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父严母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凌志军 本章:慈父严母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精神上的距离感,常常是由于父母对孩子的过于亲密引起的。当父母允许孩子与自己保持距离的时候,孩子的心灵反而回到父母身边。

    ——作者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微软小子”的家庭有个惊人一致的基础:慈父和严母。

    他们在回忆自己的父母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几乎完全一样。

    李开复说:“父亲基本不管我,而母亲管我就很严厉,母亲对我是非常标准的中国式的教育,背书要背得一个字都不错,考试不好要打我的,打得很重。”

    沈向洋说:“男孩子可能受母亲的影响比父亲的要多一些,至少我是这样的。我父亲几乎不说话,我母亲对我非常严格。她给我的最深的影响,可能就是好胜心,绝对不能输的好胜心。”

    至于张亚勤,他的记忆中完全没有父亲,只有母亲,还有母亲的母亲——他的外婆。

    我们还不能认定“微软小子”都是母亲教育出来的。但是的确有证据证明,很多重要人物在回忆自己童年的时候,都认定母亲对自己的影响远远超过了父亲。比尔·盖茨是其中的一个,微软亚洲研究院里这些最杰出的华人青年,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和沈向洋,也是一样。还有那些后起之秀,周明、童欣、初敏、张波、刘策,都说过几乎完全相同的一句话:“我受母亲的影响更大。”

    此外还有一个惊人的一致:“微软小子”都是在年龄很小的时候离开了家。李开复11岁,张亚勤12岁,沈向洋11岁。

    这个年龄是一个孩子从童年向少年的转折点,每个人都是在这种年龄开始产生自主意识。“E学生”之所以叫做“自主型”,正是因为人本身具有的自主意识能够健康地成长起来。

    我们把“少小离家”与“慈父严母”加以对照,可以发现这里所谓“严母”,只是对孩子的童年时期来说的。一旦孩子年龄稍大,她们都无一例外地终止“严母”的形象,要么允许孩子离开自己远走高飞,要么改变严厉管教的方式,变得宽松甚至放任。

    这中间的含义令人回味。

    父母与孩子的亲密关系,有可能使孩子得到鼓励、爱护、关注、温暖,也可能让孩子感到压力、打击,甚至产生厌烦和隔膜。即使是同样一种东西,在不同的时候也会在孩子心里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

    但是这里面仍然有一些一般性的规律可以遵循。父母的呵护和管教,通常都会对童年时代的孩子产生强烈影响,也会在孩子心里留下美好的记忆。但是大多数孩子进入少年时期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反抗父母的阶段,这是他们要求“自主”的时期,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逆反心理”。这时候父母施加在孩子身上的关心、爱护和严格管教,总是适得其反。

    我们看看周围的父母,大都在孩子的童年时代过分娇纵,而在孩子的少年时代又过分施加压力。“自主意识”遇到不可抗拒的压力,也许会消失,也许会变形,也许会走上歧途,这就是“逆反”甚至“叛逆”。结果是,父母与孩子越是亲近,就越是有一种疏远感。

    在李开复、张亚勤和沈向洋这三个案例中,情形恰恰相反。母亲的严厉、细致、直接控制,仅仅留在儿子的童年时代,而在少年时代即将开始的时候,这一切都戛然而止。母子分别,让母亲更多地表现出母爱之中慈祥、温柔、关切的一面。这让儿子感受强烈,甚至把母亲昔日的严厉和专横都变成美好的记忆。

    那些少小离家的“微软小子”谈到自己当年的感受,都曾说起,他们最初有一种解放、轻松和自由的感觉,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对父母的思念。还有一些“微软小子”直到长大成人之后才有机会离开父母,那时候他们就会有一种迫不及待想要远走高飞的感觉。很多孩子在高考时一定要寻找离家遥远的学校,就是觉得父母如影随形地跟着自己的日子,简直无法容忍。

    说来真是奇怪,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精神上的距离感,常常是由于父母对孩子的过于亲密引起的。当父母允许孩子与自己保持距离,甚至鼓励他们远走高飞的时候,孩子的心灵反而回到父母身边。彼此天各一方,不能相见,但距离越是遥远,就越是造就了两代人之间的亲近感。

    中国人喜欢攀比,父母在单位里见到同事的时候,就会想,我比不过你,我儿子还比不过你儿子吗?

