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豫西事变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张一弓 本章:10.豫西事变

    数月后,八路军一个排的武装长驱二百余华里,突然出现在坡底镇,当即接走了姨父,把他送到了新安县黄河岸边的黑扒村。原来,姨父在L县北部山区的活动引起了上级党组织的密切注视。姨父的老上级、也是姨父与我三姨的主婚人——时任中共河南区党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刘子久与司令员韩钧率八路军正规部队两个团,由晋南太岳根据地南渡黄河,来到豫西,与姨父接上了中断四年的组织关系。姨父见到了离散多年的同志,欣喜异常,在前往新安的山岭上,就急不可待地与警卫员换了服装,脱了自卫军的黑棉袄,换上了八路军的灰军装。

    姨父还没有从新安回来,这件事已经在四县联防会内引起了巨大震动。三个县的联防会头目都是惧怕“共产”的大地主,纷纷找贺爷商量对策。贺爷在四县交界处的藕池村召开了四县联防会。来自宜阳的三个联防委员原来是国民党二十路军的旅、团长,在豫鄂皖苏区围剿过红军。他们一到会上就像被掀了窝的老鸹哇哇乱叫,哎呀,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专打我们这号人。我们手上又沾过共产党的血,他们一来,咱就别想活了!陕县的联防委员也跟着喊叫,还有啥说的,拼吧!渑池来的自卫队司令上官子平说,呀,八路军不是好惹的,连小日本儿都怕它,能是咱说打就打的!好了,好了,都别咋唬了,雨顺兄是联防主任,该听听你的了!

    贺爷作了长篇讲话,三十五年后的《文史资料》上披露了这次著名的讲话:“事情明摆着:鬼子一到,老蒋跑了,八路军来了。谁好谁孬,一比就知道。我们为了不当亡国奴,才联合起来,共求生存。眼下,L县城、宜阳韩城、新安铁门、陕县会兴都是鬼子的据点,最远的,离我们联防会所在地也不过几十里,鬼子扫荡,说到就到,形势对我们是很不利的。现在,八路军打过黄河了,没娘孩儿似的老百姓有了依靠,日伪军又像乌龟一样把脑袋缩回去了。谁要跟八路作对,那不就跟汉奸一样了!听黄河北过来的人说,八路军现在的政策是,抗日者都是朋友,既往不咎;也不分地主的土地,只打当汉奸的地主,因为他是汉奸;不是地主的汉奸也要打,不管他是不是地主。我们不跟着老蒋跑到大后方,坚持在家乡抗击日寇,八路军就是打着灯笼过来找咱哩,只会把我们当朋友、当战友,决不会把我们当敌人。大家都知道,我贺雨顺也当过国民党的团总,手上也不干净。我家这个地主也不算小,有二百多亩土地、三个生意门面,可我也只长着一个脑袋,我这个脑袋也不是铁打的。可它想好了,要想保家乡、求生存,只有跟八路军合作抗日,别无出路。我就这话。”

    联防会上一片寂静。好久,又一下子热闹起来。有的说,雨顺兄莫急,我还得买一只烧鸡不吃——“撕撕(思思)想想”哩!有的说,我看咱就不必六神无主、七窍生烟了,这一河浑水,只要雨顺兄敢我就敢!有的说,雨顺兄说得有理,我看也只有这样了。有的说,急啥哩?走着说着吧!

    散会后不久,渑池县上官子平向贺爷告急,一个团的日伪军强占渑池,请贺爷找八路军协助清剿?贺爷连夜派人到新安向儿子贺胜送信求援。韩钧司令员亲率两个团,兵分两路,星夜驰援,一举收复渑池,生俘日伪军八百多人。上官子平见了韩钧,倒地便拜。各县武装首领纷纷找到贺爷,要求与八路军合作。贺爷介绍他们一一与韩钧司令员见面。渑池上官子平的自卫队、L县爱国军人李桂梧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都主动接受了八路军的改编。

    河南区党委接受了由姨父组建的L县中心县委及所属党组织,把L县抗日自卫军第五支队列入军分区所属系列,改番号为分区特务团,随即在L、陕、渑、新、宜五县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创建了一块方圆四百多华里、拥有三十多万人口的豫西抗日根据地。

