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老子不杀他，不解心头之恨！”

    两河口会议之后，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脑。

    张国焘和陈昌浩刚刚演毕了一出双簧。张国焘以两个方面军的统一指挥没有解决好为由，拒绝执行松潘计划；陈昌浩则以个人名义向毛、周、朱发电，要求拥戴张国焘做中央军委主席。

    此时，两个人正坐在一起商量下一步对策。突然从院子里传来了嘈杂的吵闹声，陈昌浩正欲起身看个究竟，红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急匆匆闪了进来，说道：“张主席，曾中生从保卫局跑了出来，吵嚷着要去见毛泽东。卫兵把他抓了起来。”黄超话音刚落，就听得屋外有人大喊：“张国焘，你为什么不让我去见毛泽东？你心里有鬼！”张国焘一听这话，又气又急，胖胖的大脸一下子变成了猪肝色。陈昌浩一看不好，急忙对黄超说道：“赶紧把他捆起来弄走。”看到黄超转身欲走，他又叮咛了一声：“用棉花把他的那张臭嘴给我堵起来！”张国焘向窗外看着，脸上渐渐露出了杀气：“这个曾中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这曾中生何许人也，怎么惹得张国焘肝火大动呢？这要从张国焘赴鄂豫皖说起。

    张国焘是1931年4月怀揣着王明的“上方宝剑”到鄂豫皖来的，此时的曾中生是鄂豫皖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下车伊始，就横挑鼻子竖挑眼，污蔑鄂豫皖根据地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路线”。随后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宣布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任书记兼军委主席，总揽了根据地的党政军大权。

    张国焘这个人用徐向前的说法：“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统治的人，根本就不该派到鄂豫皖当一把手。”张国焘到来后执行错误的军事斗争策略，制造赤色恐怖，采取愚民政策，给鄂豫皖和以后的川陕根据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红四方面军最后的失败，完全是被张国焘从内部搞垮的。从鄂豫皖到川陕根据地，曾中生自始至终与张国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张国焘对他是恨之入骨，早就欲除之而后快，但慑于曾中生在根据地和红军中的威望，不敢轻易下手，只是利用职权对曾中生进行审查、压制和打击。直到1933年8月1日，张国焘终于以“右派首领”、“与托陈派、改组派等联合起来形成的小组织活动”等莫须有的罪名，非法逮捕了曾中生，对他进行严刑逼供。但曾中生坚决拒绝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坚贞不屈地与之进行斗争。嗣后，曾中生即被张国焘长期监禁。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这时，曾中生仍被张国焘非法关押，他拖着饱受摧残的身躯，拄着拐杖随军行动。他坚信乌云终会散去，革命终会胜利。他和“监押”他的战士交上了朋友，常常利用宿营和吃饭的机会与战士谈心，教战士学文化。有时听他谈的人越来越多，张国焘就严令制止，严加管制。

    曾中生得知懋功会师的消息后，喜出望外，激动万分，认为红四方面军可以得救了，革命胜利又大有希望了。于是，他提出了见党中央，见毛泽东的要求。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始时的一幕。

    懋功会师后，党中央派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等同志组成中央代表团到杂谷脑慰问红四方面军全体官兵。当时红四方面军机关驻地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热闹非常，广大官兵诚心诚意地欢迎中央代表团，欢庆两大红军主力胜利会师。在张国焘陪同代表团吃饭时，刘伯承询问起了曾中生的情况。

    此时的张国焘面不改色心不跳，撒下了弥天大谎：“中生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战斗中负了重伤，我留下他养伤。伤好了他会回来的。”当负责看押曾中生的陈明义把中央代表团到来并在关心着他的情况的消息告诉曾中生时，他顿时高兴得流下了热泪：“我终于有救了！”他急忙请陈明义找来纸和笔，奋笔疾书，给党中央写信，表示要继续为党工作，他的问题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听候中央处理。

