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时间？它是一个圆圈？一支飞箭？一条奔向大海的河流？一只骰子？一架不断加速的宇宙飞船？它真的可以卷折、弯曲？……时间流逝着，而钟鼓楼将永存。
钟鼓楼高高地屹立在京城北面。
鼓楼在前，红墙黄瓦。
钟楼在后，灰墙绿瓦。
鼓楼在元代时名齐政楼，到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它才被改建于现在的位置。如今的鼓楼西边，还有一条“旧鼓楼大街”，所以要知道元代齐政楼的位置，并不困难。清朝接用了明朝的全部宫室坛庙，嘉庆五年（1800年）对鼓楼进行过一次大修，再次肯定了它镇守于全市中轴线北端的位置。据说当年鼓楼上面安置着二十四面更鼓，每面直径都有一米半左右，都是用整张的牛皮蒙制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鼓楼亦被劫掠，如今二十四面更鼓仅余一面，而且鼓面上还留下了侵略者的刀痕。
钟楼在元代时是万宁寺的中心阁，明代未动，清乾隆十二年（1745年）重建后，才呈现出今天的面貌。
直到1924年以前，钟鼓楼都履行着向全城居民报告时辰的职责。
用什么来计算时间？
最早，在鼓楼上置有铜铸刻漏，据说是宋朝传下来的国宝。所谓刻漏，就是利用水在不同大小的铜壶中均匀滴漏，而度量出时间来的装置。据说当年的铜漏壶一共有四个，从上到下依次的名称是：天池、平水、万分、收水。漏壶之间安有铙神，设有机械，能按时击铙发声，每次击铙八声，颇为准确。铜壶中自然需经常添水，冬天为了防冻，则注入温水。可惜如今的鼓楼上仅有漏壶室，铜刻漏已荡然无存了。到了清朝，改用更香来计算时间，从精确度上说，似乎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一种倒退。
钟鼓楼怎样报时？
白天，正午时分钟楼要鸣钟。
夜晚，鼓楼要报出五个更次。第一更约在晚上八点，报这一更叫“定更”。然后每一更次击鼓一通，每次击十三下。二更约在夜里十点，三更约在午夜零点，四更约在深夜两点，五更约在凌晨四点。当年的文武百官听到三更鼓后便要准备起床，四更鼓后便要赶到午门外集合，五更鼓后便要鱼贯入朝，跪在太和殿前的称为“海墁”的地上“听旨”。
“定更”时不仅要击鼓，还要相应地撞钟。到四更报“子正”时，又要再相应地撞钟，这一次报时活动有个专门的称谓，叫“亮鼓”。
在“定更”与“亮鼓”之间，每隔半个时辰（今天的一小时），钟楼还要独自撞钟一次。
“定更”与“亮鼓”的击鼓、撞钟法，是这样的：两名更夫到时候分别在钟鼓楼上，手提“孔明灯”，遥相对照，作为信号（当年人们称之为“对灯儿”），然后分别进入楼内击鼓、撞钟。击、撞都采取“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的节奏，并重复两遍，共计一百零八下。击鼓在前，撞钟在后，悠悠然要持续好长一段时间。
钟鼓楼沉默58年了，但在这1982年12月12日下午五点来临时，它们却雄姿依旧，仿佛随时都可以发出新的讯号……
岁月悠悠。时间毫不间歇地流逝着。人们落生在这个世界上，最早意识到的是包围着自己的空间。这空间有着长度、宽度和高度，其中充满了各异的形态、色彩与音响……而后人们便意识到还有着一种与空间并存的东西，那便是摸不着、握不牢、拦不住的时间。在所存在的空间里度过着不断流逝的时间，这便构成了我们的生活，于是乎喜、怒、哀、乐，于是乎生、死、歌、哭……
但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单独地存在着。他必与许许多多的人共存于一个空间之中，这便构成了社会。而在同一个社会中，人们的阶级意识不同，政治方向不同，经济利益不同，人生态度不同，道德品质不同，文化教养不同，性格旨趣不同，生理机制不同，竞争能力不同，机遇遭际不同……于是乎便相争相斗，相激相荡，相斥相离，相轻相嫉……同时也必定伴随着相依相靠，相汇相融，相亲相慕，相尊相许……而这种人类社会的流动变化，从整体角度来说，便构成了历史；从个体角度来说，便构成了命运。
在匆匆流逝的时间里，已经和即将有多少人，意识到了一种神圣的历史感和庄重的命运感呢？
但是，不同的人对时间的感受是各异的。
薛永全师傅从荀家回到自己家，还没进到新房中，便突然感到一种晕眩。他扶住苫棚的撑架，喘起粗气。正好路过的海西宾看见这情景，忙过去扶住他，对他说：“薛大爷，您先到我屋里歇歇吧！”
海西宾一个人住在里院北边的东耳房中，薛师傅想了想，也只有到他那儿歇歇合适，便由他扶着去了。
海西宾让薛师傅靠在床上，自己去悄悄叫过了殷大爷来。
殷大爷行医虽挂的是正骨的牌子，但对其他一般内外科病症，也能诊断施治。他给薛师傅号了号脉，便说：“不碍的。高血压上来了，加上你那个哮喘的根子没断，所以头晕、胸闷。我给你推拿推拿，不一会儿准能松快。”说着，便解开薛师傅领扣，先给他按揉喉下的天突穴。
海西宾已对殷大爷汇报过卢宝桑的动向，殷大爷判断说：“他进了‘一品香’？那他八成是让咱们给冤屈了。要身上真掖着雷达表，拽他进那儿他也不会去。”海西宾对殷大爷更加佩服。这会儿殷大爷给薛师傅推拿，他在旁边毕恭毕敬地瞧着，他想，不该光学打拳，也该跟殷大爷学学推拿正骨……
薛永全合着眼，随着结拜兄弟的按揉推拿，心中浮出了一阵阵一片片时而朦胧时而清晰的思绪……
