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移送理由也真荒唐，你看看，说是因本案涉及诈骗，故移送公安局。这不是扯淡吗？人家告的是银行，你银行让骗子给骗了，银行同骗子之间是诈骗问题，人家原告把钱放到你银行，留下人家的印鉴，你银行把人家的钱弄没了，人家不告你告谁？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诈骗关系。再说，钱被诈骗跑了，我们去抓骗子也可以，可银行至今根本没报案，我们总不能逼着银行到我们这来报案吧？”
博士王仔细看着案卷，法院调查得很细致，证据充分，事实清楚，根据这个案卷，银行逃脱不了责任，必败无疑。他又看了看法院的移送通知，上面没有审判员的签字，只盖了经济庭的公章。
“你看，这个通知单不合法，应该有审判员签字，加盖法院的公章，怎么盖了个庭里的章子就拿来了？庭印不能对外呀！”
吴科长凑过来看看，一拍大腿：“对呀，当时我光生气了，也没细看，其实有没有这个通知单都无所谓，上面都协调好了，就算没通知单我们也得收。”
“那你就不想想，案子收下来怎么办？”
“办啥办？处长讲得明白，就放到我们这儿，除了我们这儿没地方放，扔着去呗，我们没法办，人家也没打算让我们办。”
博士王合上卷宗，还给吴科长，吴科长打开柜子，又把卷宗扔了进去。
“嗷，对了，前几天银行有一个姓汪的科长，通过律师事务所的老秦，请我吃饭，我没去。”
“你怎么不去呢？去了也好听听他们怎么说，他们总不会无缘无故想起来请你一个公安局的科长吧？”
“不用去我也知道他们想说啥，想干啥。还不是因为这桩案子在我手里，想让我帮他们把案子压到底吗？银行那帮玩意儿我烦他们，信不信由你，每一笔贷出去收不回来的款里都少不了一段故事，凡是手头有收不回来贷款的信贷员、信贷科长、行长，见一个抓一个，保证没有冤案。再说程铁石这桩案子，我就不信银行能傻乎乎地把几百万元稀里糊涂划出去。你知不知道那家银行跟骗子的关系？深得很，几十万现金说提就能提出去，换了别人能行？骗子啥资产没有，就硬是能从这家银行贷一百万开歌舞厅，是不是邪门？”吴科长越说越生气，嗓门越来越大。
博士王说：“有这么多线索，你们为啥不深入地查一查？”
吴科长说：“线索归线索，证据是证据，抓不住骗子，人家还能主动认账吗？我们也想办，可上面说了，银行没报案，经费又紧张，还是老老实实呆着吧。”
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博士王问：“你说有事找我，啥事？”
吴科长说：“你还在省政法学院兼课不？”
博士王说：“兼，带两门，司法理论和民法基础。”
吴科长说：“我是警校毕业的，干这行光靠警校学的那点东西越来越觉着不够用。现在法制建设进展很快，法律法规越来越健全，不懂法律干不好警察这一行。我想报考政法学院法律进修班，你帮我找点复习资料，还有其他需要你帮忙的事，到时候再麻烦你。”
博士王见是这事，很高兴，大包大揽地说：“回去我就把有关资料和报名表格给你寄来，还有入学考试的复习提纲，在职政法工作人员录取分数线可以降低两个分数段，估计你没啥问题。这是好事，我全力以赴。”
见博士王这么痛快，吴科长也很高兴，说：“当警察的，穷，请你吃便饭没劲，豪华餐又请不起，干脆我请你打枪吧，过过枪瘾。”说着拿过包着被解体了的五四手枪开始装配。
博士王说：“这把五四保护的真好，烤蓝都没磨掉。”
吴科长说：“当博士、搞法律、写书、打官司你都比我强，可唯独玩这玩意儿我比你强。”
博士王说：“未必。”
吴科长把零零散散的枪往博士王眼前一推：“你只要能装起来，我就算输，晚饭我也包了。”
博士王笑笑，拎过桌上的蒙眼布，把眼睛蒙好，然后摸索着开始装配。弹簧、销钉、枪管、保险……片刻，枪装好了。吴科长接过枪，哗啦哗啦拉了几次拴，又试着击发两次，满意地说：“还真行，比我差不到哪去。”
博士王摘下眼罩，夸张地说：“男爷们哪个不爱摆弄枪？我爹是老兵，从小我就玩，从德国勃壳到日本狗牌，从三八大盖到六四式机枪，都摆弄过。老爹离休，去世后就再也动不上这玩艺了。”
“那好，今天就让你好好过过瘾。”吴科长抽屉里抓了一把子弹，数也没数递给博士王：“你有车没？”
博士王说：“摩托车。”
吴科长说：“那咱坐你的车去靶场。”
博士王说：“别急，今天认识了今后就是朋友，留个联络暗号。”说着掏出一张白色卡片，递一张给吴科长，吴科长当警察，自然没印名片，在博士王给他的空白卡上写好自己的住址、电话、手机交给了博士王。
博士王很满意，此次海兴之行收获不小，跟吴科长交上朋友，是他此行的额外收获。他认定，吴科长这人直爽、正义，可交。过了枪瘾，晚饭他请吴科长涮肥牛火锅，吴科长说要兑现诺言埋单，他拒绝了，吴科长笑笑，脸微红，说：“要让我埋单，我还真没带那么多钱。”
五
这是靠近车站的低档旅社，过去曾是一家生产卫生纸的街道工厂，一直在破产的边缘晃荡，工人每个月只能发个饭钱，刚够买粮食。在改革的大潮中，街道想把这个厂租赁给个人，只要能养活住人就行。现如今企业养活人是越来越难了，就这个条件都没人敢接受。后来，街道办事处见厂子实在办不下去，干脆把机器拆了卖废钢铁，把厂房用纸筋板隔成小房间，用卖机器的钱买来一批旧木板床，每个房间支上两张，全体工人摇身一变成了旅馆服务员，于是卫生纸厂成了旅馆。这种旅馆的唯一优势就是价格便宜，迎合了中国大多数人的消费水平，生意倒也不错。
