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祖父的加刑，我从他的回忆录上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年夏天，上海有个叫江帆的区公安局长被捕了。具体罪行模糊，抽象罪行是涉嫌军统。具体证据也模糊，但模糊证据是“有人”密报。当时叫做“有人”的证人到处都是，很有信用，也很受重用。江帆的被捕导致了江帆曾经着手办理的所有案子的重审。其实不是重审，就是推翻。既然江帆本人是军统嫌疑，在1951年的“镇反”1954年的“肃反”的量刑时，必然会包庇所有反革命――很逻辑的推理。1954年11月15日那天被宣布刑期的犯人绝大部分被加刑，死缓于是成为死刑，无期加成死缓。“陆焉识，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陆焉识立刻大声回嘴：“等一等，你们加刑这么随便啊？！”

    接下去是一场辩论，在陆焉识的卷宗里被叫做“大闹法庭”。陆焉识请坐在法官位置上的几位告诉他，这次加刑加到了二十五年，那么以后还会不会再加。假如现在给他加刑的某位首长在将来又涉嫌中统、军统或其他旧政府部门，又要推翻现在的改判，那么二十五年就还会加上去，给他加到死刑也是可能的。

    监狱当局的干部问陆焉识是不是不服审判，不服是可以上诉的。陆焉识表示自己绝不上诉，因为就他所知，所有上诉的犯人都没再回到监狱来。他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请执法负责人在这次的加刑宣判书上签上名，盖上法院公章，注上一行字：“永不加判。”否则想改判就改判，想加刑就加刑，出尔反尔，没人对他自己行使的法律权力和造成的法律后果负责，这不成了草菅人命？

    过了几个礼拜，加刑的宣布又来了：“陆焉识，死刑。十天内可以向本庭提出申诉。”

    我祖父一辈子没发过脾气，那次可是有点疯了，咆哮起来，说几个月前他还期待旧制度被新制度替代，期待理性和法律会被新制度带来，现在他彻彻底底地失望了。那是很书生腔的话，尽管是咆哮出来的。咆哮的同时，陆焉识的眼泪下成了急雨。后来他一直为自己当时的书生腔发臊。后来他也明白，自己的眼泪不是像烈士那样激昂出来的，是给吓出来的；给“死刑”二字吓出来的。这次他没有放弃上诉。上诉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败诉当然是可以想见的。同时上诉也被看成是进一步“不服审判，与人民政府为敌”。

    陆焉识是在1954年12月3日被作为重刑犯押到监狱的底层的。似乎是地下室。他的回忆录并没有细写环境，因为担忧婉喻在阅读时精神承受能力是否足够。所谓的重刑犯人就是死刑和死缓犯人。但处死要一批批来，刑场的安排问题，行刑人员、行刑弹药的调配，刑场安全保卫的策划，以及各单位观刑代表的组织，都需要一些时间统一运筹，所以行刑不能像割草那么痛快，机枪一响，割倒一片。死刑犯们不知道行刑的秩序是怎么排的，每个人都可能今天被带到审判大会，然后直接带到刑场。偶尔有一两次，被带到审判大会会场的人又被带回来了几个，似乎是因为行刑人员和死刑犯的人数搭配给弄错了，但真实的原因是个谜。更是偶然地，一些被带回来的死刑犯最后又被减刑了。

    陆焉识和同监号的重刑犯们都准备好一套体面衣服和鞋袜，时刻准备自己的名字在走廊上被叫响。陆焉识为自己准备的是一套深蓝的三件套西装，是弟弟焉得送给他的，恰好也是他被捕那天身上穿的。被捕那天傍晚，他穿戴完毕，正要出门去参加一个学术方面的酒会。除了西装，他手腕上还带着婉喻的礼物，那块白金欧米茄，领带和蓝宝石领带夹是韩念痕送的。那张全家福小照，是婉喻第一次探望时带给他的，框在椭圆形的袖珍玳瑁相框里，现在被放入了西装胸前的内兜。每天晚饭后，重刑犯人们都卷上自己的铺盖，把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卷在被褥里，拖着重镣攀登到顶层五楼。五楼全是机动监号，关押临时犯人，等于是个犯人客栈。如果谁没有随着大伙搬上五楼，他必定在夜里被“验明正身”。

