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格非 本章:第七节

    1989年五六月间,学校突然停了课。秀蓉和父亲赌气,没有回到乡下的老家。父亲和那姓卞的寡妇去了一趟南京,她居然就有了身孕。据说是人工受精。他们补办了手续,已算是合法夫妻。

    辅导员见秀蓉成天在校园里东游西荡,就介绍她到图书馆勤工俭学。帮着做一点分类、编目或上架的琐事,也可以挣一点生活费。寝室里就她一个人。与她做伴的,除了窗外草丛中的一只白猫,就是在帐外来回扑腾的灰蛾子。

    一天傍晚,她从图书馆返回宿舍的途中,遇见了一个胖乎乎,身背黄书包的年轻人。这人问她大学生俱乐部怎么走。秀蓉就从自行车上下来,胡乱比划着,给他指路。她一连说了好几遍,可那人的脸上仍然是一副茫然不解的神情。秀蓉看他有点着急的样子,就说:“不如,我带你去?”

    胖子犹豫了一下,便说道:“我这么胖,你大概驮不动我。还是我来带你吧。”

    他不由分说地从秀蓉手里抓过自行车的车把,跨了上去。秀蓉很自然地坐在了后架上。接下去是一段很陡的下坡路,那人就让秀蓉搂着他的腰。秀蓉马上照办。他腹部挤满了赘肉,而且让汗浸得湿乎乎的,给人以某种不洁之感。

    大学生俱乐部,位于团委学生会所在的那幢小楼的地下室里,原本属于七十年代开挖的地下防空工事的一部分。好像是出了什么非比寻常的大事。他们赶到那里的时候,那幢桔黄色的小楼门口,已经聚集了一大堆人。学校排球队的两名主攻手客串起了临时纠察。他们把守在地下室的入口处,被一拨一拨的人浪挤得东倒西歪。

    可奇怪的是,随着那胖子的到来,喧闹的人群陡然安静下来,并自动地让开了一条道。可见此人身份特殊。胖子向秀蓉道了谢,并问她要不要一同进去看看。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的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秀蓉的好奇心和虚荣心一起发酵。

    地下室的水泥楼梯很陡。看到秀蓉面露为难之色,胖子很自然地把手插到她的腋下去扶她。他的动作有些鲁莽,那双大手要完全不碰到秀蓉的乳房是不可能的。她只穿着一件t恤衫。不过,那时的秀蓉,大脑还没有复杂到有能力去怀疑那只手的动机。更何况,这个胖子一看就是个“诚实厚道”的人。尽管她告诫自己要“大方”一些,羞涩中,心脏还是忍不住一阵狂跳——自己的乳房发育得不够饱满,也让她有点自惭形秽。

    在赶往俱乐部的路上,秀蓉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徐吉士。在鹤浦文联上班。是一个“享誉全国的青年诗人”。据吉士自己介绍,他与别人合写的诗集《改革者之歌》刚刚出版,鹤浦师范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在书评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毫不吝啬地使用了“伟大”这样的字眼。当然,秀蓉也知道,在中,“吉士”并不是一个好名字。

    地下室里同样挤满了人。所有的人眼圈都是红红的。有一种神秘的庄严和肃穆。这种静谧和庄重之感很快就感染了秀蓉。在微弱的烛光里,她可以看见墙上那张被照亮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忧郁而瘦弱的青年,长得有点像自己在农村的表弟。

    “你们在开追悼会吗?”秀蓉向吉士问道。

    徐吉士正忙着与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人握手寒暄,但他也没忘了回过头来朝她微微一笑,“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随后,他就在人流中消失了。秀蓉从与会者口中打听出事情的整个原委,不由得吃了一惊。

    原来,这个面容抑郁的年轻人,不知何故,在今年的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了。她再次看了一眼墙上的照片,觉得这个人无论是从气质还是从眼神来看,都非同一般,绝不是自己那乡下表弟能够比拟的,的确配得上在演讲者口中不断滚动的“圣徒”二字。尽管她对这个其貌不扬的诗人完全没有了解,尽管他写的诗自己一首也没读过,但当她联想到只有在历史教科书中才会出现的“山海关”这个地名,联想到他被火车压成几段的遗体,特别是他的胃部残留的那几瓣尚未来得及消化的橘子,秀蓉与所有在场的人一样,立刻留下了伤痛的泪水,进而泣不成声。

    诗人们纷纷登台,朗诵死者或他们自己的诗作。秀蓉的心中竟然也朦朦胧胧地有了写诗的愿望。当然,更多的是惭愧和自责。正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如此重大,自己竟然充耳不闻,一无所知,却对于一个寡妇的怀孕耿耿于怀!她觉得自己太狭隘了,太冷漠了。晚会结束后,她主动留下来,帮助学生会的干部们收拾桌椅,打扫会场。