眼下程铁石的经济能力也只能住这种旅馆。虽然墙不隔音，可终究是两个人的房间。虽然没有窗户，可构成房间的六面墙倒有五面能从孔缝中慷慨地把日光传送进来。被褥倒是一客一换，可是旅客住进来后便别奢望再有人给你换洗床单被罩。黑头适应性强，住哪都无所谓，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四处溜达，顺便倒腾点小零碎挣几个零钱花，程铁石也不去管他。跟博士王分手后，再没任何消息，他按耐不住焦虑，给博士王打过几次电话，却总没有人接。打了几次传呼，也没见回话。他几次跟黑头聊天时追问黑头，博士王到底怎么回事，黑头一口咬定，博士王肯定在行动，只要事情有了进展他肯定会来找他们。黑头充满信心，程铁石不能追得过紧，终究自己是求人家帮忙，人家并没有欠自己什么。无奈，只好在焦虑中等待，在等待中加深焦虑。有时见程铁石痛苦万状、焦愁不堪的样子，黑头也不好受，就劝他：“一年多都熬过来了，这几天有什么？”程铁石想想他说得倒也对，但却仍然无法让自己的心情改善一些。
这段时间，他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告状材料，他自己也怀疑，写这些东西到底会有什么作用，可是他还是不断地写，写成了又不断的改、不断的抄，以此来给自己制造点新的希望出来。精神的煎熬让他吃不下、睡不着，环境的恶劣更增加了他精神上的痛苦。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人生之路上，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苦难。
中秋之夜，黑头被几个生意上的朋友拽去聚餐，黑头拉程铁石一块去，一来黑头的那些朋友他都不认识，与生人坐在一起别扭，二来他的心绪坏到极点，根本打不起精神喝酒寻欢，更不愿意自己的恶劣心情扫了别人的兴，便借故说自己头痛，坚拒未去。晚饭，他硬逼着自己吃了一碗面条，便回到房间给那台十二吋的黑白电视做伴。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中秋文艺晚会，电视里的热闹喜庆场面更反衬出室内的孤寂与冷清。程铁石想起了远在南方的妻子和女儿，此刻，她们也许跟他一样，借看电视来消减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可谁也明白，靠电视是无法冲淡亲情思念的痛苦的。至今，程铁石并没有将发生的事情真相全部告诉家里，他怕妻承受不了这巨大的灾难。他想独自默默地把这一切都承受下来，然而，久不归家这个简单的事实已让妻感觉到，他在外面肯定遇上了很大的麻烦。电话里，妻曾几次提出要来东北看看他，他当然也希望妻能来陪伴他一段时间，可妻自己还有工作，而且他也不愿意让妻知道事情的真相，便以各种理由阻止了她。
“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程铁石真切地体会了这诗句中浸透的思乡的悲情与思亲的痛苦。
程铁石视而不见地看着闪烁不定的画面，心被离愁别绪紧紧攫住，寂寞与孤独象无形的巨手卡住了他的脖子，让他透不过气来。再独自一人在这间房里呆下去，他会发疯，或者自尽。他穿上外衣，关上电视，给旅馆的门卫打了个招呼，来到街上。
东北的秋夜，寒风已然很硬。天空清朗，人造的繁华却夺去了十五的月亮应有的妩媚。街灯下，过往的行人比平常稀少了，人们大都聚在家里过节团圆，偶尔经过的行人匆匆地赶路，象一个个被通缉的逃犯。街边的食摊上、食品店里，堆满了各式月饼，店主、摊主们拼命叫唤，企图在月亮变扁前把月饼抛售出去，那一声声叫唤活象溺水者在呼喊求救。程铁石买了两块月饼，给黑头留作夜宵。街上的景物、行人、灯光，都与程铁石莫不相关。程铁石感觉自己被罩在玻璃罩里，或者是身外的一切被罩在玻璃罩里，他象个旁观者、局外人，默默地观察着市面上的一切，而市面上的一切似乎也在默默地观察着他这个局外人，看得见，摸得着，却无法联系，无法沟通。独自彳亍而行，程铁石感到身心都很疲累，却没有勇气返回旅馆独自一人去捱过这难熬的中秋之夜。他趋到路旁的食杂店，买了一瓶白酒，两根火腿肠，徘徊许久终于决心回旅馆去，他不可能一个人在大街上逛一夜。一醉解千愁，他从不喝酒，今晚，他觉得也许只有酒才是帮他度过孤独之夜的最好的朋友。
买上酒，程铁石转身往回走，却听到一个女人在身侧试探地询问：“你是不是姓程？你是程铁石大哥吧？”
程是很是惊异，他在这座城市里并没有认识的女人，回过头来，看到跟他打招呼的女人身穿西装套裙，面容白净，推着一辆女式跑车，形象清丽，看上去像一个刚刚下班的女职员。
“果然是你，深更半夜你一个人在街上遛啥？黑头呢？”
听她问起黑头，程铁石才想起对方是黑头上演英雄救美人一出戏里的女主角赵雅兰。
“深更半夜你不也是一个人在街上遛吗？”
“我读夜大，刚放学。”
“你读夜大？什么专业？”
“市场营销，瞎胡闹，我根本听不懂。黑头呢？怎么没跟你在一起？”
一会儿工夫她连问两次黑头，程铁石告诉她黑头跟朋友喝酒去了，估计要很晚才能回来，也许今晚不回来了。程铁石边说边往回走，赵雅兰推着车相跟着连连问道：“那天分手后你们也不给我来电话，看样子早把我给忘了，要不是今晚碰上你，我还真没地方找你们。你们住哪了？事情办的怎么样？”
知道她是干歌厅小姐的，程铁石没心思跟她多缠，也没打算跟她建立更深的关系，便随口应付道：“我们就住在前边不远的旅馆里，天晚了你赶快回家吧，要是再遇上坏人，我可没黑头那两下子。”
大概看出了程铁石的心思，赵雅兰脸上露出一丝不愉，但很快便将面上的不快退隐下去，勉强笑笑，说：“程大哥，那天的事我还真得好好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的亏就吃大了。”
