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我是谁？”……
坚定但辛酸的声音，在法庭中回荡。
芳子的态度依然傲慢，高高在上，没把任何人放在眼内——当然，在这时势，她已是一个落网受审讯的汉奸了，任何人也不把她放在眼内。
她过去峥嵘的岁月，一个女子，在两个国家之间，作过的一切，到头来都是“错”？要认“罪”？
芳子冷笑一声：
“嘿，跟我来往的都是大人物，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法官来审问？真是啼笑皆非。连你们政府首长，甚至蒋介石，不也算是我的下属吗？”
法官讪讪地，但所言也属实。
她把下颏抬得高高的。
向王族挑战？
她心底还是非常顽固地，只觉王女身份是最大的本钱，与生俱来的皇牌。没觉察，时间是弄人的。
时间？
法官跟她算时间的账。
他出示一大沓相片，一张一张展现在芳子眼前。他读出名字：
“现在你认认这几个人……”
半生经历过的男人，原来那么厚！
她打断：
“不，法官大人，不必再让我看下去，我一个都不认识！”
法官又取过一大沓文件：
“这些全是你当安国军总司令时的资料，在此之前，已有为数十名称为你部属的犯人作证，且有明文记载，你曾指挥几千名士兵，虐杀抗日志士，发动几次事变，令我国同胞死伤无数。”
芳子转念，忙问：
“当时是多少年？”
“民国二十年，即一九三一年起，整十年。”
芳子像听到一个大笑话一般，奸狡地失笑：
“哎，法官大人，我是大正五年在日本出生的，大正五年，等于民国五年，即是一九一六年，你会算吗？当时，哦一九三一年，我才不过是个可爱的少女，如何率领几千名部属在沙场上战斗？怎会卖国？”
法官一听，正色严厉地责问：
“被告怎可故意小报年龄，企图洗脱罪名？”
目下是一九四六年，芳子看来也四十岁的中年妇人了，干瘦憔悴，皱纹无所遁形，若根据她的说法，无论如何是夸张而难以置信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
人人都看透这桩事儿，是她自个儿认为巧妙。
不过穷途末路的川岛芳子，身陷囹圄，证据确凿，仍要极力抓住一线生机。
不放过万分之一的机会。
她也正色，死口咬定：
“你们把我审讯了一年，我始终顶得住，不肯随便认罪，不倒下来，是因为——你们把我年龄问题弄错了！”
“你提出证据来。”
芳子一想，便道：
“有，我希望你们快点向我父亲川岛浪速处取我户籍证明文件，要他证明我在九一八事变时，不过十几岁，而且我是日本人。我现在穷途末路，又受你们冤枉，很为难——他千万要记得芳子跟他的关系才好。”
芳子一顿，望定法官，胸有成竹：
“法官大人，当证明文件一到，我不是汉奸，大概可以得到自由了吧？”
——她把全盘希望寄托在此了。算了又算，也许“时间”可以救亡。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又能在满洲干出什么大事来？
川岛浪速若念到“芳子跟他的关系”，人非草木，给她一份假证明，证实了她的日本籍，最高法院又怎能问她以罪？
芳子从容地，被押回牢房去。
北平第一监狱。
牢房墙壁本是白色，但已污迹斑斑，灰黯黯的，也夹杂老去的血痕。每个单间高约三米半，天井上开一四方铁窗，墙角开一小洞穴。睡的是木板床，角落还有马桶，大小便用。
灯很暗。
囚衣也是灰色的。
有的房间囚上二三十人等。
芳子是个问题人物，她单独囚禁，住的地方，去年死过人，这死在狱中的女犯犯杀害情敌的罪。
小洞穴给送来菜汤、玉米面窝头，非常粗糙。芳子接过，喃喃：
“想起皇上也在俄国受罪，我这些苦又算什么呢？”
她蹲下来，把窝头咬了一口。又冷又硬，粉末簌簌撒下，与昔日繁华相比，简直是天渊之别。从没想过蹲在这儿，吃一些连狗也不搭理的东西。
