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中，政事堂。

    海外事务丞李敦敏望着当值的右仆射石越与参政、刑部尚书范纯仁，目光中没有半点退缩。

    “……太府寺必须立即停止蛮干！”李敦敏语气激烈，“下官已是第三次来政事堂陈情，李大卿只顾着追讨永顺钱庄的债务，却不知东南情势之微妙脆弱，这般蛮干，必酿成大祸。近几年内，海外贸易原本已呈萎缩之势，海商利润亦大不如前，然东南诸路工商之兴勃，却为古来所无。但这种兴盛，却多赖于钱庄之日渐发达。以造作瓷器为例，若某海商欲购瓷器万件，于当年冬借季风下南海，则在当年夏季，即要和瓷窑事先签订契约，付十分之一的定金，瓷窑签了契约，便用此契约抵押，向钱庄借贷，这才好雇人烧制瓷器。到了冬季，海商出海前，又向瓷窑付清六成的货款，余款以家产作保，待次年夏回来，再连本带息付清。而瓷窑也要这时候，才能还清钱庄的欠款。以下官所见，像以往那样，或由海商事先预付五成甚至是全部的预付金，或者完全不付预付金，只管现货买卖，货到账清的事，已经越来越少。此亦是由于作坊间竞争激烈，坊间所卖之货多于买者，而海商为牟取最大利润所然——若在六七年前海外贸易最景气的时候，海商要买货出海，不提前一年付清所有款项预订，甚至可能无货可买。但今时不同往日，即使冬季逆风回国的海商，也往往会拖到夏季再结清货款，这在近一两年内，几乎成为惯例。但其实海商亦不容易，海商间竞争之激烈，更不在国内作坊之下，不少海商采购国内货物，也是向钱庄借贷——因为借给海商的利息要高于别处，钱庄亦乐于借钱给他们。”

    李敦敏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也不停歇，又继续说道：“下官一直以为，东南情势已经岌岌可危。各种作坊为了竞争，拼命造作，但大部分货物，除了供应海外与本州本路，在国内是卖不掉的。比如瓷器，若非是名瓷，大宋哪州哪县不产这个？便有水路，算上运费，已是成本过高，倘若要走陆路，那成本更是高得吓人。所以，倘若这么继续下去，东南作坊产量越来越高，而海外贸易又越来越萎缩的话，迟早闹出大事来。不过话虽如此，但两三年内，还未必真会出事。可如今李大卿这般作为，半年之内若不出事，下官敢把这舌头割了，给李大卿赔罪！李大卿不知东南情弊，以为讨回债来便是功劳，但据下官所知，永顺钱庄借出的钱，七成是直接借给海商，三成是借给东南的钱庄、作坊。不论是海商也罢，钱庄也罢，作坊也罢，这时候根本不是结算的季节！纵便是永顺钱庄借出的都是大宗放贷，和海商们另外商议了结算时间，最早也不可能早过二月。而如今却是十一月，却叫他们上哪里去找钱来还债？李大卿只管逼海商还债，官府催债，百姓又岂敢不还？逼得紧了，难免要百般筹钱，层层讨债，甚至于卖田卖地——可其他借过钱给这些海商的钱庄，还有货款没收回来的作坊该如何办？既到了这个地步，只怕免不了也要上门催债的。倘若他们收得回还好，若收不回来，钱庄免不了又要怕作坊的债收不回来……除此以外，更要命的还是借给钱庄和作坊的钱。海商反正人和货都不在国内，若夏季能平安回来了，还有个希望，可许多小钱庄和作坊，这个季节却是经不起催债的。”

    李敦敏说到这里，这才顿了顿，加重语气说道：“下官现在最担心的，便是怕有作坊和小钱庄支撑不住破产！如今作坊工人的工钱，平时都只给些许，只够勉强度日，大半的工钱，分别在年前与中秋结算，作坊倘若破产，这些工人工钱没有着落，谁能担保不会激起民变？小钱庄破产则更加可惧，下官只怕一家钱庄破产，会连累大量钱庄跟着倒霉，到时候整个东南谁也无法幸免。这后果实是不堪设想！相公、参政，这交钞一物，现如今在京师是不值钱，在东南却还值钱呢！李大卿把东南的交钞收回来，对朝廷又有何好处？今日之事，实实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倘若废除交钞的传闻再传到东南，这内外交攻，水火并至，东南又有几家钱庄能受得住？！请相公、参政早下决断，若再犹豫不决，或是等闲视之，到时候真要不可救药了！”