程铁石说：“要谢就谢黑头，我没做什么。”
赵雅兰说：“黑头要谢，你也要谢，看来世上还是好人多。”
“这你就说错了，世上的坏人比好人多，只不过没有那么多干坏事而又能不受惩罚的机会，所以大部分的人不得不努力争取做好人，只要有合适的条件，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干坏事，露出人的本相来。”说完，程铁石自己也有些惊异，自己的心理竟然灰暗到这种程度，难道这一年多的时间，种种不幸使自己的心性大变了吗？
赵雅兰没有受他的情绪影响，依然兴致勃勃地说：“不管咋讲，你跟黑头就是好人。”
程铁石说：“好人也罢，坏人也罢，你得赶紧回去了。我记得你说你住在你大伯家，回去晚了别让家里人着急。再不然我送送你，你住的地方远不远？”
赵雅兰撇撇嘴：“我大伯忙得连他自己的老婆孩子都顾不上管，哪里还有心思管我？其他人么，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流泪。行了，不提那些，今晚我陪你喝酒去。”
程铁石吓了一跳，忙说：“谢谢你了，我住的旅馆看得很严，你去了不方便。再说，你一个女孩子，陪我喝什么酒呢？我也付不起小费，你还是赶快回家去吧。”说着，程铁石就要走。
“你别小看人，”赵雅兰火了，气的把自行车在地上猛礅：“大过节的，我看你一个人孤零零地怪可怜，好心好意陪陪你，你往哪想？你别把别人想得太不值钱。要不是看你是黑头的朋友，你花钱雇我我还不挣那一份呢。”说罢，跨上自行车就跑了。
程铁石也有些后悔，尤其觉着后面那句话不该说，无端的伤害了人家，心里不由有些内疚。可事已至此，又不能再把她追回来，就是追人家也不见得会回来，即便追回来了，总不能真让人家一个女孩子深更半夜在屋里陪自己喝酒吧？走了也好，省得麻烦。程铁石继续朝旅馆走，他希望这会儿黑头已经回来，能陪他唠唠，一起喝几杯，独自一个人喝闷酒的滋味肯定不好受。
回到旅馆，进到门厅，程铁石不由呆了。赵雅兰正笑吟吟地坐在门厅的破沙发上。见他进来，赵雅兰站起身迎上前，接过程铁石手里的酒和月饼，大声说：“表哥，大过节的你也不到家里去，我爸我妈等你等不来，怕你有事，非逼着我半夜三更大老远跑来看看你，你跑哪去了？”
程铁石见她胡言乱语，正不知如何作答，赵雅兰冲他挤挤眼睛，他才明白这些话是说给门卫听的，只好唯唯而答：“我出去转转，没事，没事。”
事已至此，无可奈何，程铁石只好领着赵雅兰往他的房间走。打开房门，程铁石心头一喜，紧绷绷的神经总算松弛下来，黑头已经回来，正合衣躺在床上大睡，鼾声象农户家里的风箱。程铁石在黑头的屁股上拍了一巴掌，黑头一激灵翻身爬起，见是程铁石，问道：“你跑哪去了，干等你不回来。”一转眼看到了站在程铁石身后的赵雅兰，双眼吃惊地瞪成了两只玻璃球：“你、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
程铁石苦笑着说：“在路上碰见的。”
赵雅兰又加了一句：“赶也没赶走。”说完，脸上涌起了一片红晕。
程铁石问黑头：“你啥时候回来的？”
黑头说：“那些都是生意上有来往的人，也不会有什么真交情，不去又不好，把你一个人扔在屋里我能安心跟他们喝吗？应付应付，不到八点就往回跑，谁知道回来你又不在，唉，这个八月十五过的……”
程铁石让赵雅兰在屋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自己坐在床沿上，说：“别埋怨了，这不，月饼也有，酒也有，还有火腿肠，起来吧，咱们正式开始过节。”有黑头和赵雅兰相伴，程铁石的心情也开朗许多。
赵雅兰说：“我再去买点吃的来，要过节就得象模象样地过。”
黑头赶紧拦住她：“可别涮我们男爷们的脸，我既然赶回来陪程哥过节，就不会没有准备。”说着从抽斗里掏出一个大塑料袋，一样一样地朝外摆：“烧鸡、肉肠、花生米、罐头、月饼……”变戏法似地在桌上摆了一堆，又从床底下掏出几瓶啤酒，挠挠后脑勺，嘟囔着说：“事先不知道有小姐来，没准备饮料，你们等等，我这就到小卖部搞些饮料。”
赵雅兰急忙拦住他：“不用，我就喝啤酒。”
黑头说：“那更好。”
三个人摆开摊子斟好酒，程铁石举起杯说：“今天咱们在一起过中秋节，也是缘分，别的话不多说了，第一杯，干掉为敬。”说完，自己一口气把杯里的酒干了下去，转念觉着不妥，又对赵雅兰说：“你是女孩子，不用干，随意喝，别管我们。”
赵雅兰端着手里的啤酒说：“能认识两位大哥，我太高兴了，今天这酒我得喝，来，我也是先干为敬！”说罢，“咕嘟嘟”就一口气把酒全灌了下去，倒让程铁石跟黑头吃了一惊，回过神来同声赞好，也赶忙喝干了自己杯中的白酒。
赵雅兰问黑头：“大哥，你是不是练过功夫？那天晚上那几招真利索，我还没看清那两个家伙已经倒在地上了，我看当时他们再有几个人也不是你的对手。”
黑头说：“我练过吃饭的功夫，说到底不就是打架吗？从小到大打出来的，实践出真知。”
其实，在监狱服刑时，同房的一个老头敬佩黑头的为人，偷偷将家传的搏击术传授给他，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论啥时候、啥情况也不许说出老头曾教他搏击术这件事。黑头经过他的培训，打架的水平倒真是有了质的飞跃。
赵雅兰又问：“你为啥叫黑头呢？”
黑头斜了程铁石一眼：“那得问他，从我五岁起他就叫我黑头，后来别人都这么叫，到底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程铁石说：“那时候都小，起绰号也不一定非要什么意义，想个啥就叫啥，传开以后，大家都这么叫，其实也不为什么。”说完冲黑头笑笑，又对赵雅兰说：“你这位黑头大哥本名叫李福军。”
