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总是丢三落四的。

    “在外国护照要丢了，只有死路一条。”露道，“没了护照，留也不是走也不是，不是死路一条还是什么？”

    越是训练她，越觉得她不成材。露也不喜欢她说话的样子、笑的样子，反正做什么她都不顺眼。有时候琵琶简直觉得她母亲一点也不喜欢她。

    “也不知道是打哪学来的。”她道，“你父亲也不是这样子。上次我回来，你也没像这样。”

    珊瑚容忍琵琶，只当是生活中起的变化。“我只要求看完了我的书放好。人家来看我的韦尔斯、萧伯纳、阿诺·班尼特倒着放，还以为我不懂英文。”

    “姑姑不管你因为她不在乎。”露道，“将来你会后悔再也没人唠叨你了。”

    琵琶打破了茶壶，没敢告诉她母亲，怕又要听两车话。去上麦卡勒先生的课，课后到百货公司，花了三块钱买了最相近的一个茶壶，纯白色，英国货，拿她从父亲家里带出来的五块钱。三块似乎太贵了，可是是英国货，她母亲应该挑不出毛病来。

    露倒是吃惊。“不犯着特为去配一个，我们还有。”她轻声道，心虚似的。

    琵琶每个星期上麦卡勒先生那里补两次课。她到英国的事成了荣誉攸关了。

    “看麦卡勒先生的长相，怎么也猜不到他那么罗曼谛克。”有天午餐的时候露在说，“他娶了卡森家的女儿。”

    “那三个欧亚混血姐妹。”珊瑚道。

    琵琶怎么也想不出肌肉发达、性情爽快、生意人似的麦卡勒先生配上混血太太是怎样一个画面。他的苏格兰喉音很重，也打曲棍球。

    “她漂亮吗？”

    露的眉毛挑了挑。“我们只在跑马厅的马场看过卡森家的女儿，没有人不认识她们。”

    “出了名的交际花。”珊瑚道。

    “他娶了一个，被她耍得团团转。她那一家子讹上了他。这些混血的人有时候真像中国人，一生就是一堆。可怜的麦卡勒，又没有钱。”

    “补课的钱倒是收得挺贵的。”珊瑚道。

    “教书能赚多少钱？”

    “他在这里是英国大学的联合代表，也不知道拿多少钱。”

    “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他宠得不得了。等儿子大了可以回英国上学了，他太太也去了。所以这一向住在伦敦，他一个人在这里做牛做马，攒的每分钱都往他太太那儿送。”

    “他多大了，五十？”

    “这要写下来，准是一篇感人的故事。”琵琶道，没读过毛姆。

    “只有外国人才这样。”露道，“我们中国人就会担心做乌龟。”

    “也有人笑他。”珊瑚道。

    “前两天拿了儿子的相片给我看，我一点也不知道他还有中国人的血统。”琵琶道。

    “他儿子现在一定也大了。”珊瑚道。

    “说是十七了。穿着苏格兰裙。先生说他在学校成绩很好，将来要做工程师。”

    “一个钟头收十五块，他还净说这些闲话？”露道，突然愤激起来。

    “他一说起儿子就止不住，我也不好意思阻止他。”

    “你倒好意思浪费我的钱。我在这里省这个省那个，这么可怜，嗳唷！”她叹道，声音登时变得粗哑，像是哭了许久。

    琵琶没接这个碴。怪她不好，忘了决不能同母亲提起不重要的事。她怕问她母亲拿公共汽车钱，宁可走路去补课。上海现在成了孤岛，四面八方都被日本人占领了。日本间谍好两次设法炸掉一家爱国的报社，编辑部的人住在报社楼上，不敢回家，被怕暗杀。学校球队与孤军赛篮球。这支孤军是中国军队撤退之后留下的一个营，现在隔离在市中心一家银行大楼里，外头拉起来铁丝网。日本人在上海的西区扶植了一个傀儡政府，距离琵琶住的地方不到两条街。伪政府控制的地区称作恶土。大赌场林立，生意兴隆。国柱每次带全家人去试手气，总会到露这里转一下。

    “嗳！”国柱叹气，向姐姐说，“真要成亡国奴了，跟印度鬼子一样咧。可是真要亡国还是亡给英国人，法国人不行，看看安南人，可怜咧，瘦瘦小小的，印度人那么健壮。日本鬼子最坏了，嗳呀！”

    “你这话可不气死人。”露道，“还情愿亡给英国人，难怪给人看不起。”

    “我不是说情愿亡国，只是不想亡给日本鬼子。”