    ——沈向洋

    沈向洋很坦率地承认,母亲对他的期望值很高,“就是那种典型的望子成龙的心态。”

    他从那种期望当中感受到压力。所以,他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母亲去上夜班。”因为家里没有人管他了,他也就有了一个自由的晚上。当他有了儿子以后,不免常常揣摩儿子的心思,将心比心,于是想到:“小孩的心理都是一样的。我的小孩看见我不在家可能会高兴得不得了。”

    但他还是认为家庭给了他巨大的影响,他回忆道:

    父母的影响不是一句两句话,也不是他声音大,有权威,而是潜移默化的,不断地影响着你。别看我那么小就离开家,可是后来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有些情节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当时我家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最底层,很清苦的。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身份。除了父亲,家里别的人都是农村户口。你可以想象,读好书对我们这个家庭有多大意义,那就是跳出农村了。小时候我还没有这个意识,但是现在,我就特别理解我母亲那时候为什么对我那么严格。

    人啊,一定要明白一点,你这一辈子,很大程度上不是为自己而活,这就是做人最辛苦的地方。你想,一个人从小到大,肩负着父母的希望,肩负着老师的希望。无论走到哪里去上学,无论多么艰苦的岁月,都有一点这样的信念在里面,让我觉得输不起,过去是输不起中国人,现在就是输不起外国人。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心理状态,但问题在于,有这样一种教育制度,有这样一个教育环境,这种状况就非常难改。现在的小孩是不可能没有这种压力的,我相信他们的压力更大,因为这已经形成一种社会规范了,根深蒂固,是一种文化了。比如中国人喜欢攀比,父母在单位里见到同事的时候,就会想,我比不过你,我儿子还比不过你儿子吗?说不定就有这样的想法。

    如今父母的角色也越来越难扮演了。他们整天都在问自己:怎样为孩子的明天做准备呢?大街上到处都有教导他们怎样养育孩子的书,每个星期有十几种,每年有几千种,从孩子还没有出生一直到孩子最后离开他们,从《胎教》到《高三家长》,全都有,可是他们还是感到迷茫,无所适从。这是因为,孩子们的明天既不能预料,也不能理解。

    我们都知道,30年以前,家庭的中心是大人,完全不像最近这20年,孩子成了家庭的中心。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在他们的驱使下做这做那,从中享受着无穷的快乐。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父母在他们的心中渐渐变成负面的形象,成了他们口头上轻飘飘地说的那个“我老爸”。

    现代生活每一天都在变得更复杂,人们面临多样化的选择——从职业到伴侣,从手机的铃声到住宅的样式,但是我们却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造就成完全一样的人:读书、考试、分数、小学、中学、大学、一份由教育系统认定的好文凭,和一个用社会标准衡量的好工作。父母、老师、专家、媒体,还有整个社会,齐心协力构造出来的教育体系,整齐划一,就像张益肇说的,是“一条生产流水线”。

    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生产流水线,拥有工业化社会的经典特征:标准化。你看看过去20年里父母和老师把心血倾注在孩子身上的情形,也许会想到流水线旁的工人在关照自己的产品。产品每天都在流动,工人盯着它们,目不转睛,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安装同样的部件,完成同样的程序,然后依据同样标准来检测。其间充满紧张、单调、枯燥以及焦躁不安的煎熬,好不容易熬到下班铃声响起,长出一口气,看看眼前的劳动成果,又看看身后的流水线。送进去的原料形形色色,经过他们亲手塑造,出来的产品一模一样。

    父母把太多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那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自己的一生里有太多的理想没有实现,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呆在一起。现在,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他们希望在孩子身上找回自己的梦想。孩子聪明就是自己聪明,孩子快乐就是自己快乐,孩子考了100分就是自己考了100分,孩子考上大学就是自己圆了“大学梦”,孩子出人头地,自己也就能够扬眉吐气。

    要论两代人之间生活的差别,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巨大。新一代人无从体会过去的生活,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父母身上看到过去的烙印。那些想要出人头地的孩子埋怨父母不能给他们指导,那些率性而为随遇而安的孩子则嘲笑父母对他们的期望。