    李敦敏所说，尽管石越和范纯仁都已看过他的札子，石越也与李敦敏面谈过，但这时候再听他说一遍，亦不由悚然动容。但他字字句句，一口一个“李大卿”，矛头直指李清臣，却也叫石越心里暗暗叫苦。

    李敦敏所禀之事，石越已经意识到非比寻常，李敦敏回京之后，就这件事，也已和他说过两三次，但李敦敏前两次至政事堂，都是司马光当值，司马光虽然也很重视此事，但他却以为李敦敏有点危言耸听，毕竟东南诸路之富饶，司马光比谁都清楚，司马光绝计无法理解，以东南诸路的富裕，以海商的富可敌国，少个千把万贯交钞，又能出什么大事情。他反而一厢情愿地相信，万一交钞危机波及东南，东南少点交钞，受的冲击也许还要小点。毕竟自交钞危机以来，每有政事堂会议，石越都是凭借着他那点可怜的经济学知识，反复重申着尽可能地回收交钞，是解决交钞危机必须要走的一步。石越的主张，在政事堂内颇具说服力，司马光等人也很容易理解，只不过政事堂诸公一时没找到大规模回收交钞的办法，所以未遑实行。然而，石越的这个主张，既然在司马光广泛咨询过如食货派学者等等各色人物的意见后，已经完全被司马光所认可了。所以，在他看来，李清臣可能莽撞了一点，但可能无意中还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因此，李敦敏的札子，司马光只是例行公事地发到了太府寺，令太府寺“分析”。

    太府寺是何回应，如今还不得而知。但石越却深知此事拖不得，因此才不顾司马光是否芥蒂，急急忙忙又召见李敦敏，询问此事。石越心里本就担心惹恼了司马光与李清臣，事情无法收场，岂料到李敦敏心里着急，竟然也失于考虑，只管直斥李清臣不懂财计，邀功误国。石越只道李敦敏素来是极机敏的，哪里想到人若着急起来，说话哪里又会那么周全？

    这时候石越不得不为李清臣缓颊，因道：“若果真如修文所言，则外府处置此事，确是有欠考虑。吾侪身居两府，智不及此，亦难辞其咎。”他只说“外府”——亦即太府寺，却不提李清臣之名，又把自己和两府诸相都主动靠上去担了责任，轻描淡写便将李清臣的责任淡化了。

    但范纯仁却没这么多顾忌，直言道：“此事我亦读过札子，财计上的事情，我是不太懂的，但李海外札子上把事情说得极清楚。方才李海外说的时候，我又想起今年三月的《白水潭学刊》转载过一篇文章，是专论钱庄一物的，那文章说，一千万贯交钞，经过钱庄，实际可能相当于三千万贯甚至更多的交钞在坊间周转，这才是真正的‘货币乘数效应’——若按此文的观点，太府寺一两个月内要自东南收回上千万贯的交钞，岂非相当于抽空了三千万贯的钱钞？照李海外所言，此时正是海商、钱庄、作坊都周转不过来的时候……”说到这里，范纯仁已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把自己吓了一跳。半晌，才喃喃道：“会不会已经晚了？”

    “但愿还不晚。”石越摇了摇头。范纯仁又让他吃了一惊——他号称“不太懂财计”，可他说的这番道理，石越却是想了很久才明白是怎么回事，而范纯仁不过看了一篇论文，便可举一反三。这让石越不由得暗暗感叹：果真要比智商，自己只怕要比范纯仁低一个档次。

    这时范纯仁忽又想起一事，脸色顿时惨白，“若东南局势果真如此，便是没有李清臣这出，交钞之事传到东南……”

    “正因如此，下官才再三求见，请诸公万万不可再有犹豫拖延。”李敦敏焦急地说道，“东南、海外贸易，实为朝廷财赋之所系，东南乱不得！下官此来，听说许多废除交钞之议，此辈全是坐而空谈，东南钱庄之发达，全赖于交钞之发行，倘若废除交钞，对东南钱庄来说，便是灭顶之灾。东南钱庄一垮，整个东南之作坊、好不容易才有今日规模气象的海商，覆巢之下，恐无完卵！”

