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很有才华，很有天分，但生不逢时，不能得到施展。你自己不能看低自己，要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总有一天，你的才华会得到社会承认的。

    你父母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那不是他们的过错，你不要觉得自己出身在这样的家庭就低人一等，他们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今天被人瞧不起的人，说不定明天就是最受欢迎的人，所以不必因为这些社会强加的东西自卑。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过问你做工的事，但是我还是想说，那些太重太危险的事，就不要去做了。万一出了事，妈妈该多难过。体力劳动不要逞强，搬不动的东西，不要勉强去搬；拖不动的车，不要勉强去拖。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把身体累坏了，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你不理我，我也不怪你。你是个聪明智慧的人，如果你不愿意理我，肯定有你的道理。如果你不愿意告诉我原因，也肯定有你的道理。我就不逼你告诉我了，什么时候你愿意告诉我，再告诉我。

    认识你的这几个月，我过得很愉快，很充实。你给我带来很多我从未体验过的快乐，我很珍惜。这几个月里，如果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或者你不喜欢的地方，希望你多包涵。”

    走的那天，是个星期天，教改组的人七点半就出发了。静秋开始还怕教改组的人会批评她带着端芳和端林，结果几个带队的都把静秋好一通表扬，说你这次是真的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结下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了。

    端林背着一大袋核桃，还帮静秋拿东西，端芳也帮那两个女生拿东西。大家有说有笑，十分热闹。奇怪的是，来的时候，好像这段山路很长很长，望不到尽头。回去的时候，不知道是路熟悉些了，还是快回家了，好像一下就走到那棵山楂树了。

    已经是四月底了，那树还没开花。

    静秋走热了，趁大家都在山楂树下休息的时候，躲到一边去脱毛衣。脱着脱着，就想起那天跟老三一起走这段路的情景了，她也是躲在一边脱毛衣，而他就老老实实地站在不远的地方，背对着她，一直到她说“好了”，他才转过身来。她朝他上次站过的地方望了半天，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回到家，静秋发现妈妈又犯病了，躺在床上，脸色白得可怕。妹妹在学校食堂门前的一块大石头上劈柴，想把一根弯头弯脑的树棍劈开，截短了做生火柴。

    静秋心疼不已，忙跑过去，从妹妹手里拿过斧头，自己来劈，叫妹妹去把核桃砸了给妈妈吃。

    端芳对端林说：“老二，还不去帮着劈柴？”端林仿佛如梦初醒，从静秋手里夺过斧头，劈了起来。

    那时大家都是烧煤，生火的柴是计划供应的，一个月十五斤，用完了就没有了，所以很多人家的煤炉都不熄火，只用调得稀稀的煤封火，第二天打开接着烧。昨天可能是火没封好，熄掉了，而静秋上次回来劈好的柴又用完了，所以妹妹正在狼狈不堪地想办法生火，幸好姐姐回来了，不然今天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端林一口气把静秋家仅存的生火柴都劈了，截短了，放在那里备用。端芳笑静秋家烧的柴这么短，只有三寸左右，如果是在她家，一整根棍子就塞进灶里去了。

    端林听静秋说每个月就只有这么三五根棍子，要用一个月，就许诺说下次来的时候，把家里的劈柴背些过来。

    煤炉生好了，火一时上不来，静秋只好拿个扇子猛扇，想快点把饭做好，端林他们吃了还可以到市里逛逛，不然等吃完饭，他们也该坐车回去了。端芳想帮忙做饭，找来找去找不到静秋家的碗柜砧板什么的，好奇地问：“你们家没碗柜呀？”

    静秋说：“我们家什么都没有。”

    静秋家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家徒四壁，桌子是学校的旧课桌，凳子是学生用过的旧凳子，床是学校的长板凳上架着几块木板。床上的床单被子倒是洗得干干净净，但也都补过了。吃饭的碗就放在一个旧脸盆里，砧板是一块课桌面改的。

    端林吭哧了半天，说：“你家怎么比----我们山里人家还---穷？”

    端芳瞪端林一眼，端林不敢多言语了。

    好不容易把一顿饭弄熟了，几个人坐下来吃饭。静秋家就一个套间，里外两间房，总共十四平米，是一间教室隔出来的。以前她哥哥住外间，她跟妈妈、妹妹三人住里间。现在她哥哥下乡了，就她住外间，她妈妈和妹妹住里间，吃饭就在她住的那间。

    正吃着饭，一阵风刮来，静秋家里象下黑雪一样落下一些脏东西来，静秋说声“糟糕”，连忙找报纸来遮桌上的饭菜，并叫大家把自己的碗遮住。大家发现自己碗里已经落了一些黑灰，端芳问这些黑片片是什么东西，静秋告诉她说这是从对面学校食堂飘来的谷壳灰。

    K市八中食堂烧谷壳，烟囱里总往外冒那些烧过的谷壳，像黑色的雪片。静秋家住的房子没天花板，一起风，谷壳灰就从瓦缝飘进来了。以前她隔壁还住着两家，因为这个原因，都要求学校重新分房，搬到别处去了。但静秋的妈妈因为有那些家庭问题，学校有点另眼相待，所以就没分到别的房子，只好住在这里。

