累一些素材呢。
27床？我回忆起我上次去精神病院，在花坛附近遇见的那个人，五十多岁的半老头胡茬很黑，眼睛像梦游一样，对着我身后的空茫说：“往前走，前面有红旗……”这次，当我在病房里见着这个梦游似的人物时，他已经收拾得很整洁，胡茬也刮干净了，这使他年轻了不少。带我进病区的吉医生对他说：“龙大兴，今天感觉怎么样？没看见什么影子吧？”
“什么影子啊，那都是假的。”他咧嘴一笑，“我完全清醒了，都想下围棋了。”
吉医生说：“不过，你还得继续服药，巩固治疗效果。这位是新来的余医生，他给你作心理咨询，你精神上会更轻松。”
看来，吴医生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尽管我赶到医院时他正巧又被院长叫去开会，他却让吉医生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以前我对他讲过，说是医院里如发生有趣的事，出现有趣的人物，让我去接触接触。搞写作这行，脑子里得装满奇事才行。看来，这吴医生够哥们儿。
吉医生给我们介绍后就走了。这个叫做龙大兴的27床的病人望着我，似乎要从我的白大褂上看出什么破绽似的。我不像医生吗？不，连这里的护士也说，我穿上白大褂的样子，至少也是个主任级的专家。当然，这也许有点恭维我的意思。
我沉住气，对这位病人说：“我上次在花坛附近见到你时，你正念念有词地往前走，你当时看见什么了呢？”
“记不得了。”他说，“清醒后是记不得病中的所作所为的，只有半清醒的时候所看见的东西才能记住一些。”
“你看见过什么呢？”我问。
“唉，不说那些了，都是假的。吴医生说过，那是幻觉。可当时却像真的一样。我老是看见红旗。医院里的墙啊树啊什么的，我有时看去都是红色的，还在飘动。每当这时，我心里就很激动，我忍不住要到处走，有几次走到了一个悬崖上，我往下伸头一看，天哪，崖下躺着一个女学生，已经死了。我感觉是我把她推下去的。于是又惊又吓，忍不住大吼大叫。吉医生说，每当这时都给我注射镇静剂，我睡去后才忘记这些情景。”
我望着这个五十多岁的病人，他那略微发胖的身体表明他住院已经很久了。我说：“听吴医生讲，这些都是你在文革中的经历沉淀下来的东西。都过去三十多年了，这些东西怎么还会缠着你呢？”“嗨，我也不知道。文革结束后我便常犯这毛病，这医院进进出出，数不清有多少次了。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太深了吧。我那时刚读大学，是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儿。武斗期间，我有两支枪，可威风了。晚上睡觉，我的枕头下也放着一枚手榴弹。为啥？防止对立派组织攻进来嘛。如果遭遇突袭，也不能束手就擒，实在不行了，伸手往枕头下一拉，嘿嘿，同归于尽，这才是好样的。唉，那时的日日夜夜可精彩了……”
说到往事，这个病人的眼中开始放光，很兴奋的样子。
“你打死过人吗？”我突然问道。
“没，没，”他矢口否认，“武斗时双方对着楼房什么的对射，子弹都打在砖墙上，没伤着人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的幻觉中曾出现过一个女生死在崖下的画面，我想探寻这与他的经历有没有联系。
想到死者，我突然问道：“这里以前有个叫严永桥的病人，你知道吗？”
“噢，”龙大兴仰起脸回想着，“个子高大，三十多岁，是搞桥梁建设的，对，他叫严永桥，以前就住我隔壁的病房。唉，偷跑出去干什么呀？黑灯瞎火的，在高速路上被车撞死了。”
“他为什么要逃跑出去呢？”我问。
“这不太清楚了。你知道，我多数时候也是迷迷糊糊的，清醒的时候在走廊上我听他说过，他没有病，他早就该出去了。”这时，吉医生走进了病房。他附在我耳边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吴医生开完会了，叫你去他哪里。”
走出病区，我沿着走廊向吴医生的办公室走去。走廊的顶部是拱形的，显得安静肃穆。一百多年了，这座法国人留下的医院几经整修，让原有的面貌得以保存。走廊一侧的窗户很大，上端是半圆形，嵌着五颜六色的玻璃，将夏日的阳光隔在窗外，只有些斑斑点点的光影洒在走廊上。