黑头说：“还是叫我黑头得了，叫李福军我都发懵，还以为叫别人呢。”
赵雅兰又问；“黑头哥，到省城你咋不打电话找我？”
黑头边啃鸡爪边说：“各有各的事，都忙，我也没顾上打电话找你。”
赵雅兰又问：“你家在哪？嫂子和孩子都好吧？我猜嫂子长的肯定漂亮。”问完话，脸上发红，心里也别别直跳。
程铁石说：“他呀，四海为家，老家倒是本地的，可房子给了他外甥，至今还是光棍一条，你有合适的，给你黑头哥介绍一个，也就算谢过他了。”
黑头说：“程哥你喝多了咋的？”
程铁石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你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还等啥？我可没喝多。”
赵雅兰突然站起身，把几个人的酒杯都斟满，自己也端起杯，冲黑头说：“黑头哥，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要是不给你找个满意的，我就不是我了。这是程哥托付我办的事儿，今天是中秋节，当着月亮娘娘的面我发誓，一定给你介绍个好媳妇，而且保证是原装大姑娘，你要是信我的话，就干了这杯，不信，也干了这杯。”
她这突然的亢奋和罗里罗唆的敬酒词儿弄得程铁石跟黑头面面相觑满头雾水，不知道她犯了什么毛病。程铁石扬扬下巴，让黑头干杯，黑头说：“等等，谁说我要找媳妇了？要真找我早就当孩子爹了，还用得着让黄毛丫头给我当媒人？你们别拿我开心好不好？”
赵雅兰却二话不说，“咕嘟嘟”喝干杯中酒，指着黑头说：“你看不起我，骂我黄毛丫头是不是？你不找媳妇是不是？那你就不是男人，最多是半拉子男人……”说着嘿嘿地傻笑。
程铁石见她酒劲上来，怕闹出事不好收场，急忙撕下一块鸡胸脯给她吃，她不吃，还要喝酒，程铁石给她倒了半杯茶，被她发觉，把茶水泼到地上，非缠着要酒喝。
黑头一看，也不敢再跟她斗嘴，嘀咕道：“这丫头蛋子中邪了，今晚上怎么光瞅着我不顺眼，揪着我不撒手。”嘴里说着，却也不敢再放肆喝酒，拿着肉肠嚼。
赵雅兰还是不依不饶，哭哭咧咧地说：“我知道你们看不起我，嫌我是当小姐的。当小姐又怎么了？碍着谁了？不当小姐谁能白给我钱？能挣来钱就是好样的，没钱是孙子，有钱就是大爷，等我挣够了钱，我也要当当大爷……”
程铁石一个劲安慰她：“谁看不起你了？谁敢看不起你我跟黑头都饶不了他。我们更不敢看不起你，这不，咱们坐一起过节，应该高兴才是。今后谁要是敢看不起你，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跟黑头，我们保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黑头最怕女人掉眼泪，见赵雅兰哭的伤心，赶忙拿过枕巾让她擦眼泪，她却又“咯咯”地笑，说黑头要拿抹布给她擦脸，又说是黑头把她气哭的，非让黑头给她擦。黑头没办法，只好小心翼翼象擦桌子一样用枕巾在她脸上抹了两下，算是给她擦了眼泪。她却又笑个不止，嘴里念叨：“今天晚上我高兴，今天晚上我真的高兴……”
程铁石把被子垫到她身后，让她倚着被子休息，她朦朦胧胧地睡去。程铁石冲黑头苦笑着摇摇头，作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
电视上正在播放当地晚间新闻，省政法委书记在屏幕上作秋季严打的动员报告，其中谈到整顿政法机关，严肃查处执法不严、执法不公、司法腐败的问题。程铁石把声音调大了一点，想听听有什么新的精神和实际的措施。也许，借整顿司法机关的机会，对他的问题能有点推动作用。程铁石此时的心情，就像一个落水的人，本能地要抓住任何一星飘浮在水面上的东西来拯救自己，所以对这一类的消息格外关注。
也许电视的声音调得太大，赵雅兰忽然醒了过来，她指着电视上的省政法委书记说：“他就是我大伯，他啥也不管我，我干啥也用不着他管。”
黑头笑了，说；“对，他是你大伯，毛主席是我大舅，程哥的小舅子是陈水扁，所以他老倒霉。”
赵雅兰没理他，翻了个身又睡去，黑头说：“咋办？看来今晚上咱俩又得挤了，这个丫头蛋子真烦人。”
程铁石说：“烦人的事情还在后头呢，你等著瞧吧。问题是今天晚上不能再稀里糊涂了，我看还是明明白白给旅店打个招呼，告诉他们这女孩是我表妹，太晚了回不去了，给她另登个铺凑合一晚上吧。我们再跟她挤在一个屋里，万一遇上查夜的可就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黑头说：“我去登记，旅店的跟我熟。”
六
汪伯伦被黑头伤的挺重，走路都得叉着腿，否则，肿大的部位磨擦的极痛。行动不便，又怕走路的怪式让人怀疑他得了性病，他就索性在家里猫了几天。他把赵雅兰恨透了，安排几个地痞找遍了海兴，也没逮着赵雅兰，估计她已经跑了，只好把这口气憋在心里。
今天他一上班，屁股还没有把凳子坐热，行长就打发人来叫他。他心里暗骂：“臭骚老娘们”，可是又不敢拖延，硬挺着朝楼上爬，好在伤势已经平复了许多，小心一些还不至于弄得太疼。
见他到来，行长端坐在比乒乓球案面小不了多少的大写字台后面，脸绷得如同上了浆的被套，满面煞气地问他：“这几天咋地啦？怎么见不到你。”
汪伯伦垂手肃立：“有点病，在家休了两天。”
行长光火地站起身来，用手指头敲着桌面吼：“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泡小姐，让人家把车也砸了，怎么当时没一脚把你踹死？踹死了倒省事了。我让你约公安局的吴科长，你约到哪去了？”
