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譬若以蚊而负山，盲人而行万里也，亦可哂已！盖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懑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淫乱而谓全《诗》可删，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仆则谓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余，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绘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
三代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问学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虽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咏，若伊、莘、周、召，凡百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没办法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
古圣观天地之文、兽迮鸟迹而作书契，于是乎有文。文与文相生而为字，字与字相续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口所不能达者，文字能曲传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于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诸经以阐显之，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矣。
三代昌盛的那个时代，圣君贤相融洽继承，道德中的精华深浸骨髓，至于寻求学问的风气则到达市井小巷，所以当时即便是猎捕兔子的山野之人，行走在汉水北岸的女子，都性情贞娴而能吟咏，至于伊尹、有莘、周公、召公以及诸如仲山甫这些人，他们的道德充沛文章精工，则更不用说了。到了春秋时期，王室恩泽衰竭，道德本来将要废止，而文章也大抵发生变化，故而孔子看到麒麟被捕获时说我的道将要走到尽头，被匡人拘禁时则说文章将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经》，昭明百代圣王的道德戒律，使之流传千世而不变，用心至苦，而事业则极其盛大！
这是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写给刘蓉的信。刘蓉是曾国藩一生的同乡密友，还同曾氏结为儿女亲家，晚年做到陕西巡抚，因军事不利而免职归里。曾国藩写这封信时，还在京师为翰林院侍讲，而刘蓉则在原籍做塾师。
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
曾国藩写这封信是基于汉学与宋学相争这样一种学术背景。所谓汉学，是指在理论上崇尚原始儒学和盛行于东汉的古文经学，在治学方式上提倡“实事求是”，具有崇尚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考辨的特色；所谓宋学，并非泛指宋代学术，而是指宋代理学，以崇尚义理为其主要特色。自清初汉学与宋学就初步分化，清代中期汉学形成了独立的学术派别，汉学与宋学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立，其后汉宋之争趋于兼采。而曾国藩在这封致刘蓉的信中便是持这种汉宋兼采的见解的。在这里，曾国藩阐述了文与道之间的关系，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文字与道并重、汉学与宋学并举的观点，尤其是针对崇道贬文的观点，提出一个深刻而生动的命题：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他说：倘若知道舍除血气则无以见心中所存之理，则知道舍除文字则不可能见圣人之道。进而发下宏愿：文道兼修，身体力行，并付诸文字以传于后世。
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极知狂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过弥甚。
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相续、字与字相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国藩切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仲尼既殁，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杰之土，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白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听说这里有擅长作古文与诗的人，就此细加查访，原来是桐城姚鼐郎中的著作。姚鼐的言论的确有可取之处，于是将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以及方苞的作品尽心阅读，其他六朝善于写诗者以及李白、苏轼、黄庭坚等人，也都阅读他们的作品而探究他们的源流归属，然后懂得古时悟道者，没有对文字不明了的。会写文章而不悟道者，或许有，怎么会有悟道而不会写文章的人呢？
