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些读书人是否配受这样的尊敬?智力的劳动,当然较高于体力的劳动,二者之间的不平等,看似没有什么不自然。人类的征服禽兽,乃赖于人类的较高脑力发展。由于智力的不断发展,人遂获得动物界中优越的地位。但是当然有人可以发问这样一个问句——从动物的观点上——是否人类有权从狮虎夺取山林,从野牛夺取草泽。犬或许予以同意而狼或许另一想法。人类的得以辩解其正当,仅恃其较高智谋。读书人在中国,与此情形一般无二。只有读书人,才知道知识的宝藏,只有读书人才知道历史和法律,也只有读书人才知道怎样在诉状中机巧地运用字句,以一字而杀人。学问既如此复杂,对之起敬自非异事。这些读书人及其同类人物,在中国构成所谓“上流社会”,亦即所谓破靴党。倘再把树木来做比喻,则此辈破靴党便是寄生虫,他们可以不用费力而爬上最高树木顶巅,而一切中国榕树,都受着此辈寄生虫的包围。换一句话说,他们能够爬上树木,附耳说些甜言蜜语,以求土地的滋液,附带的揩些油水。更进一步,他们时常从树木担任吸吮土地滋液的工作。

    这就是所谓“包税”与“专利”制度。它一方面摧毁人民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侵害国家税收本身。此等捐税专利为本地土豪劣绅的衣食父母,这是一种罪恶,自从民国建立以来曾经大书特书。实际上一种抽税专利权系从地方政府购得,倘其报效额为三千元一年,常可产生二倍至三倍的利润,土地的滋液,乃似专以豢养这些寄生虫,可惜人民受了欺压而毫无裨益于政府或社会,不过肥胖了寄生虫的家庭。

    寄生虫又是根深蒂固的盘踞于地方上,致任何新的统治权势必俯就他们,与之合作,或交托他们经手。他们分配着屠宰税,书寓捐,赌台捐,从他们的投资动机上着想,他们天然希望捞取最大的报酬。此最大报酬的理想,即足证明对于人民的弊害。他们的贪欲没有限制,因为“最大”一辞没有确定的范围。而他们用了专业的知识,又可以发明新的捐税。每位新上任的官府大老爷,他的夹袋里也都带着这些破靴党。而他们倘与大老爷有一面之缘,也可以自动的公事上或非公事上跟衙门保持着关系。他们或许上衙门去拜访老爷一次,当其啜茗纵谈上下古今的当儿,他们往往会感叹地说:“唉!想想看,每一县至少应有一万五千只豢养猪只的槽钵,每十县就有十五万支,定每支槽钵抽捐一元,其数目就很可观了。”说着咕噜咽一口上好龙井茶。当许多这样的感叹和见识闪现时,那老爷很敏捷地多学了几种搜括民脂民膏的技术了。这位老爷真不胜其感激,还半含无此见识的自愧。他正在世道上慢慢儿熟练起来。而接连上猪钵捐,这破靴党的读书人又想出棺材捐,又想出花轿捐。

    在著者的想像中,常把这些读书人与中国绘画中之圣洁而美丽的白鹤连想在一起,它们是那样清白,那样非尘俗态,故能代表道家隐栖的象征,而仙家都跨之以升天。有人或许会想它们是赖吸取天空清虚之气以生活的,其实它们却吃着蛙类和蚯蚓而生活着。它们的羽毛既如此白洁而光辉,它们的步伐姿态又如此堂皇,就吃些蛙类蚯蚓下肚,那有何妨呢!讨厌的是它们要吃了东西才能生活。破靴党先生们知道一切人生的事物,又知道必须生活,而要生活他们一定要有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