    “然张天觉之议，似与李海外不同……”

    “张天觉是以为无药可救，他是想断尾求生。交钞击垮的是东南的工商业，对东南农业影响较小，他的主张，是熬个五六年，再重新整顿，也未为迟。况且东南真正的大作坊、大海商，是一定能存活下来的，倒霉的只是小钱庄、小作坊……”

    李敦敏指责张商英与东南的大商人大地主过从甚密，对石越来说，也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了。张商英主张断尾求生，原也是个合理的主张，况且自与石越密谈过后，张商英虽然态度依然明确，但也很积极地配合石越，参与到挽救交钞的努力中来，并没有扯石越的后腿。这一点也让石越渐渐消除了对张商英的不满。因此，他见李敦敏心中焦虑，口不择言，竟又抨击到张商英头上，正欲打断他的话，却听李敦敏又道：“但下官却以为，东南诸路的小作坊、小海商、小钱庄，才是东南繁荣之关键。若海外贸易与东南之工商业被几个家族控制，于朝廷于百姓，皆有害无利。所以，只要有一线希望，便要尽可能挽救交钞。没有交钞，就不会有东南真正的繁荣，但若朝廷这次废除交钞，所谓惊弓之鸟，日后朝廷欲再颁行纸钞，只怕也是千难万难。”

    石越这才放下心来，范纯仁也颔首道：“这话确是这个道理。”又转向石越问道：“我听说先前君实相公已令外府分析，未知可有结论？”

    石越摇头道：“还未报上来。”

    范纯仁又细细问了些东南诸路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情况，李敦敏在两浙路当地方官，对这些事情都很熟悉，回答起来条理清晰，又随口能举出具体的案例和数据，竟是很得范纯仁青眼。原本在东南官员中，如张商英虽然也是传统的儒生，比较关注普通自耕农民的利益，但也和大商人大地主打得火热；而李敦敏却和张商英大不相同，他最关注的，却是中小商人和中小作坊主的境况，他虽是所谓的“石党”，但对唐家为首的十八家却极是疏远，甚至多有批评，认为这些大商人大作坊主，凭借自己的资源垄断原料、操纵价格，对国家有害无益。李敦敏又说起他在两浙打击试图垄断价格和市场的传统行会组织与牙人组织，给牙人颁给“身牌”进行管理，又迫使行会改组，石越和范纯仁这才知道李敦敏与张商英等人原本就有明里暗里的冲突。李敦敏的主张显然很对范纯仁的心意，竟频频赢得范纯仁的赞许。

    点汤送客之后，范纯仁便对石越说道：“此事只怕是君实相公失策了。”

    石越早看出范纯仁已经被争取过来了，这时候却故作大方，只说道：“君实相公只是谨慎，此事亦不能听一面之词。”

    范纯仁睨了石越一眼，不满道：“如今都是为朝廷社稷，子明何须如此？”

    石越被范纯仁责怪，亦不觉脸红，因道：“说来总须为李邦直留点面子。”

    范纯仁轻轻哼了一声，道：“李邦直非是无能，若令他做刑部尚书，定然做得比我要好。但太府寺卿，他却的确是当不来的。子明，皇上令吾辈在两府，不是叫我们做滥好人的。皇上若用错人了，如何纠正，正是吾辈之责任。”

    范纯仁胸怀磊落，石越听到耳里，却更觉不是滋味，只觉自己本欲调和矛盾，不料和范纯仁这么一比，倒像个小人一般。他有心为自己辩解几句，却又觉得这么做甚是可笑。当下也不分辩，只问道：“如此范公之意如何？”

    “依在下之见，李敦敏的话，多半信得过。事不宜迟，当尽快与君实相公商议了，派使者前往东南诸路，令太府寺的差官停止追缴。此外，今日朝廷之事，哪件能与太府寺脱得了干系？便是为了李邦直好，太府寺卿也应当换人了。”

    范纯仁说得理直气壮，倒让石越一时说不出话来。其实他想换掉李清臣已经很久了，但他虽然贵为尚书右仆射，要换掉李清臣这样敏感、重要的人选，反而比范纯仁更多顾忌。

    过了好一会儿，石越才道：“此事非同小可，若果真要换太府寺卿，李邦直如何安置不说，由谁来接任却是个问题，这事若不能妥当，只怕皇上亦不肯。”