在薛永全当喇嘛时，他一度相信时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圆圈。也就是说，时间是循环不已的。他从师傅奥金巴所教授的佛经中得知，那循环不已的时间是按“劫”划分为阶段的。每一次从开始到毁灭构成一“劫”，一“劫”中又包括“成”、“住”、“坏”、“室”四个小阶段，称为“四劫”，每到“坏劫”时，便有“水”、“火”、“风”三灾出现，于是乎世界归于毁灭。人只有皈依佛门，潜心养性，求得解脱，才能超出这种时间的轮回。倘不能解脱，便要无休止地在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这“六道”中如车轮般旋转不停地生死相续。
现在的年轻人到佛寺去游玩，看到寺门外山墙上写着“法轮常转”的字样，往往不知何意，因而毫无联想。当年的薛永全看见它，却必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既然时间是一个循环不已的大圆圈，那么，一圈转完之后，必有另一圈，因此存在着一个来世。当年的死囚被押赴菜市口行刑时，常常大声地嚷着：“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嚷者有这种自信，围观的人群中如薛永全者，也认为事乃必然。
他虔诚地相信过“因果报应”。今世行善积德，来世必有好报。今世为非作歹，来世必为饿鬼、畜生。
他的这种圆圈式的时间观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所动摇。他眼见着庙会中的恶霸得到了“现世报”，他自己同千千万万北京市的底层市民一样，充分地得到了人民政府的恩泽，温饱迅速而稳定地得到了保证，生活日趋富裕纯净，而眼前的北京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发生着显著的变化：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展拓，“十大建筑”的同时出现，公共汽车、无轨电车的急速发展，水井的废除和自来水的普及，“老爷”“太太”一类称呼的消失和“同志”“师傅”这种称呼的兴起……都不断地把他那圆圈式的时间观念扳成为直线式的时间观念。在商场的夜校中，他学了简明中国史，他才知道这直线式的时间那过去的一端是“从猿到人”，而未来的一端是“共产主义”。据大儿子薛纪徽有一次告诉他，实际上时间是既无头也无尾的，“从猿到人”以前还有“从虫到猿”，并且还有“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从无地球到有地球”等等；而“共产主义”以后也还会有矛盾冲突，人类社会还会有发展变化，并且到最后地球还可能毁灭，而那时候的人类可能已经安全迁往宇宙中别的地方了等等。他对薛纪徽所说的抱怀疑态度，不过，时间自“从猿到人”而奔向“共产主义”，是个并非封闭的圆圈而是一条向前发展的直线，这个观念毕竟在他的头脑中扎下了根来。
对于国家来说，在眼下直线式奔流的时间里，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四海晏清，八荒率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薛永全心中有这样一种责任感。他自己在看守仓库的平凡工作中恪于职守，同时对于两个儿子，也时常嘱咐和督促他们为国家认真工作。对于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来说，在眼下直线式流逝的时间里，是“男大当婚”，但求有个“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安”的局面。薛纪徽两口子既已生下一女，但愿薛纪跃两口子再生下一男……
没想到薛纪跃的这场婚事，竟闹出了如此风波。眼看又有一些重要的亲友要来贺喜，该铺排最后一茬酒宴了，新娘子却依旧待在公婆屋中，不肯回到新房，而且更随时可能赌气跑回娘家！
在眼前事态的刺激下，薛永全那旧有的时间观念，竟有所复萌。殷大爷给他按揉推拿着膻中穴时，他迷迷糊糊地想：难道是我以往作的孽，报应在了今天？……他想起了当年把出生不久的亲女儿，经“修绠堂”书铺掌柜，送给那官宦人家的往事。这是他一生中所作出的最大的亏心事。是呀，那是“鬼子”撤退、国民党“接收”不久，隆福寺庙会虽说看上去热闹，可人们手里的钱“毛”得厉害，连庙会上原来最牛气的“金象为记”的卖梳篦的“金象张”，在奥金巴提着黄布口袋去收摊租时，也叫苦不迭，要求赊租。薛永全当时靠跟着奥金巴外出念经已然不能维持生活，便在每逢阴历一、二、九、十隆福寺有庙会的日子里，去哈德门①外东晓市帮大摊主拉排子车运货，挣一点外快。可就在薛大娘生下那闺女不久，有一回他拉着排子车路过哈德门，被一辆美国兵开的吉普车撞得人仰车翻；那吉普车显见是故意把他那排子车撞翻的，当排子车上的货物滚了一地，薛永全摔得腰伤肘碎之时，吉普车上爆发出一阵开心的大笑……薛永全一要赔偿货主损失，二要看病吃药，实在养不活那闺女，才忍痛将她送给了别人。那由中间人隐去了真实姓名的官宦人家，原要送他一笔钱财，他同薛大娘都严词拒绝了。他们岂是出卖亲生骨肉的禽兽？他们实在是百般无奈，才让女儿去寻一条温饱有靠的生路！那官宦人家也严词拒绝了他们隔年与女儿相会一次的要求。
自从女儿被抱走以后，三十多年来音信全无，解放后薛永全也曾试图打探出那家人的去向，因为中间人“修绠堂”的掌柜早已去世，竟毫无线索可寻。现在，在薛纪跃的婚宴出现风波时，不知怎的，薛永全忽然想到了那不知所终的亲闺女。她让人抱走时，还穿着一双薛大娘用旧袈裟布缝出来的虎头鞋！难道今天的事真是……报应？
窗外传来一阵欢笑声。分明是从婚宴上传来的。其间突出着荀大嫂扬声逗趣的嗓音。啊，婚宴仍在喜幸的气氛中往下进行。这么说，也还够不上是遭了什么报应。荀磊不一会儿把那表买回来，新娘子一回心转意，一切又都能恢复正常……既如此，又何必胡思乱想呢？