    夜深人静，底层的某个监号会摆出长条桌，桌后坐着公安干部，桌面上摊着表格。问答开始了――“什么名字？”“×××。”“年龄？”“××。”每次回答之后，干部就在一栏里打一个勾，证明名字、年龄、籍贯和本人对上了号，生怕明天拉上审判台的人多，加上开大会的上万群众进进出出，乱哄哄的会毙错了谁。表格上的栏目被一个个勾画完毕，公案干部头一摆，狱警就把这人押出去，找个合适地方让他睡最后一觉。

    搬到五层楼上的重刑犯们会在第二天早晨听见看守的大声通知：“关上窗子了，啊！……还在外面打扫卫生的值日生马上回自己监房了，啊！”这类扯开嗓门的通知是被一双快速行走、或小跑的腿带来又带走的，听见的人们都觉得它像通知山洪或地震或其他什么灾难。监狱的每个监号都要在早晨起床后打开窗户，排除一夜的污浊空气。

    陆焉识总是坐在离窗子最远的地方。似乎这样他就离枪声更远了。从审判大会拉到刑场上的不止一个监狱的犯人，所有监狱的死囚都由卡车一车车地拉到刑场。有一个刑场离关押陆焉识的监狱很近，五楼的几个监号的窗子可以作为包厢观看行刑。假如谁想提前俯瞰一下自己几天后或几星期后所要走的步骤，或对自己的下场有个宏观认识，就可以把那些窗台当观望台。关紧了窗子，重刑犯们都坐在自己的被褥上，听着远处的枪声。自动步枪是一下一下地响，间隔均匀，那是因为当天挨毙的人不太多。步枪毙不过来，他们就会听到轻机枪。“嘎嘎嘎”的扫射有时会持续到午饭时间。最长的几次，枪声一直响到下午，一场歼灭战似的，从不拿枪的敌人手里又夺回了一次上海。

    等重刑犯们排着队搬回底层监号，总是看见铁门对面的墙根下堆放着刚被机枪歼灭的人留下的被褥，里面裹着他们的私人财产和书籍。每个被褥上都别着纸条：×××刑于×年×月×日。

    重刑犯的人数在上升，原先住三个人的监号住了六七个人。白天动一动要喊“报告”，看守同意后可以换个坐姿。夜里大家肩并肩，腿贴腿地躺着，谁要翻身也必须先喊“报告”。一个人喊“报告”翻身，所有人都利用机会跟着翻一次身，躺得那么紧密，你不翻别人也翻不透彻，如同一个平锅煎锅贴，煎着煎着，所有个体就变成了一体。就这样一夜“报告”声不断，所有人的睡眠被一个个“报告”截断，又被一个个“报告”穿起。

    九点钟熄灯前，一旦听到那种急匆匆的脚步顺着走廊进来，重刑犯们就会气短，发抖，一身的血都霎时冰凉。这时你别去看他们，他们每一张脸都是丑陋的。假如那脚步走过了自己的监号，走向别的监号，那种丑陋会雾一样慢慢散开。假如脚步停在了自己的监号门前，并且被开锁的声音替代，这个监号里的面孔真叫你不忍目睹。

    脚步就这样停在了陆焉识的监号门前。每个重刑犯人都不喘气了。三个人的监号关着六个人，用同样呆滞的目光看着看守的手指伸出去，定住：“你起来吧。”

    人们看见他的手指尖下，不是自己，而是那个叫陆焉识的人。陆焉识请看守稍等片刻。看守不耐烦地站在一边，两手搁在腰上。见陆焉识抖落出一套深蓝西装，看守说：“你干什么？用不着的！”

    陆焉识无法坚持，跟他出去了。就在铁门外，他腿一软，差点跪倒。等他出去，他的狱友小声说，不正常啊，一般会点名字的，也会给你时间换衣服的，怎么就是一个“你起来”呢？

    看守见陆焉识的下肢成了漏了锯末的布娃娃的腿，滴溜当啷的，几乎走不了路，便叫他好好走，工厂里还等着他。

    陆焉识说：“工厂里？”