    “真亡国了还能让我们挑三拣四的？中国会亡都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人。”

    “咦，怪起我来了！”

    “你们这些人不知道当亡国奴的滋味。就说印度吧，在那里能认识个英国人，喝，可不是身价百倍了！印度到处都穷，疾病又多。我去的时候住在普纳附近的一个麻疯病院，那还是全印度最卫生的地方。”

    国柱看着对过的琵琶。“琵琶怎么这么瘦。”

    “她的肺炎还没好。”

    “有你这么个专家照料，还不好？我就说还是照我的老法子。看看我们家这些。”比了比一群豆蔻年华的女儿。“街上买来就吃，切片的西瓜苍蝇到处飞，可吃死了没有？还不是长得结结实实的。”

    “光靠本底子怎么行。”露道，掉过脸去，不高兴又为这个吵。

    “粗生粗长哩。”

    “现在大了倒让人操心了。”国柱太太道，“还得托她们姑妈给介绍朋友。”

    “她们哪需要人介绍，不是很出风头哩。”露道。

    “姑妈认识留学生啊。”国柱太太道。

    “她一门心思只想要留学生，在外国镀过金的。”国柱冷嗤道。

    “既是想要有学问的女婿，当初怎么不送女儿上学校？我就不懂。”

    “不上学校就够麻烦了。”他道。

    “她们没那么不好。”国柱太太道，“两个大的越来越能干了。”

    “我高兴起来宠她们，生气起来揍她们，也还不是规规矩矩的女孩子，嘿嘿！”

    “那还是多亏了她们是好孩子。”露道。

    她略有些伤心的声口。国柱也觉到了她对自己儿女的失望。国柱尽管友爱，却不似旧时那么起劲的紧咬住这话题不放，也不明白怎么说来说去总是又绕回这个上头。

    他的几个女儿都笑着听他们说做媒的事，漠不关心。她们够守旧，自己的婚姻受到讨论，懂得沉默以对，也够时髦，假装不放在心上。

    “琵琶！这一向看见不看见你弟弟？”国柱太太低声道，秘密似的。

    “不看见，他没来。”

    “不让他出来？”

    “不知道。”

    “我就不懂你父亲是怎么回事。就这么两个孩子，怎么这么铁石心肠？”

    “不是都说娶了后母，爹也成后爹了。”国柱笑道。

    “琵琶！你怎么不上我们那儿去呀？只管来，来吃饭，舅舅家就跟自己家一样，多个人也不过就是多双筷子。”

    “好，我想过去的时候就过去。”

    “还有啊，琵琶！”她的身子往前探了探，方便低声说话，抹得暗红的小嘴一开一阖，琵琶闻到了久年的鸦片的气味。“下次你来，舅母翻箱子，给你找些衣服，一点也不麻烦，旧衣服有的是，真的。”两只眼睛瞪得圆圆的，劝解似的，倒像默片演员演得过火了。

    冷不防眼泪滚了下来。

    “不要紧，舅母不是外人。”国柱太太含糊的道。

    琵琶立时止住泪，走到表姐那边。

    “你真应该跟我们到赌场去。”一个表姐道，“好玩呢。就算是为吃，也该去一趟。”

    “我们不去赌，光去吃。”另一个道，“什么样的面食都有，城里面最好的。想吃什么点什么，赌场请客。”

    “真不错。”琵琶道。

    “沙发椅子不在赌桌边上，才坐下来，就有女服务生过来，送上热毛巾，问你想吃什么。爸爸老是钉着人家不放。有的摇骰子的女孩子长得真好看。有一个曲线玲珑的，摇骰子胸脯也跟着晃，锐声喊：‘开啦！’满场都是‘开啦’的声音，好刺耳。”

    “你一定得去看看——就在这附近。”

    “住在这里进进出出不怕么？我听见说日本人用汽车绑女孩子的票，拉过了界，就再也没下文了。下次要是看见汽车在你旁边慢了下来，可得当心。”

    琵琶想起来那天一辆汽车缓缓开在她旁边，她怕一跑那只喷气抽鼻的动物就会攻击。回头匆匆一瞥只看见是辆旧的黑色汽车，前座只有一个汽车夫，后座倒有好两个人。她加紧步伐，一心只想找个巷子躲进去，偏是一长排的竹篱笆。太阳烘烤得横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这里是公共租界外延出来的地方，屋子都崭新而不见特色，淡黄的水门汀穿插着波纹棚子。她抽冷子跑了起来，耳朵里只听见脚步声，可还是觉得听见了大笑声，有人以外国话说了什么。