“怎么样？好受点了吗？往开了想吧，过一会儿，就什么都好了……”殷大爷又开始用双拳给他按揉背俞。因为他现在是虚披着棉袄，海西宾怕他冻着，便把屋里的炉火捅得旺旺的。
他确实感觉好受多了，同时，不仅承受着旺盛的炉火的热力，也承受着友情的温暖。他那几乎要弯成圆圈的时间观念，又反弹成了直线。他微微一笑，点点头……殷大哥原是在庙会中用三根木棍捆起架子，从架子顶上挂下两根皮条，靠脱光膀子练皮条把式口为生的。他俩相交以后，无话不谈，引为知己，遂结拜为兄弟，他们之间，是可以托妻付子而完全放心的。是的，殷大哥说得对：“过一会儿，就什么都好了……”岂止殷大哥维护着自己，这小小年纪的海西宾，不也知道帮助人吗？更有那荀师傅一家，说起来非亲非故，不过是共用一个自来水管的里外院邻居，可他们对自个儿多有情义！这难道都是前世积德的善报吗？那么着解释太虚无缥缈！人家荀兴旺早年是个八路军，后来又一直是大厂子里的工人，人家真有那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真能做到同志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啊……
所以，寻思到头，身外的时间也好，世道也好，自身的寿数也好，命运也好，恐怕也还不是轮回往复那么个情况……
“事在人为。”而且“众人拾柴火焰高”。当殷大爷给薛永全拿着虎口时，他觉得自己身心都已恢复到健康状态。他微笑着说：“不碍的了。我该回去接碴张罗了。一切都能好起来的……”
钟鼓楼原是一种公共报时器。它是以音响来报时的。
如今钟鼓楼休息了，它们仅仅作为一种古迹而存在。至1982年年底，北京市的公共报时器共有两处，一处是北京火车站，它有两个对称的钟楼；一处是西长安街的“电报大楼”，它高耸着一个钟楼。它们不仅能发出报时的音响，而且还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以带“刻度”的钟面和长短指针随时显示着时间，精确度在五分钟以内。
显然，作为一个社会活动频密繁忙的大都会，北京市可供行人仰望校时的公共报时器是太少了。应当再增添一些不同高度、不同种类、不同样式的露天公共报时器。尤其应当多多设置一些既比机械钟价廉而又能使精确度达到一秒之内的石英电子数码显示钟。
公共报时器的稀少，精确度方面的粗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们还不是那么善于珍惜时间。在不少机关里，“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讨论讨论”……以及“别急，等一等”、“忙什么？候一候”……乃至于“那就下午再说吧”、“那就明天再办吧”……之类的“口头禅”，仍在继续流行，便是明显的例证。
必须改变这种陋习。改革，首先要改革关于时间的观念。
张奇林便是一个从这一点改起的改革家。
现在是1982年12月12日的……什么时间？
张奇林坐在波音747班机上，伸腕看着他的手表。那是一块上海钻石牌手表。当时指针指着十七点整。他很清楚，腕上的手表所显示的，仅仅是格林威治国际标准时间所规定的北京时间。现在飞机大体上是由东朝西飞，而地球正同时由西向东转。因此，现在究竟是几点钟，不能笼统地回答。
那一刻，印度新德里正当下午十四点三十分，而苏联莫斯科却恰好是中午十二点。张奇林所要去往的西德法兰克福是上午十一点，法国巴黎是上午十点，而英国伦敦仅处于早上九点钟。至于飞机尾部所越离越远的一面，东京是十八点，夏威夷是二十三点，旧金山已是午夜一点，而纽约已到了凌晨四点钟。
令张奇林痛心的是，尽管他所领导的那个局里的绝大部分干部，都持有大专的文凭，但真正具有科学的时间观念的人，却所占比例不大。
什么是时间？
从严格的科学定义上说，时间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客观形式，由过去、现在、将来构成的连绵不断的系统。是物质的运动、变化的持续性表现”。
我们平时心中所想、口中所说的“时间”，实际上是指对上述的物质运动、变化的持续性表现的一种计量。这种计量，从人类社会初成之时，便以日月星辰的变化为依据，而渐趋细密精确。到了近代社会，世界各国都接受了“格林威治平时”的规定——即以英国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本初子午线为标准的地方平太阳时，为“世界时”。当然，让每一个人都弄懂什么叫“真太阳时”、“平太阳时”，都弄清世界时区的划分以及“标准时”和“地方时”的区别，那是很困难的事。但张奇林觉得，他手下的干部们至少应当知道，当代社会关于时间计量的精确度，已达到了怎样的一种水平，因而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的古语，在当代的价值观念面前，已经是如何地粗疏而失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把“一秒”当作最小的计时单位。究竟多久是“一秒”？有人说“嘀嗒”一声是一秒；有人说手表上的秒针移动一小格便是一秒；聪明点的人会说，一年、一月、一日、一小时的多少分之一是一秒。其实，由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都不是均匀的，因而以它们为基准建立的计量时间系统——“平太阳时”、“历书时”也不是均匀的。所以，要确定何谓一秒，必须另找更稳定的参数，于是近代的科学家们发现原子内部能级跃迁所发射或吸收的电磁波频率极为稳定，便据此为基准，建立了很均匀的计量时间系统，称为“原子时”。“原子时”的一秒的长度，规定为铯原子跃迁频率9，192，631，770周所经历的时间。这便是当前全世界公用的秒长，也即是人们计量时间所应用的基本单位。至于当今世界上的计时器，钟鼓楼般的报时，日晷般的显示，早已成为一种陈迹；机械元件的钟表也渐渐只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装饰性为主的物件；凡需求得精确的活动，都越来越依赖于石英钟，目前人类已制造出了每天误差不超过万分之一秒、频率稳定度高于10-9的石英钟。即如当今世界百米赛跑的记录，已精确到百分之一秒以上，倘若你能比世界冠军快上百分之一秒，那么你便是新的世界记录的创造者；对于你来说，岂止是“一寸光阴一寸金”，那仅仅百分之一秒的价值，显然远在一寸金子的价值之上！