    给姨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在渑池的一个村庄里,第一次看见了属于自己的电台。电台“嘀嘀嘀嘀”地响着,他觉得那是悦耳动听的音乐。一天晚上传来了属于朱德总司令的音乐。《中共L县党史大事记》特意记载,朱德总司令驰电,任命贺胜为豫西地委副书记、军分区副政委;贺爷雨顺也以开明士绅和爱国军人的身分,被委任为豫西专署专员。龟缩在伏牛山南麓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闻讯,立即在山旮旯里发表谈话,怒斥“贺匪雨顺”为“通共投共”的“豫西祸首”。

    贺爷没有想到,刘茂恩会为他暴跳如雷。但是他知道,在他鬓角上生出白发的时候,他皈依了“儿子的革命”。由五支队改编而成的分区特务团,已经有了新的团长和政委。他忽地感到轻松,也感到疲惫。这时,他收到了四纵司令员陈赓将军发来的邀请信,请他去黄河北岸的太岳解放区参观。他对陈赓将军深怀仰慕之情,决定到那里看一看,自己还能为这个陌生的革命做点什么事情。

    贺爷就要踏上旅途。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他是向一部历史告别,家乡的一切都将不再属于自己了。晚上,他独自上了北坡,在贺家祖坟上低头徘徊。贺家的祖先正在一个个坟包里传递着发家兴业的好梦。他的精明强干的大哥已经留下自己创建的染坊、油坊和烟坊,过早地来到这里安息。他的勤劳、实在的二哥正领着一群长工,也把自己变成长工,沉声不响地经营着祖先留下的土地。然而,他要走了。他觉得头有点儿晕,一个个坟头像黑色的波涛涌动起来。他歪趔了一下,又傲强地站稳了脚跟。不是我要动,他对坟头说,是世道要动。贺爷绕着坟地走了一圈,当他听到村里传来了马嘶狗吠声时,才定定地站住,望着满天的星斗。一颗流星倏地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从空中划过。哦,我该走了。他对坟头说,我还会回来,在这里给自己刨一个土坑。他缓缓地走下北坡。有一个小虫子从他眼角里拱出来,在他冰冷坚硬的脸颊上辣辣地爬动。

    贺爷上路以前,把那只白金小手枪赠给了韩钧司令员。小手枪锃亮如新,在微弱的星光下泛出银白如霜的光晕。他说:“韩司令,这支小手枪对我已经没有用处了。把它送给你,我也就成了无产者了。”韩钧早就看上了这支小手枪,他说这是他接受过的最好的馈赠。贺爷与韩钧司令员紧紧握手后,翻身上马,一个排的士兵骑马簇拥着他,奔向远方一块陌生而沸腾的土地。

    贺爷在太岳解放区受到了热烈欢迎。先期到达太岳根据地上了抗大分校的明表叔,多次看到父亲戴礼帽、穿长衫、戴眼镜,彬彬有礼地出现在太岳行署、太岳军区、四纵司令部的欢迎会上。贺爷到太岳不久,就在一个文件上看到了两项任命:他被任命为太岳行署谘议、河南民主建国会主任,免去其豫西专署专员职务,由他的儿子贺胜接任。

    贺爷没有料到,他离开豫西不久,就发生了惨绝人寰的“豫西事变”。豫西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和“倒地运动”(注:把地主在灾荒年景以低价购买农民的土地还给农民),触犯了刚刚收编的上官子平及其下属的利益。“民主整军”时,枪决了一个强奸民女、反对整编的副团长,又引起他们的惊惧。上官子平暗与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接头,乘八路军三个团的主力外出执行任务之机,于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晚发动叛乱,一个晚上捕杀八路军派入七旅的八十多名旅、团、营、连干部。八旅旅长、坚持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爱国军人李桂梧也被其部下杀害。陕县被收编的地方武装同时叛变。率部在陕县执行任务的姨父,受到叛军伏击,枪弹如飞蝗擦身而过,奋战得脱。八路军三个主力团迅速撤回,平息了叛乱,却已造成了惨重的损失,韩钧司令员从延安带来的一百多名干部大部分惨遭杀害,被害战士也有一百多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在“豫西事变”中惨遭杀害的七旅政委王舟平烈士的儿子。他是在父亲牺牲后、母亲又被投入监狱时,让狱卒把他抱出去交给一个铁路工人养大的。他长大后,养父母才向他讲了他的身世。我曾与他一起去渑池寻找他父亲牺牲的地方。农民指着村边的一块麦田说:“王政委就是在这块地里叫刺刀捅死的。上官子平害怕惊动了八路,下令不准开枪。那天死的人是叫刺刀捅死、乱棍夯死的。俺上半夜听见麦地里有人哼哼,一直哼哼到下半夜,不知道出了啥事,谁也没敢起来。一大早,才看见这里躺着王政委,浑身是血,眼也没有闭上。狗日的捅了他十几刀也没把他捅死,他弹腾了一夜,麦棵压倒了一大片,天亮才咽气。从那以后,这块地里的庄稼年年耷拉着头,庄稼棵倒是长得硬扎扎的,刮大风也没见倒伏过!”