    不料，这封信落入了张国焘的手中。看到曾中生在信中发出的大义凛然的呼声，张国焘坐卧不安，感到十分恐惧。他害怕曾中生被释放后，向党中央揭发出事实真相和他的一系列错误活动。张国焘拿着信的手直抖，他怒挑着双眉说：“曾中生死不悔改，老子不杀他，不解心头之恨！”于是，他密令亲信黄超处死曾中生。

    8月的一天夜里，黄超令手下人将曾中生带到川西北卓克基的一片密林里，说道：“今天夜里部队要行军，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曾中生不知是计，遂在草地上席地而坐。

    两名刽子手趁他不备，突然将绳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将他活活给勒死了，随后将躯体抛入河中。

    为了遮人耳目，黄超指使人在卓克基南面大声喊叫：“曾中生通敌逃跑了！向敌人投降去了！快追呀！”又让一些人装模作样地到附近山上“搜索”，整整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张国焘即在干部会上恶狠狠地说：“曾中生这个右派头子，昨晚逃跑通敌，掉到河里淹死了，这更证明他是反革命分子！”曾中生被杀害时年仅35岁。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曾中生作为一名出色的共产党人，作为一名党和根据地的高级领导人，竟然被同样是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的张国焘所杀害。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以及张国焘个人权力欲望的恶性膨胀，是曾中生被害最根本的原因。

    张国焘作为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代表来到鄂豫皖不久即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但张深知自己在苏区的权力基础是薄弱的，因此他决心通过“改造”苏区的党和红军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

    他首先是否定了根据地的工作。在他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说了曾中生的几句好话，但又说鄂豫皖苏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能证明党内路线已经是正确的了”，曾中生等“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中作彻底的转变。”其次是提出了“加紧肃清改组派”，明确地把肃反列为鄂豫皖苏区“目前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务之一”。为了执行肃反任务，他将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更名为政治保卫总局并在各县设立分局，其任务是对付改组派、AB团和第三党。当时任红四军政委的曾中生等人就部队的行动方针与张国焘发生激烈争论之后，心黑手辣的张国焘就怀着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加快了“肃反”的步伐。

    这场争论是由红四军南下方针的确立引起的，并在执行的过程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鄂豫皖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曾中生等建议，在敌人的下次“围剿”尚未到来之前，红军应以一部分兵力发动群众结合地方武装肃清根据地内的反动势力，并以主力南下向外发展，恢复沂春、黄梅、广济地区的工作，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根据地反“围剿”的斗争。然而张国煮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并给曾中生等人戴上了“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个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的帽子。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时，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红四军领导人再次申明南下进攻方针的理由和正确性并赢得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至此，张国焘才勉强同意红军主力南下向外发展的方针。但在具体安排上，张又由保守主义一变而命令红四军在1个月内攻下英山，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震动南京，进行军事上的冒险。

    曾中生认为，红军应由巩固阵地向外发展，担负援助中央苏区的任务，主要的不在于攻击敌人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巩固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兵力。但是张国焘又一次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部队只得依张而行。在红四军行动之际，张国焘又改组了红四军领导，将和曾中生一起反对他的邝继勋降任红十三师师长，由徐向前接任军长，政委仍为曾中生。

    在徐向前、曾中生的率领下，红四军主力挥戈南下，一举攻克英山县城。

    之后，对敌情、地势，特别是群众基础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沂（春）、黄（梅）、广（济）地区敌人兵力薄弱，红军乘虚而入争取主动，可以调动敌人加以歼灭，对配合中央苏区行动也易见效；而东出安庆，要通过近400里的白区，沿途驻有5个旅以上的敌军，突出冒进，毫无把握。曾中生、徐向前等一面将意见报告鄂豫皖中央分局，一面举兵出沂（春）、黄（梅）、广（济）地区。经1个月的激战，歼敌7个多团，俘敌5000余人，有力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形成了以英山为中心的大片红色区域。