一个国家机关，一个社会生产的指挥机构，如果不建立符合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时间观念，怎么可能发挥它的指挥和协调作用？
所以，张奇林一上任，他的头一个措施，便是在当天上午十点钟，进行了一次预先布置好的大抽查，抽查结果如下：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响起十点整的蜂鸣音时，机关办公楼门厅的电钟指着十点零三分，所抽查的几间办公室的壁钟分别是十点零一分、九点五十六分、十点零八分和十点十三分！而当时食堂的闹钟指着九点四十九分，司机班的值班室的座钟指着十点零六分。被抽查的个人计时器，与电台报时吻合的倒不少，但错前错后的也不乏其例，如行政处的傅善读，他腕上的名牌手表便足足慢了十分钟——经查实，不是表本身的质量问题，而是他在一次停走上弦时，根本就没把时间拨准。
张奇林在十一点钟召开了全局紧急大会，宣布了抽查结果，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宣布在中午十二点时，由广播室再播出一次中央台的报时音，同时要求全局所有的钟表在那报时的蜂鸣音中都要校准时刻。他大声地呼吁：“让我们从今天中午十二点起，以新的时间观念来抓紧工作！我们要时刻想到，全世界的科学技术、经济生活都在一秒复一秒地向前推进，我们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建设的许多方面既然已经落在了别人后面，我们便应当有一种紧迫感，焕发出一种奋发突进的革命热情……从今天中午十二点起，我们要把‘研究研究’、‘考虑考虑’、‘讨论讨论’、‘等等看’、‘慢慢来’……这一类官僚主义的作风和语汇扔进垃圾箱！该研究的要立即研究！不该犹豫的要断然作出决策！该讨论要抓紧讨论，不要言不及义、推托扯皮！既然是该办的事就不要等！就不能慢！上午该办的事不要留到下午，今天该办的事不要拖到明天！如果是不需要办的事，不该办的事，那么就必须停办、拒办！……”
他努力的结果，究竟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具体的“对立面”——如某些电视剧里所出现的尖嘴猴腮或脑满肠肥的“保守派”——来反对他，但是他遇到了更难对付的对手——那就是存在于很多人身上，乃至于他自己身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的那种东西，即习惯的惰力。
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而且，从工作实践当中，他极为震惊地发现，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严格地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或“时间就是生命”这一类的概念也已经开始过时。因为许多事的成败，恰恰并不在于抓紧时间去一环环地做，而在于是否掌握住了有关的最新信息。为解决一个代号为G．S的最佳方案问题，局里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小组，由他亲自挂帅，真可以说是争分夺秒地进行了讨论、起草、修改、敲定——他们“仅仅”用去了十天时间，便形成了一个可交付实践的方案，效率不可谓不高。但随即就有技术情报组的庞其杉，主动递来一份材料，原来国外早有这种方案公开发表在杂志上，并且细节拟定得比他们的最后方案更加详尽、合理！他们仅仅是没有养成掌握和利用信息的习惯！倘若他们有这个习惯，不用开十天会，仅仅依靠一个灵便的情报系统，便能够在一天之内，或者几小时乃至十分钟之内，迅速地解决问题。这件事发生之后，他才下决心将原来“聊备一格”的技术情报组，升格为技术情报站，并且力排众议，把庞其杉这个人推到了站长的“宝座”上。他还计划迅速地用最先进的电脑设备，把这个至关重要的技术情报站武装起来。
他真可谓是雄心勃勃。
但是他从各方面都不断地遇到麻烦。今天中午接到的“告发信”，便是一例。固然傅善读把信上所揭发的问题，解释得“天衣无缝”，但要弄清整个情况，抓住事情的实质，显然既不能只相信那“两名外单位群众”，也不能光听信傅善读的“一面之词”。要处理好这个问题，时间似乎也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重要的也还是信息——他所掌握的有关信息实在是极其有限，因此即便他在这飞机之上，乃至在出国的整个行程之中，不断地“抓紧”时间去分析、判断，也是无济于事的。既然如此，他也便决定干脆把这桩事“冷藏”起来。何况部里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自会抓紧时间调查处理，也许等他回国之时，事情便已然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空中小姐”将银闪闪的小推车推到了他那排座位旁，他要了一杯纯净透明的矿泉水，同时揿了一下座椅上的按钮，使那盏光区只限于他那个座位的顶灯发出光亮。于是他一边啜着矿泉水，一边读起一份当天的《ChINADAILY》（中国日报）来。
