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我们之间出了问题（图）
我刚想念出这两个字，梁二竖起手指，示意我不要说话，同时他托着我的手的那只手把我的手合上了。岳子清又去外地了，这次是出国，时间比前几次都要长，预计十天左右，我和苗苗又可以无所顾忌地待在一起了。我们出双入对、形影不离，晚上在苗苗家过夜，有时候也去我家，白天活动在新华二村或者在苗苗家，在苗苗家的时候更多一些。
我们仍然吵架，但由于有了上次的教训，每到关键时刻我便压抑住了自己，正如苗苗所说的，吵架伤害感情。但有事不吵，憋在心里也不是一个办法。大约从这时候起我们学会了冷战。虽然整天厮守在一起，吵架也不过分，但我们相处远没有以前那么亲热了，甚至做爱的频率都降低了。我的感觉不太好，意识到和苗苗之间出现了问题。
一天，苗苗去上课时我给梁二打了一个电话，让他练功的时候看一看我和苗苗的信息。第二天梁二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信息不太好，好像要出什么事。
我很紧张，问梁二：“有没有破解的办法？”
他犹豫了一会儿说：“有，就是有点像迷信，你不妨试试，有没有用就不好说了。”然后他安慰我说：“信则灵嘛。”
梁二的办法是找一盆兰花，放在苗苗家客厅里的东北方向。
我想了想，对梁二说：“苗苗家客厅的东北角上有一只书橱。”
梁二说：“对，就是那个地方，信息很不好，你找一盆兰花放在书橱的顶上也许能够镇住。”
后来我对苗苗说了这件事，她也没表示任何异议，我们之间出了问题苗苗也是承认的。
她说：“只要能不吵架就行。”
兰花并不难找，我妈在阳台上养了不少花草，其中就有几盆兰花。我选择了一盆长势旺盛的，连盆带花装进一只塑料袋中，外面再套一只塑料袋，然后拎着坐车去了东文。我踮起脚尖，托着花盆放到苗苗家客厅里书橱的顶上，然后向后退。我看了又看，觉得兰花放在那儿挺合适，一点儿也不难看。
我对苗苗说：“书橱的顶上本来就该放一盆兰花的，你说是不是？”
她用眼睛瞟了瞟，没有说话。
自从苗苗家书橱的顶上放了兰花以后，我镇定了许多。梁二告诫我“信则灵嘛”，我岂能不信呢？有了这盆兰花驱邪，有了它的保佑，我和苗苗定能克服难关，继续交往下去。
苗苗自己也说：“两个人在一起是需要时间磨合的。”
我和苗苗商量，请我的朋友来她家里吃顿饭。我的朋友自然是指梁二、老冉、小夏这帮人，吕大元、马松这些东文的朋友苗苗是不会请的，我也没有提。于是一天下午我们去了菜场，买了很多的蔬菜以及肉食，我跟着苗苗大包小包地拎了回去，把冰箱填得满满的，结果冰箱的门都关不上了。苗苗将冰箱里的食品重新调整一番，冰箱门这才关上。她的意思是，要么不请，要请客就得像那么回事，这样的态度我自然十分欣赏。
第三部分侥幸逃过一劫（图）
一支歌五毛钱，这帮人轮番上去，无不唱得声情并茂、哀怨不已。当天晚上我们是回我家住的。我妈有心脏病，睡觉以前要把电话听筒拿起来，以防半夜三更有人打电话。第二天早上，我妈刚放好电话，电话铃就响了，是找我的。
我妈说我还在睡觉，对方说：“赶紧把他叫起来，出事了。”
于是我妈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我穿着短裤去客厅里接电话。
打电话的人说：“我是吕大元，苗苗是不是在你那儿啊？”
我说：“是啊。”
吕大元说：“赶紧叫她起来，她家里出事了。”
我问：“出了什么事？”
吕大元说：“火灾，我打你家的电话打了半夜，现在才打通。”
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吕大元说：“你们赶紧过来吧，详情来了再说。”
于是我回到房间里，摇醒了苗苗，告诉她她家失火了，然后两个人飞快地穿好衣服，就出门直奔东文去了。
当时大约七点刚过，正值上班的高峰时间，车很不好打，我们只好来到一块站牌下和上班的人一起等公交汽车。幸亏有一路车可以坐到东文门口，我和苗苗拼命地挤上去，到达东文时已经七点半了。天已大亮，但校园里并无多少行人，一派清晨的新鲜景象，从校门口到苗苗家这条路我走过无数次了，但从来没有在这样的时辰和光景中走过，感觉不免有点异样。隔着空旷的篮球场和那栋二层小楼我们终于看见了苗苗家的窗口。
以前，每次我送完苗苗回家，路经篮球场都会回头张望，苗苗家的窗口映出橘黄色的灯光，是那么的温暖和亲切。而此刻，我又看见了那窗口，黑洞洞的，就像煤窑一样，我的心不觉向下一沉，心想，完了完了，这下可真的完了。那煤窑一般的窗口提醒了我，这会儿绝不是在做梦，苗苗家真的失火了。
我们上楼，来到苗苗家门口，只见大门向里倒在地上，门前一片狼藉，满地都是玻璃和木头碎片，还有水。客厅里黑黢黢的，两个人影站着不动，只是眼白反射着一点亮光。后来我才看清，是吕大元和他的老婆李茜。
吕大元对我们说：“你们来啦，唉唉——”
我辞不达意地回答：“谢谢你们，谢谢李茜。”
苗苗自然也看见了吕大元夫妇，但她没有和他们打招呼。进门后苗苗马上钻进了自己的房间，出来后又进了岳子清的房间。
再次出来后她说：“还好，两张琴没有损失。”
据吕大元说，东文的一位年轻老师夜里睡不着觉，出来转悠，无意间闻到了一股烟气，他顺着这股烟气一路嗅过去，直到苗苗家门口，烟气变得更加浓烈了。年轻老师把耳朵贴在门上，居然听见了里面劈劈啪啪的声音，另外防盗门的温度也很不正常，他意识到出事了，于是拼命打门，里面毫无反应。邻居们自然也被闹腾起来，大家一合计，决定拨打119。谁都知道岳子清去了国外，只有苗苗一个人在家，他们认为这会儿她仍在里面，八成已经被浓烟熏昏过去了。消防人员用太平斧劈开了苗苗家的大门，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搜寻了很久，没有发现苗苗，也就是说她没有睡在家里，因此性命无忧。大伙儿这才放下心来，散去了。
这件事，要看怎么看了。事后我想，如果岳子清通情达理的话应该感谢我才是，由于我的原因，苗苗没有睡在家里，而是跟我去了我家。如果她睡在家里，冰箱自燃（后来被认为这是失火的原因），又没有明火，只产生大量的毒烟，被熏昏乃至被呛死是完全可能的。当消防人员踢开房门进入苗苗的房间，发现里面有一具尸体，那该是多么的可怕啊。如果当天晚上我也陪苗苗睡在她家，那发现的就是两具尸体了。当然啦，如果苗苗睡在家里，当冰箱自燃时或许能够及时发现，立刻采取措施也不至于会有这么大的损失。总之，各种可能性都有，要看岳子清怎么去设想和认识了。他如果真爱自己的女儿一定会为苗苗睡在我那儿而感到十分侥幸的。
这些话，我很想告诉苗苗，但当时没有机会，自从听说她家失火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苗苗整个人就像是僵住了，面无表情，眉心的那道竖纹又皱了起来。她根本搭理我，从她的态度看明显是在责备我，苗苗肯定认为，如果不是睡在我那儿，失火的事就不会发生。她肯定是这么想的，我不免感到很难过。