    “天底下当老子的不会有太大的区别,无外乎两种类型,”一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这样说:“一种埋头苦干争名夺利,另一种连争名夺利的本事都没有,却把这种无耻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54%的孩子想对父母说的第一句话是,“别老问我考几分。”

    ——引自吴苾雯《高三家长》

    面对自己的孩子,即使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也会感到无所适从和焦躁不安,这种感觉随着孩子的成长越来越强烈,到了孩子读高三的那一年,就会达到顶点。

    面对自己的父母,即使是最听话的孩子,也会感到压抑、沉闷和痛苦,这种感觉随着自己的成长越来越强烈,到了读高三的那一年,也会达到顶点。

    是什么东西让父母那么焦躁不安?是什么让孩子那么压抑、沉闷和痛苦?是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

    有一项在高三学生中所做的调查发现,当这些学生每天放学走进家门的时候,父母第一句话说得最多的就是:“今天考试得了几分?”

    吴芯雯在她的《高三家长》一书中公布了另外一项调查:有54%的孩子想对父母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别老问我考几分!”

    “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是导致孩子失败的原因之一。”王坚的妻子徐芬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坚定,她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教师,也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那一天,这一家三口坐在一起,讨论父母对孩子的“期望”。王坚曾是浙江大学心理学系主任,现在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他认为,“期望值”是可以作为教育心理学上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的。在他看来,“微软小子”的父母们,也都是怀抱期望的父母,这一点和别人的父母没有什么区别。

    “区别不在于有没有期望,而在于怎样表达期望。”王坚说。

    父母对孩子应当说父母对孩子不应当说

    “试试看。”“不要……”

    “你真是棒极了”“你怎么这么笨!”

    “你今天开心吗?”“你今天考了几分?”

    “你想要我做什么?”“我这是为你好。”

    “我相信你。”“你胡说!”

    “你一定比我强。”“让你干比我自己干还费劲。”

    “你能行。”“你不是那块料。”

    “你喜欢做什么?”“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玩!”

    “这是你自己的事。”“只要把学习搞好,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

    上面这个表格中列举的内容,存在于微软亚洲研究院里这些年轻人的零零星星的回忆中。他们认为自己的父母做到了其中大部分,又说这是他们对所有父母的期望。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父母真能按照此表所列,在孩子面前说“应当说”的话,不说“不应当说的”话,那么他们的孩子一定会更快乐,也更杰出。

    我爸爸后来对我说了他教育姐姐的那种方法,我就想,幸亏他没有把这些方法用在我身上,要不我可能会反感。

    ——林斌

    对孩子的教育是严格一些好,还是宽松一些好?这个问题一直都有争论。教育学家、心

    理学家、记者、作家,还有政府中负责教育事务的那些官员,都参与进来,父母们要么听由己意,要么无所适从,就是很少有人听一听孩子自己的想法。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严格和宽松这两种“家教模式”都有成功的例证。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

    1.有27个人,也即90%的部分,是在“宽松家教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只有三个人经历了“严格家教模式”,但这三个人都是最杰出的——李开复、张亚勤和沈向洋。

    2.三个“严格家教模式”的案例全都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自从80年代以来,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例。

    3.三例“严格家教模式”的主角全都是母亲,而非父亲。所以,我们在前面专门列举“慈父严母”的现象。但这是有条件的,请看下面这条:

    4.三例“严格家教模式”仅仅应用在孩子的童年时代。三个孩子全都在12岁以前开始了独立生活,也脱离了家庭的近距离管教。

    5.这30个人——不论是在“严格家教模式”还是在“宽松家教模式”中成长起来的,全都表示,自己喜欢宽松的成长环境。其中那些已经有了孩子的人,全都对那种强迫式教育深恶痛绝,并且声明,自己将以更宽松更开明更平和的态度对待孩子的教育。

    我们相信每一个父母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事实上孩子的秉性丰富多彩,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育方法。我们所能提出建议的是,如果你真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仅有一个好的考试分数,而且有一个好的性格、好的习惯、好的品行、好的心态、好的心情,你就必须少给孩子一些强迫,多给孩子一些空间。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粒美好的种子,只要别人不去压迫,它就能长成一棵美好的大树。

