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虽然经中共党史专家们后来查明并非中共“一大”的开幕之日，但是自一九四一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七月的第一天纪念自己的诞辰。至今，中共仍以七月一日为党的生日。每逢七月一日，中共报纸的主题便是纪念党的生日。
一九五七年的七月一日不同往常。这天的《人民日报》，虽说也发表马叙伦的《中国共产党万岁》那样纪念“七一”的文章，可是头版所载长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却与纪念党的生日毫不相干。
这篇《人民日报》社论，显然是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所载“本报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的继续。两篇文章，皆出自毛泽东手笔。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于是如今人人皆知是毛泽东所写。可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并未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很多人误以为不是毛泽东所写。其实，早在一九六零年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就同时编《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初编本中是有《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的。一九七七年四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时，正值刚刚粉碎“四人帮”，而《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是以姚文元的文章为“由头”写的，显然不合“时宜”，也就删掉了。
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毛泽东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是毛泽东关于“反右派”的极为重要的文献，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那篇《事情正在起变化》。
如果说，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决策进行“反右派”，那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则是定下了“反右派”的重点是“章罗同盟”。
毛泽东在社论一开头，表扬了《光明日报》，批评了《文汇报》。毛泽东写道：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毛泽东接着点出了《文汇报》的要害所在：
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毛泽东尖锐地抨击了“章罗同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毛泽东论述了资产阶级右派的概念：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
毛泽东的这篇《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一发表，对于全国的震撼力，绝不亚于六月八日的那篇《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如果说，《这是为什么？》是吹响了“反右派运动”的动员号，那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则是指出了“反右派运动”的总攻目标——“章罗同盟”。
顿时，章伯钧和罗隆基陷入了“千夫所指”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