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研究马克思的隐士

    1936年1月，红二、六军团占领黔、大、毕地区后，很快成立了由贺龙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随即组织工作队与红军地方武装工作队密切配合，深入区、乡“扩红”，打土豪、分浮财，组织地方游击队。这天，一帮打土豪的红军战士来到毕节城里的一座豪华宅第前，据说这里住着一个叫周素园的前清贡生，一定有不少浮财。

    可是这座外表看起来挺豪华的宅院，里面家当倒不多，只是有很多书籍，打开一本着看，里面圈圈点点，注释眉批密密麻麻。就问道：“你这地主是做什么的？”周素园好像很有底气似的，一点都不害怕，他诙谐地指着书说道：“你们看，我在研究这个。”

    战士们看不懂，就带着那本像砖头块似的厚书到军团部向王震、夏曦报告。

    王震眼睛一亮：“《资本论》！你们从哪里搞到的？”几个战士遂把来龙去脉一五一十作了汇报。王震没有想到在毕节这么个僻远的地方竟还有下这么大的功夫研究马克思的人，一定是个世外高人！他急忙让战士们把周素园请到了军团部。

    谈话的开头符合王震的性格，没有废话，单刀直入。

    “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逃跑？”王震问。

    “我没有什么家当，不必跑。”周素园回答。

    王震又问他怕不怕红军，周素园说：“我没有鱼肉乡民，不怕红军的。”又问他为什么喜欢看马克思的书，周素园回答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王震又对他说：“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成不赞成？”周素园明确地回答说：“赞成，完全赞成！”两人越谈越投机，非常亲热。正在这时，一个警卫战士进来报告，说是一群老百姓在外面求见，要保周先生。

    原来，周素园是前清的贡生，曾经在贵阳办过报纸，在北洋政府中做过事，由于他为人正直，在当地群众中很有声望。老百姓见周素园被请到军团部，以为被抓，便由一位小学教员带头，到军团部来保他。

    王震知道老百姓误会了，便和周素园一起走出门外，笑嘻嘻地和大家打招呼。那些“保人”看到红军尊重社会名流，决无加害之意，也都放心了。

    经进一步交谈得知，周素园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曾出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当过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和国民党贵州省长官公署秘书长等职。1925年，周素园因不满于官场的明争暗斗，便离开了军界、政界，归里赋闲，寓居毕节，闭门读书。这期间，蒋介石多次诱他出山，周素园不为所动。

    探索贵州辛亥革命的流产、旧军阀的混战、新军阀的独裁、民众的苦难的原因以及中国未来的出路等问题，是他攻读马列著作的动力。他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书籍，在许多书上都写下了眉批和读书心得，思想逐渐倾向进步。同时，随着红军运动的勃兴，尤其是红军前后4次在贵州进行革命活动，例如：1930年，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在黔桂边的斗争；1934年5月，贺龙等率领的红三军，在黔东北创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达半年之久；同年10月，王震、萧克等率领红六军团西征转战贵州；特别是长征中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在贵州战斗达4个月之久。红军的宗旨、共产党的主张、方针和政策广泛传播，毕节地区出现的地下党组织及革命青年的活动，都促使研究马列主义、向往革命的周素园的思想进一步转变。

    红军占领毕节前夕，国民党专员莫雄劝他逃走，他回答说：“我没有为害乡里，也没有多少家当，不必走。”他还对莫雄说：“你要走，你就撤走算了，不要跟红军为难。”莫雄听了周素园的话，也知道他的部队不是红军的对手，便自己撤走了。

    老先生慨然允诺

    在红二、六军团1936年2月初转战来到毕节之前，贵州地下党组织已在毕节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并以组织武装力量为首要任务。1935年8月，邓止戈等第二次到毕节，准备在川、滇、黔边进一步开展武装工作。一方面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党组织，派专人与“红军游击队”联络；另一方面秘密联系反蒋情绪强烈的地方绿林武装，取得一定成效。

    红军占领毕节后，迅速开展了各种组织工作，将在大定县成立的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迁来毕节。又在各地成立游击队的基础上，着手组建抗日救国军。

    在听王震介绍了周素园的情况后，贺龙、夏曦相继登门拜访，都感到周素园对我党的主张、红军的宗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理解，远非一般知识分子可比。经贺龙等商议，决定敬请年届花甲的周素园出任抗日救国军司令。周老先生慨然允诺。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就设在周素园家里。党派邓止戈任抗日救国军参谋长，下辖3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席大明，第二支队司令员周质夫，第三支队司令员阮俊臣。共约千余人。