    但是，张国焘无视红四军南下作战所取得的巨大胜利，连续4次给曾、徐写信，指责红四军主要领导人改变东进计划是“违抗分局命令”，“放弃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重复立三路线”，同中央分局是“原则上路线上的分歧”等等，并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有丝毫的停留”。

    鉴于和张国焘的斗争不可避免，为了弄清是非曲直，曾中生当即向中央写了报告，明确表示反对张国焘要攻打安庆的错误军事方针，并且批驳了张国焘不要党的集体领导、不依靠工农政权，搞独断专行的军事冒险主张。

    在张国焘的多次命令之下，曾、徐不得不放弃大量歼敌的有利时机，移师北返。移住鸡鸣河后，在坚决相信党和红四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指导下，曾中生召开了红四军党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公开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对于张国焘的无理指责，与会人员群情激愤，一致通过申明书，再次说明了东进的不利和南下的正确性及其胜利的重大意义。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曾中生给张国焘写了回信，表示“除在组织上绝对服从外，在政治上有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会作极诚恳的申述的必要”。当时的红四军只有两万多人，且武器装备也很差，根本不具备进攻安庆、威逼南京的条件，因此，曾中生在信中对张国焘坚持攻打安庆的错误方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武汉之命令有什么区别了！”曾中生以为，张国焘乃中共党内的老资格，有修养，总不至于拿党性原则意气用事，总会以党的利益来衡量得失成败。万没料到张国焘是个小鸡肚肠之人。

    曾中生的来信义正辞严，打中了张国焘的要害。读罢信，张像挨了蜂蜇一样跳了起来。

    张国焘深知，自己要想成为鄂豫皖苏区的“太上皇”，必须将曾中生及其追随者搞掉。曾中生在鸡鸣河召开的会议，张认为是曾在公开向自己示威，不下手不行了。但曾等红军将领无不战功卓著、深孚众望，若搞不好会把自己搞臭。正在这时，敌人的一个离间计令张国煮喜不自禁，他以为除掉异己的机会来了。

    红四军攻占英山后，鄂豫皖军委皖西分会主席兼红四军十二师师长许继慎率部于英山留守。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借着与许是黄埔一期同学的经历，派了特务送亲笔信给许。在这封信中，曾扩情故意闪烁其词，诡称许已与敌勾结，并表示欢迎他投蒋反共。许继慎立场坚定，光明磊落，当即将来人逮捕，连人带信一并送交红四军军部。曾中生经过了解，认为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的一种手段，随即将特务和信件送中央分局处理。而张国焘却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竟利用这件事炮制出所谓许继慎等“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大冤案。并污蔑曾中生率领红四军南下是受了“反革命分子的怂恿”的行动。于是，他派陈昌浩赶到红四军所在地，宣布撤销曾中生政委的职务，随后又污蔑他犯了“有系统的整个政治路线上的错误”。给他戴上“反抗中央分局”和“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帽子，将曾中生调到后方进行审查。

    以许继慎被捕和曾中生被撤职为序幕，张国焘在红四军中掀起了疯狂的“肃反”。在红四军的“肃反”中，主力4个师共12个团的干部中有不少都被冤杀了。

    猖狂的“肃反”使红四军和鄂豫皖根据地元气大伤，面对强敌的进攻张国焘慌了手脚，于1932年秋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拉起已整编为红四方面军的红军主力无目的地仓皇西逃。随军西行的曾中生和其他同志一起同张国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义正辞严地批判他的错误。

    部队从湖北经河南到陕西，一路上浴血奋战，伤亡很大，广大红军官兵中间的不满情绪愈来愈严重，张国焘处境孤立，日子也愈来愈不好过。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张国焘开始以退为进。

    1932年12月上旬，张国焘在陕南城固小河口召开了部分师以上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从一开始就成了火药桶，很多同志都对张国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个同志气不过，站起身来指着张国焘说道：