不幸中的万幸，苗苗平时有随手关门的习惯，因此冰箱自燃时她的房间和岳子清的房间门都是关着的。苗苗的房间虽然关了门，但上面的气窗没有关，黑烟由此进入，损失比岳子清的房间要大。苗苗房间的四壁尤其是顶上和客厅一样，被熏得漆黑。岳子清的房间因为消防人员的闯入碰碎了衣橱上的镜子，另外墙壁和顶上亦有丝丝缕缕的烟迹，但不是很严重。
最可怕的是客厅，包括厨房、卫生间一团漆黑。冰箱烧得只剩下了一个铁壳，前一天我们采购的准备请客的食品自然已经烧熟了，甚至熟得过分，成了无法食用的焦炭。书橱的一侧也被烤煳了，幸亏没有烧起来。冰箱所在的地板，大约两尺见方的范围也都煳了，它的上面，客厅的吊顶上烧出了一个大洞，差一点没有烧穿殃及楼上。墙上的那面塑料挂钟已经变形，呈椭圆形状，中间缩进去一大块，吕大元开玩笑说，就像是达利的钟。另外，电视、沙发、吊灯、桌椅一概都是黑乎乎的，蒙着一层烟垢，其损失程度目前还无法知道。
置身于这暗无天日的环境中，我和苗苗一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吕大元提醒我们说，赶紧给冰箱拍照，留下证据，以便将来向厂家索赔。照相机苗苗家就有，但没有胶卷，于是我下楼去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胶卷，这时校园里的路上开始出现了三五成群的学生，正往各个教室走去，准备上课。我买完胶卷回到苗苗家，吕大元夫妇已经走了，苗苗正在收拾。我装上胶卷绕着冰箱的残骸前前后后地拍了一通照片，闪光灯频闪，犹如闪电射入了黑暗的洞穴。
第三部分几位校领导视察“灾情”
来了几位校领导视察“灾情”，在他们的指示下我去东文的一个工地上联系建筑队。中午左右，来了几个工人，开始粉刷墙壁。他们抬起家具，集中在房间的中间部位，然后铲墙，木工开始换门，电工更换客厅里烧坏了的电表，总之一帮人忙活起来。但家具和所有物品上的烟尘得我们自己动手清理。
我和苗苗一面照应工人，一面擦拭烟尘，工作量异常巨大，李茜和马松的老婆都跑过来帮忙，人手仍嫌不够。我打电话给老冉、小夏等朋友，告诉他们苗苗家失火了，让他们有时间过来帮忙。随后的几天里这些朋友都抽空过来过，有的来了还不止一次，无一例外，来了以后都投入到了擦拭烟尘的劳动中去。
小夏毛遂自荐，负责卫生间，当他擦出第一块瓷砖后不禁兴奋地叫喊起来。所有的人都停下手上的活儿，跑了过去，只见漆黑一片的墙壁中间一块四四方方的瓷砖雪白耀眼，就像是刚刚镶嵌上去的一样。
小夏说：“我看见了希望！”
烟尘无孔不入，除了家具外部和贴瓷砖的墙面这些大的面积外，所有细小的物品和拐角都被熏黑了，都得一一擦拭。碗橱里的每一只碗，每一只碟子、调羹，书橱里的每一本书，每一本书的封面、封底以及书脊，都得擦拭或者清洗。还有橱柜上的每一只抽屉，抽屉里的瓶瓶罐罐以及杂物，所有这些物品都形状不一、大小不等，分别拥有许多个面，一概都沾染了烟尘。于是，苗苗家厨房里的水池流水不断，一批批的东西被送进来清洗、擦干。有的东西可以用水洗，有的则不能，得干擦。苗苗的位置基本上在水池边上，洗涮个不停，我则端着一只脸盆，不断地进出卫生间，换水、搓抹布。后来苗苗开动洗衣机，洗被罩、床单、衣服，水池的位置就由我占据了。
我越洗越来劲，去商店里买来各种洗涤剂、洁厕灵、去污粉、钢丝刷，用以对付被浓烟熏烤的严重区域、物件包括上面的长年污垢。我发现，有一种叫作威猛先生的强效清洁剂最管用，我拿着威猛先生到处乱喷，然后赤手抓着抹布擦拭，再在水池里搓抹布。此种清洁剂是强酸，明知如此，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结果几天下来，我使用的抹布更换了几十块（被威猛先生所腐蚀，搓几次就分崩离析了），一双手也变得粗糙无比。右手的一个手指开始发炎，指甲盖可以掀开，下面的皮肉已经化脓。
我给苗苗看我的伤口，对她说：“我的手烂了。”
她面无表情地瞟了一眼，说：“不是有塑胶手套吗？谁让你不戴的？”
我的确没有戴塑胶手套，一来戴上干活不方便，二来，既然已经溃烂，再戴手套也已经晚了。我心里想，既然你不心疼，我自己就更无所谓了，在伤口上贴了一块创可贴，我就又下水干活了。说实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已经是十一月份的天气了，气温大幅度下降，一双手整天浸泡在冷水里不免麻木不仁。塑胶手套是我从商店里和那些洗涤用品一块儿买回来的，看见苗苗戴着它干活我觉得已经物尽其用了。
晚上我们回我家里住，苗苗家即使现在想住也没有这个可能。我们干活要干到十一点多，才开始动身回我家，狼吞虎咽地吃完我妈为我们准备的饭菜，就上床睡觉了。由于劳累，睡得很沉，两个人一宿无话，睡姿是背靠背的。自从苗苗家失火直到重新粉刷完毕，有一周的时间我们没有做爱，连肌肤相亲也没有过。一贯喜欢裸睡的苗苗现在睡觉时总是穿着棉毛裤，连上衣也是长袖的。我们睡在一起隔着彼此的衣服，但我能够感觉到苗苗的身体所透出的那股热乎乎的气息，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朱晔，即使是朱晔，临睡前我们也会互相抓挠一番的。
苗苗显然在生我的气。这气生得恰是时候，因为她家失火了，她家失火了，就有充分的理由生我的气了，而我则不便发作。
我上了闹钟，每天一早，天还黑着，当闹钟响起我便立刻起身，去厨房里准备早餐，煎鸡蛋、热烫饭什么的。早饭准备好以后这才叫苗苗起床——为了让她多睡一会儿，然后两个人匆匆吃完早饭就出门去了，去站牌下等公共汽车。
第三部分苗苗的第一个男朋友
一次车到站后向前滑行了一段，在站牌前面二三十米的地方停下来，等车的人争先恐后地跑过去，苗苗夹在他们中间，也在向前跑。她只顾一个人跑，没有招呼我，就像我根本不存在一样，我向前跑了几步，突然觉得很无趣，就没有再跑了。那天我是乘随后的一辆车去东文的。
到苗苗家以后，我颇感委屈地对苗苗说：“你也不招呼我一下，也不拉着我一起跑。”
她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乎这些！”
是啊，现在的确是非常时期，她家失火了，但正因为是非常时期，在我的想象中两个人应该更加团结，关系更加亲密，那才叫同甘共苦啊。这番话我没有说出口，因为知道一说又要吵架。
有时候准备好了早饭，叫苗苗时她不肯起来。
她迷迷糊糊地说：“你先过去吧，我再睡一会儿。”
我从苗苗的衣服口袋里掏出她家大门的钥匙，就先去了东文。之所以要去那么早，因为工人一早就到，要用钥匙开门，再说他们干活的时候房子里也不能没有人呀。我紧赶慢赶，有一次还是去迟了，几个工人已经带着工具等在门口了。
他们对我说：“要是你们家还不来人的话我们就走了。”
粉刷房子的那一周里，我和苗苗可谓起早贪黑，累得筋疲力尽，后来我对朋友们说：“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辛苦！”这是实在话。
中午我和苗苗吃盒饭，一般是我下楼去学校门口买，盒饭很便宜，但我们吃得很香。中午时分，房子里静悄悄的（工人们也去吃饭了），阳光透过朝南的窗户照在刚刚粉刷的墙壁上，家具、垃圾以及工人干活的工具四处放置，一概也是静悄悄的。我和苗苗埋头吃饭，也不交谈。苗苗仍然在生气，憋着一股劲，我也表情严肃，只听见稀里哗啦扒饭和咀嚼的声音。