此时，我已在心里作出了一个决定，这就是我应该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我必须弄清楚严永桥从住院到死亡的全部真相，这样才能解开那个闯进我家的不速之客之谜。况且，我现在住在家里也是提心吊胆的，那个握着黑雨伞来拜访我的人搞得我日夜不宁。与其在家里担惊受怕，不知直接住到这漩涡的中心来。
“这事情有点麻烦，”吴医生听到我的想法后说，“以前有搞电影电视的人在这里呆过，结果搞得很不愉快，院长很生气，说是搞写作的人再不接待了。”
我说：“以朋友的名义，你给院长通融通融吧，就说我要写的东西绝对正面，救死扶伤精神关怀等等，只住上一月两月就行了。”
院长姓蔡，一个五十多岁的瘦高男子。吴医生将我带到他办公室，刚说明来意，他便看也不看我地对着门外吼起来：“写作？我知道你们的意思，精神病院嘛，铁门！大锁！把人关起来，像监狱一样！哼，就冲着这个来，就对这种东西感兴趣……”我一下子怔住了，不知道蔡院长为何发这样大的火。我赶紧声明我对精神病院的理解，说这里所做的是一份崇高的工作，面对精神病人这个弱势群体，医生和护士的工作让我钦佩。所以想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以便写出真正感人的东西来。
蔡院长似乎没听我的解释。门外有人叫他，他便径直出去了，将我和吴医生留在他显得很大的办公室里。
我正不知所措，吴医生拍了下我的肩头说，咱们走吧。我说，这事怎么办呢？他笑了笑说，这不，已经同意了嘛。蔡院长就这习惯，只要他没明确否认，就是表示已经同意了。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经过一片草坪，就是吴医生所负责的病区了。这幢两层法式楼房此刻有一半被遮在树阴中，另一半暴露在阳光下，远远看去，像一幅明暗交错的风景画。
吴医生说：“院长虽说是同意你呆在这里了，但你只能在我负责的这个病区活动。这里的底楼是男病区，二楼是女病区，在这个范围内，你以新来的医生的名义走走看看，与病人交谈什么的，都可以。但晚上最好不要去病房，因为天黑以后，有的病人病情发作，会伤着你。你知道，有的躁狂型病人发作起来是很厉害的。”
我想起了二楼尽头的那间黑屋子，董枫就是在一个雷雨之夜看见里面突然有了烛光的。并且，在这间长期闲置的病房里，那夜的烛光中还出现了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尽管吴医生将此事解释为董枫的幻觉，但我总觉得另有蹊跷。此时，吴医生对我的告诫，是对我的关心呢，还是暗含警告？
不管怎样，吴医生对我的写作还是很支持的，不然他不会同意我在医院住上一段时间，以便在龙大兴这样的病人中搜集写作素材。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严永桥死而复生地到我家拜访我，这事实让吴医生也无法解释。现在他让我住到医院里来，也许是想与我联系得更紧密些，以便为这个谜团找出答案。
走廊尽头的一间小屋成为我的临时住处。一张小床，一张简易写字台和一把木椅就是室内的全部家当。吴医生说，这是他上白班午休和上夜班时休息的地方，现在提供给我了。凑巧他这段时间不上夜班，所以夜里我可以独自享受这个空间。
我说过，这幢法式楼房里全铺着老式的地板，我在这小屋里哪怕轻轻地走动，地板也会发出咚咚声。不但如此，屋外的走廊上，包括不远处医生护士的值班室里，只要有人走动，我在这小屋里都能听见咚咚的脚步声。如果距离稍稍近点，还能感到地板的轻微震动。
我突然想到，严永桥逃离精神病院的那天晚上，就是踩着这样的地板溜出去的，怎么没人发现呢？
吴医生正为我整理这小屋里的一些零乱东西，听到我的疑问后说：“那天我没上夜班，听值班医生讲，他是趁医生查房打开了病区的铁门后溜出去的。从病区出来到楼外，根本不经过值班室这一段走廊。”
我“哦”了一声，想着这楼房的布局，进门后往右是医护人员值班室的走廊，往左是通向病区的小铁门，正中间是一道宽大的楼梯，通向二楼的女病区。
“不过，”吴医生望着我说，“我做医生这么多年了，精神病人逃出医院的事发生过不少次，生生死死也见了不少，但死后又出现的，还是第一次听说。要不是你遇到，我绝对不会相信有这种事。当然，理论上说来，人绝不可能死而复生。因此，你遇到的严永桥，是另一个人的可能性更大。”