——但她仍满怀希望地望向铁窗外，她见不到天空。终有一天她会见到。
脱离这个嘈吵不堪的地方。
嘈吵。
什么人也有：汉奸、杀人犯、烟毒犯、盗窃犯、盗墓犯……这些女人，长得美长得丑，都被划作人间的渣滓吧。关进来了，镇日哭喊、吵闹、唱歌、跳舞、呻吟。又脏又臭，连件洗换的衣服也没有。
不过芳子觉得自己跟她们不一样。
她们是一些卑劣的、没见过世面的犯人，一生未经历过风浪，只在阴沟里鼠窜，干着下作的勾当。
她瞧不起她们。
针尖那么微小的事儿也就吵嚷了一天，有时不过是争夺刷牙用的牙粉。
芳子在狱中，仍有她的威望。总是喝住了：
“吵什么？小眉小眼！”
她发誓如果自己可以出去的话，死也不要再回来。
不知是谁的广播，在播放一首歌，《何日君再来》，犯人们都静下来。
何日君再来？
呜咽如鬼叫的尖寒。
芳子缓缓闭上眼睛，听着这每隔一阵就播放着的歌——也许是牢房中特备的镇痛剂。
四下渐渐无声。
摆在显赫一时的“男装丽人”面前只有两条路：默默地死去，或是默默地活下去。
“芳子小姐！”
她听到有人喊她。
张开眼睛一看，呀，是律师来了。芳子大喜过望：
“李律师！”
他来了，带来一份文件，一定是她等待已久的礼物。
芳子心情兴奋，深深呼吸一下，把文件打开，一行一行，飞快看了一遍，马上又回到开端，从头再看一遍：
川岛芳子，即华裔金璧辉，乃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王女。只因鄙人无子，从芳子六岁起，由王室进至我家，于大正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式成为鄙人之养女……
芳子脸上神情渐变。
继续看下去：
……自幼即被一般日本人公认为日本国民之一员。
她不相信！
又再重看一遍，手指用力把文件捏紧，冒出冷汗。
她朝夕苦候的户籍证明是这样的？
——并无将出生年份改为大正五年，也不曾说明她是日本籍。
一切“似是而非”。
这不是她要的！
芳子陡地抬头，惶惶地望定李律师。不但失望，而且手足无措：
“并没有依照我的要求写？——我不是要他写真相，我只要他伪造年龄和国籍，救我出生天！”
李律师满目同情，但他无能为力：
“川岛浪速先生曾经与黑龙会来往，本身被监视，一不小心，会被联合国定为战争罪犯。他根本不敢伪造文书。现在寄来的一份，对你更加不利。”
“但他已经八十多了——”
“芳子小姐，我爱莫能助。”
芳子色如死灰，颓然跌坐，她苦心孤诣，她满腔热切，惟一的希望。
这希望破灭了。
她好像掉进冰窟窿中，心灰意冷，双手僵硬，捏着文件。一个人，但凡有三寸宽的一条路，也不肯死，她的路呢？
她第一个男人！
芳子不能置信，自牙缝中迸出低吟：
“奇怪！一个一生在说谎的人，为什么到老要讲真话？真奇怪！”
她萎谢了。凄酸地，手一垂，那户籍证明文件，如单薄的生命，一弃如遗。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午前十一时十五分，法官宣判：
“金璧辉，日名川岛芳子，通谋敌国，汉奸罪名成立，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没收，处以死刑。”
宣判的声调平板。
闻判的表情木然。
芳子默默无语，她被还押回牢房时，身后有听审群众的鼓掌和欢呼。
她默默地走，这回是深院如海的感觉了。一室一室，一重一重，伸延无尽。
芳子知道自己走不出来了。
瘦小的背影，一直走至很远……
掌声欢呼微闻，重门深锁，戛然而止。
忽地怀念起北平的春天。新绿笼罩着城墙，丁香、迎春花、杏花、山樱桃……拥抱古老的京城。亭台楼阁朱栏玉砌，浴在晚霞光影，白天到黑夜，春夏秋冬，美丽的北京城。