    周素园是辛亥革命的老人，他当上共产党族下的抗日救国军司令的消息令国民党南京政府大为震惊。蒋介石骂道：“娘希匹，我请你出山你不旨，共产党的穷司令你倒愿意当，真是不识抬举。”但总得向党内同仁有个交代呀。于是，他的军令部长就诬称周“被匪掳去”，还急电顾祝同，要顾设法“营救”。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抗日救国军成立后，配合红军担负城防等工作，支援红军在毕节地区休整和作战。一天，王震和夏曦来到救国军司令部视察，对周素园和邓止戈说：“总部决定以黔、大、毕为基础，创造川滇黔边新苏区，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救国军担任新苏区的后勤工作，并加速扩军壮大红军力量。”

    抗日救国军在党的领导之下，活动是很积极的。原川滇黔游击纵队司令员余泽鸿率部突围失散后，只带了不到百人的军政干部在川边叙永一带隐蔽活动，周素园听说后就和邓止戈商量派三支队阮俊臣部去接余泽鸿等来毕节。滇黔边的少数民族都有武装，周素园就派席大明率一支队去滇黔边境联合这些武装，扩大救国军。这时救国军只有二支队周质夫部留守司令部。

    “扩红”是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进行的一项卓有成效的工作。抗日救国军成立后，在周素园的努力下，许多反蒋抗日有识之士纷纷团结到抗日救国军旗帜下；成百上千的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仅20多天，参加红军的总人数不下5000人。

    黔西北非常贫穷，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洋芋野菜过日子，要吃苞谷饭，除非老婆坐月子，要吃白米饭，除非二辈子。”但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并没有放松盘剥，这里种田交田捐，种鸦片交“窝捐”，吸鸦片交灯捐。

    这里山高土冷，长庄稼不行，国民党军阀为了捞到捐税，怂恿老百姓种鸦片。

    山穷水穷，鸦片倒肯收。结果，鸦片烟在这一带泛滥。男人、女人、老人都抽鸦片，娃娃着了凉咳嗽，也给点灯烧烟抽。抽得个个面黄肌瘦。

    刚刚“扩红”扩来的新战士中，也有不少人抽大烟，集合训练，烟瘾一发，呵欠连天，鼻涕眼泪齐下，一个个东倒西歪，“溃”不成军。周素园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十分着急，对贺龙说道，“他们来自贫苦人家，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因势利导，帮他们把烟戒了，就是好兵。”于是，首先给这些战士讲清道理，使之下决心戒烟；然后又采取定量发烟，递次减少，直至不发，同时用打土豪得来的猪牛羊肉，使他们吃得好些。时间不长，许多人都把烟戒了。

    1936年2月27日凌晨，王震和夏曦来到救国军司令部，对周素园和邓止戈说，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他们立即率领抗日救国军撤退。当时因一、三支队已经出去活动了，他们即率领二支队随同救国军司令部撤退。

    值得记述一笔的是，在红军撤出毕节向乌蒙山挺进的途中，由于救国军一支队司令员席大明的所谓“反水”、“逃跑”的问题，导致了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不幸牺牲，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红军撤出毕节后，以红二军团在前、红六军团在后的顺序，沿毕威大路向乌蒙山进发。

    3月2日上午，红六军团进至赫章县七星关时，夏曦同周素园等人正在一条河边休息。红六军团破坏部李部长赶来向夏曦报告说，席大明不愿离开家乡随红军转移，请夏曦去做说服动员工作。当时，周素园对夏曦说：“席大明部的枪支弹药，是当地彝族几千户农民出资购买的，用来同当地恶霸、土匪作斗争，保护彝族群众家园。席大明如果将武装全部带走，他们的身家性命就失去保障，所以其中有些人不愿意走是意料之中的事。”李部长是红六军团派往席大明部工作的，听了周素园的话，觉得自己有一定责任，便坚持要夏曦再去做做工作。这样，夏曦便同几个战士过河去了。

    当日下午3时许，夏曦等人还没有找到席大明，李部长等人也没有回来，他便决定亲自到前边看一看。夏曦带了1名警卫员和2名战士涉水过河。这条河河面不宽，约七八十米，但水深齐胸，流速很快。当夏曦等向河中心涉了30多米时，忽然发现河对面山上有2个当地人打扮的人向河边走来。警卫员问话，对方不答。警卫员看来人可疑，便鸣枪示警，来人向山中逃去，警卫员遂搀着夏曦往回涉。黔西二三月，乍暖还寒，加上连日阴雨，气温骤降，河水冰冷。进军黔、大、毕以来，部队行军作战，开展群众工作，夏曦连日劳累，身体很疲劳。当时他身穿一件皮衣，涉水不便，在河中摇摇晃晃，向河岸走来。不料一阵激流冲来，夏曦同警卫员猝不及防，被卷进漩涡中，不幸溺水牺牲。