    这个想法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引起共鸣。有一天,林斌谈到父亲的教子方法:“他对我姐姐和我的教育方式完全不一样。”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是直到今天还成为全家人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似乎永远不会褪色。

    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广东潮州人,那地方有经商的传统,但父亲不喜欢那个,他喜欢读书。他到广州去念大学,在那里认识了母亲,母亲是学医的,也在大学读书。两人早恋,然后早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己的孩子寄予厚望。

    在林斌出生之前5年,姐姐降生了。这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夫妻两人视若掌上明珠。爸爸决心让女儿成材,而且他在教育方面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要在女儿身上验证。他的教育计划是从女儿还在襁褓之中就开始的。他对女儿的要求很高,也很严格,在女儿身上花的时间特别多,眼睛似乎一刻不会从女儿身上挪开,倾心尽责,不遗余力,陪着女儿去上学,又针对每一个科目寻找辅导老师。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就守在旁边,一边倾听老师讲得好不好,一边观察女儿学得好不好。老师走了,他还在女儿身边,看着女儿完成全部作业。女儿从小到大,“完全在爸爸的引导下成长起来的。爸爸脑子里面想象的那些教育孩子的方法,都用在姐姐身上了。”可是她的学习成绩总是不能名列前茅,让父亲觉得失望。这失望与其说是对着女儿,还不如说是对着自己。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教育理念: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却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也许这种紧盯不舍的教育方式,真的有问题?

    父亲承认自己教育方式并不成功,但他还有一个儿子,他决定改弦易辙。这一年林斌也长大了,进入初中。父亲果然不再紧盯着儿子不放。他让儿子去住校,每周六天不回家。即使回到家里,他也不再监督儿子的学习,甚至有意识地不去过问儿子的考试分数。“他对我完全不像对我姐姐,根本不管我,非常宽松。”父亲对儿子的唯一指令是“保护好眼睛”。儿子从三岁起就近视,这让他着急。所以他要求儿子不要总是读书,要去游泳,去参加乒乓球训练。他觉得那个快速运动的塑料小球对眼睛有好处。可惜他再次失望了,儿子的眼睛越来越近视。

    尽管儿子的眼睛没有好起来,但是他的“宽松式教育法”还是起了作用,弟弟的学习成绩明显比姐姐好。说来真是奇怪,一旦没有了外界的压力,孩子内心中的那粒种子就会生长起来。林斌在初一第一学期的考试是全班12名,这让他特别不舒服。他决定发奋,果然成功,到了第二学期,他后来居上。他成了班长,还做体育委员,而这一切父亲并不知道。此后几年,林斌一直把自己的成绩保持在前五名,直到高三毕业,被免试保送进入中山大学。又几年之后,赴美国费城,在德龙大学计算机系完成硕士学业。

    如今这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父亲总是说起他对子女的教育方法。他对儿子的成长非常满意,说他没有花什么心思,却得到硕果。当然他对女儿也满意,只是有点美中不足:假如当初对女儿也能像后来对儿子一样,那么女儿也许能做得更好。

    我们与林斌交谈的时候,特别注意他本人的想法。有一刻,话题转到“父母对孩子应当严格一些还是宽松一些”,他说:

    爸爸还是管我的,只是没有把他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我。我喜欢爸爸对我的教育方式,给我空间,让我自己去发展。也许我们家有点特殊,但我觉得这里面多少有一点必然性。我爸爸后来对我说了他教育姐姐的那种方法,我就想,幸亏他没有把这些方法用在我身上,要不我可能会反感:为什么要强迫我学这个?其实你要是让我选择,我可能也要去学的。

    我们对这个家庭的观察所得是,“严格家教”不等于“强迫式家教”。实际上,这两点

    有天壤之别。让一个孩子每天24个小时处在压力之中,占领他在童年时代(甚至还有少年)用来寻找快乐的全部时光,最终为了父母的期望——这是强迫;而一开始就循循善诱,说明社会规范,又留下足够的空间——这是严格。“强迫”的潜在逻辑是,“我是你妈”,或者“我是你爸”,所以“你不听我的听谁的”。严格但不强迫,就意味着承认孩子的天性和尊重孩子的兴趣,让孩子“习惯于”一种规则,而不是“就范于”一种规则。