    静秋狼狈不堪，没想到家里的窘境全都让端芳两兄妹看见了。但她又有点庆幸，幸好今天来的不是老三。不然的话，老三见到这种状况，他这个在干部家庭过惯了的人，还不掉头就跑？那还不如叫她死。

    吃过饭，静秋送端芳两兄妹到市里去，还来不及逛商店就快到下午四点了，三个人急急忙忙赶到长途车站，买了最后一班车的票，端芳两兄妹就回家去了。静秋很惭愧，人家两兄妹花了车票钱，等于就是帮她把核桃送回来了。

    回到家，静秋来整理自己的东西，吃惊地发现她还给老三的钱被谁塞在那个军用挂包里。她努力回想她还钱之后的一切，想不出他怎么有机会把钱放在那里。难道他今天实际上是跟在她后面的？如果是，那他有可能是在她脱毛衣的时候把钱塞在挂包里了，因为她当时把挂包挂在离她不远的树上。但他怎么可以一直跟在后面而不弄出一点声响？

    现在端芳他们已经回去了，不然可以请她把钱带给老三。她决定明天先把钱还给李师傅和陈校长，以后再想办法还钱给老三。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以后要还钱给老三，心里又有点高兴，好像这样就埋下了一个重见老三的火种一样。

    她又想起老三的那封信，还有他写在她本子里的那首诗，这些都得作些处理，不然的话，让妈妈看见又要担心，让别的人看见就更不得了，惹出杀身之祸都有可能。

    她把老三的信又看了几遍，还是搞不太懂老三的信到底算个什么信。有点象个总结，但又没象一般总结那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说以后我们俩要“再接再励”，或者说“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之类的话。这就有点象是对那几个月划了句号，中心思想就是“那几个月是美好的，但已经成为过去了”。

    静秋的阅读理解力是公认很强的，她是班上的笔杆子，老师总让她做“宣传委员”，就是专门负责办刊的干部。那时每个班要轮流办那种用毛笔写在很大的纸上的壁报，有时是批判一个什么人或者思想，有时是报导班上学工、学农、学军的情况。静秋能写能画，毛笔、排笔、大字、小字都能写，常常可以一个人就弄出一整墙的壁报来。

    语文老师很欣赏静秋的文笔，特别是那个罗老师，说静秋“才华横溢”，每次都把她的作文拿到班上念，还把她的作文推荐到市教育局，编进lt;市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选gt;gt;。学校搞过两次作文竞赛，静秋都是拿第一名，在K市八中很有名气。

    罗老师教两个班的作文，几乎有一个半班的作文都是静秋批阅的，因为罗老师懒得看那些“狗屁不通”的作文。每次学生把作文交上来了，罗老师就挑出十多本他看得来的，剩下的就给静秋拿去改错别字，疏通句子，叫她随便给个分就行。

    静秋的同学，包括男同学，拿到看不大明白的东西了，哪怕是情信、拒绝信，都叫静秋帮忙看看，一是因为他们知道静秋嘴紧，不会说出去，另外也因为老师都说静秋“理解能力强”，抓文章的中心思想一抓一个准，再曲里拐弯的句子也能理解。

    静秋搞不太懂为什么那些人都把“情书”叫“情信”，可能是因为薄薄的几张纸算不上“书”吧。

    但静秋这样“阅读能力强”的人，也没看明白老三这篇“作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有点拿不准到底是“情信”还是绝交信。

    她看过的绝交信，差不多都是以“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起头的，也不知道是谁兴出来的，反正写绝交信的都爱用，大概是以季节的变换来隐喻情感的变换吧。

    静秋也看过一些“情信”。调皮捣蛋没文化的男生写的呢，差不多都是直统统地问：“你愿意不愿意跟我玩朋友？”“你肯不肯做我的马子？”。

    有一次因为班上要处分一个同学，把静秋叫去整理材料，静秋看到了一封据说很黄的“情信”，里面有句“毛非女子千八日”，是暗语，听说把这几个字组合起来，就是一句很黄的话，意思是说女人的什么什么“好香”。不过静秋组合了半天，又查字典，也没弄懂“毛”跟“非”能组合成什么很黄的字。

    她见过的比较高水平的“情信”多半是引用毛主席语录或诗词的。那时最流行的就是“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据说男生喜欢这一句，是因为里面有个“她”。静秋记得有个男生没搞清楚，写情信的时候写成了“她在虫中叫”，幸好那男生写好之后，请静秋过个目，把个关。静秋一看，肚子都笑痛了，帮他把这句改对了，又给他解释了半天。

    那个男生恍然大悟，说：“我也是在想毛主席怎么会写一个女的在虫子堆里叫呢。”

    静秋看过的最高水平、最朦胧的“情信”，是一个已经下了乡的女伴游兰拿给她看的，作者是游兰仰慕的一位同班男生，那男生送了个本子给左红，扉页上就写着一句话：“美丽的鲜花为勇士而开放”。

    这个还真把静秋难住了，拿不准到底算不算“情信”，好像有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感觉，而不是特指游兰和那男生的。不过左红很快发现那个男生有了一个女朋友，所以对这句话的诠释也就没必要继续下去，这差不多是静秋“破译”史上唯一一个污点。