    烈士的儿子哭了,他说:“我还不知道父亲是咋着从延安来的,老家是哪里的?当时的司令员韩钧不在了,也不知道找谁打听去!”我说:“我替你打听一下,可以吗?”他问:“你找谁打听?”我说:“我找贺胜。”他说:“是贺部长!你咋知道他?”我说:“他是我亲姨父。”他连连摇头说:“你千万别找他!”我说:“为啥?”他说:“我给他写过信,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也说不清我父亲的历史,光是给我写检讨,就写了五张纸。事后,他的秘书说,他写了信,就呆坐在那里暗自垂泪,接着就发作了心脏病,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你千万别再问你姨父了!”他又夸奖说:“你姨父的字写得真好,一笔一划,力透纸背,一看就知道是临过字帖的!”

    直到“豫西事变”过去了大半个世纪的今天,我仍旧不敢在姨父面前提起这件沉重的往事。他作为当时豫西地委副书记、分区副政委和专署专员,虽然在事变之前已经发现了可能发生事变的一些迹象,而且对主要领导人多次提出过未被采纳的防范措施,党组织也没有追究过他个人的责任,但当他提起这次事变时,曾多次潸然落泪。在他晚年为子女写的《自述》中仍把“豫西事变”称之为“毕生最大的痛苦”,还要在《自述》中清算自己永远清算不完的“地主家庭出身,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右倾思想严重”的老账,并把五月二十六视为烈士的忌日,每到这一天,都会看到他心神不定地翻看日历,用悲伤的目光久久望着故乡的云彩。

    我想不明白,姨父为什么总是在“地主家庭出身,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上折磨自己。一位十七岁参加革命、“虽九死而犹未悔”的“老布尔什维克”尚且如此,我们这些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小知识分子儿”的思想可该怎么改造是好呢?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胡宗南部沿陇海铁路东进。党中央决定避敌锋芒,要豫西根据地党、政、军三套人马全部撤离。姨父就把他那个“地主家庭”的全部成员,包括白发老母、两个年幼的弟弟和正领着长工在地里摇耧种麦的二伯、坐在草墩上捻线陀儿的小脚二娘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亦即国民党少校参谋贺石的父母和胞妹,统统集中起来,随部队北渡黄河,撤到了太岳根据地。贺家大院的地主与地主的子孙们无论是否出于自愿,无一例外地被姨父“裹胁”到了马克思的麾下,贺家大院人去楼空了。姨父的二伯、二娘离开了家乡就魂不守舍或者说是无舍可守,远涉黄河后,一望见马克思的画像就发愣,“咦,这是谁呀,看他那胡子是咋长的,还叫人吃饭不叫?”

    韩钧司令员率部撤到太岳根据地以后,“豫西事变”也成了长期折磨着他的巨大痛苦,但他最终使自己得到了解脱。他的一位老部下告诉我,一九四八年,北平“和平解放”,韩钧调北平工作。在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那天,他得到通知,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找他谈话。他想起三年以前,当他离开延安去开辟豫西根据地时,毛主席、朱总司令也曾召见过他,对他寄予厚望,让他带走了一百多名久经沙场的干部。他是立下了“军令状”的。而现在,由他带走的大部分同志都在“豫西事变”中悲壮而窝囊地成了烈士。他感到无颜再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夜晚,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捧着一个大茶缸借酒浇愁。深夜,屋子里一声闷响,他已经倒在血泊中,手中握着贺爷送给他的白金小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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