    “张国焘，你今天杀这个，明天杀那个，说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反革命，你才是头号的反革命！你丢了根据地，使红军连遭失败。你把红军带到这里，你到底想干什么？”曾中生在会上也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实，尖锐地批评了张国焘实行无目的无计划退却的错误和毫无民主的家长式领导作风。

    到了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已扩大为5个军8万多人，建立起了巴中市和22个县的红色政权，拥有500万人口，川陕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张国焘感到翅膀又长硬了。于是，这个工于心计、手段毒辣的人又一次将魔手伸向了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曾中生。

    用鲜血写成的书

    曾中生读中学时就勤奋好学、才华出众，是有名的高材生，加上他先后在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因而军事和政治素养都很高。他不仅长于军事指挥和政权建设，而且善于总结经验，善于从理论的高度来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实践问题，是当时出了名的“军中一支笔”。曾中生在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期间，不仅直接指挥红军作战，还兢兢业业致力于地方党的建设工作，认真研究军事科学。他先后写出了《与川军作战要点》和《游击战争要诀》等小册子，用以指导部队作战。

    正当曾中生为提高广大红军官兵的军事素质致力于军事学术的研究，总结作战中的经验教训时，张国焘对他下手了。

    1933年8月1日，刚刚写完《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的曾中生站起身来，如释重负般地伸伸胳膊，正待走出门去享受一番明媚的阳光。张国煮的一个亲信带着十几个人闯进屋来，不由分说将曾中生捆了起来，曾中生愤怒地质问，“你们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抓你？见了张主席你就知道了！”说毕，这个亲信抬起手来重重地打了曾中生一个耳光，鲜血顿时顺着曾中生的嘴角流了出来。

    临出门，曾中生指着桌上的书稿对这帮人说道：“这是用鲜血写成的，你们不可毁掉！”见到张国焘，曾中生怒气冲冲地责问：“我犯了什么罪？你如此待我！”张国焘脸上的肌肉紧了紧，阴阴他说道：“犯了何罪？”继而又一拍桌子，“在鄂豫皖，你和许继慎勾结一起搞我；到了小河口，你看红军快完了，看我张某人不值钱了，又和邝继勋一伙人纠集一起反我。这罪过还轻吗？”曾中生反唇相讥：“党的会议上，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所允许的。”此时的张国焘已撕破了脸皮，他下决心要把多次向他发难的曾中生搞掉，因此他也就丢掉了那块遮羞布，不再遮遮掩掩了。“限你5天，写出‘自首书’，彻底交代你攻击我的罪行！”曾中生一听肺都气炸了：“张国焘，亏你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曾中生光明磊落，要自首的应该是你！你杀了那么多的人，有多少冤魂向你讨债呀！”在监房中，曾中生惦记着那部《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他向看押的人要来笔和纸，以惊人的毅力，凭着记忆将该书重写了一遍。

    这部著作约3万字，内容极为丰富。曾中生系统总结出了10种反“围剿”战法：（1）内线作战，各个击破；（2）专击敌人联络点；（3）前进包围，后进包围；（4）专于抄袭迂回；（5）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6）围攻一点，消灭援兵；（7）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消灭之；（8）布置大的游击战网；（9）尽力发挥夜间战的作用；（10）突出外线的攻击。同时，曾中生还根据经验，详细分析了敌人可能采取的10种“围剿”战法，为红军歼敌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对策。

    张国焘看了这部书，不禁为曾中生的精辟见解和卓越才华所折服。他提起笔来勾掉了曾中生三个字，批示道：“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本再三探讨，并提出书中须要讨论之点来讨论。”很快，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都看到了这本书，都感到写得好。开始还以为是张国焘所著，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张国焘想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听说曾中生被张国焘关押，便托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电示张国焘，救曾之命，但为时晚矣！

    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中共中央为曾中生彻底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