    老三这封信显然不能算作“情信”，因为通篇没有“她在丛中笑”，也没问一句“愿意不愿意跟我玩朋友”，更没有问“我俩的关系能不能比同志关系更进一步”。对她的称呼就是“静秋”，没有省掉姓氏，也没有加“亲爱的”。落款倒是省掉了“孙”，只剩下“建新”，读着有点肉麻麻的，但还不算太肉麻麻，因为三个字的名字省掉一个姓还是比较普遍的，大家平时也能这么叫，但如果再省掉一个字，那就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了。

    所以静秋认为这封信多半是一个总结报告，有点象每次开会结束时唱的那首lt;lt;大海航行靠舵手gt;gt;，只要听到这歌声响起，就知道会议接近尾声了。

    静秋想起很小的时候，跟爸爸去一个茶馆听人说书，说书人最喜欢的就是把惊堂木一拍，琅琅吟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可能老三也是用的这种叙述法，他跟她的那段，只是分出来的一枝，他现在已经把这一枝表完了，所以就收个尾，然后回去表另一枝去了。

    静秋决定不回信，写了回信，就让黑字落在白纸上了，即便是批判他的信，他也可以拿去斩头去尾，断章取意，招摇撞骗。那个年代的人，谁都知道“文字狱”的可怕。

    老三的信要是被别人看见，可能不会当作“情信”来追查，但完全可以当反动言论来批判。什么“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完全是阶级敌人妄想变天的口气。还有什么“生不逢时”，“你父母蒙受了不白之冤”等等，都是不满现实社会，反动之极的。如果被人看见，老三就完蛋了，她作为窝藏和传播反动言论的帮凶肯定也跟着完蛋了。

    这些年，抓现行反革命抓得很凶，对任何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言论”都是铁拳镇压的。八中有时也会出现“反标”(反动标语)，只要一出现，学校就笼罩在一片恐慌气氛之中，人人自危。

    记得有一次，静秋正在操场上打球，突然学校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叫大家都到大操场集合，不许迟到。等大家都到了大操场，几个穿公安制服的人出现在操场前的高台上，从扩音器里向大家宣布刚才在学校发现了“反标”，然后把事情的严重性强调了一遍，把写“反标”的严重后果宣讲了一遍，就叫大家回到教室对笔迹。

    这是静秋最怕的事情，她总是拿着笔，呆呆地望着眼前刚发的一张白纸，胆战心惊，不敢下笔。如果自己的笔迹刚好跟“反标”的笔迹一样怎么办？象自己这样的出身，那还讲得清楚吗？但你怎么能担保你的笔迹跟反标的笔迹不一样呢？天下笔迹相同的人多的是。那么换一种字体来写？但是如果换的这种字体刚好跟“反标”的字体一样呢？那不是弄巧成拙？

    静秋不知道“反标”的具体内容，但从公安局的人叫他们写的东西可以推测出一些来。那时多半是叫他们写“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等等，所以她推测“反标”内容就是这里面的字组合成的。有一次，一个学生不小心把“打倒”后面的人名搞错了，于是被公安抓了一个“现行”。真是太“现行”了，一边在查“反标”，一边就出现了一条“反标”。那个学生当场就被带走了，只记得他脸色煞白，连冤枉都不会喊了。

    静秋打心眼里恨那些写“反标”的人，这样写一下到底起什么作用？你写得痛快，别人跟着你遭殃。每查一次“反标”，核对一次笔迹，静秋就觉得自己的脑细胞肯定吓死了不少。

    有一次，“反标”竟然就出在静秋那个班的教室里，而且她那天正好在教室外的小黑板上出班级的黑板报。还没写完，就听到学校高音喇叭叫大家去大操场。然后就听见宣布出现了“反标”，还点明了出事地点，说是高一一班的黑板上。

    静秋一听，差点吓晕过去，难道自己刚才办黑板报的时候不小心写错了什么？后来他们班的人都被赶到另一间教室去了，又是每个人在一张白纸上写规定的几个句子。

    那次很快就抓获了那个现行反革命，是静秋班上一个傻呼呼的男生，叫图保卫。他放学了没事干，拿着个粉笔在教室里的黑板上写写画画，随手写了一条毛主席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哪知他不够仔细，把“忘记”两字给忘记了，语录就成了“千万不要阶级斗争”。

    倒霉的是，他家成分不好，他爸爸是个富农，这一下，事情就复杂了。不管他怎么声明，说自己是写掉了这两个字，也没人相信了。这句话不止两个字，为什么你没忘记别的字，偏偏忘记了这关键性的两个字？图保卫当场就被抓走了，后来怎么样了，静秋就不知道了。

    静秋想了又想，还是舍不得撕掉老三的信。她只把信纸上印着的勘探队抬头撕掉，把自己的名字和老三的名字撕掉，扔进厕所里了。然后，她找了一块布，贴在棉衣里面做成一个口袋样的东西，把老三的信和诗放了进去，用线缝住口。她的针线活极好，用的是暗针，不仔细看，很难看出那里贴了一块布。

    静秋回到K市的第二天，就开始跟班上课了。不过那时候的学生，大多数时间是走出课堂，到社会上去，学工、学农、学军、学医，反正什么都学，只不学书本知识就是了，所以静秋回来后不久，她那个班就轮到学医了。

    班上大多数同学都在班主任带领下到D县的关林镇去了，那里有个军医院的分院，学生们就住在附近农民家里，在军医院学医。静秋因为家里没钱，付不出路费和伙食费，跟几个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同学留在K市，被塞到K市的几个医院里去学医。