一天马松让我们去他家里吃午饭。吃饭以前我们走进马松的画室，看他最近画的画，苗苗刚刚踏进门，一秒钟不到就转身走了出来。她的反应很奇怪，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直到后来苗苗才告诉我，马松正在画的那个人是张向东，也就是苗苗的第一个男朋友，马松的学生。
那天我们在马松家吃了饭，苗苗还在他们家洗了个澡，从卫生间里出来时她就像换了一个人，脸上的烟尘不见了，头发也洗过了，湿漉漉地披在肩上。苗苗越发地显得光鲜可爱，只是干活时穿的那身衣服没有换，上面满是烟尘灰土，皱巴巴的。我们干活时穿的衣服直到全部工程结束以后才被换了下来。
四壁铲平后开始粉刷、上涂料。沿墙四周的地板上铺了一圈报纸，以防涂料滴落下来弄脏地板，但完全不弄脏地板是不可能的。当墙壁粉刷完毕，家具基本归位，苗苗家的地板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涂料、石灰以及油漆的痕迹。最后两天我主要的工作就是清除这些痕迹。我动用了抹布、拖把、铲子、小刀等等工具，一块块地清理，一条地板一条地板地清理，干这活儿时我蹲下身子，一只手撑着地板，几乎是趴在地上的。两天以后我的腰疼得都直不起来了，就像断了一样，但我还是挺了过来。
经我清理过的地板焕然一新、洁净无比，只是在阳光的照耀下从某一角度看时才会发现颜色不太均匀。苗苗家的地板原本是棕黄色的，我清理过的地方则呈现出一块块淡白色的痕迹。
如此加班加点，不惜体力，目的是为了在岳子清回来以前完成所有的工作。从苗苗家失火到岳子清回来只有一周的时间，在这一周里居然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苗苗家的四壁重新铲过了、粉刷过了，家具搬回了原处，烧坏的冰箱抬走了，下面的几条地板也重新铺过了，所有的瓷砖和家具外面的烟尘也擦洗干净了。甚至抽水马桶的垫圈也擦得锃亮，马桶内外洁白耀眼。那些沾有烟尘的零碎物件，能扔则扔，能洗则洗，能擦则擦。客厅里的饭桌和几把椅子我也用湿抹布反复擦过，桌椅的每一条腿，每一条腿的每一个面都擦到了。从苗苗家运出去的垃圾足足装了四五十个编织袋，工程总量和装修一套房子也差不了太多。总之，当岳子清踏进家门，定然会觉得眼前一亮，粗粗一看还以为他不在家的时候搞了一次装修。自然不能细看，仔细一看，那些隐藏在角落里隐蔽处的烟灰和焦煳痕迹便会暴露出来。
第三部分这次多亏了苗苗和徐晨
最后一天，也就是岳子清回家的日子，他从上海打来电话，告诉苗苗下午到南京。
我非常紧张，问苗苗说：“我是不是留在这儿？”
苗苗说：“随你的便。”
她越是这么说我就越是觉得应该留下来，一来苗苗也很紧张，二来，岳子清到家以前仍有很多清理工作要做（清理工作是无止境的，越是干得多就越能感觉到这一点）。后来江北来了，他看出我和苗苗都很紧张，同时也担心岳子清猛然得知家里失了火会受不了，于是自告奋勇地去东文门口迎接岳老师。他的想法是把对方截住，在从校门口到苗苗家的这段路上告诉他失火以及装修等等的情况，好有一个过渡。若是岳子清懵懵懂懂地走进东文，碰见邻居或是熟人，告诉他他家失火了，那就太突然了。
江北掐好时间，提前半小时去了学校门口。他走后的这段时间里我感到非常不安，缓解压力的办法只有埋头干活，因此当岳子清在江北的搀扶下走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客厅里擦一只吊灯的灯罩。灯罩被我从吊顶上取下，夹在两腿之间，由于结构复杂，可擦的地方有很多。
他们进来的时候，我站起身来和岳子清打了个招呼，岳子清微微点头，应了一声，我就又蹲下去继续擦灯罩了。苗苗忙着去厨房里泡茶，江北像主人一样，招呼岳子清坐下。
他说：“岳老师，你坐呀，坐呀。”
看岳子清的神情，并没有惊慌或者气愤的意思，甚至还有一点高兴。他很宽厚地微笑着，由江北领着去几个房间里看了看，然后回到客厅里，在沙发上坐下来。他和江北说着话，说的自然是失火的事。苗苗泡好茶，也在岳子清身边坐下了，她“爸爸，爸爸”地叫着，显得十分亲热，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看见苗苗的笑容我心里不禁一动，意识到她已经有整整一个星期没有笑过了。
还是江北对我说：“徐晨，你也歇歇吧，别擦了，过来喝茶吧。”
后来江北告诉我，他在东文门口截住岳子清，对他说：“岳老师，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不要着急啊，事情已经处理完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一场虚惊，两张琴完好无损，苗苗也毫发未伤……”说完这些，江北这才告诉岳子清他家里失了一次火。
此刻，在苗苗家的客厅里，江北对岳子清说：“这次多亏了苗苗和徐晨，他们干了整整一个星期了。”
岳子清转向我，说道：“多谢多谢。”
我说：“没什么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有些语无伦次。
我希望江北对岳子清说：“幸亏失火那天晚上苗苗是住在徐晨家的，否则没准会闹出人命来。”但他没有说。
我们一行四人，下楼去学校外面吃饭（苗苗家暂时无法开伙）。从校园里经过时，岳子清碰见不少熟人和同事，他们和他热情地打着招呼，关切地询问火灾的情况。
他们说：“你终于回来啦！那天半夜消防车开进来，拉着警笛，我的乖乖，嚇死人了……”
岳子清敷衍道：“没事了没事了，现在已经没事了，我们以后再谈。”
说话的人一面说，一面打量着走在岳子清边上的苗苗和我，尤其是我。我在想，作为岳子清家未来的女婿我算是正式亮相了，但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是以现在这种方式亮相，借助于一场惨烈的火灾。
我们在东文对面一家新疆人开的拉面馆里吃了拉面，之后江北陪岳子清先回去了，我和苗苗去了新街口，采购东西。
火灾以后，苗苗家需要添置的东西很多，冰箱不说，客厅墙上的挂钟、吊顶上顶灯的灯泡都得重买。新街口一带的商店九点半关门，我和苗苗逛了大约两个小时，去了四五家商场。在新百大楼里我们上上下下地跑了好几趟，苗苗挑选一盏台灯的时候，我在一边等她，由于体力不支，索性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后来一阵睡意袭来，我竟然靠着货架睡着了。虽然睡着了，但还有部分意识，感觉到有很多人在身边走动。我紧紧地攥着购物袋，一面打着盹，一面意识到有人在看我。他们肯定觉得我睡在这里很奇怪。我穿着清理房子时的“工作服”，上面沾满了烟灰污垢，这些人想必把我当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苗苗走过来把我摇醒，我的手里又多出了一个盒子，里面装着她刚买的台灯。然后我们乘电梯，向卖衣帽的四层而去。
