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轩回到上海，发现整个上海变得他都不认识了。

    什么还我大连旅顺啊，什么经济绝交啊，报刊上再也看不到此类字眼，取而代之的是“救灾恤邻，援助友邦”。

    所谓的国民外交大会和上海对日市民大会自然解散，原本冷清的虹口区变得热闹起来。

    不少以前主张对日经济绝交的社会名流纷纷来到日本人聚集区进行慰问，好像和日本人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社会各界呼吁为日本灾区捐款捐物，声势浩大。

    仅仅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一切都面目全非了。

    北洋政府的效率更高，在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天就立即派人前往日本驻华使馆表示慰问。

    内阁召集会议，外交总长顾维均提出，对于日本震灾“我国本救灾恤邻之义，不容袖手旁观，应由政府下令，劝国民共同筹款赈恤”。

    内阁一致通过了5条援日救灾决议：除了分别电令驻日代办张远节、驻神户总领事馆紧急调查灾情之外，还拨款20万元援助日本。

    并通令各省区一律筹款赈济；迅速运米30万石到日本；解除粮食输出之禁令；邀请各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及银行、新闻、商会、军警各界组织日灾协济会等。

    在广州的孙仲山也没有闲着，他致电日本天皇表示慰问。

    已经下台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睿，成立了“救灾同志会”，通电北方政府、南方孙闻、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号召“广为劝募”，赈济日灾。

    上海《晨报》在9月3日发表题为《日本大震灾》的社论，呼吁为日本募款赈灾，《民国日报》社论标题为《吊日本地震惨灾》，《申报》社论标题为《悲日本地震大火灾》。

    中国各家报纸上几乎一致呼吁民众，为日本地震灾区尽己所能献出爱心。

    上海总商会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

    梅兰方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言、杨晓楼等京剧名角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银元。

    “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在“新舞台”开展两天的义演。

    上海县教育局、教育会发起成立“救济日灾会”，上海县立各小学都成立了“募捐队”。

    来自后世的林子轩看到这种景象，只感到深深的悲哀，这就是中国啊！

    后来有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因为这次日本的关东大地震，让日本天皇受到了震动。

    日本两百年以来的江户文化化为灰烬。

    日本人大感国土之狭小，国土自然灾害频发，因此要开拓生存空间。

    在吞并朝鲜以后，日本瞄上了近邻，大而孱弱的中国，关东大地震后，日本为缓和国内压力，弥补国内资源的不足，从而制定了一系列的侵华策略。

    这不是战争的开端，而是战争的引线。

    林子轩对上海的这种氛围极为不适应，他觉得非常讽刺，所以在上海文化界要为日本灾区募捐的时候，他异常的沉默。

    作为上海文坛的领军人物，手里有出版社和电影公司，林子轩身家不菲。

    这时候，应该是他带头捐款，献出爱心，如此还能博取一个好名声，得到社会的赞誉，以往林子轩在慈善事业上很是热心。

    但他真的没有爱心献给日本。

    平禁亚有点不安，他不知道林子轩怎么了，如果今晚万象书局什么都没有捐，那明天的报纸肯定会把矛头指向万象书局。

    一旦万象书局的名声毁了，那林子轩的事业也就毁了，他也要跟着倒霉。

    “我们总要捐点什么？”平禁亚小声的提醒林子轩，就算是一千块也好啊！

    林子轩想了想，走上了前面的台子，只剩下万象书局一家没有捐款了，所有人都盯着他。

    这些人没想过林子轩对此有抵触，在他们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是穿越者无法理解林子轩此时的心情。

    “诸位只关心日本灾民能不能吃饱，我更在乎的是灾民们的精神会不会崩溃。”林子轩沉声道，“面对天灾人祸，亲人丧生，一旦精神崩溃，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和死了没什么分别。”

    底下的人点了点头，这个角度非常新颖。

    当其他人只关心灾民能不能活下去的时候，林子轩关心的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他们都是文坛或者演艺圈的，对林子轩的话颇为认同。

    作为文化人，不能和那些商人一样只看到问题的表面，而是要看到灾民的心灵深处，这样才能凸显文化人的身份。

    “那么什么才能慰藉灾民的心灵呢？”林子轩提出问题，接着回答道，“我以为是文学，只有文学的魅力才能慰藉灾民破碎的心灵。”

    说的好啊！下面的人鼓起掌来。

    这才是世界级文学家的水平，我们怎么没想到呢？

    但怎么才能用文学慰藉日本灾民呢？难道去给他们讲文学么？

    “所以，我会捐助日本灾民价值一万银元的书籍。”就在其他人猜测的时候，林子轩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其中有日文书籍也有中文书籍，既有新文学的书籍，也有传统文学的书籍，就让这些书籍来给日本灾民精神上的支持，就让中国文学抚慰日本灾民受伤的心灵吧。”

    底下的人愣住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林子轩竟然要捐献书籍。

    你说的这么慷慨激昂，就是为了捐书？

    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总觉得怪怪的，似乎有什么不对。

    这时候有人鼓掌，是世界书局的沈知放，这是一个看重利益的家伙，也不想捐钱。

    “说得好，这才是咱们文化界应该做的事情，这才是真正的大功德。”沈知放大声喝彩，“我们世界书局也要向林先生学习，把刚才的两千元捐款兑换成价值五千银元的书籍捐献给日本灾民，表现我们的爱心。”

    别看价钱提升了一倍，但沈知放有自己的打算，世界书局库房里堆放的那些卖不出去的书籍终于可以大清仓了。

    不只是沈知放，不少出版社的人都有了其他的心思。

    上架啦!