    学校觉得静秋她们几个留在K市的学生，没有达到下农村去的那种艰苦程度，对她们的成长不利，于是派K市八中附小的教导主任郑主任带领他们几个学中医。

    郑主任的家在严加河下面的一个叫付家冲的小山村里。郑主任的父亲是生产队的“赤脚医生”，郑主任也学了一些扎针灸、拔火罐之类的技术，教静秋他们是绰绰有余了。

    这下静秋他们几个就很忙了，那时的周末只有星期天一天。周一到周六，静秋要到医院学医，跟医院的护士们一样上下班，星期天跟郑主任学扎针灸、拔火罐。时不时的，还要到附近郊县去挖草药，为贫下中农治病，忙得不亦乐乎。

    到乡下挖草药的时候，走在那些乡间小道上，特别是当暮色苍茫，炊烟袅袅的时候，静秋就会想起在西村坪度过的那些日子，想起第一次见到老三的情景，心里就会涌起一种莫明其妙的感伤，常常会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往往在这样的日子，她就会趁晚上的时候，躲在被子里，拆开棉衣里子上的那个暗口袋，把缝在里面的那封信拿出来读一读。大多数时候，只是为了看看老三的字，因为那信的内容她早就背熟了。

    她从一开始就很喜欢看他的字，他的字有他独特的体，他的签名尤其可爱，那个“新”字，只两笔就写成了。上面那一点是一笔，剩下的那么多笔划，都是一笔写成。她暗暗模仿他的字，把他帮她写的村史抄来抄去，居然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了。

    那时有支歌，叫做“读毛主席的书”，歌中唱道：“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呀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儿)里头热乎乎。嗨，好像那，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616122)，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啊(616122)。毛主席------的思想武装了我呀哈，干起了革命劲头(儿)足。”

    这两个616122是两个过门，但平时唱歌没人伴奏，大家都是用口唱。久而久之，这个616122就一定要唱成“拉多拉多来来”，才能唱出那种感觉。

    静秋以前唱这歌，可以说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但现在读老三的信，才真正体会到歌中描绘的那种感觉，当然她知道这等于是把老三比作毛主席，自然是反动之极，但老三的信，她的确是越读越爱读。深刻的道理，她慢慢地体会，觉得心里热乎乎的。

    比如说他要她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好像她很有才似的，而且好像有才是件好事似的。她以前听到别人说她“有才”，就很紧张，因为说你“有才”，很可能就是说你“走白专道路”，只专不红。众所周知，卫星上天，红旗就要落地，所以白专的人是要打倒的。

    但这话从老三嘴里说出来，静秋听着就很受用，也许有才不是坏事吧？也许真有一天，又兴考大学了，而她一下子考上了，成了一个大学生，那该多好！

    那封信里，她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等你愿意告诉我的时候，再告诉我”，这句话，当时读的时候没怎么在意，现在再读，就觉得好像他还在等她一样，因为他想她告诉他，他在等着她告诉他。

    想到这些，她就好想去西村坪看山楂花，说不定就能在大妈家碰见他，说不定他会陪她去看山楂花，她就告诉他生气的原因，他就向她解释，说他没有未婚妻，是大嫂搞错了。

    但那是个学徒工一个月工资才18块钱的年代，花五、六块钱的路费去看山楂花，对她这样的穷人来说，简直是大逆不道。再说，也没有时间。再说，他自己也说过他答应娶他爸爸上司的女儿为妻。再说，他还牵过那个女孩的手。

    五月底的一个星期天，天气很好，静秋起得比较早，想把家里的床单洗洗，下午还要跟郑主任学扎针灸。她刚打开门，就发现几个小男孩嗖地从她家门前跑掉了。她懒得去追，因为她家门前也没什么东西可偷可拿可破坏的，最多把她门前一张旧课桌里放的几双旧鞋偷跑。如果那些鞋不是旧到了极点，她也舍不得放在门外。

    她溜了一眼那张旧课桌，不由得大吃一惊，那桌上放着一个玻璃瓶子，里面插着一束花，红红的，还有绿叶。瓶子已经倒在课桌上，里面的水正滴滴哒哒地往外流。有一枝花已经被人从瓶子里抽了出来，扔在地上，估计就是刚才那几个小孩干的。可能他们看见了这束花，就想偷一枝，刚抽出来，她就出来了，所以他们扔了花跑掉了。

    她愣了片刻，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山楂花，她见过桃花、梅花、映山红，但这都不是，那花的颜色跟老三买的毛线的颜色很相近，只能是山楂花了。那就是说老三今天来过了，给她送山楂花来了。

    也许这些天，老三等她去西村坪看山楂花，但她没去，所以他自己摘了一些山楂花，送到她家来了。但是他怎么会知道她家住哪里呢？她想起她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说过的一句话：“想告诉你，总归是有办法的。”看来他以前是干侦察兵的。

    她的心砰砰乱跳，不知道是激动还是什么。她把那玻璃瓶装满了水，把花插好，放到她床边的小课桌上，盯着那花看了好一阵，觉得心里甜甜的：他还记得我，还记得我想看山楂花，他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把山楂花给我送来。