苗苗身上的“工作服”也没有换下来，她所有的衣服都洗了，晾在家里的阳台上。接下来的任务是给苗苗买衣服、裤子，好让她换上。女孩儿买衣服向来繁琐，总是看了又看，比较了又比较，以前，我就不喜欢和女孩儿一起逛商店，并且落下了一个毛病，就是一到新街口就头疼。但这回我没有头疼，大约是因为过于疲劳注意力转移了。
我尾随苗苗在灯火辉煌的店堂里走来走去，路过一截截柜台、一根根墙柱。那墙柱是四方形的，每一面都镶嵌着镜子，不免使店堂增添了几分纵深感。苗苗每走过一根墙柱，都要打量镜子里的自己，她尽管穿着肮脏的“工作服”，看上去还是那么的美丽，也许正因为穿着“工作服”才显得如此的生动和卓尔不群吧？想想看，像她这么漂亮的女孩儿有谁会穿得那么邋遢呢？就是苗苗，也不经常有这样的机会呵。
这时苗苗对我笑了笑，整整一周，这是她第一次对我笑，难免有点不好意思。苗苗突如其来的笑容和破涕为笑有点类似，我心里温柔的一团一下子就被点着了。
第三部分吵架也没有关系
我对苗苗说：“你笑了。”鼻子一酸，几乎要哭了。
她白了我一眼，脸上的笑容并未退去。
苗苗问我：“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
我说：“好看，你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实际上我根本就没看清她试穿的那件衣服，但我说好看也是没错的。
直到新百关门，我们这才提着大包小袋乘电梯下去了。在街边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我们满载而归地回了东文。
走在校园里的林阴路上，我对苗苗说：“你今天才笑，整整一个星期，你为什么不笑呢？对我老是挂着脸。”
苗苗说：“那又怎么样？我爱笑就笑，你管得着吗？”说这话时她的笑容已经收敛，恢复了以前冷淡的表情。
我说：“你怎么啦？我不过是问问而已，觉得有点奇怪罢了。”
苗苗说：“你烦不烦啊？”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苗苗说：“没什么意思，哪来的那么多的意思！”
于是我们又开始争吵，一直吵到了苗苗家楼下，苗苗来势汹汹，和失火以前相比判若两人。她倒是没有口吐污言秽语，却气焰高涨，说话的声音大得不得了。
我有点发蒙，说：“你能不能声音小一点？”
苗苗说：“不能！我看你真是有毛病！”
江北大约听见了吵闹声，从楼上跑下来，他对我们说：“哎哎，别吵啦，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岳老师刚刚回家……”
苗苗安静了一会儿，大概是因为江北在场，但她的眼睛一直瞪着我，我感到苗苗正攒着一股劲。
江北见我们都不说话，便说：“那我先把东西拿上去了，你们说两句就算了，岳老师在等苗苗，说两句赶紧上去吧。”
他提着我们采购的东西上楼去了，苗苗又开始指责我，她越说越激动，突然当胸给了我一拳。打得并不疼，苗苗的力量毕竟有限，我只是觉得非常吃惊，苗苗竟然动手打人了。我转身就走，心里感到非常委屈，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苗苗在后面喊道：“喂喂，你干吗跑啊？”大概也觉得自己过分了，一面喊一面追了过来。
我虽然走得很快，但并没有跑，实际上我是希望苗苗追上来的。她没费多大劲就追上了我，我们又站下来说话，苗苗的火气小了很多，甚至还有一点道歉的意思。
于是我说：“我们走走吧。”
我们离开了苗苗家楼下，转到东文食堂的后面，站在阴影里又说了很久。这次主要是我在说，苗苗面无表情地听着。我回忆了我们的交往，分析了争吵的原因，作了自我批评，甚至还展望了共同的未来，总之是长篇大论一番，不免觉得一吐为快。
最后，我竟然开起玩笑来，对苗苗说：“我打过你一巴掌，现在你打了我一拳，一报还一报，我们扯平了。”
苗苗黯然说道：“我不喜欢吵架，吵架伤害感情。”
也就是说，她是承认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我不禁有些激动，对苗苗说：“只要两个人真的有感情，吵架也没有关系，你就是再打我几拳也没事儿，反正你没劲，打人又不疼，只要你是真的爱我的，我感觉到这一点就行了。”
苗苗干巴巴地说：“我可不想打人。”
我还想再说点什么，苗苗不耐烦地说：“以后再说吧，我要回家了。”
第三部分当晚乘江轮去了四川
大约十天后，我收到了四川一家杂志社举办的笔会邀请，我征求苗苗的意见，问她我要不要去？我的意思是不太想去，参加笔会意味着和苗苗暂时分开。
苗苗说：“你还是去外面转转吧，散散心，反正我们家也没有太多的事情了。”
苗苗和岳子清已经把家里收拾得差不多了，除了冰箱没买，其他的事已基本料理完毕。岳子清正着手准备一次琴会，自从上次我去苗苗家参加琴会，已经有四个多月过去了。岳子清此次举行琴会大有灾难过后恢复秩序的意思，苗苗也想借机感谢那些失火以后前来帮忙的朋友，老冉、小夏、梁二自然都在被邀请之列。我因为参加笔会，所以没有去苗苗家。琴会是在我走后的第二天举行的，我虽然没有亲自到场，但几乎所有的老朋友都受到了邀请，不禁使我觉得很有面子。
临行这天，苗苗表现得依依不舍。我们在新华二村的房子里做了爱，之后，我就送苗苗回东文了。到了东文以后，苗苗很反常地要求送我回家，当时天色尚早，我就答应了。就这样她第一次送了我。实际上并没有把我送到家，在我家附近的那块站牌下，苗苗准备乘车回东文，我陪着她等了一会儿车。苗苗上车后通过车窗向我摆摆手，她显得依依不舍，可我怎么觉得苗苗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呢？她几乎掩饰不住自己的轻松愉快，就这么轻松愉快地离开了我，回东文去了。
侯小强也接到了笔会的邀请，我们结伴而行，当天晚上乘江轮逆流而上去了四川。
由于行程的缘故，我和侯小强早到了一天，第二天才正式报到。晚上，在宾馆餐厅吃饭时除了我们就只有负责会务接待的两个人，他们陪我们吃过饭也回家去了。我和侯小强酒足饭饱，步出宾馆，马上被几个蹬三轮车的围住了，问我们要不要车？
侯小强挥了挥手说：“我们不要车。”
自从住进这家宾馆，我就发现大门口总是聚集着一些蹬三轮车的，见有客人出来便围上去，问要不要车？无论远近，都是一块钱。吃饭的时候我们还和负责接待的人议论过这件事。
侯小强说：“就一块钱，怎么这么便宜啊？”
对方笑而不答，笑容不无暧昧。
这时我和侯小强顺着宾馆前面的大路已经走了约有一百米，发现仍有一辆三轮跟着。那蹬三轮的一面慢腾腾地蹬车，一面和我们搭话，无非是劝我们上车。
经不住蹬三轮的再三劝说，我们上了车，坐下后侯小强对蹬三轮的说：“我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你就领我们随便逛逛吧。”
蹬三轮的说：“要得，要得。”
过了一会儿侯小强问：“你们这里有什么好玩的嘛。”
蹬三轮的说：“什么好玩的都有，你们要耍啥子嘛？”