    九月下旬，徐至摩给林子轩写信，邀请他来海宁看钱塘潮。

    此时的徐至摩并不在北平，而是在他的老家海宁。

    因为祖母过世，他在八月份便回家守丧，可他是个喜好交游的人，在老家觉得憋闷。

    特别是他和张幼怡离婚的事情，让家中的父母极为气愤。

    “不知怎的，像是鸽子的翎毛让人剪了，再也飞腾不起来。”

    他在信中如此诉苦。

    其实，徐至摩在北平混的不错，他办了一所文学俱乐部，也就是新月社，还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成功的混入了新文学的圈子，聚拢了一批小势力。

    除了还没有追到林徽茵外，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这样的人就因为在家里呆了几天，被父母责骂两句，就发牢骚诉苦，还用比喻句。

    林子轩真想回他一句话：贱人就是矫情。

    他也算是了解徐至摩，这人本质上不坏，但就是有着富家子弟的诸多特点。

    比如喜欢结交朋友，喜欢玩乐，容易冲动，追求美丽的女人，在感情上一塌糊涂，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不怎么顾及他人的感受等等。

    这种性格有种称呼叫做纨绔子弟,但若是放在一位诗人身上，那就是诗人的浪漫情怀。

    所以说，这个时代对于才子非常的宽容。

    纨绔子弟追求美女，那叫为恶；才子追求美女，那叫风雅。

    当然，这和他们追求美女的方式不同也有关系，纨绔子弟用的是金钱和权势，才子用的是诗作和才华。但从本质上看，他们都是在耍**。

    林子轩觉得这是徐至摩的不成熟。

    此人一直都是顺风顺水，没经受过挫折。加上有着诗人丰富的感情，才造就了这位民国时期的传奇人物。

    徐至摩在家里守丧出不去。但又不甘寂寞，就广邀朋友，到他老家看潮。

    每年的钱塘潮都会吸引不少游客前往观赏，而海宁的盐官镇是最佳的观潮地点，所以又叫做“海宁观潮”。

    林子轩原本不想理会。

    钱塘潮有什么好看的，他在后世每年都在电视上看过，还有飞机在空中航拍的镜头，比在现场看壮观多了。

    而且。冯程程刚刚怀孕，虽然他帮不上什么忙，但在她身边总是好的。

    不过徐至摩并不死心，他告诉林子轩，这次有不少人都去，包括胡拾和陶形知等人，可以说是一场文坛上的盛事。

    胡拾此刻也不在北平，而是在杭州。

    他从12年底就请了长假，一直在杭州修养身体，有时候也会到上海参加文化活动。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胡拾在杭州过的很快乐，并称“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

    原因是他**了。和一名叫做曹诚映的女子在杭州南山的烟霞洞**。

    更有意思的是，1917年，胡拾和江东秀结婚那年，曹诚映是他们的伴娘。

    胡拾是包办婚姻，江东秀的性格颇为泼辣，也就是俗称的妻管严，但胡拾有着一颗**的心灵，在13年到杭州的时候，遇到了当年的伴娘曹诚映。

    他认为这是一次命中注定的相逢。于是大胆的采取了行动。

    当时，曹诚映和她的丈夫胡冠应都在杭州求学。他们是以亲戚加小老乡的身份陪胡拾游西湖的，从亲戚的角度看。曹诚映是胡拾的表妹，虽然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几日盘桓下来，胡拾与曹诚映情愫暗生，同游的胡冠应竟然一无所知。

    而且，胡冠应还在胡拾的建议下，离开杭州，去天津南开中学读书。

    从这里就能看出文化人的蔫坏了。

    胡拾为了能够和曹诚映双宿双栖，直接把曹诚映的丈夫给劝走了，以胡拾在青年心目中的地位，做这种事情实在是太容易了。

    于是，胡拾租下杭州南山烟霞洞的两间小房，与曹诚映过起了神仙眷侣的生活。

    当然，对外宣称是曹诚映帮他料理家务，只是一个保姆。

    在北平的江东秀给胡拾写信说：“佩声照应你们，我很放心，不过她的身体不很好，常到炉子边去做菜，天气太热了，怕她的身体受不了，我听了很不安，请你们另外请一厨子吧，免得大家劳苦。”

    江东秀并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辛苦，而是快活的不得了。

    他们读书、下棋、讲故事、看月亮、观日出，做做的事情。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文化人在个人情操上大多都不怎么靠谱，不仅会流连风月场所，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沾花惹草。

    这一次，徐至摩邀请的大多是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学者和社会名流。

    陶形知是著名教育家，他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赴全国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

    他这次从北平来上海，是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找朱京农。

    他带来了《平民千字课》手稿，请时任印书馆编辑的朱京农再修改修改，希望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朱京农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如今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后来更是成了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并在教育部任职。

    此外还有陈衡浙，笔名莎菲，1914年考取清华留美学额后赴美，先后在美国沙瓦女子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西洋史、西洋文学，分获学士、硕士学位。

    10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西洋史，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

    她的丈夫任叔勇，1916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学士学位。随后又考进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专业，1918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10年，到北京大学任化学系教授，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林子轩知道这些人，都是在各自领域内拔尖的人物，而且大多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他的校友。

    他没办法推辞，只好答应下来。

    13年9月28日，徐至摩来到上海，和众人聚齐，一起前往杭州和胡拾会面。

    然后，众人再去海宁观潮。

    让林子轩没想到的是，一行人中多出了一个人来，此人是任叔勇邀请来的，叫做汪兆名。

    他还有个笔名，叫做汪精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