    她甜蜜了一小会，就想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会不会同时还留了一封信在花旁边？按说他应该放一点什么表明他身份的东西吧？不会这样不声不响地放束花就走了。如果他是放了一封信的，那么信到哪里去了呢？

    她家门前就像市里的解放路一样，是学校最热闹的地方。全校只有两个自来水龙头，都在静秋那栋房子旁边，她对面又是学校食堂的后门，到食堂打水打饭的人要从那里过，到水管来洗衣服、洗菜、提冷水的人也一眼就能看见她家门口那张桌子。

    她不寒而栗，想起了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事。那时她家隔壁住的就是她初中的班主任，叫严日，L师大毕业的，听说文革初期在L师大是个非常活跃的造反派，很会整人。后来造反派失宠，他被分到比较边远的K市八中来了。但他造反的劲头丝毫没减，总是很积极地参与整人。

    严日是教数学的，对静秋的数学才能很赞赏，但是他也很爱管闲事，尤其是男女关系方面的闲事，经常把班上的学生搞几个出来，整了材料，送到学校，让那几个学生受处分。那个写“毛非女子千八日”情信的学生，就是他查出来送交学校处分的。

    他的好管闲事差点把静秋害惨。静秋小学时有个同学，叫张可立，人生得黑黑瘦瘦，但成绩倒还不错。 父母都是K市造船厂的，母亲还是个小官。那时造船厂自己建了子弟小学，就把所有的船厂子弟转到船厂学校去了。张可立从初一起，就跟静秋不在一个学校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位张可立就开始给静秋写情信，他写得一手好字，文字上也很通顺，但静秋就是很讨厌他，也不知为什么。她警告了他几次，他仍然不听，照写不误。

    有一天，张可立把信放在静秋家门前的一只旧鞋里，因为他要赶在船厂中学上课前到这来，所以来得很早，静秋家还没人起来。隔壁的那位严老师起得早，看见了那封信，就擅自拿走了，而且当仁不让地拆开来看了。

    那封信首先就谈当前国际国内形式一片大好，然后谈到我省我市形式也是一片大好，再谈到我校我班形式还是一片大好。这样好了一通，就用掉了两三页纸。不过那就是当时的写法，没谁能够免俗。那封信只在最后写了一下很敬佩静秋的才华，有点猩猩相惜，英雄识英雄的意味。当然最后没忘记问静秋愿意不愿意跟他玩朋友。

    大约连严老师这样的人也看出这事静秋没责任，所以严老师把信交给了静秋的妈妈，叫静秋的妈妈找静秋好好谈谈，一定要教育静秋好好学习，思想上不要开小差。严老师还表了一通功，说幸好是我看见了，如果是别人看见了，还不知传成什么样呢。

    静秋后来看见了那封信，谢天谢地，张可立还没胡编乱造一点两人的恋爱史，不然肯定要闹出轩然大波。但静秋的妈妈吓了个半死，少不得又把“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古训搬出来，把静秋狠狠叮嘱了几遍。

    对张可立那样的人，静秋讨厌归讨厌，但还不是特别怕，因为他们说不出她什么来，她问心无愧，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话，更谈不上做下什么事了。

    但对老三，静秋就没有这个把握了。她越想越怕，老三肯定是写了信的。他那样“文妥妥”的人，回去拿个包那么一点时间，他都要写一封信，他这次会不写信？可能他连信带花都放在这桌子上，某个路过的人看见了信和花，就阴险地把信拿走了，把花留在了这里。

    静秋心急如焚地跑去找那几个小孩，但他们都说没看见什么信，他们就是想拿枝花玩玩，别的什么都不知道。问他们看见是谁把花放在哪里的，他们也说不知道。问他们去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别的人，他们说没看见。

    静秋方才的甜蜜心情一下子被刮得烟消云散，开始发疯一样地思考这事。如果老三写了信，他会写什么呢？如果他只说他在追她，她还不那么害怕，被人追追应该不是什么罪过。但是她敢肯定老三不会那样写，他一定会把他们之间的事写出来。比如说：“你还记得不记得那天我们在山上，你让我牵你的手，我把你抱在怀里。。。”

    如果这样一封信让严日那样的人拿到，她这辈子就算完蛋了，肯定要把她当作风不正派的人批判了，那就不仅葬送了自己的一生，连妈妈和妹妹也连累了。如果老三又写了上次那样的反动言论，那就更糟糕了。

    这样一想，她连那束花也不敢留了，好像有了那束花，别人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她头上一样。她赶快把那花剪碎了，扔到厕所里去了，玻璃瓶也扔到很远的一个垃圾堆里去了。

    那天晚上，她紧张得一夜没睡好，接下来的几天，还连续做恶梦，梦见严日把她叫去了，手里拿着一封信，叫她自己老实坦白交代，是不是在西村坪编教材期间犯下了作风问题。她辩解，声明，但没人相信她。最后他们把老三叫来了，让他们两人当面对证。

    老三说：“你就承认了吧，你当时不是说了愿意我拉你的手吗？”

    她没想到老三这么快就交代了，而且把责任推在她身上，她想骂他，却发不出声。然后老三把那天的事全写出来了，学校对他从轻处理，而她则被拉到台上去，让大家批判她。

    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成了她在游街了，她颈子上挂着一串破鞋，左手拿着一面锣，右手拿着一个锣捶，走一下，就要敲一下，自己大声喊：“我是破鞋！大家都来批斗我！”“我是个不要脸的臭婆娘！我跟人通奸！”