    汽车加速，仍是跟着她。她发现自己正朝着一扇大门跑，有两个岗警守卫。一个灰泥哨岗竖了个牌子，“大道市政府”。傀儡政权。他们绝不会插手。她紧跑两步停了下来，书与皮包落在面前马路上。最靠近的岗警是个很年青的小个子中国人，长相温吞，露出惊诧的神色。汽车开走了，她将书本捡起来。岗警的神色又恢复了戒备的莫测高深。他的制服是黄卡其布。帽子平顶有帽舌，黄色短纹，按照神秘的八卦排列，如同道士帽。大道市政府，道家的道，古老的哲学名词，放在这里却荒谬可笑。大道，再添上饰了卜算的符号——再挖苦的中国人也设计不出来。霎时间，她只面对面瞪着这个外国的心态。“敬告中国人，”它像是这么个意念，“这是从他们的过去截取的渊博学问，同时也带有市井的况味——还有什么比得上算命更受欢迎？”真像是牛津的汉学家出的试题，就只是有什么她抓不住的含意，她断定是典型的日本作风，无心的幽默中未驯的野性。

    她回家说了这件事，露道：“我不想吓唬你，可是你父亲可能会绑你回去，谁知道。”

    “我也不能担保，可是我想他们不会再让麻烦上身。”珊瑚道。

    “他们倒不是要她回去，倒是想泄愤。”

    “他们现在应该是只顾着省俭，没有余力做什么。”珊瑚道。

    “她的娘当然是高兴得很，这么轻易就打发了她。”

    “最可怕的是眼下的上海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就是啊。”露道，“前两天那个日本人从城里一路跟着我回家来，我都吓死了。若是别的时候，男人在街上跟着你，谁也不害怕。”

    “我去上班也吓死了。”珊瑚刚在一家英国贸易公司做事，“从这里走到公共汽车站很不平靖。”

    表舅妈来报告消息，她们方始不将榆溪的威胁放在心里了。她向琵琶勾了勾头：

    “她父亲搬家了。”

    “喔？搬到哪？”珊瑚问道。

    “雷上达路。”促促的一句，唯恐多说了什么。

    “可远了！”

    “嗳，是远，他们又没有汽车了。”

    “卖了？”

    “他们是图省钱。”她忙道，怕听着像是说他们穷了。

    “如今谁不想省钱。”露打圆场。

    “听见说陵好像不大好。”表舅妈道。

    “怎么了？”露问道。

    “说是发烧。这一向他来不来？”

    “没有。去看医生了没有？”珊瑚道。

    “嗳，就凭他父亲？”露忙笑道，“他的姨太太得了伤寒都合不得请医生。”

    “谁？老七吗？”表舅妈吃吃笑。

    “老七得过伤寒？”琵琶倒诧异。

    “是啊。你父亲就只请了个草方郎中，熬了草药给她吃。我听说了，请了个医生过去。我倒不是要当好人，可毕竟是人命关天。”

    “她好了，还过来给太太磕头。”珊瑚回忆道。

    “她会来磕头倒也是难得，差点还哭了，过后就又像没事人一样，还跟以前一样眼睛长在头顶上，尖酸刻薄。”

    露没有请表舅妈再多打听陵的事，知道她怕极了得插手。倒是要珊瑚托秋鹤代为打听。秋鹤为了琵琶的事也出了不少力，陪珊瑚去营救她，还大吵了一架。可是委实无人可找了。

    等秋鹤去，陵业已复原了。他的肺不好，一向是一个敬医生看的。秋鹤回来也这么报告。

    “这么说是肺结核。”露道。

    “娘传染给他的。”琵琶作证道，自己也半懔然。

    除了请秋鹤时时注意之外，也无计可施。“他们搬到那么远的地方。”他埋怨道。老房子成了袜子工厂，珊瑚从看衡堂的那里听来的。

    琵琶与她母亲在浴室里，珊瑚接完电话回来。

    “秋鹤打来的。”她向露说，“是陵，昨天不知怎么突然恶化了，送到医院人家也不收。今天早上死了。”

    “他不是说好了吗？”露道。

    “秋鹤说每次问都说好了，要不就说好多了。总是好多了。前天他才跑了一趟，他们说陵好多了，还要香蕉吃。他们还真叫人买去了。”

    两人刻意的家常口吻只透出一丝的暴躁。弟弟死了，琵琶心里发慌，仿佛看着什么东西从排水道往下掉，还捞得回来。

    “怎么会这么快？”露道。

    “他这年纪是会这么快。”