    她没再见到她所仰慕的徐吉士老师,但她还是有一种新生的喜悦。甚至,当她从地下室爬上来,发现自己的自行车因忘了上锁而被人偷走之后,一点也不感到难过。她回到寝室,在野猫有气无力的叫唤声中,写了一篇很长的日记。直到天亮,一分钟也没睡着过。她感到自己的体内有一头蛰伏很久的怪兽,正在复活。

    三个月后,当秀蓉在女生宿舍门前再次“巧遇”徐吉士时,她已经读完了海子几乎所有的诗作。她疯狂地喜欢上了海子的诗,尤其是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她已经能够倒背如流。她时常梦见山海关外的那段铁路,梦见诗人在荒凉的轨道上踽踽独行。在梦中,她看见山海关城楼上空,白云叆叇。白云下是诗人那孤单、渺小的身影。

    重要的是,他还吃着橘子。

    那天中午,徐吉士正在宿舍楼前梧桐树的浓荫下,与一个着装时髦的漂亮女生说话。有几个男生在酷烈的阳光下打篮球。徐老师一眼就认出了她,并问她有没有兴趣去招隐寺,见见从上海来的一位“绝对重量级”的诗人。秀蓉问他,这位诗人与海子相比怎么样?徐吉士略微思索了片刻,就认真地回答道:

    “他们几乎写得一样好。”

    那位女生警惕地打量着自己,面露不豫之色。后来她才知道,那个女生名叫宋蕙莲,是学校诗社的社长。

    第二天下午,李秀蓉顶着炎炎烈日,依约来到了学校对面的3路公交站。徐吉士和宋蕙莲已经等了她好一会儿了。她看见徐老师胳膊下夹着一瓶白酒,手里拎着一只红色的方便袋。大概是刚刚宰杀的鸡鸭之类,有血水从塑料袋里滴落下来。她还是第一次认真地打量着她所仰慕的徐老师。可惜的是,徐老师的长相经不起阳光的考验,怎么看都有点猥琐。年纪轻轻,已经有点谢顶了。短袖衬衫的领口有一圈黑黑的污垢。另外,被烟熏黄的牙齿,似乎也很不整齐。

    他们要去的地方是一座废庙。招隐寺。公共汽车沿着鹤浦外围的环城公路绕了一大圈之后,他们来到了荒僻的南郊,在一个名叫沈家桥的地方下了车。

    徐老师领着她们穿过一个采石场,招隐寺那破败的山门就近在眼前了。

    据说,那个从上海来的诗人,此刻就在山门边那片幽寂的竹林中参禅悟道。

    那是一个僻静的小院。地上的碎砖是新铺的,两棵罗汉松一左一右。有一口水井。墙边高大的竹子探入院中,投下一大片浓荫。院外是一处宽阔的荷塘,睡莲是紫颜色的。有两个戴着太阳帽的女孩子正坐在树下写生。

    诗人刚刚睡完中觉,脸颊上还残留着竹席的篾痕。他睡眼惺忪地站在廊柱之下,似乎对他们的到来并不感到高兴,甚至为来人惊扰了他的午后高卧而略感不快。宋蕙莲一见面就甜甜地称呼他为“谭老师”,那人颇为矜持地皱了皱眉头,哑哑地道:

    “不敢当。”

    徐吉士把她们俩介绍给诗人的时候,很不恰当地使用了“都是你的崇拜者”这样不负责任的说法。虽说带着玩笑的性质,可给人的感觉有点信口开河。

    宋蕙莲和端午一见面,就缠着对方给自己留地址。诗人再次皱起了眉头。他很不情愿地从蕙莲手中接过记事本和圆珠笔,垫在白墙上,正要写,秀蓉迟疑了一下,赶紧也道:“那就给我也留一个吧。”

    端午转过身来,第一次仔细地正眼打量她。随后,他怪怪地笑了一下,“你心里其实并不想要,对不对?”

    “嗯?什么?”秀蓉红着脸,看着这个从上海来的诗人。

    “你看见别人问我要地址,觉得自己如果不也要一个,有点不太礼貌,是不是?”