她翻来覆去地想：
春天？明年的春天？过得到明年吗？
不可思议。
也许自己再也见不着人间任何春天了。她是一只被剪去翅膀的凤蝶，失去翅膀，不但飞不了，而且丑下去。
关在第一监狱这些时日，眼窝深陷，上门牙脱落了一只，皮肤因长久不见天日而更加白皙，身材更瘦小了，一件灰色的棉布囚衣，显得宽大。强烈地感到，某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向她袭来。但她一天比一天满不在乎。
甚至有一天，她还好像见到一个类似宇野骏吉的战犯被押送过去，各人都得到报应。
看不真切，稍纵即逝。战犯全卑微地低着头。他？
芳子捧着碗，呼噜呼噜地吃着面条，发出诙谐的声音。
她跷起腿，歪着坐，人像摊烂泥。
吃到最后一口，连汤汁也干掉，大大地打一个饱嗝。
肚子填饱了，她便给自己打了一支吗啡针。仰天长叹：
“呀——”
她陶醉在这温饱满足中。个人同国家一样，真正遭到失败了，才真正地无求。
牢房中其他的女犯人，得悉她被判死刑后，常为她流泪难过。女人虽爱吵闹，脾气粗暴，而且杀害丈夫案件之多，简直令人吃惊，但她们本性还是善良的吧？——女人之所以坐牢、处决，完全因为男人！
“我讨厌男人！”芳子对自己一笑。
见到她们在哭，不以为然地：
“哭什么？一个人应该笑嘻嘻地过日子。欢乐大家共享，悲哀何必共分？烦死了。”
她自傍身的钱包中掏出一大沓金圆券，向狱吏换来一个小小的邮票：
“二万五？”
“不，”他道，“三万。”
也罢，三万元换了邮票。她埋首写一封信。纸也很贵，在牢房中，什么也贵，她惟有把字体挤得密密麻麻。
信是写给一个男人——她终于原谅了他。
一开始：
哦父亲大人。
七岁之前的生父，她的印象模糊。七岁之后的养父，叫她一生改变了——谁知道呢？也许是她叫很多男人的一生也改变了。
前尘快尽，想也无益。
芳子继续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
我时日无多了。简直是秋风过后的枯草残花，但我还是一朵盛开过的花！一个人曾经有利用价值多好！
这小小的牢房没风雨，是安全的乐园，人人不劳而得食，聪明地活着。
我有些抗议，听说报纸建议将我当玩具让人欣赏，门票收入用来济贫。投机分子也把我的故事拍成歌剧，并无征求我同意，不尊重我！
但，人在临死会变得非常了不起，心胸宽了，也不在乎了。我横竖要死的，所以什么也说不知道，不认识，希望不给别人添麻烦，减轻他们罪名，全加在我身上，也不过是死！
没人来探过我，也没给我送过东西。牢房中一些从前认识的人，都转脸走过，没打招呼——不要紧，薄情最好了，互不牵连又一生。
落难时要保重身体，多说笑话呀。
我总是梦见猴子，想起它从窗户歪着脑袋看外面来往的电车时，可爱的样子。没有人理解我爱它。
可惜它死了，若我死了，不愿同人埋在一起，请把我的骨头和阿福的骨头同埋吧。
写完以后，信纸还有些空白的地方。她便给画了猴子的画像，漫画似的。
然后在信封上写上收信人：
恩仇已泯，可忘则忘。
狱吏来向她喊道：
“清查委员会有人要见你！”
芳子没精打采，提不起劲：
“什么都给清查净尽啦。”
她用手背擦擦眼角的污垢，打个大大的呵欠，气味十分难闻。
她已身无长物，前景孤绝，还能把她怎么样？
表现十分不耐烦。头也不抬。
来人开腔了，是官腔：
“没收财产中有副凤凰项圈，由上千颗大小不等的钻石镶嵌而成。不知是不是你的？要证实一下。”
多熟悉的声音！
冷淡的、不带半丝感情的声音。
芳子身子猛地一震，马上抬起头来。
她涣散的神经绷紧了，口舌打结，说不出半句话来。
这个不速之客，是一身洋装的“官”，云开！
云开？
她原以为今生已无缘相见。谁知相见于一个如此不堪的、可耻的境地。