我想起了在严永桥家里看见的遗像，他绝对就是撞进我家来的那个人。我知道吴医生心里其实也很困惑，但是，这一切现在确实无法解释。我只好点头同意吴医生的判断，说：“但愿那是另一个人。”
这天晚上，第一次独自住在精神病院里，我的感觉是既新鲜又有点莫名的紧张。吴医生回家去了，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我还不熟悉，也就没出去乱窜。躺在这小屋里的铁架床上，我想到了我家里的寂静，那个供我独自写作的居室现在应该是一片漆黑。我得离开它一段时间了，如果那个拿着黑雨伞的家伙再次登门，他会发现那里已暂时无人居住了。
我突然产生了往家里打一个电话的念头。电话就在我的写字台上，如果此时铃声大作，没人的屋里也可趁机热闹一下。
抱着这个莫名其妙的想法，我在这医院的小屋里向家里拨通了电话。天哪，电话刚一拨通，有人就拿起了电话，我听见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喂，喂！”我冲口而出：“你是谁？”就在这一刹那，那端压下了电话。
有时候，任何不可思议的小事都会让人惊恐万状。试想，你锁好门窗，离开了你独居的住宅，可是，当你在深夜从另一个地方往家里打电话时，却有人接听，怎么回事？那一刻，我的心咚咚狂跳。是小偷进屋了吗？不可能，因为小偷是不会来接电话的，那会暴露出屋里有人。我想到了严永桥，那个早已从精神病院逃跑出去并死于车祸的魂灵，难道，他又窜进我屋里了吗？或者，他一直就躲藏在我屋里的什么地方？
我得证实这点。我咬了咬牙，再次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呜——呜——”，电话的长音从看不见的暗处传来，再没人来接听了。
我的心里七上八下，显然，在我家里接电话的人已有了警惕，不再来接电话了。谁进了我的屋？我是不是需要立即赶回去看看？
我看了看表，夜里11点零5分。吴医生给我讲过，这精神病院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晚上10点关大门，上锁，非抢救病人等特殊情况，是没人给你开门的。翻墙出去呢？不妥，别人会认为我在这里图谋不轨。况且，蔡院长对我呆在这里本来就不太欢迎。
当然，在这医院出不去了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借口，其实，真要回家去查看，我还是有些恐惧。
突然想到，打个电话，让张江替我到我家看看如何？这个热爱文学的大学物理系学生，是很乐意替我做事的。
接电话的是一个妇人的声音，我想是张江的母亲吧。她叫我等一等，便将话筒放在了一旁。张江在做什么呢？我无端地感到他又在他卧室的窗口，用望远镜盯着董枫的窗口或阳台。用这种方式爱上一个人是容易疯狂的，因为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听不见她的声音，更不了解她的任何情况。在镜头里，她的身姿、她的任何一个动作都让他入迷，正是这种陌生感和毫无认识的可能性，会让爱这种本来就带有盲目性的情感无限泛滥。
张江来接电话了。听完我的叙述，他惊讶地表示，会有这种怪事？我立即赶过去看看。我叮嘱他，如有什么危险，就立即报警。他表示毫不在乎，要我放心，他去查看后很快就把结果告诉我。
放下电话，我躺在小床上随便抓起一本书来翻看，是吴医生放在这里的书，书名叫《美国精神病案例选》，看来，精神疾患正侵袭着整个人类。我翻了几页，老是走神，因为心里惦念着张江去我家查看的情况。
电话一直没有回过来，张江遇到了什么危险吗？深夜的精神病院已是一片寂静，外面的走廊上和值班室里，医生或护士走路时在地板上踩出的咚咚声显得格外沉重。
等待回音的时间每分钟都很长。有一阵子，我眼前老出现恐怖的画面，其中一幅是，严永桥正站在我家里的写字台边，张江倒在地上，一把黑雨伞的金属尖已插进了张江的胸部，血流得满地都是。尽管没学过，但我知道这是人的一种灾难幻想，就像有人老担心亲人会出车祸一样，并且，一担心起来，还会想像车祸的场面。人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看了看表，已是夜半12点15分了。张江去我家，骑自行车不过十多分钟，无论如何，他早该给我回电话了。
