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我在办公室看报，尹玉娥在外面很亲热地跟人说话，一口一个“孔科长”。
尹玉娥说：“以后常来指导，孔科长。”那人说：“谈不上谈不上。”尹玉娥说：“孔科长是少年有为，以后有事打搅你，不会把我们挡在门外面吧？”我听了那口气很不舒服，科长也就是个科长，厕所里拉尿也可以碰见几个，值得那么甜腻腻地喊？尹玉娥把那人送到楼梯口才回来。我想着厅里并没有个姓孔的科长，就问：“这个孔科长是我们厅里的？”她说：“就是孔尚能，你认识的，他到退休办当科长了。”我说：“孔尚能才来几年就当科长了？”她说：“如今的年轻人一个个身手都很敏捷。”我说：“怪不得我前几天碰着他，打个招呼声调都不同了。”不久前我还看见他帮丁小槐搬家，隔几天又看见丁小槐有板有眼地教训他什么，他低了头地听着。当时我想着丁小槐怎么了，人家帮你帮过家，怎么也算个朋友吧，你还对人家来这一套！心中为孔尚能打抱不平。谁知道后来碰见他在图书室跟小赵说话，他还说丁小槐怎么怎么好，一口一个“丁主任”如何如何。
我觉得奇怪，这人怎么无知无觉，真的是要进行人格启蒙啊！丁小槐好不好，他不知道？我就不相信他那么傻。我把这件事跟尹玉娥讲了，她说：“卫生厅怪事很多，怪人也不少，说怪也不怪。”我说：“转个弯想怪事其实不怪，傻人其实也不傻，他傻他几年就当上科长了？”的确，在这个时代规范已经颠倒，你认为那事怪，这本身才是怪，你认为那人傻，这本身就是傻。这样想着我忽然感到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再过几年，连孔尚能都要对我指手划脚，那怎么办？真是无地自容啊。人在圈子里，就一定要往那个份上奔，不然简直没法活，脸都无处搁啊。
我想一想自己的前途，简直感到绝望，三十多岁了，还这么整天傻坐着，再过几年就是老办事员了。李白曾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我体验到了他的痛苦。
他就是这样过来的，哪怕他气冲霄汉才高八斗也是这样过来的，其中的血和泪，如果不到他生命的褶皱中去访微探幽，是很难感受到的。
我得为自己找条出路。在厅里想办法吧，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得到赏识。这条路我已经放弃了这么多年，现在重新启动，前几年不是白白浪费了吗？我不愿承认这一点，我不觉得自己错在了哪里，我说服不了自己。更何况，上面不会用我这样的人啊。到三十多岁来脱胎换骨，那可能吗？我不能回答自己。我在心中后悔了，当年不该留在厅里，到中医研究院去搞业务就好了。偏又抱着天下情怀，想在更大的范围内做点事，竟落到今日这个地步，真对不起董柳和一波啊。六年前研究生还是凤毛麟角，可现在是一批一批的了。幸亏这几年还发表了十来篇文章，这给我壮了一点胆，我想试试能不能调到中医研究院搞业务去。天下的事情不能想了，自己的事情还得想一想。我把自己的想法对董柳说了。她说：“你真的调？调到研究所也是厅里管着，调到哪里还是厅里管着。马不高兴你，牛就高兴你？有问题的人到哪里都有问题。”我说：“至少争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吧。”
她说：“重新做人哪里都是一样的，厅里毕竟是厅里，一年到头老是发东西，你伴福也伴上了，我们医院有？”我说：“我就是想换个地方，不想看有些人，丁小槐丁主任，看在眼里拔得出去？”她说：“大为你在逃避，其实哪里都有拔不出去的人，我们医院没有？”我说：“反正我就是想换一下，女人眼睛只盯着那点东西，从来不看看这里。”我说着用手指点一点太阳穴，“这里，这里！”
董柳说：“这里，这里，我就不懂你那个这里到底是哪里。你一定要调，我也不能拿绳子绑着你的脚，我只有一个要求，到哪里也不能少了我两间房子。我是女人，我眼睛只盯那点东西。我才不管什么宇宙星星月亮呢。”我到程铁军家去，他是我在中医研究院的朋友。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他说：“搞错没有，从上面往下面调？不可能吧！”我说：“我这个人生就的倔脾气，不适合做机关工作，来搞点业务算了。”他说：“我在门诊部当医生，天天坐在那里接待张三李四王五麻子，有什么意思？我想明天能退休就好，要是能调到中医学会每天一张报纸一杯茶就把日子打发了，钱也不少你的，我真的对天烧三柱香。”我说：
“不看病人搞研究行吗？我也发表了十来篇文章了。”他说：“一来就搞研究？
给我坐几年班再说吧。我愿意跟你换，你换不换？”我说：“厅里效益好一点，可人的脸色不好看。官大了那么半级，能把你压死。”他笑了说：“那你的意思研究院是外国？一个妈妈生出来的。再说六年前你不来，跟你一年的研究生都有评副主任医师的了，副研究员了，你连主治都没有，你心里很舒服？研究院好比一锅菜，高级职称是主菜，连我都快混到手了。”