云开若无其事地：
“我在会客室等你。”
他一走，芳子慌乱得如爬了一身蚂蚁。
自惭形秽！
自己如此地落难，又老又丑，连自尊也给踩成泥巴，如何面对他？
芳子手足无措，焦灼得团团乱转。
怎么办怎么办？
手忙脚乱地梳理好头发，又硬又脏，只好抹点花生油。牢房中没镜子，她一向在玻璃碎片背面贴上黑纸，便当镜子用，当下左顾右盼，把牙粉权充面粉，擦得白白的，点心盒子上有红纸，拿来抹抹嘴唇，代替口红，吐点唾沫星子匀开了……又在“镜子”前照了照，不大放心，回头再照一下。
终于才下定决心到会客室去。
深深吸一口气：不可丢脸！
她挺身出去了。
狱吏领到云开跟前。她不愿意让他目睹自己的颓丧萎顿，装得很坚强，如此一来，更加辛酸。
云开有点不忍。
芳子只强撑着，坐他对面。她开口了，声音沙哑，自己也吓了一跳：
“请问，找我什么事？”
云开故意把项圈拎出来，放在桌面上。它闪着绚烂的光芒。但那凤凰飞不起了。
他道：
“我们希望你辨认一下，这东西是不是属于你的？你证实了，就拨入充公的财产。”
芳子冷笑：
“既然充公，自不属于我的了。”
她交加两手环抱胸前，掩饰窘态，盖着怦怦乱跳的心。
他挨近。
芳子十分警惕地瞅着他。
——他来干什么？
她满腹疑团。
云开凑近一点道：
“你认清楚？”
然后，他往四下一看，高度警觉，急速地向芳子耳畔：
“行刑时子弹是空的，没有火药，士兵不知道。在枪声一响时，你必须装作中枪，马上倒地，什么也别管，我会安排一切——我来是还你一条命！”
还她一条命？当然，她的手枪对准过他要害，到底，只在他发丝掠过，她分明可以，但放他这一条生路。
他在她的死路上，蓦地出现了。
芳子久经历练，明白险境，此际需不动声色。听罢，心中了然，脸上木无表情，她用眼睛示意，凝视他一下。
然后，垂眼一看项圈：
“我跟政府合作吧。不过——”
她非常隔膜地望着云开，也瞥了会客室外的狱吏一眼，只像公告：
“你们把所有财产充公了，可不可以送我一件最后礼物？我要一件和服，白绸布做的——全部家当换一件衣服吧，可以吗大人？”
芳子眼中满是感激的泪，她没有其他的话可说。五内翻腾起伏。
云开暗中紧紧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枯黄苍老的手指，不再权重一时的死囚。一切将要烟消云散，再无觅处。
云开用力狠狠地捏一下，指节都泛白了。握得她从手上痛到心上。
双方没有说过那个“严重的字”，但他们都明白了，千言万语千丝万结，凝聚在这一握中，很快，便得放开了。
似甜似酸的味儿灌满她，化作一眶泪水，但她强忍着，没让它淌下来，她不能这样地窝囊。云开点点头，然后公事公办地，收拾一切，最后一瞥——
芳子嘴唇噏动，没发出任何声音，但他分明读到她的唇语，在唤：
“阿福！”
她一掉头，离开会客室。
这一回，她要比他先走。她不愿意再目送男人远去。
他的话是真的吗？
——芳子根本不打算怀疑。
因为她绝望过。原本绝望的人，任何希望都是捡来的便宜。
她这样想：自己四十多了，即使活得下去，也是不可测的半生。她叱咤风云的时代结束后，面对的是沦落潦倒、人人唾弃，或像玩具似的被投以怪异的目光。身为总司令、军人，死在枪下是一项“壮举”吧。
且与她交往的，尽是政治野心家、日本军官、特务……对战争负有罪责，双手染满鲜血，是联合国军“不欢迎的人物”，没多少个战犯能够逃得过去。
一打开庭起，也许便是一出戏，到头来终要伏法，决难幸免。
云开的出现，不过是最后的一局赌——芳子等待这个时刻：早点揭盅。迟点来，却是折磨。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清晨，曙光未现，牢房中分不清日夜。
芳子的“时刻”到了。
她毫无惧色，眉头也没皱一下，只摊开一件白绸布做的和服——她最后的礼物。
