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缺乏社会精神的环境里,何以能有博爱慈善的精神?团体公益事业,采取何种形式?其说明可以从乡属制度获得之。它就是家族制度升晋至较高一级的模型。由于爱好家庭,生爱好氏族之心,由于爱好氏族心理,发展一种沾着乡土的心理。由此萌生一种情绪,可以称为地方主义,在中国文字中叫做“同乡观念”。这种地方主义将同乡的人或同县的人或同省的人连结起来,使之共同负责维持地方上的公立学校,公共积谷仓,同业公会,孤儿院,和其他公共机关。基本上,他们是从家族心理萌生出来而始终绝不离开家族的基础观念。它是家族精神的扩大,成为某数种市民合作手段的心理的原动力。

    在各大城市中,沿海的或内地的,有许多省的或县的基尔特组织,例如安徽同乡会,宁波同乡会,诸如此类。只要同乡间有了富商巨贾,此等同乡会常能被资助以巨大资金。著者本乡的漳州同乡会,在上海拥有一百万以上的资产,它设立了一所学校,同乡子弟得免费入学。同乡会又常附有公寓旅社的设备,颇似欧美的俱乐部,内部装置,也相当富丽。同乡会间有一种特殊制度,即捐款可以购买董事,同乡会的另一效用为供给游历或过路的商人以各种所在地的向导工作。前清时,全国各地的读书人都得上北京去应三年一度的会试,北京城中就没有一省一县不设有它的同乡会。倘你找不到县同乡会,准可以找到省同乡会。在这种同乡会里,一般举人和候缺的候补知县都赖以栖身,有的且带着家眷同居,宛如永久的逆旅。有几个省份如安徽、山西以网形的组织遍布全国各地,俾本省商人得以便利地通行全国,以懋迁有无。

    在本乡,此乡属精神使人民发展一种村镇自治体的政治制度,这在中国为惟一的真实政府,中央政府仅为一班衙门阶级抽收捐税及兵士们所知道的机关,此抽税者及丘八太爷常为假借公务,张牙舞爪下乡滋扰的热心分子。其时在施行仁政的帝制时代,中央政府所加于人民的捐税,至为轻微,而乡民但觉得“天高皇帝远”,固不知有所谓中央政府的德意。征兵服役,向非人民所知,盖国家承平之日久,既无战争,又无匪贼,只有那些流氓,那些不事生产的无用之徒,才转起当兵的念头。及国家荒乱之秋,那就国家兵卒与地方土匪,怎样也找不出可以清楚区别之点(此当系指军阀时代之情形——译者)。其实就是二者之间加以区别,亦为非必要者。至于讲到法律与裁判的情形,则人民常怕上公堂,百分之九十五的争执是在本地长老辈面前解决的。被卷入诉讼案件,认为事实上的一种羞耻。年老的安分良民,常引生平未进衙门未上公堂以自夸,是以中央政府的三大作用:课收捐税、维持和平和保持公正,直接关涉人民者至微。根据中国式的政治哲学,政府统治之最优良者,应最少发挥统治作用,最少管闲事,即垂拱而天下治。此思想历久而不变,真正统治中国的政治机关,可以称为农村社会主义的政府。凡适用于农村者,亦必为都市共通精神的真髓。

    此所谓乡村或市镇的地方政治机关,是非可目睹的。它没有具象的权力体,像市长或议员者。它是实际赖道德的观念受年事较长者之统治。此统治者之资格,亦为年高德劭,同时亦受一般土豪劣绅(破靴党)的统治,则借重其熟悉法律与历史。基本上,它是受习俗和惯例统治着,所谓不成文法律者近之。倘遇发生争端,常请出年老者或族长来公断是非曲直,公断标准不是单纯根据理由而是依照“人情公理”两者兼顾。倒是没有了律师的参加,反而容易察觉谁是谁非,尤其当两造同系生活于同一社会传统之下而彼此系属相识者。因无律师在场,使公正的判断益见可能,而判断公正,常使人心折服。乡村里的绅士似较城市中者清白一些,虽他们的寄生虫的本质是由于经济的关系而决定了的。也有良好纯正的读书人,他并不视处理争讼为职业,他们因为德性、学问、名誉,也能分享老年人所受的尊敬之权力。在此等老年人和读书人治理之下,人民生活着。临到争执不能用这种方法解决时,好像犯了伤害人命的刑事案件,或如分析家产,或其两造都决心争取面子、誓不甘休的时候,那么他们才请教衙门。但是这仅当两造都准备毁灭自己的时候,因为没有人民不畏怕衙门如同趋避瘟疫病一样。

    中国人民常能管束自己,倘所谓政府者能听令自存自没而不加干预,则他们亦很愿意与政府不相往来,尔为尔,我为我,今如给予人民以十年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在此时期,政府一辞,无人提及,他们很可以安静地生活下去,他们的事业,也会发展而兴旺起来,他们会垦殖荒地改成果园,制作用具,转辗传贩之于全国,亦将能发掘地下之宝藏,扩展各人之事业。鸦片将不复有人种植,因为没有人迫使之种植,将自然而然绝种。他们还能积聚些积蓄,足以救济临时的水旱灾荒。让他没有高悬“富国利民”匾额的甚么甚么税局,则国家将趋于强盛,而人民趋于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