我心里乱成一团，给张江家打电话，老是占线的忙音，试了多次后，我发现这不是占线，而是将话筒放在了旁边。我知道有人有这种习惯，为了防止睡觉后被电话打扰，就用这办法。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已是凌晨1点过了，张江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呢？看来，只有天亮后才能联系上了。
外面的走廊已没有了脚步声，看来，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也已在值班室休息了。天气闷热得很，小屋里的一台电风扇搅动的风也是热的。我无法入睡，便想到外面去透透气。
我走出小屋。经过走廊时，尽量放轻脚步，以免惊动值班室里的医生和护士。还好，值班室的门是关上的，这样我就省去了一些招呼应酬和解释。
走出楼外，空气凉爽了些。在林阴道上走出一段后，我回望这座现在只有黑色轮廓的楼房，感到它像一个正闭目睡去的老人。
突然，从侧面的小道上飘出一个白色的人影，我下意识地问道：“谁？”
“我，小翟。”是很清亮的女孩的声音。她已走到我面前，是一个穿着白罩衫的护士。小翟？是董枫的同事，我听董枫谈起过她。
她疑惑地盯着我。我赶紧作了自我介绍，并补充说：“董枫在黑屋子遇到怪事后，就是给你打的电话吧？她还叫你天亮前千万别去黑屋子那边。”
“是的。董姐遇到的事太恐怖了。第二天我们打开那间长期闲置的病房看过，里面什么也没有。”小翟的声音仍然很困惑。她大约二十多岁，圆盘脸，身材小巧玲珑。
我问：“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和你一样，散步呗。”她掠了一下头发说，“董姐没上夜班，我和另外的人又没知心话可说，闷得慌，天气又热，出来走走免得在值班室打瞌睡。”
“楼上那间病房闲置多久了？”我问。
“快三年了吧。你知道，这是幢老房子了，那病房的墙角浸雨，老解决不了，屋里很潮，没人愿住那里。而且，那病房里先先后后死过好几个病人，都是自杀的，怪吓人的，谁愿意再住那里呀。”
“你见过自杀的病人吗？”我问。
小翟不自觉地往左右的暗黑处看看，仿佛有些害怕似的说：“我只见过最后一个叫单玲的女病人。那时我刚到这里做护士。那女病人也很年轻，才十九岁，因为失恋精神分裂了，怪可怜的。”
我突然记起吴医生与我聊天时，曾无意中提起过这个叫单玲的病人。我无端地感到，董枫在黑屋子看见的在烛光下梳头的女人，与这个已自杀的女病人或许有什么关系。
夜半的精神病院里，弥漫着树叶的潮气和阵阵花香。如果不是从那隐藏在暗黑处的楼房里，时不时发出一两声病人的尖叫、哭喊或者歌唱（那是一种变调的使人恐惧的歌声），你会以为这里是世外桃源呢。是的，大片大片的树林、灌木、草坪，在夜里已看不见但香气弥漫的花朵，自然界显示出它勃发健康的生命力，仿佛在感召着陷入精神迷雾的人们。
我对小翟护士说：“我们到二楼的那间病房去看看，行吗？”
我是突然产生这个冲动的。现在正是夜半，如果那间长期闲置的黑屋子里真有什么奇异的动静，现在走近它，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不行不行，”小翟惊恐地说，“自从董姐在那个雷雨夜看见那屋里有人以后，我们在夜里就从不走近它。本来，它就在走廊的尽头，我们查房也不用走到那里去。”
“那个叫单玲的女病人自杀在那屋里以后，那间病房就再没住过病人吗？”我问。
“是的，没人敢住了。墙角浸雨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大家都害怕，这才是原因。”小翟顿了一下又说，“以前的事我不知道，但单玲的死，我是看见的，好吓人哟。”
我和小翟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来。这石凳很光滑，显然是年代久远了。在精神病院的树阴下，小翟给我讲起了单玲之死。夜很黑，她的讲述仿佛来自时间的暗处。