    她吓得惊醒过来，满身是汗，好半天才相信这只是一个恶梦。但梦中的那一幕却是真实发生过的，是她上小学的时候看见过的游街情景。记得别人说那个女的以前是个妓女，解放后改造好了，还结了婚，领养了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就跟静秋一个班。

    游街之后没几天，那个女的跳进附近的堰塘淹死了，肚子里装满了水，浮在那个脏乎乎的堰塘里，几天没人愿意去把她的尸首捞上来，怕脏了自己的手。

    静秋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要叫那个女的“破鞋”，也不知道什么是“通奸”，但自那以后，她再也不敢穿破了的鞋，宁可打赤脚，听到一个“通”字，都觉得恶心，“奸”字就更不用说了。

    她惶惶不可终日，看到那些住在学校的老师，就觉得他们的眼光有些异样，好像他们已经传阅了老三写给她的信件一样。她想给他们解释一下，但不知道怎样解释，心里是虚的。她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拿走了那封信，但是她觉得那些人正在商量着怎么样拿到更多的证据，正在商量应该给她一个什么样的处分。

    一个星期过去了，她觉得自己的神经已经快崩溃了。她决定写一封信给老三，警告他悬崖勒马。她把字体变了又变，也不敢写自己的名字，因为她怕学校已经在监视她和老三了，那么这封信又会成为一个把柄。她恳求他忘了她，再不要送花送信的了，不然两个人的前途就葬送在他手里了。

    这样写了，她又觉得不妥，如果这信被别人看见，别人很容易就能推理出她一定是跟老三做下什么了，不然怎么谈得上忘记她，又怎么谈得上葬送前途呢？

    她又改写，恶狠狠地说，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纠缠我，请你自重一些。

    这样写，她还是觉得不妥。写得这么冷冰冰，凶巴巴的，如果把老三搞得恼羞成怒了，他把一切都揭发出来，甚至添油加醋地写一些，交给她学校，那不是更惨吗？一个是军区司令的儿子，一个是地主的女儿，学校相信谁，还用问吗？

    她就这样写写改改，改改写写，花了一整天，才写了一封短短的信。她尽可能写得冷淡、礼貌、陌生，想既不得罪他，又能起到威摄的作用，最后她决定就写十六个字：

    quot;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既往不咎，下不为例。quot;

    虽然静秋连老三的确切通信地址都不知道，只在西村坪的地址后加了个“勘探队”，但她估计老三收到了那封信，因为他没再送什么东西来。

    令人振奋的是暑假快到了，静秋又可以去做零工了。她准备把一个暑假做满，一天也不休息，乐观地估计，可以做到八、九十块钱。

    钱还没拿到手，她已经在制定预算了。首先要还掉老三的钱，然后给妈妈买个热水袋，妈妈犯病的时候，常常会腰疼，需要一个热水袋捂在那里。现在都是用个玻璃瓶子装了热水当热水袋用，但瓶子有时会漏水，而且捂的面积有限。

    她计划开了工钱就去买半个猪头回来吃，因为一斤肉票可以买两斤猪头。猪耳朵、猪舌头卤了吃，猪脸肉做回锅肉，剩下的七七八八的可以做汤。一想到蒜苗炒出来的回锅肉，她就觉得口中生津，恨不得现在就去买来做了吃。她家里经常是几个月不知肉味，她在西村坪吃老三拿来的那些肉的时候，总有一种问心有愧的感觉，因为不能拿回去给妈妈和妹妹吃。

    这个暑假打了工，一定要给妹妹买布做件春装。她自己老穿哥哥的旧衣服，被人笑话，所以她决心不让妹妹尝那种滋味。她还要给妹妹买双半高统的胶鞋，这有点奢侈，但妹妹想那种胶鞋想了很久了，她从妹妹看人家胶鞋的眼光里可以读出妹妹的心思。

    她哥哥还欠队里口粮钱，她希望用暑假做工的钱还上一部分。知青在农村没吃的，有时就会出去偷鸡摸狗，把贫下中农田里的菜、笼里的鸡偷来做了吃。很多地方的知青已经跟当地的农民结下了仇，经常打起来。有时几个村的农民联合起来打知青，几个队的知青联合起来打农民，搞得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前不久，她哥哥被农民打伤了，脸上身上都是一道道伤。她哥哥说自己真是命大福大造化大，因为那次一同被打的人，差不多个个都伤筋动骨了，有几个打得瘫在床上，是别人抬回来的，只有他那个小队的几个知青，因为跑得快，只受了皮肉伤。

    那次一同被打的知青和他们的家长在K市碰了个头，商量怎么办。被打的知青都说这次完全是当地农民不对，他们什么都没偷，是农民认错了人，问也不问，就围住他们，用扁担、千担、铁锹什么的把他们痛打一顿。那些农民就是恨知青，觉得知青来了，把他们本来就不多的工分夺走了一部分，还闹得鸡犬不宁，所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打知青。知青告到大队和公社，但大队和公社根本不处理。

    那次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到地委去告那些农民。被打的知青和他们的家长找了无数路子，地委才答应派人接见他们一下，听听事情经过。