    范纯仁望着石越，淡淡说道：“我看子明心中必有人选，怎么反来问我？”

    石越叹了口气，摇摇头，苦笑道：“范公莫以为我是故意试探，只是我心目中的人选，未必那么合人心意。”

    “哦？”

    石越却不去管范纯仁的神情，低头沉吟了好一会儿，才抬眼望着范纯仁，缓缓说道：“以某之见，眼下太府寺卿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曾布。”

    范纯仁迎视着石越目光，嘴角露出一丝笑意，过了一小会儿，口中吐出几个字来：“我不反对。”

    石越顿觉愕然，很意外地看着范纯仁，却听范纯仁又笑道：“曾布做过三司使，又在广州、海外当过郡守，国内、海外之事，都很熟悉，做太府寺卿原极合适。但他在皇上那里，却不知……毕竟寺卿都得由皇上来任命——不过，子明若要荐他，我愿意在荐书后面添个名字。”

    这对石越而言，实是意外的收获，他大喜过望，忙抱拳道：“多谢范公。”

    “子明不用谢我。”范纯仁淡然道，“这不是人情。这等大事上，我是从不做人情的。”

    石越却是十分高兴，笑道：“我既非替自己多谢范公，亦非替曾布作谢。”目前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事任命，总要政事堂诸相达成共识，方才好和皇帝去说，这样才不至于节外生枝，又闹出什么别扭来。石越原来很担心旧党不会接受曾布这个人选，所以这事他连曾布那里都没有露过半点口风，但如今范纯仁既然表态支持，却是得了一块重重的筹码，司马光那边游说起来，也会事半功倍。因此石越之喜出望外，也是情有可原——皇帝如今因为身体的原因，变成了真正的“垂拱而治”，政事堂若无异议推荐的人选，皇帝一般情况下，是不会驳回的。

    范纯仁摇摇头，道：“这些都没甚要紧，子明还是想想如何安排李清臣吧。”

    石越笑道：“这个范公就不用担心了，皇上英明，自然会有好办法。这事却用不着臣子来操心了。”

    熙宁十七年的十一月，注定是一个与“大事件”有关的月份。在十一月的下旬到来之际，首先是大宋钱庄总社的正式成立与知事局的选举。自熙宁初年以来一直顺风顺水，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奇迹般的扩张成为宋朝最大的工商业集团，并且在制造业和钱庄业都独占鳌头的唐家，却意外地遭遇了十余年来最大的挫折。唐家在接下来知事局都知事的选举中惨败，周应芳不仅赢得了全部小钱庄席位的支持，在独立知事中占据优势，便是在大钱庄知事中，也出人意料地取得了优势。

    而在汴京的钱庄业决心联合起来应付交钞与挤兑危机后没多久，交钞局颁布了一道法令，要求全国之钱庄，提交存款总额的一成交钞或铜钱至交钞局封存，称为存款准备金，这笔钱将用来对付可能出现的挤兑。

    此法令颁布仅两天之后，汴京再次出现让人眼花缭乱的人事任免。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冯京拜知枢密院事——枢密使与知院事同时并存，在宋朝极为罕见，但在赵顼在位期间，这却已经是第二次出现；参知政事、礼部尚书王珪拜参知政事、吏部尚书；权太府寺卿李清臣拜参知政事、礼部尚书。而回京后一直没得到任命的曾布，则意外地权任太府寺卿。

    以曾布的资历，权任太府寺卿，原本没有任何问题，但他自三司使任上被贬以后，十年来不过在广州、凌牙门担任郡守，而后竟从凌牙门直接进入外府担任大卿，这种大起大落，已不寻常，而海外官员竟可以直接擢入部寺出任长官，更是彻底颠覆了宋朝官场的认知。而在苏辙回京接管户部之后，宋朝三大经济部门——户部、司农寺、太府寺，其中有两个也正式落到了石党手中。

    除此以外，皇帝又准了石越的札子，以故夏都城兴庆府为安西府，并接受王安礼的辞呈，以王安礼出判安西府。以吕大防为工部侍郎，权管勾工部事。

    赵顼在此时进行果断的人事调整，绝非仅仅是接受石越、范纯仁等人的建议，为曾布腾出太府寺卿的位置这么简单。冯京不得再掌吏部，这已是所有人都可以预料到的事情，但觊觎吏部尚书之位很久了的王珪终于如愿以偿，却多多少少出乎人们的预料。赵顼给出的理由是很有人情味的——在六部尚书中，王珪的资历最老，却一直只是担任位次较低的礼部尚书，他在政事堂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他年纪也大了，纵使不能以左右仆射致仕，做做吏部尚书也是理所应当的。

