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怎么了？谁又伤害你们的花花？”
话刚说完，听到一声狗的惨叫。
我以为是那些民工们恶念复生，觉得他们太可恨了。“妈的！”
我冲到阳台上，一掌推开窗子——却不是民工们，而是另外一些大人，个个手中操着木棒、铁棍、铁锹。花花蹿到了自行车栅里，缩在几辆自行车后。
孩子们远远地站着，望着。对那些器械在手，一个个凶神恶煞般的大人们，他们完全丧失了当初对民工们发起斗争的勇气。我想他们是都吓傻了。
“就是那个老家伙找来的人！他骗了我们！他说他们是来给花花打预防针的，可他们不是！他们是来要花花命的！爸呀爸呀，求求你，救救我们的花花！……”
儿子哇地一声哭了。
我喊：“混蛋！不许打那只小狗！……”
他们都仰起脸来。
为首一个说：“谁骂的？”
另一个指着我说：“那小子！”
“你才混蛋！”他弯腰捡起半块砖头——“叫你小子骂！”——砖头击碎玻璃，飞入我家阳台。玻璃片儿落满阳台地上……
我没料到他会这样，我一时呆住。儿子吓得不哭了，抱头逃进屋里。
一些人家推开的阳台窗子，纷纷关上了。
外面只有些个孩子们，些个吓傻了的孩子们，远远地站成一堆，瞪大着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望着……民工们从他们的小土屋里拥了出来。
“嗨！你们干吗？你们凭什么？这不是一只野狗！更不是一只疯狗！……”
民工们似乎要两肋插刀了。
“凭什么？市内不许养狗！谁见了，都有权打死！”
“那……那你们也不能当着孩子们的面儿……”
“你们少他妈的管闲事！些个臭民工，一边稍息去！”“臭民工是你们爸！”
“是我们儿子！”
“操你们妈！”
“这些小子找揍！”
双方都是年轻人，骂的结果是大打出手。
我看见一方中一个握铁棍的，汹汹扑向自行车棚，朝缩在几辆车后的花花恶狠狠捅去……一声小狗的哀嚎，很长很长……我知道花花完了……
我回头看儿子，儿子在跺脚，在用头撞墙……我从墙上摘下了一柄铝合金的长剑。买了挂在那儿，我就没碰过它。它用来刺死一个人是不成问题的。我全身血脉膨胀，我想奔出去杀死一个人。不仅为了花花，而且为了我家的阳台窗，为了无声地哭着跺着脚用头撞墙的儿子，和他的同学、他的小伙伴们……我想在我和某一个人之间，今天必须死一个……我冲到外面时，一切都已结束——一辆小卡车刚开走。那个手握铁棍的人，仍站在车上用铁棍捣着，好像朝鲜族人用木杵捣黏米一样…
…
我知道他们在捣的是什么……孩子们渐渐围向自行车棚，围向他们的花花的死处。那儿有一摊血……
倏忽间我眼前浮现了小时候的事情——我和弟弟妹妹们也曾养过一只和花花的身世同样可怜的小狗。我们叫它“小朋友”。在北方寒冷的冬季里的一个早晨，它被建筑工人们打死了，吊在脚手架上剥皮……那是饥荒年代，那个年代人们很饿很饿……而今天的人们并不会那么饿……忽然孩子们哭成一片。那一种哭声令大人听了心碎。仿佛刚刚死于非命的不是他们养的一只小狗，而是他们的一个至亲至爱的亲人，甚至是像小姐姐小母亲一样的亲人……脸上手上各挂了彩的民工们，同情地望着孩子们，默默听着他们的哭声，纷纷摇头叹息……没谁理会仗着一柄铝合金长剑的我。
我不禁感到自己显得滑稽。
我低着头，拎着我原本想杀人没杀成的东西，赶快往家走……
回到家里我哄儿子。儿子猛地推开我，不共戴天地瞪着我，咬牙切齿地说：“你别理我！你出卖了我们！……”我羞愧难当，无话可说。
那一天晚饭前我散步时，碰见了冉的父亲，他照例用网兜拎着带盖儿的小盆。
他说：“又碰见了。”
我说：“是啊，又碰见了。”
他说：“一早一晚，散散步好。”
我说：“这我懂。不劳赐教。”
他就有些困惑地看我。
我说：“您不必给狗送食了。它也再不会到街口去迎您了，再不会蹲您跟前，欣赏您抡胳膊踢腿了。”
他神色不安起来，问：“花花跑丢了？被人偷去了？”我故意不动声色地说：“它被人打死了，被您对孩子们说，请来给它打预防针的那些人打死的。”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
他转身往街口望去。分明的，一心想发现花花在街口，并向他跑来。
当然没发现。
“你跟我开玩笑吧？”
他审视着我。
我说：“不是我跟您开玩笑，是您跟我，跟孩子们开玩笑。不过我厌恶这种玩笑。”
那一天，我以为，一切都是他精心策划的。为了某一篇心理学论文的发表，对一些被他骗取了信赖的孩子们进行心理测验。沽名钓誉而不择手段、借助伎俩的人，无论老的少的，我都厌恶。