古时的圣人观天地的纹理、鸟兽的行迹，而制作书契，于是便有了笔画。笔画与笔画互相交错而成为字，字与字相连续而成为句子，句子与句子相连续而成为篇章。口头上不能表达的，文字能曲意传达，所以文字能代替口头而传之千秋万代。伏羲已经深知治理天地人之间的法则，而画出八卦以使其明了。文王、周公担心人们还不能明白，于是以文字来彰明它，孔子又作《十翼》、编各种经典来阐述它，于是散见于万事万物中的道也便尽可能见于文字了。
圣人之所以可贵，在于他确立的所行与万事万物相联系，隐然符合于道，他的文字可以教育后世。我们士人之所以能够学习圣贤，也是靠着文字来考察古代圣贤的作为，窥究他们的用心之所在。如此说来，这些句与句、字与字相连续的篇章，便将古圣贤的精神语言笑貌都寄寓了。假如出现毫厘之差，便会错致千里。词气的缓与急，韵味的厚与薄，作文者一有不慎，则格局立即变化，读书者一有不慎，则于文中之意瞢懂无知。故而国藩恳切地说，今天想要明了先王之道，不能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枓。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原，可谓博矣！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
孔子死后，他的门徒四处分布，将学问传递下去，此后聪明杰出的人士中有见识懂著书的人，大致说来都是孔子学说的后人，他们文章的醇厚与杂驳，都可以从他们对道明了的多少来区分。对道明了特别多的人，文章则尤其醇厚，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次一点的，醇厚上也差一点；对道明了少的，文章则杂驳，尤其少的，则尤其杂驳。从荀子、扬雄、庄周、列子、屈原、贾谊以下，他们的等次差别，大致可以指数出来。
那么，明了道的多与少如何来区分呢？可说是：深与博。从前，孔子用称赞来阐明天道，用作《春秋》来由衷探求人事的恰切，这可称作深刻！孔门学问有四科。子路懂得军事，冉求能使国家富裕，向柱史问礼，与鲁伶讨论乐，多种学说都知道它的源头，可称作广博。深刻，则能钻研万事万物细微端倪；广博，则能详万事万物的情状而用之不尽。后来那些对道的明了不及孔子者，在深刻上有差别，在广博上有差别。能够做到深刻而且广博，在文章写作上又不失古代圣贤情怀的，孟子之下，只有周敦颐的《通书》、张载的《正蒙》，醇厚正大，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少有人能匹敌。许慎、郑玄，也是能深刻广博，但他们详释字义字音的文章或有所缺失而显得零碎；程颐、程颢、朱熹，也是深刻广博，而给人以指示的语言或有所缺失而显得狭隘。其他比如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一类人，能够广博但不能深刻，他们的文章流于支蔓，游酢、杨时、金履祥、许谦、薛季宣、胡宏一类人，能够深刻但不能广博，则文章失于浅显。于是有了汉学与宋学的区分，互相争辩，已不是一朝一代了。
我不自量力，想兼取二者之长，对道的明了既做到深刻广博，在为文上又达到无累的地步，对于一己的渺小之心，这自然承受不起的奢望，好比以蚊子之力而想担山，又像盲人而想长行万里，也的确可笑！这是因为我往上看仰慕《通书》、《正蒙》，其次则特别嗜好司马迁、韩愈的书，认为这二位先贤的确是深刻广博而又看出古人为文的法则。现在的评论者不去细究二位的见识学问，动辄就说司马迁的书充满愤懑不平之气，韩愈的书则傲岸自得，您或许没有深入考察，也赞同世人的这个说法，这好比看到《盘》、《汤诰》等艰涩难懂而说《尚书》不可读，读郑国、卫国那些涉及淫乱的诗而说整个都可删去，岂不是以偏概全而不加以细细推究了吗？孟子说：“君子所拥有的天性，即便是大为风光也不加誉，是穷困独居也不贬损。”我则说，君子所拥有的天性，即便读破万卷也不加誉，即便一字不识也不贬损。从这个角度来看，君子可以离开书籍而谈论道，反而使得他身上具备仁、义、忠、信。就天性而言，尧舜孔孟等人并非有余，愚夫愚妇也并非不够，本来就与文字无关。就书籍而谈道，则道好比人心所负载的理，文字好比人身上的血气。血气固然不可以称为理，但舍除血气，性情又将以什么为依托呢？当今好雕虫小技的读书人，沉溺于声律词藻的末节，至于有些略微明了道的人，又说读圣贤书应当在于明了道理，不应详究他的文字。这好比讨论看人应当看他的心所负载的理，而不应当看他的表面言行这样的血气末节，这话岂不荒谬吗？倘若知道舍除血气则无以见心中所存之理，则知道舍除文字则不可能见圣人之道。
周敦颐说文以载道，而用空车来讽刺世俗读书人。空车固然不行，而没有车又能远行吗？孔子孟子已经去世而他们的道流传至今，全靠有这种能远行的车。我们今天倘若有所见解而又想远行的话，又岂能不早早准备坚固的车辆呢？所以我的浅陋心愿是，假若对于道有所见解的话，不仅仅只是见解，而必须力行；不仅身体力行，还务必求得以文字来传之后世。虽说可能达不到，但志向总该如此。对于诸子百家的著述，都依据他的文字来校核其道的多少，剖析其细微而排列他的前后位次。对汉学、宋学两家的争论，都不偏袒而附和起哄，对于众多儒生推崇道而贬低文字的言论，尤其不敢苟同追随。深知这样做有些狂妄甚至荒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加屏弃，但沉默不言，这种文过饰非的错误会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