空间是时间的载体，而时间又是空间的存在形式。一个空间，一个时间，谁也离不了。然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有的对空间的关注超过了时间，有的对时间的重视又超过了空间。
这天下午三点半以前，于大夫已经由傅善读陪同，乘小汽车从机场直接来到了团结湖居民区。张奇林一到机场，便到海关办手续，办完手续便进入了隔离区，因此于大夫在机场一共不过停留了十来分钟，张奇林所乘飞机尚未起飞，她却已经开始了对即将迁入的新居的考察。在离开机场时，她给家里挂了个电话，她让张秀藻火速赶到团结湖去，一同和她检验傅善读即将安排给他们家的新居，看是否满意，以便作出是待秀藻爸爸回来再说，还是不待他回来便搬入的决定。
傅善读向管理员要来了钥匙，亲自带着于大夫去检验那两套相邻的单元。
于大夫沉浸在对那居住空间详加检验的乐趣之中。
三楼，这是最好层次。她很满意。
两个相邻的单元，一个在右首门，有两间开窗能形成对流的房间，尽管小间面积略觉小了一些，但另有一个凹进去的小厅，除摆上饭桌吃饭，再铺排一张折叠床，安顿保姆，当不成问题。另一个在中门。一进门的门厅不算小，但所有窗户一律朝南，冬天固然温暖，夏天空气无法对流，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缺点。两间的厨房都不够大，不过煤气灶的位置和高度倒还适宜；厕所一边是坐桶一边是蹲坑，这倒无所谓，只是多出来的地方并不富余，倘若安放了洗衣机，便无法安放浴盆。壁橱尚可，阳台还嫌略小……看来搬入以前至少得先做两件事：请人用油漆漆出半截“墙裙”；把大屋顶上那简陋的碗形塑料罩的裸灯，改装为美观大方的全遮蔽型的吊灯……但两套住房如何分住呢？是在秀藻结婚之前，全家的卧室和餐厅都设在右首门中，把中门那套完全用来给老张充当书房和会客室呢，还是一开始就让秀藻独占一套？……盘算来，盘算去，于大夫忽然又觉得这样的两套还是不解决问题，如果能把其中一套换成三间一套的，就更好了……
张秀藻很快地便来到了现场。她随着母亲在两个单元里转来转去，不过她心不在焉。真的很快就要搬到这里来了吗？那么，她将失去某种很重要的东西。是的，他不爱她，而且甚至于不知道她的单相思。她每次从学校里回到那个小院，甚至也不一定遇到上他，遇上他也往往只能有极其短暂而尴尬的那么一点点接触——就像今天早晨，她捧着装有油饼的小笸箩，而他拿着红字和糨糊，相逢在那吊着旧藤椅的门洞里一般……可是她仍舍不得切断同那个小院的联系。她知道，固然从理论上推导，她即便搬到了团结湖，也还可以回那个院子串门；但从实践上看，她是没有那种勇气的，并且那些原来的邻居们，一定会惊讶她何以会对他们恋恋不舍……
“你看，都快四点半了！老傅和司机小王在下头一定等得不耐烦了。”于大夫催促着张秀藻，“你倒是满意不满意呀？表个态呀！”
“妈，您满意就成，我是无所谓的……”张秀藻随口应答着。
“这两扇门开得真不合理，瞧，冰箱如果能放在这儿多好，可偏这边这扇门碍事儿……”于大夫还在细加检验。
张秀藻甚至搞不清妈妈说的是哪扇门。
她走到阳台上，望着由高高低低的楼房构成的天际轮廓线。不知怎么搞的，她心头涌出了前些天抄在日记本上的维克多·雨果的诗句：
难道恋爱能自主？两人相悦为什么？
你询问流水吧，询问风儿的吹拂，
夜扑灯火的飞蛾，
熟透的葡萄上阳光的照射，
询问一切在歌唱、呼唤、期待、絮语的造物！
询问四月里欢闹的深鸟窝！
狂热的心叫道：“我自己怎么知道呢，我？”
她觉得这首诗几乎每句都敲击得她心弦剧烈地颤动。她几乎吟出了声音来。可是想到她的情况并不符合“两人相悦为什么？”这起始的问句，一阵酸辛袭上心头。她眼里涌出了泪花。
“秀藻！你怎么又跑阳台上去了？快下楼吧！老傅怕都着急了！”于大夫大声地呼唤着……
但傅善读彼时却并不希望她们马上下楼来。他正在楼下自行车存车处那儿的公用电话旁给洛玑山打电话。他为什么急着给他打电话？他们交谈着什么？除了他们双方，谁也弄不清。
同一时间里，詹丽颖也在打电话。
她也是跑到地安门邮局，才打上了公用电话。就是那个隔音间，就是那架电话，两个钟头以前，澹台智珠也利用过。
她费了很大劲，才挂通了她爱人那个单位的长途。时逢星期日，单位里只有值班员，而值班员并不知道她爱人患病的事，但詹丽颖却一通上话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倾泻起她的愤慨与不满来：“你们怎么搞的？领导都跑哪里去了？怎么不管我爱人的死活？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你们落实得也太差了！什么？不知道？凭什么不知道？！怎么可以不知道？！跟你们说吧，你们的心思我全明白——就因为我爱人要调走，你们就如此冷漠无情！哼，我要向中央反映！你们等着瞧吧！什么？……查一查？问一问？还查问个什么？我都接着电报了！等一等？等多久？你找领导去？好，我等！你去先告诉他们，我詹丽颖不是好欺负的！我到了就跟他们算账！不，一会儿就跟他们算账！你告诉他们，我爱人有个三长两短，他们要负法律责任！”
她气鼓鼓地挂了电话，等对方再打过来。
隔音间外有人敲着玻璃门，催她快点。她爽性推开门，伸出头来，对那人说：“你别处打去吧！我有急事，这电话我包了！”