那一天我一直在恨他，从内心里开始鄙视他，后悔自己怎么将他介绍给了孩子们。
“这……这……这不可能……”
他喃喃着，慌慌地拔腿就走。自然并非往回走。
我绕了小月河一圈，又见到他。不过他在马路那边，我在马路这边。
他的步子仍慌慌的，仿佛电影中某个人，已觉得被杀手暗暗跟踪似的。
我不愿再跟他说什么多余的话，虽该跨过马路了，也不跨过去，继续在这边的人行道上往前走。
不料他发现了我。他跨过马路，迎我走来。
我倒也不愿使他认为我是在避他，只好站住。
他走到我面前，提高网兜给我看，说：“是排骨。我特意为花花炖了些排骨…
…“
我什么都不说。实在是无话可说。
“他们都不理我了，都用那么一种目光看我……”
我说：“他们也都不理我了，也都用那么一种目光看我了。”
我说的是真的。因为是我，通过我的儿子，介绍他和孩子们认识的。
孩子们，包括我自己的儿子，看我时的目光，如同看一个曾无端地将他们往大水坑里推过的坏人。他们虽没被淹死，却分明的、再也不会以孩子的正常的目光看那样的人了。不错，那种目光里怀有憎恨。但憎恨还不是主要的内容，主要的是极端的轻蔑，和用目光表达比用话说出冷峻十倍的含义——我们已经把你看透了……
冷峻的目光若由孩子们投射向大人，我想是要比由大人们投射向孩子们更难招架的。
我早已是一个受过多次和多种轻蔑的人了，故对于些个孩子们的轻蔑，和他们目光中那种已经把我看透了的含义，虽然也不舒服，但较能泰然处之，不甚在乎。
我想对于他，大概就不同了。他是老人，是属于“家”一类的老人，是做了一辈子导师，目前依然做着导师的老人。是一向受尊敬惯了的老人。被极端轻蔑和被看透，尤其是被一些孩子们，他未必能像我似的泰然处之，不甚在乎。
这使我很快感，很解恨。
我竟笑了。
我又说：“因为这件事，我儿子失去了他的同学和小伙伴们对他的友好，对他的信任。我失去了儿子对我的。您是否认为有必要向我解释几句呢？”
他说：“是的是的，我解释我解释……可是我……我不是……我跟他们说得明明白白，是请他们来打针。他们当时也答应得爽爽快快，都说是我求他们的事，没二话……我……真难过……真抱歉……”
他惶惶地望着我，几乎要哭出来的样子。
我信了他的话。我想，一定是有某种不该发生的误会发生了，才断送掉了花花那只可怜的小狗的性命。我说：“我刚才言重了，您也别太难过，孩子们不久便会把这件事忘了的。”
然而，我看出我并没能安慰到他内心里去。
“怎么竟是这样，怎么竟是这样，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再见……”
我说：“再见。”
我知道我今后将很少碰见他了。
“怎么竟是这样……”
他喃喃着，慌慌地走了。边走边回头看，仿佛怕孩子们追来骂他打他。他险些撞到树上。他拎着的小盆掉了。他弯弯腰，似乎想捡起来。仅弯弯腰而已，并没捡。一个遛狗的姑娘经过那儿。一条健美的“黑背”狼狗。大狼狗心安理得地吃起他原本是为花花炖的排骨来……孩子们毕竟是孩子们。悲哀不会在他们的心灵中常驻，对他们不啻是一种幸运。十几天过去，花花连同由它引起的事，就被时间的大手轻而易举地从他们的记忆之中抹去了，仿佛用干布抹去镜子上的一层水汽那么彻底。只有当他们看到别的人们牵着大小爱犬，脸面上挂着拥有某种特殊财富似的炫耀的神情悠然漫步，他们才仿佛想起什么来。如同老人们想起年代久远的往事。那一种回想已不复有悲哀的甚至连感伤的成分也没有，仅仅是记忆的本能而已。
北影和童影养狗的人家多，有的狗还曾是电影或电视剧中的新星和明星。它们活得虽然比不上有钱的西方人养的狗那么高贵那么奢侈，但若和中国的大多数狗们比，无疑应该说是活得很幸福了。当然也绝不至于受到伤害，更不会被活活打死。
专业打狗队的人是不会打它们的。专业打狗队打狗看主人。倒是我，每当看到那些无忧无虑活得幸福滋润的大狗小狗鬈毛狗沙皮狗，便不由得想起了无家可归的小小流浪儿般的花花，同时想起冉的父亲所说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身世的话。觉得那话与其说是睿智的厚道的，莫如说是无奈的令人沮丧的。并且，我竟是那么地嫉妒那些幸福的狗，替被活活打死的花花。尽管它活着的时候，我不曾给予过它丝毫爱心也不曾对它萌发过一点点义务感或责任感，尽管我替它嫉妒替它愤愤不平于它已全没了任何意义。一听到别的狗吠，我耳边就产生幻听，似乎又听到它死前哀哀呼救般的惨叫……每天早晚我照例散步。如我所料，没再碰见过冉的父亲。我想，也许他再也不会到小月河这边来了。花花的死，竟封锁了他散步的天地，这难道意味着报应吗？
