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运动”已在中国如火如荼般开展起来，然而，什么样的人算的“右派”？划分“右派”的标准是什么？全国到底有多少“右派分子”？

    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先“反”起来再说。他根据“反”的情况，不断下达指示，不断修改指示。

    从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毛泽东批发了三个中共中央文件，分别规定了对待“右派”、左派和中间派的政策。

    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

    《指示》要求，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打击。使他们在国家安定的形势下，再难于组织像现在这样大规模的反共运动。切记不要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姑息养奸，养痈遗患。

    《指示》指出，划分右派必须实事求是，对于右派的数量，不要估计不足，划得太少。当然也不要扩大化。

    《指示》认为，全国暴露出的企图复辟的右派分子，已经是数以千计。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实际上有些已经超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但是，还需要按照情况的变化，加以分析，才能分别确定。

    这一指示中所规定的对“右派”予以“无情”“歼灭性打击”，埋下了“左”的祸根。

    这一指示所估计的全国的“右派分子”“数以千计”。究竟是一千，还是九千？不得而知。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这是培养左派的文件，即把一批非中共的“反右派”积极分子吸收入党。

    当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则发出《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指出争取和团结中间分子，是使目前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这场政治斗争、思想斗争获得完满胜利的一个关键。

    毛泽东为这一指示中的一段话，进行了精心的修改。以下加了“■”号的，是毛泽东所加：

    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毛泽东仔细改定的中共中央这一段指示，还是注意了不要扩大打击面的问题——尽管历史已经证明连一九五七年那些所谓“极右派”也未必属于打击的范围。

    也就在这一中共中央文件中，毛泽东亲笔写下了一段关于右派人数的估计：

    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这是毛泽东的对于“反右派运动”的极为重要的估计。

    虽说毛泽东的这一估计，大大超出中共中央在一九八零年经过仔细“复查核实”后的数字：中央级的只五名，加上地方的九十多名，总共为一百名（尽管今日对这一百名也未必认可）。

    不过，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的这一估计，跟后来大大“超额”了的“右派”数字相比，还是小小的。

    仅仅过了十天，毛泽东就把这一估计推翻了，整整“扩大了一倍”！

    那是在七月九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

    （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四千人，而是大约有八千人。例如北京约有八百人，上海有七百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五十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七百多人，报上点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加到右派的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着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

    （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写罢这一《通知》，毛泽东还写了一封短信：

    起草了一个通知，请向彭真、维汉一商，如认为可行，请即决定发出。

    毛泽东起草的这一通知，中共中央于七月九日当天发出。

    到了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

    这一《报告》反映，到八月七日止，北京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七千五百十一人，已在大小不同范畴内重点批判的为三千五百二十九人，占右派总数百分之四十七。全市有极右分子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占右派总数百分之十六点七。全市已登报的极右分子一百三十五人，近日又决定增加五十五人。

    《报告》还说，北京各高校共发现右派分子四千二百三十人，其中极右分子一千一百二十五人。

    《报告》说，教授中的右派分子为一百九十二人，占教授的总数百分之十三点八。其中极右分子为八十五人。

    这份《报告》所报告的仅是北京市的右派分子数目，尚不包括在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中的右派分子。

    这份《报告》仅仅反映截止八月七日的统计数字。

    光是北京市这一统计数字，就已经相当于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所估计的全国的“右派”总数的一倍！

    薄一波曾这样谈及“反右派运动”：

    据我所知，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的结果表明，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五十五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错划的。在这些被错划的人当中，有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学生。①

    薄一波所说的“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其实还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

    即使是这个数字，也相当于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所估计的“四千人”大了一百三十七倍！

    在回顾往事时，薄一波批评了毛泽东对于“反右派”的“主观随意性”：

    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六月二十九日，毛主席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四百人，全国大约四千人。仅仅过了十天，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到了九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六万二千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十五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四十万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从指导思想上讲，虽然也说过“不可过分”、“决不要扩大化”，但是更多地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过程中，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入挖掘”。机械地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这种明显的主观随意现象普遍发生，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①

    毛泽东的这一“主观随意性”，后来大大膨胀，在“文革”中发展到了顶峰，也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以至整了上亿人，造成了中国的一场浩劫……正因为这样，在“反右派运动”中可以看出“文革”的种种“影子”，而“文革”则是“反右派运动”的“左”的继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