抬头向着面目森然的狱吏：
“我不想穿着囚衣死——”
他木无表情地摇头。
芳子没有多话，既无人情可言，只好作罢。她无限怜惜地，一再用手扫抹这凉薄的料子。白绸布，和服……
那一年，她七岁。
她一生中第一件和服，有点缅怀。
她还哭喊着，企图扯开这披在身上的白色枷锁呢。扯不掉，逼得爱上它。是一回“改造”。
“我是中国人！”——她根本不愿意当日本人。但中国人处死她。
那一年，她七岁。
一个被命运和战争捉弄的女人，一个傀儡，像无主孤魂，被两个国家弃如敝屣。但她看开了，看透了，反而自嘲：
“不准，也无所谓了。枪毙是我的光荣——像赴宴，可惜连穿上自己喜欢的晚装也不可以。”
芳子又向狱吏提出：
“可以写遗嘱吗？”
他又望定她，不语。
芳子把身上所有的金圆券都掏出来了，一大沓，价值却很少。她欷歔：
“连个买纸的钱也不够。”
狱吏递她一小片白纸。
芳子在沉思。
他道：
“要快，没时间了！”
她提笔，是远古的回忆，回忆中一首诗。来不及了，要快，没时间了，快。她写：
芳子珍重地把纸条折叠好，对折两下，可握在手心。解嘲地向狱吏道：
“我死了，中国会越来越好！我一直希望中国好，可惜看不见！”
狱吏一看手表。
她知道时辰已到，再无延宕的必要，也没这能力。生命当然可贵，但……
脸上挂个不可思议的神秘笑容——只有自己明白，赌博开始了。
她昂然步出牢房，天还有点冷，犯人都冻得哆哆嗦嗦。芳子不觉打个寒噤，但她视死如归，自觉高贵如王公出巡。
几个人监押着她出去了，犯人们都特殊敏感，脊梁骨如浇了冷水，毛骨悚然。不知从何时开始，有人哼着这样的歌，哽咽而凄厉，带了几分幽怨：
中间有念白的声音：
芳子缓缓地和唱着：
颤抖的中国离愁，甜蜜但绝望的追问，每颗心辛酸地抽搐。
芳子手中紧捏她的“绝命诗”。
那白绸布和服，冷清地被扔在牢房一角。
晨光熹微，北平的人民还沉迷在酣睡中，芳子被押至第一监狱的刑场。
她面壁而立。
执行官宣判：
“川岛芳子，满清肃亲王十四格格，原名显，字东珍，又名金璧辉，年四十二岁，因汉奸罪名成立，上诉驳回。被判处死刑，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凌晨六时四十分执行。”
他们令她下跪。
执行死刑的枪，保险掣拉开。
“咔嚓”一声。
芳子背向着枪，身子微动，紧捏纸条。
处于生死关头，也有一刹的怀疑惊惧突如其来，叫她睫毛跳动，无法镇定，最豪气的人，最坚强的信念，在枪口之下，一定有股寒意吧。芳子也是血肉之躯。
枪声此时一响！
枪声令第一监狱紧闭的大门外，熙熙攘攘来采访的新闻记者不满——因为他们未能耳闻目睹。
早一天，还盛传在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执行死刑，但临时又改变了地点和时间。
新闻记者们早就作好行刑现场采访的准备，中央电影第三厂的摄影队，也计划将川岛芳子的一生摄制成胶片，可是最后一刻的行刑场面却落了空，“珍贵”的镜头，终于无法纪录下来？为什么有如此忙逼的安排？
大门外，大家都在鼓噪。
士兵严加把守，说是没有监狱长之令，绝对不能开门，不能作任何回答，即使记者们纷纷递上名片，也无人转报。
一番交涉。
——直至一下沉闷的枪声传出。
隔得老远，听不真切。
枪决已经秘密进行了？
没有人能够明白，里头发生什么事。
太阳出来了。
阳光与大地相会，对任何一个老百姓而言，是平凡一天的开始。对死囚来说，是生命的结束——她再也没有明天！
狱吏领来一个人。
他是一个日本和尚。
古川长老随之到监狱的西门外，只见一张白色木板，上面放着一具尸体。
一具女尸。
这女尸面部盖着一块旧席子，上面压了两块破砖头，以防被风吹掉。
死者身穿灰色囚衣，脚穿一双蓝布鞋。