这时，侯小强的意图我已经有些猜到了，看见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我也不便再说什么，何况也没有商量的机会，除了信任对方我还能怎么办呢？事后侯小强告诉我，他见我一言不发还以为我是这方面的高手呢，正因为我如此的沉着他才会有恃无恐的。总而言之，我们是互相借胆。
蹬三轮的答应带我们去市里“最好耍的地方”，在我的想象中，那种地方一定很热闹，甚至灯红酒绿，我也的确想去看一看，见识一下。我觉得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进退余地的。可走着走着，我就觉得不对劲起来，四周越来越荒僻，柏油路变成了土路，灯光也越发的稀疏和遥远了。
侯小强对蹬三轮的说：“你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啊？”
对方说：“你们就不要再问喽，反正是好耍的地方。”边说边飞快地蹬车。
翻过一座水泥大桥，城市的灯火就完全看不见了，我们来到一大片稻田的前面。
蹬三轮的停下车，气喘吁吁地说：“到了。”
侯小强说：“这是什么鬼地方啊？”
我们下了车，只见前面的稻田十分宽阔，稻子已经收割过了，月光下可见一丛丛纠结的稻茬。隔着稻田远处有一排低矮的房子，门前亮着星星点点的彩灯，房子后面是黑黢黢的山峦的轮廓。蹬三轮的把车停在田边，将手指塞进嘴巴里打了一个唿哨，只见对面的房子前面人影晃动，一个人越过稻田跑了过来。
我们表示要回宾馆，蹬三轮的说：“耍好了再走嘛，我等你们，还是收一块钱。”
看情形即使我们执意要走，那蹬三轮的也不会搭我们的。这时来接我们的人已经到了跟前，是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我和侯小强身不由己地跟着他上了田间小路，向亮着灯光的房子而去。一面走我们一面回头张望，看见那蹬三轮的和他的车仍在身后的大路上，多少有些放心。我们随小伙子走进房子里。
这里的招牌是发廊，进去后发现工作台上只放了几瓶洗发水和化妆品，并无修剪头发的工具，甚至理发椅也没有一张。镜子倒是有一面，并且很大，镶嵌在一面墙上。有一截楼梯，通向上面的阁楼，除此之外房子里就只有一张长沙发了。我们进去的时候，沙发上坐着三四个女孩儿，见我们进来她们站起身，把沙发让给了我们。领我们进来的小伙子不知何时已不知去向，一个女孩儿给我们沏了茶。到了这会儿大家已经心知肚明，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第三部分聊起了发廊的生意
小伙子离开后，房子就只剩下了我、侯小强和几个女孩儿，压力顿减。侯小强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了，坐在沙发上呵呵地笑着，和女孩儿说着下流话，倒是女孩儿们有些紧张。侯小强和他们讨论了价钱、在哪里做等等的问题，然后随一个女孩儿爬上了阁楼。他在上面大声叫我，让我也上来看看。我上去后，发现楼上黑乎乎的，没有开灯，并且十分的低矮，有一个大通铺，上面放着好几条被子，都没有折。
侯小强问领我们上来的女孩儿：“你们就睡在这里？”
女孩儿说：“是啊。”
侯小强对我说：“这儿是她们的卧室兼车间，哈哈哈！”
之后，我们低着头，从楼梯上走了下来。侯小强在灯光下仔细地审视了一番房子里的三个女孩儿，然后领着其中最漂亮的那个又上去了，一路上都能听见他那开心的笑声。
他们走后，房子里就只剩下我和两个女孩儿了，其中的一个女孩儿冲我笑笑，抓起台子上的一串钥匙就过来拉我的胳膊。我不由自主地跟她走了出去，女孩儿领我来到房子后面，眼前出现了一个山坡。我们在隐约的山间小路上摸索前行，脚下起起伏伏的，后来我的眼睛对黑暗有所适应，发现不远处立着几栋房子，一概黑乎乎的，没有灯光。女孩儿在一栋房子前停下来，用钥匙开了门，那门嘎吱一声，向两边分开。女孩儿拉亮电灯，我发现房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是在墙角搭了一块铺板，铺板上面铺了一条草席，既无被子也无枕头。女孩儿开始默默地脱衣服，直到把自己脱光了。
我问她说：“有避孕套吗？”
女孩儿说：“有。”
空旷的房子里回声四起，女孩儿像变戏法一般，从光光的身体上变出了一只避孕套，拿在手上，一切都如梦似幻。然后我就趴在她的身上做了起来，一面做一面冻得瑟瑟发抖。我做得很潦草，没几下子就完了，就像和对方抱在一起是为了取暖一样，完事后赶紧穿上衣服。女孩儿也穿上了衣服，之后熄灯锁门，再次领着我从那条山路上下来了。我们的时间基本上用在上山和下山的路上，在那栋奇怪的房子里最多待了三分钟不到。
回到发廊后，侯小强还没有从阁楼上下来，女孩儿为我续上茶，就不见了。我坐在长沙发上，边等侯小强边想刚才发生的事，觉得十分的怪异。尚未理出一个头绪，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就进来了。
他搬了把椅子在我的对面坐下，我们中间隔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一只紫砂茶壶，下面的托盘也是紫砂的。托盘做成中国地图的形状，和紫砂茶壶是一套，另外还有几只紫砂小杯子。高个男人为我斟茶，给自己也倒了一杯，饮干后他给茶壶续上水，然后再为我和他自己斟上。他忙活个不停，一只粗壮黝黑的手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手指上戴着硕大的金戒指，手腕上晃动着金手链，碰得茶具哗啦直响。此人面目凶恶，话虽然说得很客气，但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
他对我说：“玩得快活吧？”
我不免支吾起来。
他又说：“干了些什么自己都知道吧？”
后来高个男人和我聊起了发廊的生意，房租啊、水电啊什么的，看来他是这儿的老板，可他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呢？我正惴惴不安的时候，楼梯声响，侯小强下来了。
高个男人指了指沙发，对侯小强说：“你也坐下。”他问侯小强：“玩得快活吧？干了些什么自己都知道吧？”
显然，我们碰见敲诈的了。这时又进来了三四个小伙子，其中就有领我们过来的那小子，此刻就像根本不认识我们了一样。高个男人说话的时候，这几个人并不帮腔，只是在房子里转悠，甚至也不朝这边看。其中的一个家伙个子不高，一看就是一个“练家子”，穿着运动服、球鞋，脚趾在鞋面下面绷得紧紧的，他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趟，还故作悠闲地去镜子前面照了照，用手撩了撩额前的头发。他抱着双手，把指关节捏得嘎巴直响，看来我们是逃不过这一劫了。
高个男人问我们从哪里来的？来干什么？住在哪家宾馆里？我们都照实说了。
高个男人说：“那就掏钱吧，我也不跟你们废话了。”
他开价四千。
