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写于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是曾国藩为唐鉴先生的《国朝学案》（《国朝学案小识》或《学案小识》）校对付刻后所写。
唐鉴（1778-1861）字镜海，号翕泽，湖南善化人。嘉庆十二年（1807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历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蜚声京门，被誉为“理学大师”，当时许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曾国藩则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慕名投拜这位湖南老乡前辈，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只一席谈话，就令曾国藩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可以说，曾国藩师事唐鉴，对他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都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曾国藩从人的属性入手，理出古代圣人详知万物的途径和方法，都是依据具体事物而穷究它的道理（即物穷理），并非由朱子一家首先作出的解读。进而指陈治学上的各种偏颇与流弊，在此基础上，阐明唐先生《国朝学案》一书的要旨与特色。
唐先生撰辑《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字付梓。既毕役，乃谨书其后，曰：
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岂以自淑而已，将使育民淑世而弥缝天地之缺憾。其于天下之物，无所不当究。二仪之奠，日月星辰之纪，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状，草木鸟兽之成若，洒扫应对进退之琐，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万物皆备于我。”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絜之。以舜之睿哲，犹且好问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则夜以继日。孔子，圣之盛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颜渊、孟子之贤，亦曰“博文”，曰“集义”。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
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知如彼，而犹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自是以后，沿其流者百辈。间有豪杰之士思有以救其偏，变一说则生一蔽。高景逸、顾泾阳氏之学，以静坐为主，所重仍在知觉。此变而蔽者也。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别有颜习斋、李恕谷氏之学，忍嗜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宋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矫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矣；由后之二蔽，矫王氏而过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
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诐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唐先生于是辑为此编，大率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三者交修。采择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撤，与变王氏而邻于前三者之蔽，则皆厘而剔之。岂好辩哉？去古日远，百家务以其意自鸣。是丹非素，无术相胜。虽其尤近理者，亦不能展人人之心而无异辞。道不同不相为谋，则变已矣。若其有嗜于此而取途焉，则且多其识，去其矜，无以闻道自标，无以方隅自圆。不惟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则君子者已。是唐先生与人为善之志也。
唐镜海先生编撰《国朝学案》，命国藩校对文字并交付刊印。工作完成以后，特写下如下的文字：
天地生人，赐给他们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强健、合理而常久不变的属性，岂止是用来自我完善，将用来化育百姓完善世界从而弥补天地之间的缺憾。他们对于天下所有的事物，都要弄个明白。天与地的奠基，日月星辰的运行，百姓的生成，鬼神的情状，草木鸟兽的各具其形，洒扫应对进退的琐细事务，都是我们的属性范围内的内容。所以说：“世上的一切都为我而存在。”所谓人，是天地的中心。所谓圣人，他的智慧足以详知万物，他的才能无不合乎实际的需要，却不敢一味地放纵、满足自己的欲求，一定会依据轻重长短而自我约束。以舜的圣明，尚且喜欢咨询考察；像周公那样的圣人，遇有想不通的问题，便夜以继日地思索。至于孔子，在圣人中可以说抵达了鼎盛，却还是遇事喜好勉力仿效古人。像颜渊、孟子那样的贤明，也讲究通晓古代文献和行事合乎道义。这是因为，要完备自我属性这一个根由，就应当明了万种事物的不同之处；要熟悉万种事物的不同之处，最好的方式，就是依据具体事物而穷究它的道理。所谓依据具体事物而穷究它的道理，本是古代贤圣所共同使用的方法，并非由朱子一家首先作出的解读。
自从陆象山开创心学一派，明代余姚的王阳明继承他的学说。他们的学说以良知为本体，认为我的心中自有天理，而不应当支离破碎地到具体事物中去寻找。而天理的本性在于诚，即事物的本来面目。眼睛凑巧看到什么，如果不随后用规矩准则加以衡量，就能够做为依据吗？况且像舜、周公、孔子、颜、孟那样博学，却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勉力仿效古人，博通文献、契合道义，这样的圣哲都勤奋如此，何况仅凭中等的资质，而看重物质欲望，饱受它的牵累，口中还念念有词地说不违背准则，这难道不是有一点自欺欺人吗？自此以后，沿袭这一派学说的代代有人。其间也有豪杰之士想要补救他们的偏颇，但是变化一种学说却反生出一种遮蔽。高景逸、顾泾阳的学说，以静坐玄思为主，所看重的仍在知觉，就是变化而反生遮蔽的例证。
近世乾隆嘉庆年间，各派儒者都力求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辈钻研文字考据，依据汉代河间献王刘德实事求是的宗旨，鄙视宋贤，认为他们所倡导的“即物穷理”流于空疏。难道所谓的事，不是物吗？是，不是理吗？实事求是，难道不就是朱子所宣称的即物穷理吗？将自设的名目看得很高，用以诋毁与日月同辉的宋贤，也是因变化而反生遮蔽的一类。另有颜习斋、李恕谷的学说，强忍嗜欲，苦练筋骨，勤于用力而见诸行动，等同于战国农学家许行在推行主张的同时还实践耕作，认为宋贤的即物穷理错在无用。这又是一种遮蔽。矫正王氏学说却不堵塞它的源泉，属于五十步笑百步一类；由于后二种遮蔽，矫正王氏而超过应有的限度，属于因噎废食的一类。
我朝尊崇儒学一道，正学兴盛起来。平湖的陆陇其，桐乡的张履祥辟除邪说而返归经典，意志坚定而不可摇撼。陆桴亭、顾亭林一派，博大精微，体用兼备。其他名儒盛学，连绵不绝。二百年来，大家小家，醇正谬误，各有不同。唐先生因而辑成此书，大抵主张要庄敬，但不可过于注重静坐玄思，穷究物理而不流于琐碎，努力践行而不走向狭隘。三个方面相互交融，都得到很好的体现。所采用选择的名言，也大抵遵从这样的做法。对于固守王学旧辙、以及改变王氏学说却反而陷于上述三方面的失误，则都细加清理与剔除。岂是喜好辩争？因为现在距离古代一天天遥远，各家务求张扬自己的学说。肯定红色否定白色，相互间没有办法取胜。尽管有的比较接近真理，也不能说到每个人的心里而意见一致。志趣不同不能在一起谋划，只好各异其趣。如果在这方面极有兴趣而择取了一条途径，那么便赞誉他的见识，去除他的骄矜，不因自己得道而自我标榜，不以门户之见而自我圆通。不求皮毛之见，而求真正有所收获，这才是君子所为。这正是唐先生与人为善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