“前后算来，单玲的住院时间大约在半年左右。那时我刚来医院工作不久。是一个中年妇女送单玲来住院的，据说是单玲的姨妈。这女孩子真可怜，三岁时父母就离了婚，后来母亲去了国外，父亲也到沿海城市闯荡去了，是姨妈带着她长大的。
“单玲中等个子，一头长发，一双丹凤眼如果不是已被呆滞的神情占据，一定是又漂亮又迷人。
“她十九岁，这样年轻的女孩怎么会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呢？在吴医生记录的病历上，我才知道这女孩真的很惨，我很同情她。
“原来，单玲十七岁时便和一个男生狂热地相爱。那男生成绩很好，高考时却放弃了远走高飞去读名牌大学的机会，只填报了本地的一所大学。这样，他和单玲才可能每天相见。单玲比他低一个年级，第二年高考时落了榜，便到了一家公司工作。从第一个月领薪金开始，单玲便开始攒钱，为将来和那男孩共同生活准备一点积蓄。那男孩呢，只要下午没课，准到公司门口等她下班。因姨妈尚未批准单玲带男朋友回家，两人便到咖啡店之类的地方呆到天黑，然后由男孩将单玲送回住家附近。
“这很像一种幸福生活的开始。然而，不幸的事发生了。有一次公司加班，单玲回家时已是深夜了，走到住家附近的一个偏僻之处时，停在路边的一辆轿车上突然冲出两个男人，单玲还来不及作出反应，已被他们推进了车里。这辆罪恶的车在夜色中一直开往郊外。单玲被他们轮奸后，被丢弃在公路边的树林里。
“这巨大的创伤对于单玲几乎是毁灭性的。她在家里躺了一个月后，脸色发白地去公司上班，工作时常常呆若木鸡，令上司非常不满。下班后，焦急万分的男孩来接她了。在咖啡店的角落里，她伏在男孩胸前痛哭。她告诉了男孩她‘大病’一个月的真相。男孩愤怒无比，想找歹徒拼命却没有目标。他安慰她，同时非常沮丧。
“这以后，男孩来公司门口等她下班的次数越来越少。有一次见面，男孩无意中说到他曾数次想和她发生性关系，但都被她拒绝了。言语之中，似乎有抱怨和指责的意思，并且充满了失落感。
“单玲预感到他们的关系要出问题了。结果事实比预感来得更快，自那次见面后，男孩便消失了，连最后作一次倾诉的机会也没给她。
“一天早晨，姨妈见单玲没起床去上班，便进屋叫她，却看见单玲坐在床头傻笑，然后抓起床单来一条条撕破，突然又是大哭。她的姨妈大惊，证实她已经发疯后，便将她送到我们医院来了。”
小翟护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接着讲下去。
“吴医生对这个病人非常重视，开出了最全面的治疗方案。他说单玲太可怜了，一定要让她尽快康复。可是，刚治疗一个月，她姨妈就不到医院来了。你知道，精神疾患的治疗费、护理费、住院费加起来可不是个小数。她姨妈给她交了一个月的费用后，便说没钱了。单玲工作的单位说她还在试用期，没医疗保障的，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了八百元补贴后，也不愿再支付医疗费用了。
“怎么办？总不能将病人赶出医院去吧。吴医生给我们开会，发动捐款，他自己首先捐出了两千元。大家都很吃惊，也很感动，纷纷捐了些款，当然不太多。你知道，我们每月的薪金平均也才七百多元。
“为了让这些钱延长单玲的治疗时间，吴医生将那间长期闲置的病房打扫了出来，让单玲住了进去。这样，单玲的住院费用就可以免去了。这也是吴医生向院领导争取来的优惠。吴医生说，那房本来就空着，单玲住进去，也就不该收费。”
“你知道，在人的各种疾病中，精神疾患是最复杂、最难治愈的疾病。可这次吴医生却像铁了心，声称要在半年之内彻底治愈单玲的抑郁性分裂症。他甚至从家里搬来了电视机，安放在单玲的病房里。他说，这对改善她的精神状况有好处。有一段时间，单玲似乎正常了许多，我们都很高兴。”
说到这里，小翟护士在暗黑中朝住院楼望了望，可能是感到自己谈得久了，担心病房有没有需要她照料的事出现。她说：“不行，我得回值班室去了。”
我们一起回到了住院楼。小翟径直上了到女病区的楼梯，然后回过身来，对我做了个“拜拜”的手势。我右转进入走廊，这地板一踩就咚咚地响。我走进走廊尽头我的小屋，才重新想起有人在我家里接听电话的事，而派去查看情况的张江竟一直没给我回话，这一夜我是无法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