古川长老上前认尸。
他是谁？
他是一个芳子不认识的人，日籍德高望重的名僧，原是临济宗妙心寺的总管，又是华北中国佛教联合会会长，为了传教，东奔西走劳碌半生，现已七十八高龄。
他一直关心芳子的消息，也知道她的兄弟、亲戚、朋友、部属，全都害怕受汉奸罪名牵连，没有一个敢或肯去认领遗体。古川长老以佛教“憎罪不憎人”的大乘精神出发，纵与她毫无渊源，也向法院提出这要求。
老和尚上前掀开盖面的旧席子一瞧——
子弹从后脑打进，从右脸穿出，近距离发射，所以炸得脸部血肉模糊，枪口处还有紫黑色的血污。
他喃喃地念了一些经文，便用脱脂棉把一塌胡涂的血污擦掉。
不过完全不能辨认生前的眉目。
他以白毛毯把尸体裹起来。
就在此时，记者们都赶来了。他们匆匆地忙于拍照、吵嚷，大家挤逼一处，企图看个清楚——到底这是一个传奇的人物！
他们好奇地七嘴八舌：
“枪决了？”
“只拍尸体的相片，有什么意思？”
“作好的准备都白费了。”
“是谁临时通知你们的。”
“真是川岛芳子吗？”
“不对呀，这是她吗？满脸的血污，看不清面孔。”
“奇怪！不准记者到刑场采访？”
“她不是短发的吗？怎么尸体头发那么长？”
“死的真是芳子吗？”
……
古川长老没有跟任何人交谈半字，在一片混乱中，他有条不紊地裹好尸体，再盖上新被罩，再在被罩上盖一块五色花样的布。这便是她五彩斑斓的一生结语。
他沉沉吟吟地诵了好一阵的哀悼经文，血污染红和尚的袈裟。
两个小和尚帮忙把“它”搬上卡车去。
扑了个空的记者们不肯走，议论纷纷。
卡车已开往火化场了。
报馆突接到一通意外的电话：
“我要投诉！”
不过，卡车已开往火化场了。
日莲宗总寺院妙法寺和尚，曾同火化场上的工作人员，把尸体移放到室内。
整个过程中，动作并不珍惜。工作人员惯见生死，一切都是例行公事。
不管躺在那儿的是谁，都已经是不能呼吸没有作为的死物，这里没有贫富贵贱忠奸美丑之分，因为，不消一刻，都化作尘土。
尸体在被搬抬时，手软垂。手心捏着的一张纸条，遗落在一个无人发觉的角落。
再也没有人记起了。
和尚念着经文送葬。
柴薪准备好了。
众人退出。
两三小时之后，烈焰叫一切化成灰烬。
下午一点半左右，火化完毕，古川长老等人把骨灰移出来，拣成两份——一份准备送回日本川岛浪速那儿供奉；一份埋葬。
火化场的墓地，挖有一个坑，在超度亡魂之后，一部分的骨灰便装在盒子里头，掩埋了。
和尚给芳子起了法名：“爱新璧苔妙芳大姐”——她没有夫家，养父又在异国，本家无人相认，所以只落得一个“大姐”的名号。
在墓地附近，有许多人围观，不过并无哀悼之意。
只生前毫不相干的出家人，焚着香火，风冷冷地吹来，她去得非常凄寂。
爱新璧苔妙芳大姐。
生于一九○七。卒于一九四八。
一生。
但那通抗议的电话没有死心。
监察院也接到控告信了：
被枪决的不是川岛芳子！
死者是我姐姐刘凤玲！
此事一经揭露，社会舆论及法院方面，为之哗然。
这位女子刘凤贞道出的“真相”是——
她姐姐刘凤玲，容貌与川岛芳子相似，也是死囚，而且得了重病，在狱中，有人肯出十根金条的代价，买一个替身。她母亲和姐夫受了劝诱，答应了。但事后，她们只领得四根金条，便被赶了回来，还有六根，迄未兑现，连去追讨的母亲，竟也一去不复返……
事情闹得很大，报纸大肆渲染，官方也下令彻查。
扰攘数月，谣传没有停过。
“川岛芳子还活着吗？”
报上都作了大字标题的报道了。
监察院展开调查。可是由于控告人没有写明住址，也未能提出被告人的名字，芳子生死之谜，一直是个疑团。
年老的和尚，出面否认那是一个“替身”，因为是他亲自认尸的。是否基于大而化之的一点善心呢？
世上没有人知悉真相了。
后来古川长老把骨灰送到日本去。