    赵顼的这个理由连司马光也没有反对。说起来，真要对王珪挑剔什么，除非从他的才干与品德入手，但这两样东西，有时候也是极为主观的，皇帝无疑拥有最后的裁决权。况且，人人都知道王珪名为参政，实不过就是皇帝的传声筒，皇帝既然想在这个时候亲自掌握吏部，司马光和石越，也不可能和皇帝来争。

    政事堂的左右仆射，对于历史都不陌生，“朕亦欲除吏”的典故，两个人心里都是很清楚的。

    而在皇帝对政事堂的布局进行调整的同时，权太府寺卿曾布向东南诸路派出使者，命令先前派出的差官暂时停止追缴永顺钱庄欠款之行动。

    不过，石越却开错了药方。汴京钱庄出现挤兑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交钞过多造成通货膨胀，更是因为金银铜钱之储备不足，民众担忧交钞会变成废纸所致。他仓促开出“存款准备金”这一剂药方，既无助于缓解各钱庄面临的窘境，反令得原本就面临挤兑危机的汴京钱庄雪上加霜。而且，存款准备金虽然能使一批交钞退出流通，却与新成立的大宋钱庄总社的救急金功能重复，这招致了钱庄们的反对——在钱庄看来，如果一定要出这笔钱，由钱庄总社来控制，远远比由交钞局控制要好。知事局对此态度难得地保持一致，在周应芳的建议下，知事局一方面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做技术性抵制，采用拖延战术；一方面继续派遣代表向交钞局陈情；同时周应芳更决定拨出巨资，资助食货社的一些学者研究这个问题，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报纸、刊物上登载，可以出版发行。

    有着西湖学院背景的周应芳，除了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以外，更是真正的“儒商”——这个称谓的意义，原本就不应当仅仅是道德上的，而应当专指那些有着“儒士”的身份，同时并能够聪明地利用“儒士”这个阶层的商人。大宋的“儒士”，掌握着知识与学问，控制着舆论清议，连接着权力——周应芳也许无法总结出这三点特征，也不一定有兴趣来做这样的总结与分析，但他却总能天才般地将其为己所用。

    周应芳比普通商人更加明白，对于宋廷来说，来自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远远比钱庄的反对要有力，对钱庄也风险更小。而他对这笔资金的使用也非常巧妙——熙宁重宝也许不能收买所有的学者，但是对多数人总是有影响的，而不被收买的少数，更可以彰显这笔资助的公正性，这一点可能更加重要。而这需要的，则是如何巧妙地控制支持者与反对者的比例。

    但对石越来说，汴京的这点小小的反抗，根本就已经不值一提。

    李清臣在东南诸路的蛮干、石越错开药方的“存款准备金法”、曾布为时已晚的停止追缴命令，外加上汴京有关废除交钞的传闻终于不可避免地传到东南诸路，终于在熙宁十七年的十二月，给汴京的王、马、石三公，带来了一个噩梦般的消息。

    事情由福建路泉州开始，两家小钱庄本已被李清臣的蛮干折腾得奄奄一息，在听到“存款准备金法”后，连具体的细节内容都没有搞清楚，便先陷入了绝望，在他们心目中，交钞局征求这笔钱，与强制性收一笔巨额税款没有任何分别，于是这两家小钱庄的掌柜不约而同地打起了同一个主意，他们悄悄变卖家产，携款逃出海外！

    席卷东南诸路的挤兑潮，由此爆发。东南的小钱庄远远没有汴京的小钱庄的抵抗力，他们甩卖债务，追讨债款，从十二月开始，一家接一家的钱庄被迫倒闭或者接近倒闭，小钱庄主倾家荡产，大钱庄勉强维持。更致命的是，小钱庄的倒闭又引发了小作坊的倒闭，大量的货物与半成品无人问津，不断有州县出现大规模的作坊工人聚集到州县衙门前告状的事情……

    直至此时，石越才知道，原来地狱远远不止十八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