我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了，既是这次的盘缠，也是我全部的家当，一共两千。这两千块钱本来是准备给苗苗家买冰箱的，后来接到开会邀请就带了出来。我掏出钱包，将两千块钱尽数取出，侯小强的身上有一千块钱，一共是三千。
高个男人问：“就这么多？”
侯小强站起身来，解开上衣，抓着衣服的下摆向两边分开，他在原地转了半个圈，说：“不信你们可以搜。”
他的动作很滑稽，高个男人的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最后他们也没有搜身，就放我们走了。
临出门前高个男人让侯小强拿出房卡，记下了房间号，他说：“你们还欠我一千块钱，回去准备好，明天我派一个兄弟过来取。”
从发廊出来后，我和侯小强越过稻田直奔前面的大路，蹬三轮的早就没影子了，我们一路摸索向城里走去。侯小强始终很兴奋，他总结说，一，没有挨揍，二，事情也办了，虽说花了三千块钱，但如果是在上海广州那样的地方也不算多。侯小强告诉我，他在宾馆里还有一点钱，如果到会议结束那帮人还没有找来的话，他是要把钱给我的。
侯小强说：“总不能让你出那么多，风险应该分担才是。”又说：“这帮人是不会找到宾馆里来的，他们是在吓唬我们。”
钱的事说完了，侯小强开始问我做得怎么样？我应付了几句，之后他便说起自己领上楼去的那个女孩儿，看来他相当满意。就这么在荒郊野地里说着话，也不觉得路远，甚至也没有问人（深更半夜的，也没有人可问），不知不觉地我们就回到了宾馆。
第三部分给苗苗买礼物的问题解决了
第二天正式报到，开会的人陆续都到齐了，大家济济一堂。所谓的笔会不过是一个借口，开幕式以后主要的任务就是吃喝、游山逛水。与会者分乘两辆中巴去附近的景点游览，我和侯小强夹在队伍中间逛了不少地方。侯小强很快就和其他人混熟了，到处都能听见他那爽朗的笑声。我则心事重重，跟着众人上车下车，去寺院、访故居、登山头，但到底去了一些什么地方以及路线如何？回想起来脑袋里一片模糊。我在担心一件事，就是发廊那帮人会不会找到会议上来？晚上睡觉时侯小强坦白说，他也很担心。
但他又说：“我觉得他们不至于那么邪乎。”
三天以后，发廊的人还没有找过来，我稍稍放心。我担心的倒不完全是怕事情败露，自己的名誉受损，而是因为钱，我现在已经是身无分文了，那帮人即使来要钱，我也没有。但侯小强有钱，他答应过的，如果那帮人不来要钱他会补偿一点给我的。如果那帮人来要钱，侯小强就不会给我了。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因此我并不希望发廊的人找上门来。
直到会议结束，那帮人也没有出现，然而侯小强似乎也忘记了补偿我的事。第五天报销车旅费，我的手上好歹有了三四百块钱。拿着这些钱我去了宾馆附近的小摊子上购物，买了一些土特产和工艺品，茶叶、笋干、木盆木碗什么的，另外还买了几串玻璃塑料做的挂件，都比较的便宜，我得量入为出啊。这些东西是准备带给苗苗的，我外出一趟，如果什么都没有给她买也说不过去呀。
给苗苗买礼物的问题解决了，可回南京后还得生活啊，还得和苗苗谈恋爱，我得领着她逛商店、去酒吧、下馆子、打车，身上没有钱总归不行。躺在宾馆房间的床上，我想了又想，觉得十分的苦恼。后来我想起一件事来。
大约一个多月前有一个导演找到我，想把我的一个中篇小说改编成电影。那家伙的谈吐很庸俗，不免使我想起了李彬，因此被我断然拒绝了。想到这里我从床上坐了起来，打开床头灯，去翻钱包，我的钱包里空空如也，除了身份证就只有一张苗苗的照片。从照片的后面我找出几张名片，谢天谢地，那导演的名片还在。
侯小强在对面的床上翻了个身，颇为不满地说：“都几点啦，你折腾什么啊？”
我没有理睬他，事不宜迟，我匆匆套上衣服便去楼下的总台打电话了。
那导演是半夜三更接到我的电话的，想必已经睡下了，他的声音迷迷糊糊的。
我说：“你醒醒，你醒醒，我是徐晨，想和你谈小说改编权的事。”
他立马就醒了。
由于是长途，我尽量地长话短说，我说：“你还想改编我的那篇小说吗？”
导演说：“想啊想啊。”
我说：“那好，你准备出多少钱？”
导演支吾起来，说：“这个……这个……”
我说：“你就开个价吧，我急等钱用。”
导演说：“今天太晚了，明天我再给你电话吧。”
我说：“明天我就不谈了，就现在你出个价吧。”
对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五千你看怎么样？”
我说：“可以，没问题，但我有两个条件。”
导演说：“那你说。”
我说：“一，钱明天就寄出。二，改编后的电影不要署我的名字。”
导演松了一口气，他说：“钱明天寄给你没问题，不署你的名不太好吧，毕竟是你的作品啊。”
我说：“千万别署我的名字，真的！”
导演说：“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其实，你那篇小说我也只是准备用其中的一部分情节，我打算把另一个作家的一篇小说和你的小说结合起来，进行再创作。”
我说：“那就是你的事了，但五千块钱明天你一定要寄出呵！”
导演说：“你放心，这钱是我私人先垫的，你要是等投资方还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呢……”
他还想罗嗦什么，我说：“就这么说吧，你记一下我的地址，好把钱寄过来。”
电话那边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大约是导演从床上爬起来寻找纸笔。
钱的问题解决以后，我心里踏实了很多。第二天我往苗苗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没有人接，我感到非常的不安。就算苗苗出去玩了，岳子清总该在家吧？于是从下午两点开始（有关的活动我没有参加）每过一小时我就会来到总台，往苗苗家挂一个电话。直到晚上十一点多，苗苗才接了电话，听见她的声音我的鼻子不禁发起酸来。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激动，是因为嫖娼我心中有愧吗？或者是晚上聚餐时喝多了？总之我觉得脑袋晕乎乎的，面孔又胀又热。
我对苗苗说：“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离开我啊，我们要好好地过一辈子！”
苗苗说：“你怎么啦？是不是喝多了？”
我说：“我是喝多了，但爱你是真心的。”
我告诉苗苗，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在给她打电话，直到现在才打通。苗苗说她跟王雪梅他们去外面唱歌了，唱得很开心。
我问她：“那岳老师呢？”
苗苗说：“我爸爸又出门了，去外地访一个朋友，这次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要有一个月。”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啊？”
苗苗说：“我这不是告诉你了吗？你回南京以后又可以来我们家住了。”