    看守告诉这个待毙的死刑犯，这所监狱有两个工厂，一个是袜子厂，做的袜子出口呢。另一个是铁器厂，做出的活络扳手也是全中国名牌。

    “你上一次到袜子厂去做生活，讲你有什么短命的革新计划。你讲过没有啊？”

    陆焉识说他讲过的。那是他第一次被判十五年刑之后。他在袜子厂工作了一个月，发现厂里出产的彩袜浸染工序太多，费时费力。他想了几天，想出了一个革新方案，可以省略一道浸染工序。但因为江帆事件，他被加刑，没有机会来验证他的革新。

    到了车间，陆焉识被摘了脚镣手铐，但他一个人就占住一个看守。他从当夜十点左右一直干到第三天中午，实验基本成功了。他回到重监号里，发现少了两个老狱友，添出四个新狱友，夜里翻身喊“报告”的次数更多了，睡眠和苏醒相互夹杂，不分彼此。

    将近新年的夜里，一个狱友半夜站起身，在监号里绕圈子溜达。不久，另外两个人也起来，以一模一样的水底走路的步子，跟着第一个狱友在两排铺位之间狭长空地上遛弯。再过一会儿，这个梦游人的队伍迅速成长，八个成员加盟进去。他们准确地从铁门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在碰壁之前准确地拐弯，谁也不绊在谁的脚镣上。等到打瞌睡的看守听到脚镣的声响，跑到这个监号门口，所有死刑和死缓犯人都走着水底步伐，不急不徐地行进，似乎在进行一种史前的神秘仪式。

    看守吓坏了，对他们喊：“站住！……”

    奇怪的是，进行仪式的人很服从地站住了。

    “马上回到你们自己的铺位上去！”

    这是仪式里没有的规定动作，所以他们不动。

    “回去！”

    仪式又恢复了，绕着那道神秘的规定轨迹继续行进。

    我的祖父也加入了梦游者仪式。他在看守叫喊时其实已经醒了，但他摆脱不了梦魇，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灵魂看着自己的肉体自行其是，无法去控制它。经历了巨大心理恐惧的人以这种方式逃避恐惧。那暂时失去灵魂的肉体是自由的，可以不顾约束和禁锢，连铁镣都失去了重量。所以他估计其他狱友也跟他一样，是半醒的，只是无法控制自己肉体的行为。

    看守跑到第46号监房，取出长柄笤帚（我祖父的记忆力惊人，连哪间号子存放大扫除清洁工具都记得清清楚楚）。看守将长柄扫帚挥舞成某种原始武器，对着继续梦游的犯人们叫喊：“回去！回去！”

    “回去”在没有魂魄的人这里，得到的读解是不同的，他们的服从就是一直走，似乎就是在走回去。场面越来越鬼魅荒诞。看守用扫帚柄敲打着铁簸箕，一面继续叫喊：“回到铺位上去！”

    梦游者们的理解力和语言似乎跟看守隔着许多生物代，都不懂他叫喊的是什么，仍然以他们失重的步子走他们的老路。我祖父在回忆录里说，那史前人的示威或送葬的队伍，与看守隔着一层抽象的时空，无法穿越。

    梦游队伍自发地解散，就像它被组织起来一样自发。他们一个个回到自己的铺位上，躺下，接着剩余的睡眠睡去。那一夜剩余的睡眠不多了，三个多小时，但这三个多小时他们睡得很沉，没有人喊“报告”翻身。

    第二天在同样的时间，另一个看守看到了同一个场面。如此场面一连发生五天，惊动了监狱领导。领导们派干部调查这件事是谁起的头，但犯人们全部否认自己在夜里发生过任何异常行为。根据干部们的直觉和经验，他们觉得犯人们不像在撒谎。下一天夜里，梦游者们的示威或送葬再次发生。监狱干部便挑选了两个犯人，把他们双臂反剪，两手和监号粗大、位置较高的铁门闩铐在一起，让他们弓腰驼背地被自己的手拎起，脚尖几乎被拎得离开地面，活像一对过油的大虾。接下去每人都做了一回大虾，但“过油”之后仍然想不起聚众梦游这回事。一个礼拜过去，监狱干部布置犯人们就梦游事件反省，要么自首，要么揭发其他狱友。反省了几天，没人反省出结果来，更没有自首者和揭发者。这期间又有两个狱友被拉出去接受公审和枪决。反省的规定不断更新，最后落定在这几条上：反省的死刑犯不参加晚间往五楼的搬迁，只留在底层监号里；反省的坐姿是双盘腿，犹如入定，换腿要请求看守批准；低头垂目，不准东张西望；一般情况下不准说话，除非被指定发言，一旦被指定发言，就必须发言。