    秀蓉的脸更红了。她的心里的确就是这么想的。这个人莫非有“读心术”?他依据一句简单的客套,就准确地看出了自己的小心思,秀蓉不禁暗暗有点心悸。好在诗人还算宽宏大量,他从宋蕙莲的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给她留了通讯地址。秀蓉很不自在地僵在那里,捏着那页纸,在手里左叠右叠,最后折成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方块,趁人不备,悄悄地塞入了牛仔裤的裤兜。

    在这段不太长的间隙中,徐吉士已经麻利地从院中打来了一桶井水,将那只活杀芦花鸡泡在了脸盆里。

    诗人占据了这排平房靠东边的一间。屋内堆满了灌园的工具。只是在北窗下搁着一张行军床。床边有一张小方凳,上边摆着几个青皮的橘子。又是橘子!旁边还有一本书,一盘已燃成灰烬的蚊香。由于找不到可以坐一坐的地方,诗人就让她们俩坐床上。她们刚一落座,钢丝床就吱吱地叫了起来。

    于是,徐吉士就建议说,不妨到外面去逛逛。

    这是一座早已废弃的园林。除了寺庙的宝塔大致完好之外,到处都是断墙残壁,瓦砾遍地。附近村庄里的农民甚至在这里开出了一片一片的菜地。整整一个下午,宋蕙莲都显得格外兴奋,一刻不停地追着“端午老师”问这问那。她甚至问他要烟抽。徐吉士一听她要抽烟,就将自己刚抽了没几口的烟递给她,蕙莲也不嫌脏。徐吉士不怀好意地夸她的腿白,蕙莲竟然笑着趴在了他的肩膀上,很不得体地说:

    “怎么样,你眼馋了吧?”

    听到这么大胆的对白,秀蓉的心猛地抖了两抖,开始悲哀地意识到,她在图书馆楼前碰到的这个胖子,似乎有点配不上自己的膜拜。另外,她也有点后悔自己没穿短裤。她的腿,其实也很白。

    她一个人渐渐地落了单,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端午有意无意地与蕙莲保持着距离,让秀蓉心怀感激。当蕙莲要跨过一个独木桥,把手伸给她的端午老师时,他也装作没看见。他们沿着一条湍急的河流往前走了很久,折入一条林中小径。

    高大的树木和毛竹遮住了阳光,端午站在小路边等她,手里拿着一朵刚采的大蘑菇。秀蓉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从他手里接过那只棕色的蘑菇,轻轻地转动,用指甲弹去了上面正爬着的一只昆虫。等到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谭老师仍然毫无必要地皱着眉头,弄得秀蓉更加紧张。她听见蕙莲夸张的笑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树林里岑寂而阴凉。她已经看不到蕙莲和她的花格子西装短裤了。

    他问她有没有发表过诗。秀蓉就赶紧说,她写过一首《菩萨蛮》,发表在学校的校报上。端午呵呵地干笑了两声。声音中不无讥讽。他又问她如何评价里尔克,秀蓉怕对方再次看轻了自己,就壮起胆子道:

    “我觉得他写得很一般啦。”

    没想到端午吃惊地瞪着她,眉毛拧成了一个结,并立即反问道:“那你都喜欢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当然,她只能提到海子。她只能这么说。端午奇怪地瞥了她一眼,一路上不再跟她说话。当他们在宝塔下与宋蕙莲他们会合的时候,秀蓉终于鼓起勇气,询问谭老师对海子的看法。端午想了想,冷冷道:“也就那么回事吧。”

    随后又赶紧补了一句:“不过,他人很好。”

    “这么说,你认识他喽?”就像过电似的,秀蓉不经意间又抖了一下,觉得自己的声音也带着电流。

    “嗳,也不算太熟。去年他到上海来,找不到地方住,就在我的床上对付了一夜。他很瘦,可还是打了一夜的呼噜。”

    宝塔的东、西、南、北各有一扇拱门,但都被水泥砖块封死了。四周簇拥着一人多高的茅草和杂树。宋蕙莲和吉士两个人扯着嗓子喊叫了一通。因声音没有阻挡,并未传来他们期待中的回声。太阳像个大火球,在树林间怏怏下山。

    在他们原路返回的途中,徐吉士和宋蕙莲再次不见了踪影。

    对于即将到来的这个夜晚,秀蓉已经有了一些预感。山风微微有些凉意,让她觉察到自己的脸颊有点发烧。天一点点地黑下去,她的心也一点点地浮起来。他们来到池塘边的院门外,那两个写生的女孩早已离开了。徐吉士和宋蕙莲并没有像谭老师保证的那样,坐在院子的门槛上等他们。

    秀蓉既担心,又有一丝庆幸。

    她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她将那只芦花鸡收拾干净,塞进钢精锅,放在电炉上炖的时候,端午仍然在向她保证,等鸡炖熟了,那两个家伙就会突然出现的。

    秀蓉当然不再指望。她觉得这两个人还是不要出现的好。端午蹲在她脚边,递给她一只橘子。她剥去橘皮,分了一半给他。秀蓉不敢看他的脸。端午吃着橘子,忽然问她:“你的例假是什么时候来的?”