    那天晚上，静秋也跟去了，因为妈妈身体不太好，哥哥又受了伤。一行人到了地委大院，见大院门口是荷枪实弹站岗的卫兵，有些人先自胆怯起来，几个伤得不重的就打退堂鼓了。静秋一家跟着那些坚定不移分子进了地委大院，地委派个人出来接待他们，叫他们在一个会议室等候，说地委书记还在开会。

    等了好几个钟头，还没见到地委书记。不知道是谁探听到了消息，说地委书记正在陪什么人吃饭喝酒，有点喝醉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来接见咱们。

    静秋听到这个消息，无缘无故地想起老三的爸爸，听说也是个大官。她心里涌起一股恨意，原来当官的真的是这么高高在上，草菅人命。会议室里躺着几个打得不能动的知青，还坐着一群被打得鼻青脸肿、断胳膊断腿的知青，加上他们心急如焚的父母，而这个地委书记居然还有心思喝酒吃饭。

    她知道K地区只有一个军分区，而老三的爸爸据说是军区司令，那他爸爸管的地盘肯定比地区更大。她想象老三就是住在一个有背枪的卫兵站岗的大院内，他的未婚妻肯定也是那个大院的，他的父亲肯定也是那种说话官腔官调的人，一开口就象作报告一样：“啊，这个这个----。”

    她想起大嫂说过，当官的我们高攀不上，她懂大嫂的话，但只有亲眼看到过地委大院了，才有了切身的体会。老三跟她根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两个世界的人。现在她坐在那里等地委书记，感觉就象是在等老三的爸爸一样，满心是愤懑和不平。为人不做官，做官是一般，老三的爸爸肯定也是这样对待平民百姓的。

    又等了一会，好几个家长害怕起来了，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圈套？让我们在这里坐着，他们去搬兵，待会把我们全部都抓起来了，不用别的罪名，就加个“冲击革命政权机构”，就可以把你扔进监狱了。

    这一说，在场的人都紧张起来了。静秋的妈妈也说：“我们回去吧，别人可能还当得起这个帽子，我们这种人家，是再也经不起这顶帽子了。打了就打了，自认倒霉了，我们还能指望地委书记把那些农民抓起来？怎么说知青也是到农村去接受农民再教育的，农民要用扁担再教育你，怕是也没办法了。”

    静秋最恨妈妈的胆小怕事，她坚持要等下去，说如果你害怕，就让我在这里等。静秋的妈妈无法，只好陪着等。最后终于等来了一个干部，并不是地委书记，不知道是个什么干部，反正说是代表地委的。知青和家长把情况说了说，那人刷刷地记了一通，就叫大家回去了。

    后来就再没听到任何消息。静秋的妈妈自我安慰说：“算了，就这样了吧，至少没把挨打的知青抓去，没受处罚。”然后含着眼泪把伤还没好的哥哥送回乡下去。可能哥哥队上的人听说了告状的事，有点害怕，就照顾哥哥，让他看谷场，比下田轻松，但一天只能挣半个劳动力的工分，估计年终需要更多的钱去还口粮钱了。

    所以暑假的第一天，静秋就叫妈妈带她去找“弟媳妇”那当居委会主任的妈，想找零工做。母女俩一大早就去了“弟媳妇”家，等在那里。“弟媳妇”叫李贵阳，大家叫他妈李主任。静秋实在有点愧见“弟媳妇”，因为两人一个班的，平时见了面，话都不说，现在却要求上门来，请他妈妈帮忙。

    静秋的妈妈教过李主任的大儿子，所以李主任对妈妈很客气，让静秋的妈妈先回去，说我会给你女儿找工的。静秋也只是每年让妈妈引见一下，所以也叫妈妈回去，妈妈回去后，静秋就等在那里。

    那些需要零工的工厂企业，会派他们那边管事的人到李主任家来要工，大家都把工厂那边派来的专管零工的人叫“甲方”。

    “甲方”一般在早上九点以前就来要人了，找零工的人，如果过了九点还没找到工，那天就算废了。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找到一个工，就可以做好几天，等到那个工程告一段落了，零工们就又到李主任家来，等着找新的零工做。

    那天跟静秋一起等在那里的还有一个老婆婆，不知道多大年纪，反正牙都掉光了。静秋认识她，以前在一起打过零工，别人都叫她“铜婆婆”，大概是姓“董”，但因为她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外面做零工，静秋就觉得她应该是叫“铜婆婆”。

    听说“铜婆婆”的儿子挨斗的时候被打死了，媳妇跑了，留下一个刚上学的孙子，该“铜婆婆”照看。静秋想都不敢想，如果“铜婆婆”哪天死了，她那个孙子该怎么活下去。

    坐了好一会，才看见一个“甲方”来要人，说是需要壮劳力，因为是从停在江边的货船上把沙卸下来，挑到岸上去。静秋自告奋勇地要去，但“甲方”看不上她，说他不要女的，女的挑不动沙。李主任叫静秋莫慌，说等有了比较轻松的工再让你去。

    又坐了一阵，来了另一个“甲方”，这回是要打夯的，静秋又自告奋勇，但那个“甲方”也不要她，说她太年青，脸皮薄，打夯是要大声唱歌的。静秋说，我不怕，我敢唱。“甲方”就说你唱个我听听。静秋觉得那人有点流里流气的，又碍着“弟媳妇”在旁边，就不肯唱。