“我约了他好几次，他说事太多顾不上，等忙过了这阵就来。”
行长气得声音发抖：“他不来你倒是给我说呀，谁让你去找何庭长了？给你讲何庭长那边不用你管，你他妈就是想找机会用公款吃喝嫖赌花天酒地，这场官司行里花了多少钱你不是不知道，整整十五万！我他妈的让你给拖累苦了。你跟何庭长的费用，还有修车的费用，这几天的病假工资，行里都不给报销，你自己担着。”说完，行长气呼呼地坐下，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将烟长长地吐了出来，汪伯伦觉着行长喷出的浓烟象根棒子朝他捅了过来，竟条件反射地作了个闪避动作。
行长不给他报销，他得自己负担上千元的费用，如同剜肉一样的难受，却不敢表现出来。他实在是很怕这个女人，他怕她倒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他的上级，是行长，而是这位女行长没有做不出来的事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两派进行大辩论，女行长一派人数少，被另一派围困起来不得脱身。她急中生智，动手解开裤腰带，给对方下了最后通牒：“我尿憋不住了，你们再不让道我就在这地当央撒。”对立派不信她有那么大的勇气，不买账。她说得出做得到，果真褪掉裤子，边脱边朝四面喊：“革命群众你们看，这些人哪里有一点革命造反派的样子？造反派能逼的妇女当众解手吗？”说着，不无悲壮地高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管天管地，管不了人拉屎放屁！”见她动了真格的，那时候的人还不象现在这么无耻，造反派也有羞耻之心，大部分正派人笑骂着避开，深怕见到她的丑处沾染晦气。见到人群疏散，她跟她的战友们趁机突围而出。后来她这一派得了势，组织革命委员会，她还当了革委会的常委，人们都笑称其为“脱裤子常委”。
一个敢当众脱裤子的女人，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事情？汪伯伦心里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出了岔子，面前这位行长肯定会把他送到监狱里，然后把一切罪过都推到他一个人的头上。见她真的发了火，汪伯伦哪里还敢辩解，只是一个劲儿认错：“行长，你别生气，那晚我让何庭长逼得多喝了几杯，我还不是为了跟他联络感情，费用不报就不报，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再说了，行里为这件事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我这几个钱算不了什么。”
“你有没有意见顶个屁用，就为了那二十万真把我折腾稀了，你真是个害人虫、丧门星、勾死鬼。早知道这样，何必要那帮骗子的那几个臭钱？钱进了小金库，可没有装进我的包里，我图个啥？”行长唠唠叨叨地骂，汪伯伦硬着头皮听，“今后你再借着由子请客送礼寻欢作乐，我饶不了你。法院那边的事用不着你张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汪伯伦说：“何庭长讲，案子移送给公安局就等于拍死了，让你放心。”
“放心？他何庭长有多大个巴掌能遮住多大块天我还不知道？我告诉你，姓程的一天也没有闲着，前几天还有人到公安局、法院调查了解这个案子，来的人是省里的什么博士加律师，姓王，据说道行大着呢。对了，你把这事查查清楚，这姓王的到底是什么脚色，有什么背景，查清楚下一步怎么办再说。”
汪伯伦连连答应，准备退出，行长却又叫住了他：“抽时间你陪马丽芃到省高院去跑跑，带点钱，该活动就活动，事先做点准备，别到了庙门才烧香。另外，公安局那边也得继续攻关，一定要想法把姓吴的攻下来，眼下他是关键，只要他顶住，我们就少了多少事。”安排完毕，行长仿佛已经疲倦，把头仰靠在真皮转椅的靠背上，叹了一口气说：“我是让你给害苦了，要是我出了什么事，我绝对饶不了你。”
汪伯伦被她骂得红皮青脸，心里气恨已极，面上又不敢有丝毫流露，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里乱哄哄地不知该怎么样才能尽快离开这个对他来说地狱一般的办公室。行长最后这几句话却让他心里象是突然捅开了一道天窗，他顿时想通了，祸是他闯的，但是行长也有份，他们俩是捆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行长倒霉他好不了，同样，他要是倒霉行长也好不了。行长要自保，就必须先保他。别的不讲，如果这场官司打输了，光是追究渎职罪，他和行长都别想有好下场。所以，不光是他，就是行长也得千方百计全力以赴地应付这场官司。想通了这些，他对行长的惧意顿时开始消退，又在脑子里盘算着找个机会把自己搭进去的钱捞回来。于是试探着问：“行长，到省城办事你看提多少款比较合适？”
“提多少？提多少也不够你们捞的。马丽芃也不是好东西，当着我们的法律顾问，每月拿着上千块的工资，还挖行里的墙角，让她给牛刚强送一万块钱，她说给了，给个屁，牛刚强拿了她的钱还能向着姓程的？给她四万块钱让她送何庭长，她说全送了，我就不信，她起码捞一半。你也不是好东西，跟她一个路数，借由子就花天酒地公款消费，上个月光这笔钱你就报了三万多，我到梦巴黎查对过了，每次消费你至少多开一半发票，你他妈还是个玩艺吗？”行长说着又来了气，汪伯伦也有点尴尬，他没想到这个老娘们会到梦巴黎查他的账，便口气硬硬地说：“行长你要是这么不相信人，今后这种事你安排别人去办，省得你事后还要查我的后账。”他是想用这种理直气壮的样儿来表示自己的清白，也多多少少有些要挟的意思，他知道，行长起码眼前还得靠他办这些事，别人不是圈里人，行长信不过。