    换一句话说,问题焦点不在于是严格还是宽松,而在于是否给孩子足够的空间,是否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让孩子自己去选择,当孩子进入少年时期的时候,尤其如此。我们发现大多数父母在孩子的早期过于放纵,到孩子读中学的时候又极端严厉,甚至带有强烈的强迫色彩。他们的理由看来非常充分:孩子要考“重点高中”了,这比考大学还要关键。其实,这恰恰是颠倒了顺序。因为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个孩子能够在没有自己空间和兴趣的前提下健康成长,成为“E学生”。

    这是一个父亲的难题:

    我的孩子到底在想什么?

    我的孩子到底想要什么?

    我的孩子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开心吗?

    我的孩子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我吗?

    我的孩子为什么总是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我是在让孩子做我喜欢的事,还是让我做孩子喜欢的事?

    当我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是让他像我,还是让我像他?

    每个父母都在为自己的孩子操心,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像自己期望的那个样子成长。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事情都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但是父母心目中的“好孩子”形象,可以说是最少变化的:既不胖又不瘦,既聪明又听话。幼年擅背古诗歌,少年精通数理化。既不看电视,也不看小说,但一定要会一手琴棋书画。不交朋友,不去“网吧”,脑子里面装着“名次”的概念,不是“第一名”,就是“争当第一名”。从重点小学,到重点中学,然后不是清华就是北大。

    可是这一切究竟是孩子的需要还是父母的需要?孩子的愿望,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需求,常常是在一种不经意的情形之中表现出来的。父母有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孩子最喜欢的事情上呢?

    2003年6月23日是个星期一,上海的很多父母在和他们的孩子度过一个兴高采烈的周末之后,走进办公室,忽然意识到,他们原来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想什么。

    这一天的《文汇报》刊登了一个孩子的来信,编者把它说成是“一个小学生的烦恼”。

    孩子名叫黄诗佳,是上海市徐汇区建襄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按照她的父亲黄崇德的说法,她的“学习成绩不错,学得也轻松。”

    看上去,黄崇德是一个很乐意理解女儿的父亲,还常常为了自己对孩子的宽松感到欣慰。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女儿竟也有一肚子烦恼”。

    父亲一定是被触动了,所以把“女儿的烦恼”送到了报社。

    编者读罢来信,不禁感叹:“我们许多做家长、做老师的,常常为孩子想得很多,却并不真正了解孩子需要什么。”

    女儿的烦恼是用一连串“我”写出来的,字里行间压抑着不可遏止的激情和渴望:

    我,是学生。我,是儿童。我,是个喜欢看书、画画、玩电脑的女孩。我,是……

    我,只想说:“我要玩,我要看,我要画!”我,不想整天在家。我,不想你们帮我辅导。我,不想做那没有“长处”的孩子,不想……

    我,并没有感到学习压力大,但我感到:我不想做那长不大的孩子,不想一到外婆家就给我糖吃。

    我,想有点自由,只要一点儿。我想用一点儿自由看书、看电视、玩电脑、画画、去公园玩……不想作业一做完,只能看半小时电视、只能读英语、只能做数学练习题。我只想能看我喜欢的动画片,不用等到每晚六点,只想在童话里遨游,只想玩够电脑游戏,只想做我喜欢的事。

    我,不是机器人,一切按你们设计的“程序”做。我,想双休日没事就出去玩,不想在家里读我已背得“滚瓜烂熟”的英语,我只想在家里看那“囫囵吞枣”的图书。

    我,要出去玩,哪怕我胆子太大闯了祸,也由我承担。

    我,要大声叫喊:“让你们解放我的眼睛,解放我的嘴巴,解放我的双手,解放我的双脚,解放我的空间,解放……”

    我,面对大山喊:“哎——真苦!”只听:“哎——真苦!哎——真苦!……”

    我每天和女儿在一起呆5个小时,早上一个小时,晚上4个小时。

    ——凯文·斯考费尔德

    凯文·斯考费尔德在微软公司主管三个部门,他在大学期间学习的专业是计算机和教育,与此同时,对专业之外的很多问题也抱有强烈兴趣。然而凯文给予我们的最强烈的感觉,

    是他作为父亲的形象——他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他甚至纠正了我们的一个看法:过去我们想到美国男人的时候,脑子里面总会冒出一个不负家庭责任的形象,可是凯文对女儿的责任感超过了我们熟悉的任何一个中国父亲。他每天花5个小时和女儿们呆在一起,而且,他的对女儿的那种关注之情,和我们所能想象的中国父亲不大一样。

    问:我听说你对美国的教育制度持很强烈的批评态度?

