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还是坚信我身上存在着对绘画的感觉不然咱们走着瞧吧，既然我是一张饼我就会翻出饼铛。

    我的大学四年被两个交替的时代各占一半，后两年我迎来了中国的第二次解放。当我看见活生生的女裸体从容地出现在教室的模特儿台上时，我警告我万万不可从一颗痦子起笔。那个单纯美妙的真人终于扭转了我的轨道，我没画痦子没画出领袖可也没画人体我不知道那天我画了些什么。后来老同学说我画布上有一团择不清的线也许那是一片茂密的渴望光顾的青草也许那是一丛难以深入的刺人的荆棘。不管怎么说我有了属于我的艺术表现，我是靠了人体，靠了世界上最单纯的也是最复杂的人体我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表现。

    我画过马小思的裸体她是太棒了，后来她看了我的作品说这是什么？这不是一条河么一条夹挤在老城脚下的红色小河么。马小思说好啊你让我光着身子站了好几天腰酸腿疼画面上却只有一条河他妈的再也不给你干了。她骂我坑了她。我没有坑你，没有你的裸体我画不成那条河。画面上可以没有你但我的视野里不能没有你。我没有办法，面对不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的裸体我想到的总是裸体之外的其他；而当我置身于崇山峻岭大海湖泊深谷浅滩黄昏或者白夜，我看见的都是些伟岸的身体脉搏的跳动回荡在胸中的激情并不匀净的肤色岁月抛下的皱褶。我坚信艺术表现就是一种转换，换个人可能不这么说我还是说我的。叶龙北说世界上没有直线，那么面对一个女人体你为什么非要模拟她的筋肉和乳房，你若想看建筑美为什么非要在纸上画窗户也许我那点“艺术感觉”在闪光了。

    其实我一直没有找到最适合于我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我毕业、分配，在虽城画院当专业画家还去北京的美术最高学府进修；虽然我开个人画展、获奖、接受采访被别人论述虽然——用通俗的说法。我的画也飘了洋过了海。画是什么？视觉艺术就是视觉艺术他们说画是无声的诗简直是胡言乱语。

    有一天我再也画不像领袖像了我忘记了从前的轨道，那扶助我走进高等学府的轨道我好像有点忘本。新的时代人们都在寻找自己的新轨道我的新轨道在哪儿呢？人们卸掉了那披挂了一万年的功能的铠甲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在用心灵倾诉和验证。每天都有的新主义每小时都产生的新口号大概要用亿来演算节目在哪儿？我看见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让人为之动情为之摇旗呐喊的作品就不断想到“租赁”这个字眼，就不断想到秦可卿出殡时那浩荡的纸人纸马。我们用借来的灵魂武装我们的灵魂，就好像年关已到那些经济拮据者非要借钱才能把年弄得跟别人一样的喜庆、热闹。

    我看见许多张急赤白脸的面孔许多张烙饼都争先恐后地往饼铛外头翻。一个声音说与其翻出去落进无底洞不如就在铛里待着是不是？我不能同意这种胡说可是超导时代的来临难道一定使人们必定不再有听完一句整话的耐心么？谈话是艰难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人极不耐烦地打断。这种迫不及待的彼此打断叫人觉着不是进取不是追寻我只感到一种怡然自得的懒惰，一种慌张得近乎上蹿下跳的懒惰。

    很多人都在宣称他找到了自己他拨开荆棘破门而入走进了那妙不可及的殿堂其实那不过是一种租赁甚至不如租赁。很多租赁本身是明确的租赁者能准确地说出他要租用的东西比如书比如旅途中那些代步的自行车他们并不隐讳。

    每当我看见那些借来的热情或冷静我便不能不想到一种新的功能、属于这新时代的功能诞生了。到处披挂着这以壮声威的铠甲到处浮泛着借来的深奥你真地不愿意稍微塌下心来把煤气灶上的一壶生水煮开？你有那种眼见它真地沸腾起来的耐性么？就算这是无需太高智商的活儿但我们要是喝半生不熟的水准得生病。

    在那个早晨我看见了你，眼前一排小碟子小碗，绿的是绿豆红的是高粱。

    罗大妈注意到了大旗的白领子，也注意到他对懒汉鞋的反复无常。她眼看着鞋的红底子、白底子在大旗脚下更换，心想这孩子，怎么了？

    罗大妈老是记着大旗小时候那模样，那时她带他来北京投奔丈夫，大旗就那么“光着屁股打着伞儿”进的北京——肚子拱着小褂儿像把伞，虽然那时大旗四岁，已经过了光屁股的年龄。大旗没有怨言，娘儿俩从火车上下来，他还替她美滋滋地背着一个小包袱，丝毫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陌生世界向他投过来的陌生眼光。他更没有注意到在这个世界里人们都是怎样穿着打扮，有没有光屁股打伞儿的人。他脑子里还是他娘在乡下的光膀子，两只布袋奶在裤腰上悠过来悠过去。娘儿俩出门进京时，一人才加了一件褂子，她遮住了奶，他却露着小鸡儿。

    后来大旗上学了，还是从不挑剔罗大妈对他的打扮。他从来不知道同学们的鞋都有左右之分，左脚和右脚不能乱穿。罗大妈给大旗做的鞋都是直脚，虽然她知道鞋除了直脚还有认脚，但她从不给儿子做认脚鞋。认脚是死穿，直脚是活穿，她觉得两只脚倒着穿才穿得省，认脚鞋光磨一面。大旗懂得鞋有认脚是很晚的事，但他并不要求罗大妈非那样做不可。一个鞋，怎么不是穿。至于衣着，大旗的要求更含糊，直到中学他还没穿过绒衣毛衣。他从来都是按照老家的风俗，棉袄棉裤紧贴着身子。风往肚子里灌，冷点，可他认为冬天就得冷，夏天就得热，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再说毛衣穿在里边被棉袄遮住，看不见，没用。同学们对于大旗的风度其说不一，有人说他是个不忘本的模范，活“阶级教育”；也有人说他连起码的文明也不懂。大旗不管这些，他想，上学就是为了学习，既然学习是每个人的目的，为什么你非要看我，我非要看你不可？

    在罗家这三杆旗中，罗大妈最喜欢大旗。她觉得这孩子省心，这孩子仁义，这孩子最具理想色彩。如果每个母亲对孩子都有偏向，她就最偏向大旗。大旗没跟她红过脸，大旗很少说她不是。后来大旗长大了，罗大妈在这个家里好像只听大旗的。即使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时代，罗大妈也总是按照大旗的行动来衡量运动的火候。当大旗戴起袖章跟着抄家破旧时，她觉得应该；当大旗很早地摘下袖章提出去印刷厂当工人时，罗大妈同意。她觉得大旗最懂人之常情——走到哪儿说哪儿。那次为五毛钱的肉演变出姑爸的那件事，罗大妈总认为那是大旗不在场的缘故。大旗在场姑爸也不会落个那模样——她对姑爸不会那么没完没了。虽然她觉得只有没了姑爸，她的耳朵才能免去再被人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