行长却不是他能拿得住的人，听了他的话脸都气白了，腾地从椅子上坐起：“你给我过来！”
汪伯伦不知道她又发什么疯，迟迟疑疑地走了过去。
“把裤子脱了！”
汪波伦吃惊了，他以为自己听错了，眨巴着眼睛不知所措。
“把裤子脱了，脱了！”行长怒吼了，巴掌拍的桌子“啪啪”震响。
汪波伦被行长的威势震慑住了，他失去了反应的能力，就象按行长的吩咐去办理一笔贷款，老老实实地解开裤腰带，裤子乖乖地滑落在脚边。
女行长毫不客气地扒下了他的裤衩，伸手握住了他的阳物，拨来翻去的摆弄着：“真他妈被踢肿了，象个紫茄子。”
行长的口气带着耍弄的味道，汪波伦失去了思维能力，任由行长摆弄着。女行长丰肥的手柔软光滑，他盯着行长蓬松的烫发、发髻以下白皙的脖颈、滚圆的肩头和顺畅的脊背曲线，心里念叨着“这个老娘们，这个老娘们……”下体居然起了反应，猛然将女行长拥到了怀里，行长身上的香水味儿和烟味儿一起袭进他的鼻腔，他冲动地鼓涨着。就在这时，行长在他的东西上猛力的一捏，剧烈地疼痛让他忍不住叫喊起来：“妈呀！”如同一盆冰水浇到他头上，上头跟下头的血液同时退潮了。
行长厌恶地甩开他的丑陋物件，推开捂着裆部弯腰弓背泪流满面的汪波伦，用食指拐敲着他的头鄙视地说：“你个龟孙子，敢给老娘拿一把，你以为老娘能看得上你这种小鸡仔？告诉你，你再敢耍老娘，我就先骟了你，滚！”
剧痛已经过去，被行长狠狠捏了一把的东西象是用火在烤，热辣辣地。汪伯伦提上裤子，草草扎上腰带，趔着两腿从行长办公室退出来，他被彻底击垮了，甚至在心里连“臭骚老娘们”都不敢再骂。
走廊里，两个走过汪伯伦身旁的职员好奇地盯着脸上挂着泪痕的汪伯伦，关切地询问：“汪科长，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汪伯伦有气无力支吾而言：“没啥，没啥，头有点疼……”边说边艰难地朝楼下走，背后两位职员议论的话语传了过来：“还用问，准是又被行长刮了。”“咱们行长不愧是女强人，这个银行也就亏着有她，换个别人还真不一定能镇得住。”
七
博士王在海兴活动了两天，基本上搞清了案件被移送的来龙去脉。情况和他推测的完全一样，银行利用在本地的能量，构筑了一座坚固的堡垒，从法院、公安局到市里的个别领导都成了这座堡垒的基础。作为法律专家，博士王也不由为银行的高明而叹服，不能不承认，移送是摆脱困境、逃避法律追究的最佳办法。当然，这一招不可能由银行想得出来，能想得出这一招，并使之付诸实施的人，肯定是懂法懂到了对法律的空隙一清二楚，并且绝对有操作能量的人，这种人在海兴有两个，一个是法院院长，一个是主管这个案子的法庭庭长。
移送肯定是错误的，两院一部通知讲得很清楚，在民事纠纷案件审理中，发现原、被告之间有诈骗嫌疑的应移送公安机关侦办。而这桩案子，诈骗者是伪造印章从银行将款提走的骗子，银行与厦门的程铁石之间并不存在诈骗，起码没有证据证明二者之间有诈骗行为。作为原告，程铁石追究银行的错付责任，要求赔偿，是正宗的经济纠纷案，程铁石与银行，银行与诈骗犯，完全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把一宗民事案件移送给公安局，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推卸责任，转移矛盾，把公安局的办公桌抽屉当成银行的避风港，保护银行免受法律的追究。当然，他们也明白，由于在原被告之间不存在诈骗嫌疑，公安局不可能对银行采取任何措施，公安局也不可能在没有当事人报案的情况下自行立案对诈骗嫌疑人进行追捕。
情况摸清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博士王大费心思。他目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到省高级法院申诉，请求省高级法院调案审理，但法律上对移送案件上级法院是否有权调案审理没有规定，虽然法律上规定一审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的案子原告有权上诉，可是移送究竟不同于不予受理，高级法院也不大可能将这个案子直接调卷立案审理。当然，如果有过硬的关系或强劲的后台，高级法院直接审办是完全可能的，虽然他博士王有很多法律界的关系，但是，能量足以推动高级法院对这个案子采取措施的关系却没有。他也相信，程铁石更不会有这种关系，否则他的官司也不会弄到这种悲惨的地步。
另一种办法就是促使公安局主动将移送过来的案子再退回去，迫使海兴法院审理，这个渠道是比较简洁的，只要案子退回法院，法院即使无视事实与法律，判程铁石败诉，他还可以上诉，他相信，坚持干到底，这个案子程铁石必胜无疑。目前遇到的问题仍然是，谁能澄清海兴那盆混水，使案件的审理回到本来的轨道。能够拨动法律的杠杆，让法律起到公正裁判的作用，在目前的中国，还需要超法律的权力。