    “谁知道他病了多久了。我叫他去照X光。我就不信他们给他请的是个正经的医生，白白送了一条命。”

    “都怪他的娘。”

    “她当然是，我不懂的是他父亲。一门子心思省钱，可是有些事情怎么也省不得。就这么一个儿子——等他死了要怎么跟老太爷老太太交代？我不一样。再说离婚的时候我都放弃了。”

    一向就是这样，琵琶心里想。出了大事总是这样，对她一无所求，只要她露出惧色，一声不响，而且总是在最不适宜的地方，像是这间小小的浴室，她母亲立在镜前说她的教育训话，而且磅秤上总是一双灰姑娘的小鞋。弟弟不存在了。一开始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如今只剩下她了。她觉得心里某个地方寒冷而迷惘。

    梅雨季开始了。走半个城去上课，在濛濛细雨中想着陵死了。在街上这意念总觉得两样，虽然并不会更真实。她喜欢街衢，如同其他孤独的人，下雨天四周的接触更多，天地人都串了起来。喷在脸上的细雨，过往雨伞滴下来的水，汽车溅上她脚踝的水，湿淋淋的雨衣拂过，在在都是一惊。这一刻她感觉不出弟弟不在人世有什么不同。

    要不是红头巾的锡克巡捕与披着雨蓑的黄包车苦力，上海就同其他的大城市没有两样。她也就是喜欢这个地方。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种族来兴建，大杂烩反倒让它练达了，调和了。长时间的熟悉给她的感觉是上海是她的，是让她成长的地方。也许是她母亲与姑姑的原故，她总觉得等够大了，没有她不能做的事。形形色色的旗袍皮子、时髦的室内装潢、欧陆的甜品、金漆的鸭，一切都是窥入她将来的窗子。将来她会功成名就，报复她的父亲与后母。陵从不信她说这话是真心的。现在也没办法证实了。他的死如同断然拒绝。一件事还没起头就搁起来了。他究竟是什么样子？对人生有些什么冀望？倒可以一语带过，说他完全是个谜。她始终都知道。他就同别人一样，要的是娶个漂亮的女孩子，有一点钱，像大人一样生活。她记得谈到舅舅的可爱女儿们，他那兴味的神情。露离婚后他极少看见她们，可是琵琶仍经常去舅舅家。

    “三表姐会溜冰？就在衡堂里溜？”他笑道，眼睛瞪得圆圆的。

    “最小的那个还那么凶？”他傻笑道。他们前一向拿她来打趣陵，他不喜欢，因为那时她还很小。

    她尽量去体会他的不存在。他们曾是现世最古老的土著。他们一起经验过许多事，一点也不在意由他那双猫儿眼看出去，是不是全都两样，找他验证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到头来，他并不是死在老房子里。老红砖房如今制造起棉袜，女人穿上会使两条腿像肥胖的粉红香肠，总觉得可笑。必定是棉袜，因为真丝与人造丝袴袜都是舶来品，而上海有许多的棉织厂。那些隔音而漆黑的高房间始终干净没有人住，无论绕着它如何扩展，拉上百叶窗的清凉阴暗像夏天里的冰咖啡，很难想像里头搁了戳着天花板的机器。上海的女工向来大胆轻佻，都管她们叫湖州丝娘。最早到城里来在工厂做事的都是湖州人。和其他女孩子不同，她们自己有钱，下班后也没人管束。三三两两到大世界去看表演，除了妓女之外只有她们也赚皮肉钱。何干就不愿让外孙媳妇到工厂做事，虽然赚的钱比阿妈要多。露与珊瑚试用的年青阿妈都是双栖动物，时而帮工时而在工厂做事，而且都有爱情的问题。不是家人逼婚，便是抛下丈夫，或是工头对她们心怀不轨。机器轰隆声里杂糅着她们的笑声、骂声、彼此取笑、哭诉不幸，涂抹去来到这片屋檐下之前发生过的一切。霎时间，琵琶一阵心痛，倒不是她还想再看见老房子，可是它澈底地改头换面了，她的记忆失效了。她父亲当初再婚，买下这幢大房子，也许是想要生更多孩子，她倒从没想到这一层。荣珠来自一个子孙满堂的家庭，可是他得到的只是亲戚。可怜的爸爸。他是个废物，就连挥霍无度这样的恶名也沾不上边。进了堂子，还得千哄万哄才哄得他出手豪气。改过自新之后，他年复一年撙节开销，一切花费都省俭了，延挨着不付账，瞧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这里抠一点那里抠一点，到末了儿割断了根，连系过去与未来的独子，就如同他的父母没生下他这个人。从另一层看，榆溪倒也像露与珊瑚一样反抗传统。他舍得分权给家里人，好让他自管自吃他的大烟、玩他的女人、享受不多几样的安逸，其中之一是每年一罐咸鸭蛋，由何干亲手拣选腌存。我们都突破了，琵琶心里想，各人以各人的做法。陵是抱着传统的唯一的一个人，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而他遇害了。