    一场反省把一个冬天坐过去了。人们的腿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变得柔弱黄细，如同病女人，连汗毛都退落一净。所有的腿因为毫无活动而萎缩退化了，皮松垮下来，耷拉在骨头上，肌肉似乎被腿自己消化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反省未果，暂时留下这个号子的死刑犯不毙，还是因为有比他们更重要的罪犯必须插队到他们前面，提前毙掉，总之陆焉识这个号子的狱友都活着见到了1955年的新年和春节。

    陆焉识比其他犯人幸运的是，他的妻子在一个月一次的探视中从不失约。

    终于有个人受够了反省。正月十五那天，在陆焉识被押出号子去见妻子的时候，这个人向看守申请揭发。他揭发夜里的无声抗议活动是陆焉识发起的。陆焉识回到监狱，就有人对他耳语，把刚刚发生的“揭发”告诉了他。

    当夜，所有同监号的狱友都搬迁到五楼去了，只留下了陆焉识。先是那个蹲点调查的监狱干部单独提审他，问那天夜里闹示威的领头人物是不是他陆焉识。他回答不是的。那么是谁？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真不知道，梦游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还用草纸和粥做钉子，黏在自己床头挂衣服？”

    陆焉识说因为重刑犯的东西都放在监号外的走廊上，监号内的温度上升和下降要靠自己增减衣服，但人住得太挤，没地方放东西，就想出这个点子来。每天粘在碗边上的粥没有用，用草纸擦下来，粘在墙上，每天粘一点，渐渐就像钟乳石一样堆积起很牢固的一块，可以挂一件毛衣。

    “点子倒不少！”干部说。

    陆焉识想，这也值得狱友揭发。

    还有一项揭发：陆焉识用一根很大的鱼刺磨了根缝衣针，所有狱友都跟他学，因此每人都藏有一根可以当自杀武器的鱼骨针。

    “这个你承认不承认？”干部问道。

    “承认。”

    “哪里来的大鱼刺？”

    “从大鱼身上来的。”

    “你跟我废话吗？”干部拍一下桌子，“大鱼哪里来的？！”

    陆焉识眨眨眼，一五一十交代。那次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参观这所模范监狱，参观了犯人吃饭，所以犯人改善伙食吃鱼，每个犯人分到的鱼肉有四五两，看起来是从几十斤重的大鱼身上切下来的。他磨那根针首先因为毛衣脱线，需要修补。其次他想磨自己的耐心。别人都跟他学着磨针，这不能怪他；他们磨了针去缝衣服还是去刺自己的喉咙，就更加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了。

    我祖父在1955年还跟人一口一个“个人选择”。这话到了他的回忆录的后半部就不见了，他已经明白了五十年代初的自己有多么可笑。1955年那个春天的夜晚，他正毫无选择地在走向天明，走向江湾体育场的万人公审大会。

    其他狱友搬迁到五楼去之后，留下的就是陆焉识一个人。果然，他在晚上九点钟被押到一间监号。在往走廊里走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皮箱，还是从美国带回来的那个皮箱。明天，枪声响过之后，狱友们从楼上搬迁回来，也会看到这个皮箱，它将被放在他的被褥卷旁边，并且别着一张纸条：“陆焉识，××××号，刑于1955年3月4日”。

    一排长桌上摊着表格。表格上端竖着一个充满自我正义感的戴警帽的头颅，帽檐遮去天花板上投下的灯光，因此眼睛和阴影不分彼此，可以说眼睛有阴影那么大，或者说阴影像眼睛一样会打量人。