两条道路，遇到的是同一个障碍：在法律已经被奸污的情况下，谁来给法律主持公道？法律，准确的说是执法机关和执法者，需要有效的监督，必要时还需要强力的干预，在目前执法队伍素质差，执法过程随意性大，执法主体受到物质利益强烈诱惑的非常状态下，这种监督、干预是必不可少的。可是，这样一来，法律就面临着两难选择：彻底否定非法律因素的监督与干预，法律将会被胡作非为的执法者变成牟利的工具；鼓励或顺从非法律因素的监督与干预，法律又可能变成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者个人的仆人和姬妾。这个课题解决不好，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永远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制建设面临的最重要、最困难的课题，不是立法，而是执法。立法不难，真正难的是让执法者公正、忠实、尽职尽责地执法。现实是，某些执法者利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手中掌握的权力，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却可以轻松愉快地逃脱法律的追究、惩罚。在这种条件下，制定的法律越多，执法者牟利的机会越多而已……博士王想的有些失神，也有些气馁，他极力拉回脱缰的思绪，把思路集中在眼前的问题上。通过什么关系，采取什么手段，找哪位可以扭转乾坤的神仙来纠正海兴法院和公安局明显的执法错误呢？
夜已经深了，博士王仍然没有睡意，也没有想出一个他认为可行的、有效的行动方案。忽然想起，今天是去看望岳父和妻的日子，他从沙发上爬起，准备出发，又想到好几天没跟程铁石、黑头他们联系，万一他们来电话怎么办？他不知道他们的住处，能够接上头的唯一希望就是等他们的电话或传呼。犹豫再三，他决定在家等，同时也好再理理思路。他对这个案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当初答应参与此案，只是看在黑头的面子上，纯属朋友帮忙。随着对案情的深入了解，他发现这个案子审理中的波澜曲折所涉及的法律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种种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案子本身，他可以预见到，这个案子的诉讼过程将是一个极为艰难而又充满挑战的过程。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将会遇到更多的冲突、矛盾、争斗和阴谋。美与丑、善与恶将会围绕这个案子做更加充分的表演和竞争。通过这个案子，他可以获得对司法审判过程中种种缺陷和暗疾的新认识。
想到这些，他有些兴奋，就如地质队员发现了矿藏，探险者面临新的挑战，他想马上就找到程铁石他们，可是上次跟程铁石他们见面时，心想反正他们知道自己的家和电话，有事自会来找，匆匆忙忙没有留下他们的住址。如今自己想找他们，却就犯难了。心里正在着急，电话响了，他急忙抓起话筒，却是一个拨错了电话的冒失鬼，在电话里一个劲打听去殡仪馆怎么走，博士王说：“你出了门往南走三百米，往东走两百米，往北走三百米，再往西走两百米靠右手就是殡仪馆。”对方说了声谢谢就放下了电话。
传呼机响了，显示的电话号码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从代表姓氏的数字上，他看出是姓程，便赶紧拿起话筒拨通了电话。
“喂，请问谁打传呼？”虽然估计到是程铁石，他仍然按习惯询问对方。
“我是程铁石，总算跟您联系上了。”
感到程铁石的语气甚是急切，他解释着：“这几天我跑了一趟海兴，情况基本上摸清了，你能不能来一趟，有些事情我们碰碰。”
“行……可是这么晚了不影响您休息吗？”程铁石迟迟疑疑地说。
“没关系，聊天就是休息，你们过来吧，我在家里等。”
“你那儿我只去过一次，天黑我怕找不到，明天……明天您有没有时间？明天我跟黑头上午一起过去。”
“黑头呢？”博士王问。
“他出去了，要是他在，我马上就可以过去。”
没办法，看来只好等明天了。博士王放下电话，心里不由对黑头有些抱怨，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用不着他的时候，他整天在你跟前晃，一旦你急着找他，又见不着他的人影。他跟黑头由相识到相熟，不知因此跟黑头憋了多少次气。
跟黑头相识是通过黑头的姐姐。黑头的姐姐是博士王中学时的同学。黑头劳改释放回来后，就摆了个小摊卖烤肉串，他做买卖从不藏奸耍诈，所以生意很好。可就是挣不来钱，主要原因就是他朋友多，为人又过分爽气，认识不认识，跟他亲亲热热聊一阵，他就认人家是朋友，吃完烤肉，签子一扔起身走人他从不好意思提钱这个字。他姐姐见他一天忙到黑，小脸烟熏火燎地象块烤羊肉，心痛，又怕他在街上交往闲人多了学坏，就到处托人给他找个正当工作干。博士王那会儿还在省司法局工作，黑头姐姐领着黑头找到他家里，他见黑头这小伙子不错，又有老同学的人情，便诚心诚意地帮这个忙。恰逢司法局办了个三产公司，需要几个搬运工，如果晚上兼做保安，还可以额外得一份夜班工资。象黑头那样的劳改释放人员，要想找一份有单位、拿工资的工作很难。为了给黑头谋到这份差事，博士王甚至请出了司法局局长讲情，自己又为黑头作保，总算拿到了招工表。招工表拿到了，黑头却不知去向，急得他姐姐团团转，最后还是由博士王代劳，把招工表填好交了上去。到了报到的日子，黑头仍然不见踪影，黑头姐一家顷巢而出，到处寻找，也没找到。黑头的班终于没有上成，博士王还落了单位一通埋怨。