我一定要试一试，程铁军就带我到人事科找郑科长。郑科长示意我们坐下，就去打电话，好不容易打完一个，又打第二个。程铁军坐在那里反复扭着身子，终于坐不住，找个借口先走了。半天郑科长打完电话说：“小池，你知道我们院里，也算副厅级单位，想来的人多，造成了紧张。评职称紧张，住房也紧张，跟厅里就不好比了。你业务上怎么样？”我马上把论文的复印件呈上去。他手不停地翻着，眼睛却望着墙上的表格，说：“从厅里往下面调，这是第一次，你是不是得罪谁了，把底给我们交一交，不要让我们把关系搞坏了还蒙在鼓里。”我说：“我谁也没得罪，就是想搞搞业务，毕竟学了八年。”他又翻一翻那些文章说：“不错，不错，要是你一毕业就来，也是我们的骨干了，我这个人是很看重人才的。”他说到所里一个姓舒的年轻人，刚评了中级职称，因为在《中医研究》
上发了篇论文，又在省里评了二等奖，第二年就评上副研究员。他说：“这是我一手一脉操办的，是人才，我们就破格开绿灯了。”他这么说，我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堆豆腐渣，是个乞丐，上门讨钱来了。他还在说自己爱惜人才的历史，我趁他话一顿，马上就告辞了。
后来程铁军告诉我说：“你知道评上奖的是谁，舒所长的儿子！不然他的文章能发在一级刊物上又评奖再破格提拔？他那论文怎么出笼的我都知道，谁去戳穿？偏有人巴结他，没人巴结你我。这些人从写到发表又到评奖再到评职称，是一条龙服务。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没有活人做不到的事，原则只罩住我们这些人。如今有本事就抓住印把子，抓不住那也别叫屈，叫屈还让人家看笑话，谁叫你抓不住？这样的地方，你还要调来，气不死你就来吧。”
没想到在研究院碰扁了鼻子，我的自信心又受到一次打击，我，池大为，竟落到这个地步了，不可思议。我对这个世界感到陌生，好像有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力量虚无地存在着，在阻挡着我。善有善报？屁话！我觉得自己有了不做一个好人的勇气，也有了这种权利，说到底世界是以力量而不是以善恶来评价一个人的。我觉得自己有骨气，也有坚守一点做人的原则的韧性，可这在别人眼中简直是笑话，是无能的表白。我幻想着有一个抽象的自我从躯体中抽绎出来，以怀疑的眼光对自己进行客观的审视，这样我觉得别人那种讥诮的眼光也并非没有道理，你不是个人物，怎么能要求别人把你看成一个人物？世界变了，一切都颠倒了，我感到了陌生，也感到了幻灭。权和钱，这是世界的主宰，是怎么也饶不过去的硬道理。可在这种硬道理面前低下了头，那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好人吗？
做一个好人，既不可能期待别人的理解，也不可能指望时间的追认，更不可能对世界有什么触动，剩下的唯一理由，就是心灵的理由，我愿意这样做，向丁小槐学习我不能感到幸福。可在今天，一种心灵的理由，还是不是一种充分的理由？
并没有一种先在的力量规定了我，我为什么要自己规定了自己呢？我不能回答自己。
这天我在剃胡子的时候，对着电动剃须刀上的小镜看着自己的脸，先是额头，眉毛，眼睛，移下来，鼻子，嘴巴，看久了有一种似真似假的感觉。这就是我，在这个瞬间，我存在着，就这么回事。我突然惊异地发现，自己的下巴上有一根棕色的胡子，像烧焦了似的。这是真的么，我都有黄胡子了，什么叫时间不饶人？
这就是啊。就像窗前那棵银杏，我观察有很多年了，那树叶每年真正饱满而嫩绿的时间只有几天，似乎还没充分展开呢，就转向深绿去了。我心中一阵绞痛，就这么完了吗，这一辈子？无论如何，我得给自己找一条出路。想了许久，只有两个方向，要么跟在丁小槐后面走，要么写几篇像样的文章出来，也发表到《中医研究》上去。世界很大，展现在我眼前却只有这么一点点，把宇宙都想遍想穿了还是要回到这一点点上来，这是唯一的真实。脸盆里的风暴也是风暴，总比两手空空要好吧。何况那点东西，一粒芝麻，对自己来说还是很有用的啊。想起自己犹犹豫豫迟迟疑疑竟过去了六年，真的是太可惜了。跟着丁小槐走，那是一条效益最高的道路。市场的原则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大家都把这一点悟透了。可是我的情感本能却不由自主地有着强烈的反抗，没有别的，就是心灵的理由，一种流淌在血液中的力量阻挡着我。我有没有权利以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操作人生？
我无法回答自己。我相信在人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规定了他，他只有服从这种神秘力量的引导才会感到幸福。我幻想着自己皮肤下的血管中跳跃着无数的蓝精灵，他们在呼唤着我，我不能太扭曲了自己。我把自己的想法跟董柳说了，董柳说：“由你吧。”我心里感谢着她的宽容，她已经忍受了这么些年，还准备忍受下去。我从图书室借了许多书来看，上班的时候也看，晚上也很少去下棋了。
这样我很快就恢复了感觉，不时地有创意的火花自动地闪出来。不久，我写好了一篇自己满意的论文，寄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