一天上午我家来了一位姑娘，就是冉。她一说出她父亲的名字，我便猜到她因何而至了。那时已经春暖花开了，那时我看见别人们牵着的幸福的狗们，已不再替花花的身世感伤，不再替它嫉妒它们了……冉说受她父亲的委托，来向我进一步澄清关于花花那件事的。我说这又何必呢，狗都死了几个月了，也不是我养的狗。我并没因了花花的死，对她父亲心怀什么难解的积怨。孩子们，包括我的儿子，已把那件事忘了。
冉说那件事在她父亲，却成了折磨心灵的一种老大的罪过。说她父亲一直非常非常内疚，觉得对不住花花，对不住孩子们，也对不住他北影的朋友和我。
冉说她父亲是个不善交往的人，从不主动和什么人过从。除了他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没谁常到她家去。说她父亲若非受到郑重邀请，也不去别人家。说她母亲原在某大学教马列。教了一辈子马列，退休前才评上副教授。现在终日在家养花儿，养鱼，养猫，练气功。还成了小月河那边儿最热心的老年迪斯科爱好者们的召集人。说她父亲和她母亲谈不到一块儿。一辈子都在相互寻找共同语言，却没寻找到过几次。说她父亲对养花儿没兴趣，对养鱼也没兴趣，烦猫。一见她母亲练气功的样子，就怀疑她母亲走火入魔了。而她在一家外资公司当雇员，经常出国，比她父亲出国的次数多得多……
“你别看我父亲表面上一副悟禅得道的样子，”冉说，“其实他内心里经常感到很孤独很寂寞。但他从不向我母亲流露。我母亲会认为那完全是社会心理学把他搞的，会劝他读点儿马列的书，用马列主义自我调理调理。他也从不向我流露，唯恐遭到我的取笑。那只小狗叫什么？叫花花是吧？我也挺喜欢它的，我帮我父亲给它洗过澡。那一天我父亲带给它的排骨，还是我炖的呢！可怜的小狗，一口都没吃上。它那双眼睛，简直就是一双懂事的孩子的眼睛。凝视着人的时候，充满了对人无比信任和默默乞怜的眼神儿。我觉得那小狗的眼睛会说话，好像总是在对人说——请千万别伤害我，我是一只好小狗儿。我父亲说花花眼里有忧郁。我父亲说这样的狗不将它当人对待是不道德的。他还说这个世界上，动物万千种，却只有马、牛、象、猩猩和狗的眼睛，跟人的眼睛一样，有时会流露出忧郁来。我父亲说人的年龄其实就是人的心灵的年龄。人年轻的时候不曾爱过，那个人的心灵就不曾真的有过年轻时代。而人年老时不曾怜悯过，那个人就等于是一个心灵方面的残疾人。花花使他的怜悯有所给予。我父亲他和别的老年人似乎很不同，他太习惯于研究和分析自己的心灵。越研究越分析，越觉得他自己的心灵不健全。这好比一个将侍弄自己的花园当成太重要的事情的人，总想把一切美好的花全都栽种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总觉得自己的花园太算不上是一个花园了。你说这不就有些荒唐有些偏执了吗？我告诉你这些，其实主要是想告诉你，花花对于他是多么的重要。重要性绝不亚于那些孩子们……”
我说：“这我不难理解，可我还是很糊涂。既然你父亲委托你来的，那么你能否告诉我个明白：为什么将花花活活打死的，恰恰是你父亲请的那些人？”
冉说：“是我介绍我父亲和那些人认识的。否则，我父亲怎么会认识那些人呢？我也不认识，是我的朋友介绍我认识的。我的朋友，带着我和父亲一块儿去求他们的。他们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也痛痛快快地接受了父亲送给他们的一条云烟。花花被他们打死了，父亲对我大发雷霆，质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从没那么生气过。我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去登门找朋友，对朋友大发雷霆，当面质问朋友究竟是怎么回事。朋友同样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朋友当着我的面给那些人打电话，大发雷霆的程度并不亚于我和我的父亲。他们在电话里回答说，他们原本是想给花花打预防针的，可是动身前，有一个人提议：干脆把狗打死算了，还能白吃上一顿狗肉。这年头一斤肉挺贵，狗肉又是壮阳的，何乐而不为？否则，打过这一次预防针，秋天还得打一针，明年开春时仍得打一针。总之一年至少得打两次针。人情托人情的事，犯不着那么认真。如果老家伙兴师问罪，摆出城市禁止养狗的条例，岂怕抵挡不过去？他们都赞成了那个人的话，结果那个人的提议就等于判了花花的死刑。经过就是这样。并不存在什么误会不误会的问题。他们很不高兴，认为我的朋友小题大作。说我父亲送给他们的烟，是冒牌的云烟，质量劣得根本没法吸。