那人是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当即跟她争辩起来：“公用电话大家用，你一个人怎么能包下呢？何况你现在又不打……”
“我等长途。”詹丽颖理直气壮地说，“我不能让别人插进来。我的长途说不定马上就过来。”说完“砰”地关上了玻璃门。
那人很不以为然。见她只是双臂合抱胸前，并无电话可接，便拉开玻璃门，探进了头去，商议地说：“我就几句话，你让我先打吧。反正误不了你的长途。”
詹丽颖粗暴地说：“你别在这儿捣乱！”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那人被激怒了，同她隔着张开的门缝争吵起来：“你霸着公用电话不让别人使，你才是捣乱！”
詹丽颖毫不思索地“还击”，对方欲罢不能，便继续同她争吵，最后不但周围的顾客过来劝解，营业员也走出柜台来干预……
四川的长途接过来了，那边刚说了一句：“领导没有找到……”詹丽颖便劈着嗓子叫喊起来：“岂有此理！简直是草菅人命！都干什么去了？搞特权去了！谋私利去了！享清福去了！……”
结果，弄得那边接电话的人对她印象极为恶劣，甚而心里掠过了这样的念头：“这样的人！要是再有运动，非得整整她不可！”这边的顾客和营业员听她那么一顿乱叫乱嚷，也都认定她“人头太次”。
唉，詹丽颖啊詹丽颖，你本是一个最善良最热情的人，即如今天这一整天，你为他人贡献出了多少无私的关怀、照拂、慰藉与援助！这不仅体现在精神上，也体现在物质上。然而你还是被你那糟糕的性格所误！俗话说：“水滴石穿，绳锯木断”，但悠悠的岁月，怎么就磨不掉你性格中那多余的“毛刺”？……
其实，詹丽颖的爱人是在他妹妹家发病的，妹妹、妹夫将他送进医院急诊后，妹妹便跑出医院给詹丽颖拍出了电报，并且给哥哥单位的领导打了电话，领导搁下电话马上就到医院去了；医生很快作了确诊：急性胆囊炎，并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在医院办公室，詹丽颖爱人单位的领导及时地给詹丽颖所在的单位打了电话，让值班室作了电话记录——“因为詹丽颖的爱人急性胆囊炎发作，可能需要动手术，建议允准詹丽颖及时赴川……”——并嘱托值班人员明天一早便向他们领导汇报；这之后，又给詹丽颖住地所在的胡同的公用电话打了长途，但未得詹丽颖的回电——对方不知道詹丽颖正在地安门邮局，而詹丽颖也没想到对方已在医院……
当然，出现这种事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电信事业的落后，即使是北京这样一座位居首位的城市，到1982年年末，电话也远未普及，不仅拥有电话的家庭所占比例极小，公用电话的数量也远不能满足市民要求。这说的还是用金属导线传递信息的电话。而就在那个时候，世界上一些国家已经研制成功了以光导纤维传递信息的电话，有的并开始投入了实际使用。这意味着一种体系性的变化。包括詹丽颖在内的中华民族啊，你将怎样追赶上去？……
澹台智珠走出电梯时，劈面遇上了慕樱。
两个新邻居互相点了点头。
慕樱当时心情很好。她从院里出来以后，先去了部里医务室。其实医务室的小套间，才是她现在真正的家。她在那里仔仔细细地又梳洗打扮了一番。“女为悦己者容”，真是一点不错。中午去见嵇志满时，她一心所想的并不是怎样取悦于对方，而是如何体现出自己的尊严和教养，因此她把发式弄得比较服帖，裹了一条本色白的毛线围巾，外面穿了一件掐腰的薄黑呢大衣；脱去大衣，上身是玫瑰紫的西装外套，露出里面乳灰色的鸡心领毛衣，以及毛衣里面的浅褐色尖领衬衫；下身是深蓝色的弹力呢筒裤，脚上蹬一双与西装外套相呼应的玫瑰紫高跟鞋。现在她是来见齐壮思，因而从头到脚都予以改造，她力求显得年轻、潇洒而又不露雕琢痕迹。头发她使其蓬松开来，在双耳后形成一种抛物线的飘逸效果。围巾和大衣都为她所淘汰。她头上似乎是随便地扣着一顶浅蓝色的毛线便帽，上身只穿一件款式新颖的深蓝色“登山褛”，那“登山褛”上这里、那里缝缀着一些白色和灰色的装饰性条纹，并不对称，但显得既波俏又和谐。“登山褛”左边的袖子上有个带拉链的暗兜，正好可以放进一个硬封皮的“通讯录”，她用那“通讯录”将那张“梅兰芳舞台艺术”的“小型张”夹住，搁进了那暗兜之中。脱掉“登山楼”，里面是一件草绿色的粗线高领毛衣，不点缀任何装饰品，而以一种春草般的纯朴夺人心魄。下面是一条屁股包得相当紧的准牛仔裤——她自己设计、自己缝制的，表面上看，似乎是一条普通的劳动布工作裤，没有牛仔裤的那种宽镶边和外露的大裤兜，并且裤腿也不那么紧绷在身上，但实际上却深得牛仔裤之三昧，把她的身材衬托得格外袅娜、灵动。脚上，她故意穿了一双半旧的黑皮高跟靴。她没有带提包，手上只戴着一双与头上帽子相呼应的浅蓝色毛线手套。
自从齐壮思向她提出：“请你不要打扰我。”那以后她也确实没有去打扰过他。甚至在部里办公大楼的走廊上迎面相遇，前后左右又没有什么别的人，她也仅只是对他坦然地笑笑，便各自走开。不过，她总觉得从齐壮思那双依旧饱蓄着雄狮般精力的眼睛里，朝她放射出了某种类似电流的光——毋庸理智地分析，凭直觉，她便深信他其实还是喜欢她的，他不让她打扰他，是因为他肩上承载着重要的事业，他有着一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而并不是因为她的打扰会使他感到厌烦。因此，她觉得自己实际上享受着一种主动权。只要她并不过分，在某种情况下闯进他的生活打扰他一下，他甚至是会感到高兴的。当然，她必得量好尺寸，及时抽身，而绝不能急躁冒进。来日方长嘛！
当她在地铁的站台和列车上，以及当她从大街走进这幢大楼并来到电梯之前，她感到周围不时有人朝她投来不那么友善的目光。她微微地昂着高傲的头颅。她知道那些人多半是在这样评价她：嗬，真时髦！