这件事过去一个月左右，黑头却突然出现在博士王面前，只见他头发胡子象茅草般乱成一团，脸黑的掉到煤堆里都找不着，皴裂的手上伤痕累累。身上裹着一件旧皮袄，上面沾满了油腻，腰间扎了一条草绳，脚上的翻毛皮鞋象张着大嘴的鳄鱼。博士王吃惊地问：“你跑到哪去了？怎么弄得这么狼狈？”
黑头咧嘴笑笑，雪白的牙齿被黝黑的肤色衬得闪闪发亮：“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拉我到长白山帮工收小秋，我跟他去了一趟，还真能挣上钱，特别是往山外倒木头，真来钱。这不，我给你弄了两根红松方子，足够你做个立柜外加一张写字台。”
博士王哭笑不得，把他让进屋里，倒了热水先让他洗洗，又要给他弄吃的，他说吃过了，两人就抽烟喝茶聊了起来。博士王关切地问：“你回家没？见到你姐姐了吧？”
黑头说：“我刚到，还没顾上回家。”
博士王说：“找不着你，把你姐姐急坏了，你走时也不留个信，好容易找好的工作也泡汤了。”
黑头倒满不在乎：“王哥，你的情我领了，工作不工作也没啥重要，说实话，把我拘在一个地方，天天准点上班准点下班，看人脸色听人呼来唤去我还真难受。再说，全国十多亿人，能有多少在单位领工资？绝大多数老百姓还不是靠自己两手扒食吃。如今这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只要勤点，不怕吃苦，活人的路有的是。”
博士王说：“你说的不是没道理，可你姐那边得有个交待，她为你可没少操心。”
黑头说：“我姐也真是，她那一窝子就够她折腾了，我姐夫人又老实本分，家里家外大小事都靠她，我最怕她在我身上费心思。再怎么着我一个五大三粗的大小伙子无牵无挂也好混。这不，我跑了三个月，不但挣了几千块，还给她弄了一套做家具的好木料，你没看看她那个破家，名副其实的贫民窟。”
博士王问：“那你今后准备怎么办？总不能今后就在深山老林里干零工，那个苦一般人受不了。”
黑头说：“今后咋办先不想，乘年轻体壮我得抓紧挣钱，攒点钱再说别的。要讲吃苦，在内蒙劳改队熬了八年的人，还有啥苦吃不了？”
告别时，博士王坚决不要他拉来的木料，黑头说：“你王哥跟我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是博士，省上的干部，我是无业游民外加劳改释放犯，你能为我的事操心费力，我就不能为你尽点心？你要真的看不起我，我就把木料当场放把火烧了，日后我也再不敢登你的高门槛。你要认我这个小老弟，就把木料留下，你做家具也行，当柴火烧也行，随你便。”
博士望见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只好带着一丝内疚一丝不安留下了木料。这两根红松他一直没舍得用，直到后来买了房，搬新家时才用这木料做了几样家具，而且特意做成本色本味的格式，让树木美妙的花纹给他这现代化的家增添一股自然风格。
看看表，已经深夜十点，赶到岳父家还来得及，博士王穿好衣服，拿好头盔，准备下楼骑车到新安镇看望岳父和陶敏。正要开门，电话响了。博士忘奔过去拿起话筒，“喂”了几声，话筒里却没人搭腔，但可以听出里面有人的呼吸声。博士王以为谁打错了电话，正要扔下话筒，对方却讲话了：“你就是叫博士王的小子吗？”话音阴冷，语气充满挑衅，放肆粗野。
来者不善，博士王机警地按下了电话的录音健，对着话筒问：“你是哪一位？有什么事？”
对方顿了顿，似乎在跟别人商量什么，然后说：“你别问我是谁，说了你也不认识，我目前既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敌人，至于以后会跟你成为朋友还是敌人，看你的了。”
博士王有意拖延时间，尽量让录音机多录一些这个人的声音，就问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明白一些。”
对方说：“你马上把那个姓程的破事扔了，咱们就是朋友，你要是继续跟姓程的搅在一起，咱们就是敌人。”
博士王明白了，这是银行方面对他参与程铁石案子做出的反应。他冷静地问：“你们打算怎么当我的敌人？”
对方说：“敌人么，自然是要做一些让你难受甚至后半辈子也高兴不起来的事。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成为我们的朋友。”
博士王又问：“成为朋友我有什么好处？”
对方说：“成为朋友当然保你家庭平安喽。你要是有什么困难我们只要能帮忙自然也不会不认识你这个大律师。”
博士王继续跟他们纠缠：“我不但不认识你们，连你们的面都没见过，这朋友怎么当？我真的有什么事求你们帮忙，到哪去找你们？”
对方听到他这么说，显然有些出乎意料，一时没有回话，话筒里传来唧唧喳喳的声音，可以感觉到打电话的人旁边还有人，他们正在商量什么。博士王对着话筒“喂”了几声，对方却二话不说，把电话挂断了。
博士王看看手里传出忙音的话筒，将录音带倒了回去，一边听着刚才对话的录音，一边思索着，迅速做出了决定。他将话筒放到桌上，而不是放回机座的叉簧上。然后来到街上的公用电话亭，拨通了１７６查询服务电话，又按下了３这个号码，电话里传来：“这里是恶意骚扰查询台，请输入你的电话号码。”博士王输入了他家的电话号码，很快有了结果，电话是由海兴打来的长途。博士王又拨通了海兴的１１４台，报上了刚刚得到的电话号码，对方回报：该号码是公用电话。博士王用笔将这个号码记在笔记本上，回到家里，将话筒放回机座。抽了一支烟，理了理思路，找出海兴市公安局吴科长的通讯卡片，拨通了吴科长家里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