第三部分要好好地满足苗苗一番
回南京时我们仍然乘江轮，这次是顺流而下，快多了，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南京。
我直接回了家，洗了个澡就上床睡觉了，这会儿苗苗肯定也在睡觉，不到中午她是不会起来的。我一直睡到下午三点多，起床后马上给苗苗打了一个电话，苗苗说她报了一个英语班，晚上要上课，我现在过去也待不了多久，还是等她下课再说。她告诉我他们在六中上课，让我九点钟在学校门口接她。我在家里吃了晚饭，陪我妈看了一会儿电视，我带回来的旅行包甚至都没有打开，大约八点一刻我就又拎着它出门去了。临走我告诉我妈，晚上不回来住了。
我背着包，赶到六中门口，离苗苗下课还有十几分钟。学校门口聚集了不少人，有年轻的小伙子，也有中年男人，有的跨着自行车，也有开车来的，所有的人都面朝校门方向张望着，显然都是来接女朋友或者老婆下课的。加入到这伙人中我觉得很高兴，我也在等我的女朋友，也就是苗苗，这种经验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和奇特的。
过了一会儿，一群男女喧哗着拥出校门——下课了，男人们按着汽车喇叭或迎着自己的女朋友走过去。我站在一棵树下，一面抽烟一面努力地在人群中辨认苗苗，突然我发现她就在离我不到十米远的地方，正一蹦一跳地跑过来。苗苗仰着脸，笑得很开心，她跑过来后马上拉住了我的手。我觉得她是那么的美丽，在校门口接女朋友的感觉真是好极了，我扔掉香烟，揽着苗苗的腰就去街边打车了。
回苗苗家后，我从背包里拿出给她买的木盆木碗什么的，苗苗没有说什么，也没有细看，就把这些东西随手放在桌子上了。
重新粉刷以后，我还是第一次来苗苗家，虽然粉刷的整个过程我都在场，但那时只顾埋头干活，根本就没有时间多看。我觉得和失火以前相比，苗苗家更整齐了，也更新了，冰箱仍然没有买，原来放冰箱的地方空出来，下面的地板是修补过的，颜色和四周略有不同。苗苗说她爸爸的意思是天热以后再买冰箱，又说他们家现在不吃剩菜剩饭了。
老规矩，我们先洗澡，然后做爱。相隔一周，苗苗表现得很急切，就像一个饿坏了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前奏，我就进入了她的身体。
我打定了主意，要好好地满足苗苗一番，但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对苗苗说：“别动，我要……”苗苗就不动了。
然后我想，我怎么会这么激动呢？是不是因为那天晚上嫖娼的事？这么一想我就真的控制不住了。
这是我和苗苗做爱以来最快的一次，也是我做爱的历史上最快的一次，不用说苗苗没有高潮，就是正常的过程也没有。
完事以后，我趴在苗苗的身上，在她的耳边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苗苗说：“没关系的，你不要太在意。”
我说：“真的对不起，我太激动了，下一次肯定会好的。”
下一次真的会好吗？其实我并无把握。以前，我因为没有让苗苗达到过高潮而感到内疚，她的高潮是我追求的目标，今后也许就更加的不可企及了，能正常做爱而不早泄成了惟一现实的问题。事情是否真的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只有再次做爱以后才能够知道。
我们分别去洗了澡。听见苗苗在卫生间里冲淋，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就为我那么进去了一下，她又得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哆哆嗦嗦地去洗一次。我希望自己马上就能恢复，和苗苗再做一次，以便向她也向我自己证明刚才的情况不过是个例外。但要在短时间里恢复，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里越是急就越是难以办到。
苗苗并不像我那么着急，洗澡回来后她对我说：“我们睡觉吧。”然后就转过身去，不理睬我了。
苗苗没有要求我搂着她睡，也没有要求我不要回家，或者等她睡着了以后再走。我把背包都带了过来，她是知道我准备在这儿过夜的，但如果我打算回家，我想苗苗也一定不会阻拦的。我们虽然躺在一条被子下面，但身体并没有挨在一起，苗苗压着中间的被子，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被窝，我也没有试图去突破这道屏障。一来我担心自己是否已经恢复了，二来，心里有愧，我毕竟嫖娼了。如果苗苗知道我嫖过了，她现在的表现无可厚非，但她并不知道，背过身去不理我显然是对我的能力感到失望。
我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想了很久很久，不禁失眠了。
第二天起床前我们又做了一次，这次还行，我总算坚持了五六分钟，接近自己的正常水平。做完后，苗苗裹着一条毯子去洗澡，再裹着毯子回来，正准备穿衣服，电话铃响了。苗苗家的电话在客厅里，她就又裹着毯子去接电话。
苗苗在客厅里说了很长时间，我怕她受凉，拿着我的外套走出去。苗苗做了个拒绝的手势，意思是没有必要，或者是让我不要打搅她，但我还是把外套披在了她的身上。苗苗又说了好一会儿，这才挂了电话。回来时她仍然裹着毯子，我的外套被她落在客厅里的椅子上了。苗苗没有说是谁打来的电话。我在想，她完全没有必要绝口不提的，我并不是一个刨根问底的人，苗苗只字不提反倒显得故意了。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她顺便说一句，谁谁打来的电话，因为什么事，而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以前我在苗苗家的时候她接到电话都是这样的。
我们穿好衣服，在厨房里找了点剩饭在火上热了吃了。因为是星期天，苗苗不用去上课，两个人待在房子里有些无所事事。我们没有分头去做自己的事是因为我刚从外地回来，两个人有必要在一块儿待待。我是这么想的，苗苗也是这么想的吗？但像现在这样待在一起，又的确没有什么话可说，这样的情形以前还没有出现过。
第三部分我又不是一个犯人
好在苗苗的电话挺多，下午她接了四五个电话。苗苗萎靡不振，靠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打哈欠，但一接电话马上就兴奋起来，语调很是热情洋溢。然而，谁打的电话？说了些什么？她并没有告诉我。
听上去给苗苗打电话的并不是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最后我还是忍不住问苗苗：“谁打的电话？”
她回答说：“一个朋友。”
我又说：“你的电话真不少啊。”
苗苗说：“那又怎么样？”
我说：“我不在南京的这几天，看来你的交际挺多的呀。”
苗苗说：“没错，和你谈恋爱，朋友们都疏远了。”