当她在电梯门前，按亮了上行的揿钮后，她心中飘过了这样的思绪：是呀，我承认我时髦。可时髦有什么罪过呢？难道我落生在这个世界上，就该永远困守在老家那个灰色的小镇？就该永远把那种一圈大红、一圈大绿、一圈土黄、一圈宝蓝的袜子，认作是天下最美丽的袜子？……
对于慕樱来说，时间是一支射出去的箭。原来，她在箭尾上，现在，由于她自身的努力，她已附着在箭头。在“时间运行”的过程中，箭头永远优于箭尾。在我们日常生活里，与时间紧密相联系的语汇究竟有多少？“时机”、“时尚”、“时宜”、“时势”、“时兴”……包括“时髦”，这都是“箭头”上的观念，慕樱以与这些观念合拍为荣。
慕樱很早便把契诃夫名剧《万尼亚舅舅》里的这句台词，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人的一切都应当是美的：心灵，思想，面貌，衣裳。”但美的观念是因人而异的。在同一“时间之箭”上，“箭头”的观念往往与“箭尾”的观念截然不同。慕樱现在遵从“箭头”上的观念。即如爱情问题，她以为只要是真诚的爱，并排除了强迫手段，便无论施之于何人，都是合理而道德的。又如衣着打扮，她以为必须打破男穿男、女穿女，少穿少、老穿老……之类的框框，而应悉听尊便，只要自己和爱人满意，便无所谓合适与否。
听到了电梯下落的声音，慕樱全身漾开激动的波纹。她事先没有给齐壮思打电话，但她坚信能够见到他，并被单独接待。她将使他大吃一惊——她不跟他说别的，而仅仅是谈论邮票。她将以一个纯粹的“邮友”身份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将是多么有趣的事！并且，她将并不白白奉送他那张“梅兰芳舞台艺术”的小型张，而是同他进行协商、交换！最后，她将率先申明她还有事要办，不等他作出反应，便立即飘然引去……
电梯门打开了。在走出来的几个人里，有一个是同院的澹台智珠。慕樱本能地朝澹台智珠点了个头。慕樱没看过澹台智珠的戏。但她从詹丽颖那里得知了关于澹台智珠的各方面情况。她不能理解澹台智珠怎么能同一个工人生活了这样久。也许，是因为澹台智珠总演那种宣扬封建道德的戏，中毒太深了吧？……
慕樱乘电梯升上去的时候，澹台智珠已经走出了楼门。在同慕樱相对一点头之后，澹台智珠心头也不由自主地浮出了一些对慕樱的想法。澹台智珠从詹丽颖那里知道，慕樱不仅和原是大学同学的丈夫离了婚，而且还放弃了孩子。仅这一点澹台智珠便不能理解。在澹台智珠的观念中，凡是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因仗势霸占、坑蒙拐骗而造成的婚姻关系，都应予以破除；但倘若是自由恋爱而缔结的姻缘，便不能儿戏般地随意加以变化。王宝钏的苦守寒窑、白娘子的断桥责夫、赵艳容的金殿装疯……之所以具有永恒的感人力量，正在于爱情的忠贞和专一，这似乎也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大多数人的恒定观念——否则，你就不好解释为什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至今仍在催人泪下，而尽管奥赛罗残暴地掐死了苔丝特梦娜，观众仍对他充满了同情与痛惜……据说慕樱甩掉她丈夫的理由，是“没有共同语言”和对方的“庸俗浅薄”。这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谁都可以用这两条理由来掩盖自己喜新厌旧、趋炎附势的卑鄙心理。里的莫稽，不也可以用这条理由来为他抛弃金玉奴辩解吗？而李甲把杜十娘“转让”给孙富，也可以用这条理由来作为堂皇的依据；杜十娘的“怒沉百宝箱”，便不但不值得同情，反近于“无理取闹”了！……
澹台智珠和慕樱这两个同龄的中年妇女，其爱情观和道德观就是这般地大相径庭。
不过当她们在那电梯前短暂地相遇之后，她们各自对对方的“腹诽”，也就仅仅是一两分钟，她们有着各自的生活轨迹，有着各自的心绪与期望……
原来澹台智珠还想同那位评论家继续交谈下去，但一下子又来了许多她所不熟悉的客人，因此她便告辞出来了。评论家一直把她送到电梯跟前。
“你不要慌乱。剧团肯定是要改革的，但不会是退回到旧社会的戏班子状态。”临分手时，评论家亲切地对她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一定帮你捅上去。至于明天晚上的宴请嘛，咱们一言为定——就按刚才商量好的方案办……”
澹台智珠心里热乎乎的，真不知该怎样感谢这位评论家——他为人古道热肠，艺术见解却绝不墨守成规，他一贯鼓励澹台智珠在继承流派的过程中刻意求新，闯出新的独特的风格。
电梯门开了，澹台智珠走了进去，评论家向她挥手致意，并且说：“代我问李铠好！你跟他说：明天他要不去，我会生气的！”
澹台智珠心里更加感动。
……当她一小时前来到评论家家里，向评论家倾诉出一切以后，评论家诚恳地对她说：“这样吧，明天你那个‘萃华楼’的宴请，改成到我家附近的那个‘燕云斋’吃涮羊肉吧。由我出资。你通知他们的时候就说，我看了你们前些时候演的《木兰从军》，想跟你们大家交换交换意见，热闹热闹——这也确实是我早有的打算，只是因为这一阵太忙，所以一直没有主动同你联系——我想‘板鼓’和‘京胡’都会来的吧？说实在的，你们本是个合作得很不错的艺术集体，我要为你们继续合作、攀登艺术高峰打气！当然，我也有相当尖锐的意见——从你们的创腔，到‘板鼓’的节奏处理，到你贴片子的方式……我都要坦率地直陈我的看法；同时，我还要带头慰劳李铠，没有他作为后盾，你也难在舞台上焕发出光彩！……就这么定下来吧——那‘燕云斋’虽说名不见经传，是个‘知青’办的小饭馆，可涮羊肉的质量和服务态度，都保证能让咱们满意；他们那个小经理，又恰巧是个京剧迷，现在年轻人里京剧迷不多呀，你看，明天晚上，大家不都能很快活的吗？”