    表格的一个个栏目都被填满，他向后退了一步，朝坐在桌子后面的人微微鞠了一躬。没办法，这是他的教养给他的习惯，让他尊重任何一种劳动和付出：不管怎样的冤案，人家为你也忙了累了这么久。

    1955年3月3日的陆焉识就像1976年11月初一样，决定把自己最后的夜晚用来给自己的妻子写一封信。

    他向看守要来了纸和笔，把纸铺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面上，尽量不让笔尖戳破纸。1955年的陆焉识跟1976年一样，也是要写得太多，反而写不出一个字。不同的是，那时候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一生最爱的人就是妻子冯婉喻；婉喻是他寡味的开端，却是他完美的归宿。1955年3月3日夜里，陆焉识只是打算写一封寻常的别离妻子儿女家园的信，像遗言又像托孤的那种信。但他怎样都写不出来。他害怕极了。死是那么可怕的事啊。何况又是那么一种死法。他恐惧死的程度可以杀死他一百次；不，他每一分钟被杀死一小部分，到了天亮，他竟然完全死了一样昏沉沉睡去，守着两张空白的信纸。

    他是被脚步声惊醒的。一刹那间他后悔不迭，那封信没有时间写了。等两个警察向他走来时，他看看那两张白纸――他的不辞而别。警车鸣笛开道，他回过头就能看到他熟悉的街道旁边站着看热闹的人群。他从来没有看过此类热闹；没有那种胃口和情趣。到了体育场，组织来参加公审会的人一圈圈坐上去，座无虚席，有那么几个缺乏理性的人被押进场时虚张声势地喊口号，声音是撕出嗓子眼的。他们无非是觉得太没面子了，体面了半辈子最后落个这样的死法，让上万的人当作斗兽场的牺牲来看。所以他们就是喊几声给自己挣回点面子。

    五六十个死刑犯从上海的各个监狱集中到这里，秩序很乱。三月天出了个五月的太阳，早早到来并等了一个上午的群众们无法如厕，就在附近的背静处解决；犯人们忍禁不住的粪便顺腿而下，挂在裤子上，随着他们移动；人民和敌人的排泄物一同让太阳蒸发，万人体育馆出来了万人大厕所的气味。

    大会往下进行，一个个代表发言，犯人们的身高渐渐缩短，越来越矮，最后比地面高不了多少。押车的士兵都成了搬运工，提起那些快要化成一滩的死囚，往卡车上装。没有化成一滩的人也不少，那些喊口号的有的嘴被堵上了毛巾，有的冷冷地拒绝解放军士兵的帮助。陆焉识听见他前面一个风度翩翩的老者说：“请不要碰我。我自己可以走。”

    于是陆焉识受到了鼓舞，当两只粗大黝黑的手从他身边伸过来时，他说：“谢谢，不过让我自己来。”

    那个1955年3月4日走在陆焉识前面的老者活灵活现地进入了陆焉识的记忆，让他在1976年11月2日的清晨继续激励自己。老者当时一定想，活到自己的寿数，死也算个正当事物了，发生就发生吧。1976年的陆焉识正是这样想的，可以了，不错了，就是寻常人家的老人，活到七十来岁，也不该有什么不甘了。1955年的陆焉识在卡车上站到了老者旁边，站得玉树临风，上海迎面而来，碰到他的脸分开，又在他的两侧退去。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叶还小，绿色非常年轻，在车速加快后成了两道绿流，把许许多多的人脸以及商店、楼房也流动了进去。

    人脸里不会有婉喻的，她也不具备那种胃口和情趣。

    我祖父陆焉识在听到枪声之后――也就是第一批死囚倒下之后被推到一边。推他的人气喘吁吁，问道：“叫你半天，怎么不答应？！”

    陆焉识连看他的兴趣都没了。

    “你是叫陆焉识吗？！”

    “是、是我。”

    “跟我走吧。”那人把他推出队列，“你的减刑批准了。文件在机关给耽搁了。”

    老者抬起头，灰色的脸上浮起一个诡异的笑容。似乎是说：你逃过今天这一劫了，明天呢？也可能说：我俩还不一定谁更幸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