    “甲方”说：“我说了吧？你根本不敢唱，这活只能找中年妇女干，人家那嘴，什么都唱得出来。”

    “铜婆婆”说：“我敢唱，我也会唱。”当即就瘪着嘴唱起来，“尼姑和尚翻了身，嗨，吆呀霍呀，日里夜里想爱人，也呀吗也吆霍呀----”

    静秋一听，那唱的什么玩意啊，都是男男女女的事，虽听不太懂，但是也知道是有关半夜里女想男、男想女的事的。她想自己肯定干不了这活，只好看着“铜婆婆”金榜高中，欣欣然地跟“甲方”去了。

    那天一直等到十点都没等到工，静秋只好依依不舍地回去了。呆在家里一天没工做，真是如坐针毡，就象有人把一块二毛钱从她口袋里掏走了一样，只盼望第二天快快到来，好再到李主任家去等工。

    一直等到了第三天，静秋才找到一份工，还是那个挑沙的工。“甲方”说前几天找的人，好些人都挑不下来，逃掉了，所以他只好又到李主任家来招工。静秋央求了半天，“甲方”才答应让她试试，说如果你没干到一天就跑掉，我是不会付你半天工钱的。静秋连忙答应了。

    找到了工，她感到心里无比快乐，好像已经有一只脚踏进了共产主义一样。她跟着“甲方”来到上工的地方，刚好赶上零工们在休息，全都是男的，没一个女的。那些人见她也来挑沙，都很惊奇。有一个很不友好地说：“你挑得少，我们就吃了亏，等于要帮你挑，你还是找个计件的工去干吧，干多得多，干少得少。”

    另一个好心点的提醒说：“我们都是两人一组，一个跳下船，一个挑上坡的，一个人又挑下船又挑上坡还不累瘫了？谁愿意跟你一组？跟你一组不是得多挑几步路？”

    静秋淡淡地说：“你莫担心，我自己跟自己一组，我不会挑得比你们少的。”

    “甲方”说：“那你就在这干着再说吧，不行就莫硬撑着，压坏了没劳保的。”

    有个认识她的说：“你妈是老师，你还贪这点小钱？”

    还有一个见“甲方”走了，就流里流气地开玩笑说：“大夏天的，有你一个女的在这里真不方便。待会干得热起来了，我们都兴把衣服裤子脱了干的，你到时不要怕丑啊。”

    静秋不理他们，心想你脱的不怕丑，我看的还怕丑了？她只埋头整理自己的箩筐扁担。开工时间到了，她跟着一群男人下河去。货船跟河岸之间搭着长长的跳板，只有一尺来宽，踩上去晃晃悠悠的。下面就是滔滔的江水，正是夏天涨水季节，江水带着泥沙，黄中带红，看上去尤其可怕，胆子小的人可能空手都不敢走那跳板，更莫说挑一担沙了。

    很久没挑担子了，刚一挑，觉得肩膀痛。幸好她的扁担跟随她多年，是根很好用的扁担，不太长，而且很有韧劲，挑起担子来忽闪忽闪的。会挑担子的人都知道，如果一根扁担不能忽闪，直杠杠的，挑着就很累，如果一根扁担能忽闪忽闪的，就可以和着你走路的节奏，晃晃悠悠，使你觉得担子轻了不少。

    那一担沙，少说也有一百来斤，静秋挑着沙，从窄窄的跳板上走过，觉得跳板晃荡得可怕，生怕一脚踩空掉到江里去。她会游泳，但江边的水下都是乱石头，掉下去不会淹死，但肯定会被石头撞伤撞死。她不敢望脚下，只平视前方，屏住呼吸，总算平安走下了跳板。

    下了船就是上坡，接近河岸的一段还比较平坦，但再往上，坡就很陡了，空手爬都会气喘吁吁，挑着担子就可想而知了。现在她比较明白为什么其他人要结成两人一组了，因为刚经过了跳板那一吓，现在已经手脚发软，如果有人接手挑上坡去，那挑下船的人就可以空手往货船那边走，暂时歇息一下。但如果是一个人挑这全段路程，就只能一口气挑到目的地。

    静秋没人搭伙，只好一个人挑。挑了两趟下来，身上已经全汗湿了，太阳又大，又没水喝，简直觉得要中暑晕倒了。但一想到这一天挑下来就有一块二毛钱，尤其是想到这两天找不到工时的惶惑，就咬紧牙关坚持挑。

    那一天不知道是怎么熬过去的，等到收工的时候，静秋已经是累瘫了。但回到家里，还要装出一幅很轻松的样子，不然妈妈又要担心。她那天实在是太累了，吃了晚饭洗个澡就睡了。

    第二天，她一大早就起来了，那时才感到昨天的疼痛真不算什么，现在才真的感到浑身酸痛了，两个肩膀都磨破皮了，痛得不能碰衣服。后颈那块，因为要不断地换肩，也磨破皮了。两条腿更是无比沉重，脸和手臂晒破了皮，洗脸的时候，沾了水就痛。

    静秋的妈妈见女儿起来了，连忙走过来劝她别去了，说：“你太累了，昨晚睡觉哼了一夜，今天就别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