    秀蓉不明白,他所说的“例假”指的是什么,就随口答道:“你说的阿是暑假?早结束了啊。学校已经上课了。”

    端午不得不把这个问题用她可以理解的方式又问了一遍,并解释说,他之所以问她的例假,是因为他不喜欢用避孕套。

    等到秀蓉弄清楚他真正的意图,差一点要昏厥过去。的确如此,她的大脑已经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

    “噢……你……老天爷……你是说……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

    可连她自己的内心也十分清楚,现在提出来要走,未免有点晚了。她眼巴巴地看着这个与海子同过床的诗人,对他说:

    “把鸡头按下去,鸡腿就顶了出来,怎么办?”

    端午说了句流氓话,站了起来,把她手里紧紧攥着的一双筷子抽掉,迅速而鲁莽地把她拉入怀中,开始吻她的眼睛,咬她的耳垂。

    他说:“我爱你”。

    她马上就回答道:“我也是”。

    几个小时之后,秀蓉和端午来到院外的池塘散步。走不了几步,他们就停下来接吻。她能听见荷叶在月光下舒卷的声音,能听见小鱼儿在戏水时的唼喋之声。她的幸福,神秘而深邃,她担心幸福来得太快,太过强烈,上帝看了都要嫉妒。她那只受了伤的手插在他的口袋里。

    她问他去没去过苏州河边的华东政法学院。她有一个堂姐在那儿教书,她已经在堂姐的指导下自学法律,准备报考那里的研究生。她说一旦考研成功,他们就在上海结婚。端午对她的计划未置可否,她就不断地去摇他的手,端午最后只得说:

    “别瞎说!读研究生期间,学校是不许结婚的。”

    晚上的月亮很好。她能够看到他脸上的疑虑。她又说,好在鹤浦离上海不远,她每个周末都可以“随便跳上一列火车,去上海跟他相会”。当然,如果端午愿意,也可以随时到鹤浦来。她要给他生一堆孩子。除了提醒她计划生育的有关规定之外,端午照例一言不发。他的脸怎么看都有点古里古怪,让她害怕。

    “你不会这么快就变心吧?”她把头靠在他身上,立刻哭了起来,直到端午一个劲儿地向她发誓赌咒,她才破涕为笑。

    回到屋里不久,秀蓉就发起了高烧。端午从旅行包里翻了半天,终于找出了一个小药瓶,给她吃了两片扑尔敏,并替她裹上毛毯。可秀蓉还是觉得浑身发冷。端午坐在钢丝床边的小木凳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她。

    “我好看吗?”她骄傲地问他。

    “好看。”他的声音仍然有点发虚。

    在药力的作用下,秀蓉很快进入了梦乡。在黑暗中,她不时地感到一只凉凉的手在试着她额头的温度。每一次,她都会向他绽放笑容。可惜,他看不见。她看着端午的烟头一闪一闪,在持续的高烧中,她仍然感到自己很幸福。她相信,端午此刻的感觉,应该和她一模一样。

    凌晨时,她从床上醒过来,端午已经不在了,不过她并不担心。月亮褪去了金黄的光晕,像是在水面上飘着的一块融化的薄冰。她想叫他,可她还不好意思直接叫他的名字呢。如果此刻他正在院子里,或者坐在屋外的池塘边,说不定也在看着同一个月亮。

    她翻了一个身,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直到初升的朝阳和林间的啼鸟将她再次唤醒。她的烧还没有退,甚至都没法承受早晨清凉的微风。她扶着墙,一步步地走到了院子里,坐在门边的路槛上。

    池塘的对面,一个驼背的老头戴着一顶新草帽,赶着一大群鸭子,正沿着平缓的山坡朝这边过来。他的身后,是一大片正在抽穗的晚稻田。火车的汽笛声给了她一个不好的提醒:

    难道说,端午已经离开了吗?

    刚才,她挣扎着从床上起来,已经留意到床头的小木凳上残留着的几片橘皮、一根吃净的鸡腿骨、一本宋蕙莲请他指教的《船院文艺》。她还注意到,原先搁在床下的灰色旅行包不见了。枕边的书籍不见了。

    难道说,他已经离开了吗?

    广场的飓风,刮向青萍之末的祭台

    这是他留给自己的六句诗。

    难道说,他真的已经离开了吗?