澹台智珠当时也曾提出：“哪有评论家破费请我们的呢？从来都是搞创作的请评论家，好贿赂出好话来啊！明天的钱一定还是由我来付……”
评论家笑了，笑得很开心，笑完了他说：“你无意中说出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好话都是贿赂出来的！那么，因为明天我主要是提意见，‘说坏话’，所以我得反过来付罚款，这不就顺理成章了吗？”说得澹台智珠也笑了。
……澹台智珠朝地铁入口走去。她恢复了镇定与自信。她看了看腕上的手表，恰好是五点整。她忽然急迫地想把同评论家会见的情况告诉李铠。啊，李铠，亲爱的人！在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上，说来说去，惟有你是最贴心的人！不仅是在我陷入绝望的境况下，你携住我无力的手，带我浮向了希望，就是在我重新赢得事业上的成就后，也惟有你，是真诚地爱着我的全体——从灵到肉，从作为一个妻子到作为一个演员——还记得那个例子吗？一位崇拜者到了后台，他本来大概不惜跪倒我的脚下，但当他发现卸了装的我竟有着一张浮肿的脸庞，而且我腿部的静脉曲张，竟到了每次演完必须立即按摩的地步……他不由得倒退了两步，双眼里明显地流露出惊诧与失望！原来他爱的只是台上的那个澹台智珠……又怎么能忘记那一回呢？为了开拓戏路，我试演了尚派名剧《失子惊疯》，一个“屁股座子”没有摔好使我身心都受到损伤，观众席中不仅发出一片惋叹，还有个别人喊了倒好；回到后台，几个同行也只是问：“你怎么搞的？”“平时练得不是不错吗？”惟有你，冲进后台的第一句话是：“你摔坏了吗？”那一晚，你坚持不让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回家，而去为我叫来了出租汽车，当总务科居然拒绝报销那笔车费后，你毅然放弃了当月购买一双新皮鞋的计划……啊，李铠，你那宽厚的胸膛，是供我将养的田原；你那茁实的爱情，是滋润我心灵的甘泉！我不能失去你，犹如你不能失去我一般！亲爱的人儿，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要立刻找到你，告诉你一切——咱们别怵“大师姐”，咱们有人支持，咱们能够度过危机，咱们要试着搞真正的改革！……
对于澹台智珠来说，时间仿佛是小溪奔向河流，河流奔向大海；而她便是一条从小溪出发，游向大海的鱼儿，现在她已经游入了河流。她知道，哪条鱼儿也不能凭借侥幸便顺流而下，因为还有险滩，有涡流，有钓钩，有网罟……通向大海的通路是公共用的，但只有那永远清醒、永远奋进的鱼儿，才有可能终于达到理想的境界……
时代进步了，人们不再依赖钟鼓楼报时，即便公共计时器遍布每一个路口，人们也还是要拥有自己独享的计时器。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钟，几乎每一个成人都有表，而且有的家庭不止有一座钟，有的成人不止有一块表——随着普及型的廉价电子表上市，儿童们也开始拥有表了。
荀磊没有按父亲的指示到王府井去，他到了地安门百货商场便到存车处存下了自行车。因为他估计薛大爷所说的那种雷达小坤表，地安门百货商场里就有货，更何况商场斜对过，辛安里胡同边上，还有一家专售钟表的钟表服务部；能就近解决问题，使那新娘子快些转嗔为喜，岂不是事半功倍吗？
荀磊走进商场，寻找着售钟表的柜台。就在这时，他心中浮出了关于人与计时器关系的种种思绪。
他知道，同院西耳房的海奶奶屋里，有一架紫檀木外壳的老式挂钟，上方雕着类似蚌壳、卷涡的装饰性图案，下方挡住钟摆的小门上，嵌着一块椭圆形的珐琅，上面绘有一枝嫩黄南洋玫瑰。那挂钟的外壳早已失去了光泽，有的接榫处明显松动，珐琅画的白底子已然变黄，那枝洋玫瑰的形态更显得格外古怪——令人想起一百年前的西欧情态，如枝型蜡台、鲸鱼骨撑起的长裙、带尖塔和吊桥的古堡等等。那挂钟除了“文革”里的“破四旧”阶段一度摘下藏起，避了一阵难外，几十年里一直陪伴着海奶奶，忠实地与她共度着日日夜夜……但那挂钟早就停摆不走了，有一回海西宾把荀磊找去，向他请教：“你不是修过薛家的座钟吗？你给看看我奶奶这个，还能不能修好？你要没工夫，只要你说声能修，我就抱到地安门修理部去……”荀磊一看吃了一惊：“这是个古董啊！”海西宾问：“外国来的吗？”“不，晚清时候，咱们中国自己造的。”荀磊告诉他，“你别抱去，你要抱去，他们该动员你出售了——他们收购去倒也不为收藏，因为咱们中国历史太悠久了，不是明朝以前的东西简直算不上什么文物……他们将拿去卖外国人，卖高价，给国家挣外汇……可是我觉得没必要让外国人得着咱们那么多古董，即便是民国初年的东西……你留着吧！”他俩正说着，海奶奶回来了，顿时动了气，她叨唠说：“西宾，谁让你把它给取下来的？谁说我打算修它来着？都是你多事儿！甭修！就那么挂着挺好！不用它打点儿，我也能知道到了什么时辰！”看，这就是海奶奶同计时器的关系——她的余年已用不着计时器作精确度量，她所需要的，仅是那计时器所唤起的无尽的回忆！
但就在海奶奶隔壁，张叔叔家里，却格外重视计时器的准确性，他家人人有手表自不必说，钟也不止一座——一进门的堂屋中高悬着个方形的棕色干电池电子走针钟；张叔叔的书房里，书桌是带日历、温度计的国产闹钟，书架里是日本八音电子音乐钟……另一边的卧室里，肯定还有别的钟，而且，他家所有的钟表几乎永远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时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