    实际上，席大明要求留下来坚持当地的武装斗争，不仅得到了中共贵州省工委负责人邓止戈的批准，而且得到了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的同意，所谓“反水”、“逃跑”纯属讹传。

    周素园得知夏曦牺牲的消息后，痛悔地一拍大腿：“我怎么就没有把他劝住呢？！”

    “好，我们把他抬起走！”

    当敌军郝梦龄纵队占领纳雍，李觉纵队由织金，郭汝栋纵队由大定，同向水城、威宁截击，企图和滇军孙渡纵队及川军连接，从四面合围红军时，红二、六军团首长决定乘敌未合围之前进行转移。周素园辞别亲友，随大军踏上征途。此时，邓止戈调红六军团部任作战参谋；周素园随军团部进止；带出来的抗日救国军则分编到了各红军部队之中。

    乌蒙山区重峦叠嶂，又是料峭春寒之时，山高、苔滑、居民少，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以来最困难的时刻。在强敌紧追不舍、红军频频转移的情况下，军团领导考虑周素园年龄大的困难，拟动员他暂时离队。

    一天，贺龙请王震去商谈周素园是否跟队长征的事。然后王震就把邓止戈找来，说道：“周素园同志那么大的年纪了，身体又不好，行军有困难。你是否跟他谈谈，请他到昆明或香港去当富翁，为党做统战工作。如果他愿意去，我们打土豪得的黄金、银元可以给他一些，到香港修栋房子住下来。”“他会不会误会我们的意思呢？”邓止戈迟疑了一下，问道。“正因如此，我们才决定让你去谈。你与他相熟甚早，他会充分信任你的。”王震回答道。

    于是，邓止戈就来到周素园的住处和他谈了军团首长的意思。周素园考虑了一下，说道：“我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将近60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这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请告诉几位首长，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邓止戈把他的想法报告给王震，王震又请示贺龙同志。贺龙对周老先生的革命热忱十分赞赏：“好呀，我就欣赏这样的人，好，我们把他抬起走！”就这样，专门安排了一组红军抬滑竿，请周老先生坐上走。谁知周老先生死活不肯，执意要自己走。他不善骑马，体质又弱，一会儿便气喘吁吁，王震开玩笑说：“周司令，还是坐上滑竿吧！”他又怕周素园拒绝，又接着说：“你可以坐一段，走一段嘛！”周素园想想，看样子只好这样了，否则，真要影响大军行动了。从此，周素园就留下了“坐着滑竿长征的绅士”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美称！

    当红军转战在镇雄西南大山中的时候，除敌樊松甫纵队跟追红军外，郝梦龄、万耀煌纵队转进到镇雄截击，李觉、郭汝栋纵队从威宁北上，加入围堵行列。当红军乘隙跳出敌军重围转而南下之际，滇军在昭通、威宁以重兵构成纵深防御，列阵以待。

    滇军纵队，24000多人，武器多从比利时、法国进口，人员亦训练有素，纵队司令孙渡调度适宜。因此滇军堵截，对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构成了很大威胁。但龙云和蒋介石之间存在矛盾。蒋介石遣军入西南，即有假途灭虢之意。而滇军屯兵滇东，也含有防犯蒋军的考虑。

    周素园曾在黔军中和龙云、孙渡共事。为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萧克军团长和周素园分别去信给龙云、孙渡，揭露蒋介石叵测的居心，并晓以民族抗日大义。

    周素园的信产生了一定影响。孙渡接信后，一面提兵南下静观态势；一面“火速呈送龙云”。当红军向云南嵩明进军时，卢汉奉龙云之命，令孙渡在普渡河夹击红军，孙渡却对卢汉说：“普渡一条小河，不会成为红军通过的障碍，即使不能通过，也只能促使共军多兜几个圈子，拖我们的部队多跑些路而已，不会收什么歼敌之效，但我尽力去做就是。”事后孙渡也没有去普渡河夹击红军，此类“消极则保守实力”的行动，孙渡在滇东与红军的对抗中一再有所表现。

    红二、六军团到达四川甘孜后，周素园又利用电台进行广播谈话，揭露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罪行，呼吁各省起来抗日。

    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了他，毛泽东称赞周素园说“你是一个奋斗的人”，“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