    人人都有一把刀。没法子割外人的股肉往家里带油水，就割自家人的。她想到何干的儿子富臣。富臣与她的父亲不同，听说他年青时来上海，机灵聪明。倘若不是急着往脂粉堆里钻，他还许功成名就，撑起一个家来，而不像现在活埋了外婆。她再见到他，两条胳膊紧贴着瘦薄的身体，离她父亲躺的烟铺五步远。她父亲穿着睡祷，腿微向后弯，脚冲着富臣，忙着在烟灯上烧烟枪，一壁说着上海的工作难找。

    漫漫雨季上海处处汪着水。公寓房子四周的水不退，土地吃不住高房子的重量，往下陷。黄包车缓缓经过，溅起雨水，车夫的祷腿卷到大腿上。

    “过街？”他们吆喝，“过街一毛钱。”

    她摇头，脱掉鞋子。微微鼓荡起一点意志力，才踩进了褐色的水潭，非但有带病的叫化子蹬过，还吐痰。水底滑溜溜粘腻腻的。路面向下倾斜，水从腿肚子漫到膝盖，一波一波的荡漾。她拿脚去摸索马路的边缘，就怕绊倒。上了公寓台阶才穿上白色凉鞋，免得吓坏了开电梯的。

    珊瑚只比她早回来一会。也是涉水而过，正在浴室洗脚。

    “何干来了。”露向琵琶说，“她要回乡下了。去车站送送她，她那么大的年纪了，往后见不着她了。”

    隐隐约约的压迫感坐住了琵琶，仿佛一只鸟刚觉察到大网罩在头上偷眼看天。

    “她什么时候走？”

    “下个礼拜，星期二下午。她会在车站大门找你。珊瑚，到北站有没有电车？”

    珊瑚扬声指引了方向，末了还说：“琵琶找不到的。”关了水后，又问：“陵的事何干怎么说？”

    “什么也没说。你以为会说什么？”露道，“都吓死了。”

    琵琶还剩两块钱。给了何干，还是落到富臣手里。她宁可给什么不能送人的东西。她到静安寺去，有两家贴隔壁的商家，都叫老大房。各自声称是老字号，比现在活着的人年纪还要大，谁也不知道是左边这家还是右边这家才是当年真正的创业之基。她拣了人多的那家，花椒盐核桃与玫瑰核桃各买了半磅。东西极贵，她相信何干在上海虽然住了三十年，绝对没吃过。纸袋装着，她得在路上吃完，没办法捎回家带给孙子吃。

    到北车站并不近。她在车站大门等，纸袋上渐渐渗出油来。然后她看见何干坐着黄包车，包袱抱在大腿上，两腿间夹着灰白色水牛皮箱子，头后面还抵了个网篮。她平静地向周围张张望望，高贵的头形顶上光秃了一块，在扁扁的银发下闪着光。

    “大姐。”她笑着喊。

    乱着付黄包车钱，下行李，她不肯让琵琶代她提，两人总算进了车站，立在矮栅栏里，把东西放了下来。

    “大姐！”感情丰沛的声口，“何干要回去了，你自己要照应自己。”

    她并没有问候露与珊瑚，也不说害她跑这么大老远的一趟。琵琶觉得亏负了何干。她倒不为逃走害得何干日子难过不得回乡而感到心虚。弟弟的死开脱了她。眼见得何干无人可照顾了，尽管她知道这只是她后母的藉口，因为何干忙着粗活，极少有时间照顾陵。

    “大姐，陵少爷没了！”何干激动的说，怕她没听见这消息似的。

    “我都不知道他病得这么厉害。”

    “谁知道？说是好多了。我跟自己说怎么这么瘦？吃补药，什么都没少他吃。太太相信这个推拿的大夫。才十七。谁想得到……？”她低头，拿布衫下摆拭泪。

    他们不曾轻轻松松谈过陵，事实上在此之前不曾谈过他。何干照顾他就跟照顾琵琶一样的真心实意，琵琶觉得陵似乎也喜欢何干。然而仍是觉得陵是秦干托孤给她们的。

    “我带了这个。”