七十八岁的他，抱着骨灰盒子，来至信州野尻湖畔黑姬山庄，见过八十五岁的川岛浪速。两个垂垂老矣的衰翁，合力把芳子的头发和骨灰，掩埋在山庄，还加上一张她生前盖过的羽绒被、用过的暖瓶、没穿过的白绸布和服。
川岛浪速道：
“即便是替身也要供奉——万一是她本人呢？”
这个谜一直没被打破。
川岛浪速在接到骨灰之后九个月，某一天的傍晚，当看护他的女人如常把体温计挟在他腋下时，发觉他悄悄地停止了呼吸。
他过不到冬天。
他再也看不到漫天飞雪的美景。高朋满座的热闹澎湃，成为永远的回忆。
法名“澄相院速通风外大居士”。他死去的妻子福子，他死去的义女芳子，三块方角的灰色石碑并列在川岛家墓地上，沉默不语。
同年，战犯一一被处决，据说有一天，犯人被带上卡车，在北平市内游街，之后，送往市郊刑场。他们倒背手捆着，背后插上木牌子，卡车两侧贴着罪状，都大字写上他们血腥统治、肆意屠杀，坑害国人……的暴行。
群众奔走呼号，手拿石块砖块投掷，一边大喊：
“打倒东洋鬼！”
“血债血偿！”
“死有余辜！”
还没送达刑场，很多早已死过去了。
受尽痛苦，奄奄一息的，到底也还上一条命——其中有一个，便是宇野骏吉。
看来他死得比芳子还要惨。
中国人永远忘不了惨痛的历史教训。
云开对国民政府失望了，他投身延安去。他不是云开，不是阿福——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已于一九四六年在沈阳机场被俘，苏联红军押送至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讯。后来，他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写交待材料……
违抗了绝密暗杀令，又违抗了命运的安排，把芳子放走的山家亨呢，他在事后被召回日本去，一到司令部，马上被捕，拘留审讯，不久被判监禁。
停战前一直藏匿着，没敢露面，也怕作为战犯，被送回中国。他潦倒、欠债……当年英挺轩昂，一身中国长袍，戴毡帽，拎着文明棍，讲一口流利北京话的名士派，穿着破衣，到处借贷。
后来失踪了。
一九五○年一月份的《周刊朝日》有这样的一则花边：
……一只野狗在猪圈粪堆里吃一个男人的头！脑袋右边有几处还有头发，脸和脖子则被啃得没什么肉了。
这是山梨县西山村这小村子中的大事件。
人们赶紧找尸体，终于在松树林中发现了：一具用麻绳捆在树干上的无头男尸，尸体旁放着黑皮包、安眠药、一些文件和六封遗书……
山家亨，死时五十三岁。
他不相信某一天，道出他命运的乩语：“戌年生，王侯之相。十年后将因女人而惨死，自杀身故，遗尸荒原，为野犬所食。”
乩语指引过他：
“若过此劫，则时来运转，飞黄腾达。”
——冥冥中，应了前一段。
他因女人，命该如此吧？
那个女人呢？
她是生？是死？
岁月流曳，没有一个人是重要的。一切都像虚贴于风中的剪影。
一切得失成败是非爱恨功过。三千世界，众生黩武。花魂成灰，白骨化雾。河水自流，红叶乱舞……
过了很多很多年——
日本战败，忍辱负重，竟然在举世羡妒的目光底下跃为强国。
东京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便是银座。这里现代建筑物林立。东京金融贸易中心、银行，还有著名的百货公司：三越、松坂屋、西武、东急……
星期日，银座闹区的几条马路，辟作“步行者天国”，洋溢着节日气氛。富饶的大城市，总充塞着欢快而兴致高昂的游人，熙来攘往，吃喝玩乐。
只见一个老妇的背影。她穿白绸布和服，肩上蹲了头可爱的小猴子呢。
背影一闪而过，平静而又荒凉，没入热闹喧嚣人丛里，不知所踪。她是谁？
她是谁？
她是谁？
没瞧仔细。也许是幽幽的前尘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