因为这件事父亲一直到今天也不愿主动理我。而我只有迁怒于朋友，朋友又迁怒于那些人。父亲不论在任何场合，一有机会就谈这件事。讲学谈；做报告谈；在区人大开会谈。还以区人大代表和爱护小动物协会理事的名义，在晚报上发了篇文章，把那些人骂得够呛。骂他们是向孩子们示范恶的可耻透顶的反面教员。怎么，你没看到这篇文章？……“
我说我没看到。我没订晚报。
冉又说，那些人当然是看到文章的了。他们恼火到什么程度是不难想象的。他们请某个记者撮了一顿，那记者就代笔替他们写了篇文章，批驳她父亲，用词极为尖酸刻薄。她父亲看了，火上浇油，再有涵养也没有涵养了，便写了第二篇回击文章寄到晚报，被晚报压下了，没发，认为适可而止的好，没必要开辟个栏目继续“
争鸣“下去。结果她父亲气得大病了一场，还住了半个多月院。那些人还把气撒在她朋友头上。朋友觉得委屈，也责怪冉的父亲的确未免太小题大作，不该把朋友之间的不愉快张扬到报上，弄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的。于是反过来向冉兴问罪之师，大发雷霆。冉自然没有什么客气话相还。结果两个多年的好友绝交。而她的朋友也跟那些朋友绝了交……冉说完这些满脸苦笑。如同存折被人偷去，多年的储蓄被人冒领了。
我相陪苦笑而已。但是我看出，冉并不满足于这一点。她分明的希望我有所表示。我觉得，不说句什么，似乎意味着我心胸狭窄。
“那么多人，吃一只花花那么小的小狗的肉，每个人也吃不到几口哇！”
于是我尽量用平淡的语气说。说完，不免有些后悔。这样的话，很容易使她误认为我耿耿于怀。
冉叹了一声。冉说那些人没吃花花的肉。说他们将花花打死了之后，也都觉得，花花实在是太小了。小得令他们感到索然。如果为了吃到几口狗肉，就怪费事儿地剥它的皮剖它的膛剔它的骨，简直怪没劲的。路过一处垃圾站，他们将花花从车上抛到垃圾筒里去了，连车也没停一下……我又想到了冉的父亲说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身世的话……
顿然间我有所悟——生活中，不被某些人当成回事的事，或被被某些人以玩世不恭的痞子的习惯做了的事，其实包含着令人心悸的恐怖。我们往往对此无动于衷，除了证明我们的可鄙和麻木不仁，不能证明别的……
冉最后说，她父亲交给她的使命，她已完成了。说如果过几天我能到她家去看望看望她父亲，对她父亲将是极大的安慰，等于帮助她父亲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
冉说此话带有请求的成分。
我答应了。
隔日我便到她家去了。在她家吃了饭，还送给她父亲两本我新出的书。我只字未提花花的事。冉的父亲也没提。我走时，他坚持要送我。他一直将我送至“紫薇桥”头，也就是小月河上唯一的一座小桥的桥头。
他驻足说：“我不过桥了。”
他凝望着桥那边——草地上，有一只大狗和一只小狗在互相追逐着玩儿……
我说：“我还会来看你的。”
他说：“请你……替我向那些孩子们多多解释……”我说：“一定。”
但我并未再去看过他，仅和他通过几次电话，而且是他挂来的。冉倒是又到我家几次。一次专为替她父亲给我送书，是她父亲著的《社会心理学发凡》。老先生用毛笔写了赠言，盖了印章……
不料想他却死了。被一个女人用雨伞捅死了。捅死一位闻名中外的社会心理学家的雨伞，会是一柄怎样的雨伞呢？那女人，又会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我并不很悲哀，甚至可以坦率地说，悲哀不起来。因为老先生对于我，无异于一个符号。悲哀，其实是人比同情、比怜悯、比仁爱、比一切情感更吝啬的情感。如果我们自己死了，不是我们亲友的人，和我们过从并不密切的人，也是不会对我们慷慨到哪儿去的。我对他的死更感到的是荒唐——也死得太特别了啊……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参加的人不多，四十几个人。除了亲友，再就是他的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