    何干接过纸袋，淡淡一笑，也没谢她，只急忙岔开话。琵琶突然明白自己做错了。她是该为今天再点钱的。她不能问她母亲要钱，也不想问姑姑要钱，姑姑自己一个月也就是五十块的薪水。她考虑过问舅舅要。要十块，他会立时从皮包里掏出二十块来。“还要不要？”他会再追问一句，一条胳膊整个探进袍子里。问舅母要也行。他们就是这样。可是不能背着母亲去找舅舅。她真该做点什么的。要给现在就该给，过后再送就是白送。信件都送到最近的小镇的杂货铺，凡署名是她的东西都会交给她儿子，她只怕连影儿也不知道。

    碍眼的纸袋一转眼不见了，掖进了何干的宽袍和包袱里，变戏法似的，还许一点油腻也没沾上。

    “我还要再考试，考过了今天秋天就要去英国，”琵琶急忙道，“三年我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可以赚钱了。我会送钱给你，我真的会。”

    何干一句话也不信。女孩子不会挣钱。珊瑚也去了外国，在写字楼做事又怎么样？况且远水救不了近火，她都这把年纪了，简直像是下辈子的事情。

    “到了外国可得好好照应自己啊，大姐。”

    “给我写信，写上你的名字，好让我知道你好不好。你会写何吧。”琵琶教过她这个字。

    “嗳。你也要写信给我，大姐。”她咕噜了一声，显然只是酬应一下。

    “乡下现在怎么样了？”

    “乡下苦啊，又逢上打仗，不过乡下人惯了。”

    “我听见说你母亲过世了。”

    她的脸色一闭。“她年纪太大了。”她断然道，也许是疑心琵琶听说了她儿子把外婆活埋了。

    “家里都好么？富臣呢？”

    “都好。富臣老写信来要我回去。他说我年纪大了，不能操劳了。”

    富臣知道拣他母亲爱听的话说。告诉她收成不好，要她寄钱，要她不要帮工了，回家去吧，他想她。只消这里仍要她，她自然也不会回去。

    “你一定很高兴，一家子终于团圆了。”

    她笑笑。“出来这么多年，我也惯了。”

    琵琶看见像地板或是干涸的海的辽远乡下等着她，而她儿子也在其中等着。尽管无力再赚钱，她带回了她的老本，虽然不多。琵琶应当再添上二十块钱，即便只是让富臣从何干那里再蚕食更多钱。事到如今，她回了家连提到琵琶都还不好意思，眼睁睁看着她空手回去。

    她拿起行李。琵琶坚持要帮她提大网篮。网子底下有一层报纸。她知道报纸下是什么，收集了一生的饼干罐，装满了什物、碎布，都卷成一小束，拿安全别针别住。可是她不敢真去看，唯恐何干疑心别人以为她在沈家做了四十年，私藏了什么宝贝。

    火车尚未开动，她们已无话可说。

    “我该上车了，先找个好位子。你回去吧，大姐。”说着却哭了起来，拿手背揩眼睛。她不说怕再也见不到她了，倒说：“我走了，不知道下次再见面是什么时候。”

    “我会写信给你，我帮你把东西拿上去。”

    “不，不，不用了。三等车厢，什么样的人都有。”

    “三等车厢？”一个脚夫抓起她的东西。

    何干生怕被抢了，急忙跟上去，上了阶梯，进了火车，立在门口回头喊：“我走了，大姐。”

    火车很快就上满了人。不见何干出现在车窗里，定是在另一侧找到了位子，看着行李，不敢须臾或离。琵琶立在月台上，一帘热泪落在脸上。刚才怎么不哭？别的地方帮不上忙，至少可以哭啊。她一定懂。我真恨透了你的虚假的笑与空洞的承诺。这会子她走了，不会回来了。琵琶把条手绢整个压在脸上，闷住哭声，灭火一样。她顺着车厢走，望进车窗里。走道上挤满了人，可是她还许能挤进去，找到何干，再说一次再见。她回头朝车厢门走，心里业已怅然若失。宽敞半黑暗的火车站里水门汀回荡着人声足声，混乱匆促，与她意念中的佛教地狱倒颇类似。那个地下工厂，营营地织造着命运的锦绣。前头远远的地方汽笛呜呜响，一股风吹开了向外的道路。火车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