奇怪的是，我们都很克制，并没有因为话不投机而吵起来。但我不免感到很焦虑，心里就像堵了什么东西。苗苗也一样，非常的焦虑不安，明显是在跟我耗着。她的专业是古琴，平时每天在家都要练琴，这方面岳子清对她的要求很严格，苗苗本人也很有野心，想把古琴弹好，将来开办古琴学校什么的。
于是我就让苗苗去练琴，对她说：“你弹你的琴，别管我。”
苗苗又想弹琴，又懒得动弹，显得很是矛盾。我走过去揭开盖在古琴上的罩布，安置好椅子，然后过去抱苗苗。我双手穿过她的腋下，从背后搂住她，死活把苗苗拖到了椅子上坐好。
我说：“你弹吧！”
苗苗很潦草地弹了几下，然后把手一甩，说：“烦死了，我不弹了！”琴弦仍颤动不已。
我说：“我还没有听你好好弹过琴呢，你就弹一支曲子给我听吧。”
苗苗说：“不弹不弹，就是不弹，你怎么像我爸爸啊？”
说着她就离开了椅子，回到沙发上躺下，随手抓起一本杂志来，翻了几页就又扔下了。
苗苗惦记着晚上上英语课的事，只有这件事让她觉得有些盼头。我说我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她上课的时候我陪她去。
苗苗白了我一眼，说：“至于吗？”
我有点想不通了，我要求陪苗苗去上课，她应该感动才对啊。苗苗去上课，我帮她拎着书包，听讲的时候，我静静地坐在边上，帮她削铅笔、递本子什么的，下课时我们一起回家。这是一幅多么美妙动人的图画呢？
可苗苗不领情，她的神情中透露出某种令人难过的不屑。
她说：“你想干吗呀？寸步不离的，我又不是一个犯人！”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苗苗说：“你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部分我更加的怒不可遏了
我在苗苗家里住了四天，这是史无前例的。以前岳子清去外地，我也曾在苗苗家住过，但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晚上，因为我妈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有人。那时候苗苗抱怨我不住在她那儿，不能整夜搂着她睡觉，为满足苗苗的愿望，我就让她跟我回家去住。正因为如此，发生了那次惨痛的火灾。
我从四川回来后去我家住的方案没有人再提，那我就跟苗苗住在她家里吧。我提着那只带往四川的装换洗衣服和日用品的旅行包，甚至未加整理就去了苗苗家，看那架势，是要长期驻扎下去的，我也的确不知道自己要在苗苗家待上几天。这次岳子清外出的时间很长，据说需要一个月。我妈那头我也顾不了了，每天打一个电话去问候一下，也只能这样了。可结果我在苗苗家里只住了四天，准确地说是四个晚上。
苗苗曾隐晦地说：“你妈妈身体不好，你应该在家里多住住。”
这是她说出来的，在态度上我也能感觉到对方越来越不耐烦了，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按我的意思自然还得继续住下去，四天后我离开苗苗家回自己家住，因为的确无法再待下去了。
我们在一起，做爱是一项主要活动。由于从四川回来的那天晚上我意外地早泄，因此对这事不免心存顾忌。苗苗似乎也缺乏热情，显得很无所谓，我不要求做爱，她也从不要求。但每天睡觉以前我们还是会做一次，就像例行公事一样，质量自然根本谈不上。做完后我们分别去洗澡，然后回来睡觉。如果第二天苗苗没课，我们会一直睡到中午，如果她有课，她就去上课，我继续睡觉，直到苗苗上完课回来。下午两个人就耗着，有时候也上街去走走。
导演的那五千块钱已经寄到了，我的钱包又鼓了起来，在商店柜台前转悠的时候，我显得底气十足，总是对苗苗说：“怎么样？觉得好那就买吧，我有钱！”
晚上苗苗上英语课，九点我准时去六中门口接人，然后领着苗苗去吃饭。这是我们的正餐，因此需要找一个比较好的馆子，点的菜也很丰盛。饭后我们去逛湖南路夜市，或者去酒吧坐坐。苗苗比较喜欢逛夜市，那儿的小摊子鳞次栉比，挂着闪闪烁烁的小灯泡，人头攒动，年轻的女孩儿特别多。苗苗拉着我的一只手，在人群中挤进挤出的。
每次逛夜市她总得买点什么，比如扎头发的绳子、一支口红、一副墨镜什么的，苗苗拉着我，生怕和我走散。有时候她已经钻进人丛中，在摊子前面摆弄那些廉价的小商品，一只手仍然背在身后，拉着我，我们中间隔着那些也在挑挑拣拣的女孩儿。一次拉着的手分开了，我看见苗苗的手从人群背后伸出来，下意识地张开着，它在寻找我，寻找我的手。这些细节让我难以忘记。
我们在夜市买的最贵的东西是一个八音盒，三十五块钱。那八音盒做工精细，上满发条后可以叮叮咚咚地奏出一支曲子。我给苗苗买过不少东西，最让她爱不释手的是这只八音盒。那天晚上我们徒步走回东文，一路上苗苗捧着它，不断地上发条，丁丁冬冬的曲调一再响起，直到回到家，苗苗仍然在玩八音盒。
回到家，苗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再无聊的节目她都会一直看下去。我们之间的交谈已经越来越少，苗苗看电视多半是为了避免尴尬，但看着看着她就看进去了，脸上浮现出自然的笑容。苗苗甚至会咯咯地笑出声来。
买八音盒那天，她一面看电视，一面摆弄八音盒，为了听清八音盒奏出的乐声，苗苗后来干脆关了电视。开始我觉得很欣慰，那八音盒毕竟是我给她买的，可苗苗一遍一遍地上发条，那曲子又短，一下就奏完了，她就再上一次发条，看着她如此的锲而不舍我觉得非常的古怪。苗苗就像得了强迫症似的，仍然不答理我，只是听她的八音盒，我就想，真的还不如看电视来得正常些呢。幸好第二天苗苗就将八音盒束之高阁，又开始看电视了。
一天苗苗下了英语课，我建议找一家酒吧坐坐，顺便吃点简餐，苗苗说随便，于是我们去了白夜酒吧。在酒吧门口，看见卖烤羊肉串的，苗苗说她要吃羊肉串，我便掏钱买了二十串，但自己没有吃。苗苗拿着二十串烤羊肉，站在马路边上吃起来，我坐在她身后的台阶上抽烟。这时候过来了一个小混混模样的人，也来买羊肉串，他买了十几串羊肉，也站在那里吃。两个人吃着吃着，竟然搭起讪来，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有说有笑的，看得我气愤不已。这么多天了，苗苗从没有这么兴致勃勃地对我说过话，现在竟然和一个街上的小混混聊得没完没了。
我距离他们约有五六米远，周围并无别人，小混混应该意识到我就是和他说话的女孩儿的男朋友。他们背对我站在街上，说话过程中小混混回头看了好几次。苗苗则根本不朝我看，她一面从铁钎上撕咬羊肉，一面咯咯地傻笑着，笑声放肆而又突兀。我觉得小混混的话一点也不可笑，十分的庸俗和无聊，面对他的一口老南京话苗苗怎么笑得出来的？我觉得她是故意做给我看的，这么一想我就更加的怒不可遏了。
进酒吧后我的情绪怎么也缓不过来，脸一直板着。我给自己要了一份霉干菜烧肉的简餐，但没有吃完。苗苗倒是显得很轻松，似笑非笑的，她在嘲弄我吗？在酒吧里坐了大约半小时，我们就结账回东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