    坐在门槛上往东看,是他们昨天抵达这里的杂草丛生的道路——它还晾在采石场附近的山坡上;往西,则是通往招隐寺宝塔的林间小道。她甚至还能听见宋蕙莲的笑声。

    难道他已经离开了吗?

    紫色的睡莲一朵挨着一朵。池塘上的轻雾还没有完全散去。她甚至还发着高烧。手上的伤口还没有来得及结痂。

    他已经离开了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有点想不明白。

    秀蓉重新回到了小屋里躺下,并在那儿一直呆到傍晚。窗外明朗的天空渐渐转阴,最后,小雨落下来。雨丝随着南风飘落到她的脸上。她就那样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从池塘边的小屋到沈家桥公共汽车站,这段路程,似乎比她一生的记忆还要漫长。她翻遍了全身所有的口袋,竟然没找到一分钱。这让她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仍在梦中。仍在想着那可疑而确凿的三个字:不会吧?

    一辆空荡荡的大挂车,在3路公交车站牌底下停了下来。她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上车,车门沉重地喘息了一下,重又关上,“咣咣当当”地开走了。直到这时,秀蓉的心里仍然抱有一丝侥幸。仿佛她只要一回头,就能看见他。雨开始下大了。因为没有钱,她决定沿着环城马路,朝学校的方向走。如果实在走不动,就随便往路边的草丛里一躺,死掉好了。她觉得像自己这么一个人,不如早点死掉干净。

    迎面开来的一辆黑色桑塔纳,停在了马路对面。

    司机摇下车窗,朝她大声地喊了一句什么,她没有听清,也不想搭理他。她的头实在是太晕了。走不了几步,就得停下来倒气,抱着路边的一棵树。那辆桑塔纳轿车并未走开,而是掉了一个头,不紧不慢地跟在她身后,保持着十多米远的距离。

    秀蓉心里一紧,知道是遇上了坏人。她本能地开始了发疯的奔跑。二三十米远的距离,就足以耗尽她的全部体力。那辆黑色轿车还在身后跟着,仿佛对自己的猎物很有耐心。它不着急。她不时回过头去,雨刷器“嘎嘎”地一开一合,刮去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也刮出了一张面目模糊的脸来。

    她又继续往前走了一段,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站住。她把“最坏的后果”飞快地想了一遍之后,就向那辆桑塔纳无力地招了招手。隐隐地,她还有些激动。桑塔纳终于在她身边停下。右侧的车门打开了。她直接坐进了汽车的前排。

    就算是最坏的后果,那又如何?

    那人趴在方向盘上,侧着脸,似笑非笑地对她说:“怎么,不跑啦?想通了?你跑啊!继续跑……”

    果然是个流氓。

    他嬉皮笑脸地问她要去哪儿。秀蓉也不吭气。那人伸过手来摸了摸她的头,她也不躲避,只是浑身发抖。差不多十五分钟之后,她被送到了鹤浦发电厂的职工医院。那人给她挂了号,将她扶到观察室的长椅上坐下。等到大夫给她输完液,那人又问她怎么通知她的家人。随后,他蹲在她跟前,笑嘻嘻地望着她。

    不知为什么,秀蓉的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了出来。

    这人名叫唐燕升,是南市区派出所的一名警察,刚刚从警校毕业不久。为了报答他的好意相助,秀蓉很快就同意了他的胡搅蛮缠:与这个见习警察以兄妹相称。她觉得自己在派出所多了个哥哥,也不是什么坏事。

    可哥哥是随便叫的吗?唐燕升很快就像模像样地承担起了兄长的职责,理所当然地把她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

    大学毕业那一年,因为不能原谅父亲再婚生子那件事,秀蓉终于当着父亲的面,宣布与他断绝一切来往。唐燕升就以她家长的身份,参加了秀蓉的毕业典礼。她向燕升说起自己原先还有一个名字,那是母亲给她取的。为了与父亲彻底决裂,当然也为了与记忆中的招隐寺彻底诀别,她问燕升,能不能把名字改回去?

    唐燕升就通过他在公安系统的关系,把她身份证上的名字改成了“庞家玉”,当作她二十岁的生日礼物。

    刚开始的时候,秀蓉很不喜欢这个人,尤其不喜欢他满嘴的胡言乱语。比如,当他们一次次地回忆起他们在环城公路上相遇的那个夜晚,他竟然用十分轻薄的口气问她:“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了坏人?嗯?是不是担心我把你弄到山上的小树林里,先奸后杀?”

    无论是作为哥哥,还是作为人民警察的身份,他这样说都是极不合适的。秀蓉严肃地提醒他,按照她对于法律的了解,这一类的玩笑话要是在美国,就足以构成性骚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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