    答:不完全是批评,美国教育制度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人类社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培养下一代。可是我们教给下一代什么呢?这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也是我们每天都应该问的问题,比如我有两个女儿,我就要问,学校要教给女孩子什么东西?

    问:你对女儿的未来有自己的设计和期望吗?

    答:我没有具体的目标和计划,我不能决定女儿应该做什么。我的女儿非常聪明,我只是希望她们将来的工作会更多地使用大脑。她们如果不能做很智慧的工作,就会不开心,觉得无聊。我不会强迫女儿去做什么,但我鼓励女儿在学校去学习难度更大的课程。我认为,女儿在学校学习知识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学习“怎样学习”。如果不知道怎样很快地学习新东西,她们在信息社会中将很难生存。

    问:能告诉我你的女儿多大了吗?

    答:12岁(从口袋里掏出皮夹,拿出6张女儿的照片)。你看,这是她们的照片……

    问:双胞胎?

    答:是啊,是啊(笑)。你看,这是伊丽莎白,这是亚历山大。这是她们一岁照的(笑),这是5岁照的(笑),这是最近照的(笑)。

    问:你每天要花多少时间和她们在一起?

    答:差不多5个小时。早上一个小时,晚上四个小时。我每天早上给她们做早餐,和她们一起吃早饭。晚上从学校接她们回家,给她们做晚饭,和她们一起度过整个晚上,直到她们睡觉。我认为花些时间和女儿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研究都证明,家庭成员坐在一起的时间多一些,能使家庭更快乐更幸福。

    问:在美国西部,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家庭生活方式吗?

    答:我不能确定,因为我没有看到统计数字,也许这要看不同的地区。

    问:你是一个很辛苦也很幸福的父亲。

    答:做一个好父亲是非常辛苦的事情。我非常努力。我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好父亲,但我要努力去做一个不坏的父亲。做父亲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比如说,你小时候不喜欢父母做的事情,现在你做了父亲,就会下决心不对你的孩子做同样的事。有时候你发现,你小时候不喜欢父母做的事情,现在你却不得不对你的孩子做,所以你能更加理解你的父母。你父母的一些错误,你可以避免,但是你可能又会犯一些新的错误。

    问: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人们都在谈论美国梦。大家都相信,一个人不怕出身低微,只要努力,就能改变自己,升到这个社会的顶上。你认为这个梦是真的吗?

    答:所谓教育,就是把造就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但是到下一代,也还是有人在底层,有人在上层,和现在是同样的分布。所以,总是有些人能实现这个梦想,有很多人不能实现。在美国,人们告诉你,人人都可以实现“美国梦”,如果你没有实现,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在英国,人们会告诉你,每个人出生在不同的阶层上,如果你在低层,你就应该很高兴,为什么要到高层去呢?比如说你生活在低层,每天在工厂里工作8小时,其他时间都是你自己的。可是如果你在高层,就不是这种情况,你要经常加班,老板要求你做很多额外的事情,否则你就不能发展。所以低阶层的人也有好处,因为你不需要考虑很多事情。

    问:有钱的人没有时间,有时间的人没有钱?

    答:(笑)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在美国和在英国,人们说的事情不一样,但你会发现结果是一样的。阶层总是会有,人们总是在做不同的工作。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总要有一些人在上面,而另外一些人在下面。

    问:那么什么人该在上面?什么人该在下面?

    答:(笑)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质,教育所能做的,就是把社会的本身复制给下一代。在美国,有一句老话:权力是会消失的,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消失。即使你把最优秀的人放在上面,也会有腐败的事情发生。所以社会总是在变化,你没有办法永远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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