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为自己的书斋取名“求阙斋”。这是他在读《易·临卦》时所受到的启示。联系自己仕途顺遂，恐无福消受，担心盈满之时，便会走向衰竭，故此欲防盈戒满，必须反过来求阙。于是便有了享誉于晚清政坛和文坛的求阙斋和这篇《求阙斋记》。曾氏还有《求阙斋读书录》四卷，王定安编有《求阙斋弟子记》三十二卷。

    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侵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鏓衡不足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由是八音繁会不足于耳，庶羞珍膳不足于味。穷巷瓮牖之夫，骤膺金紫，物以移其体，习以荡其志，向所搤捥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訾议。故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彼为象箸，必为玉杯。积渐之势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贵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驱一世于轨物也。中人以下，蹈其不实，于是爵禄以显驭之，名以阴驱之，使之践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哗然惊之，不亦悲乎？

    国藩不肖，备员东宫之末，世之所谓清秩。家承余荫，自王父母以下，并康强安顺。孟子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抑又过之。《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不协于极，不罹于咎，女则锡之福。”若国藩者，无为无猷，而多罹多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阙陷。礼主减而乐主盈，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若夫令闻广誉，尤造物所靳予者，实至而归之，所取已贪矣，况以无实者攘之乎？行非圣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亦将守吾阙者焉。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谨记。

    国藩读《易》读到临卦，喟然叹道：阳刚渐渐增长，到八月便有不祥的兆头，消损也就不远了，很可怕的。天地间的气，阳来了，则退而生阴，阴来了，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是自然的规律。

    事物生来就有贪欲，喜好圆满而忘记了自己的缺失。故此身体安然地乘坐车子，即便是龙辇一般华贵都不能满足；眼睛辨认五色，即使色彩艳丽华美的衣服也不配他穿。于是八音繁会满足不了他的听觉，珍奇美宴也满足不了他的味觉。穷巷贫寒的汉子，骤然官服加身，环境改变了他的体貌，习惯动摇了他的意志，向来激切欲求却得不到的东西，渐渐地反过来厌恶鄙弃而不屑于使用。一旁观看的人竟也认为本该如此，不值得非议。所以说：身居高位不想骄傲而骄傲自至，享受厚禄不想奢侈而奢侈自来，你一旦使用了象牙所制的筷子，就一定会使用玉石所做的杯子。这是逐渐积累而成的。而那些喜好猎奇的人，用尽巧思、费尽心机，不随波逐流，唯独热切而贪娈地谋求虚名，同正派人士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中有人追求豪富以满足欲望，有人追求名誉以满足虚荣，但对于追求满足这一点而言则是一样的。所谓名，是先王用来将世间的一切都纳入法度与规则之内。中等资质以下的人，总是谋虚逐妄，于是便明着用爵禄来驾驭，暗着用名誉来驱使，使他们按着人家设计好的去做，却不明白其用意。而像君子一类的人，深知道德的实质，才畏惧名望施加到自己头上，而在内心却感到一天天地浮躁，觉得是一种耻辱。至于那些浅薄的人则热热闹闹地加以谋求，不是很悲哀了吗？

    国藩不肖，在詹事府里凑数，在世人眼里做着所谓清贵的官。承受家庭的余荫，自祖父母以下，一直康强安顺。按孟子所说“父母都在，兄弟没有意外”，我的家境比这还要好。《尚书·洪范》说：“凡是百姓中，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人；不合规则，却没陷于罪恶的人，您都要赐给他们幸福。”像国藩这样的，没有作为没有谋略，犯下很多过失，反而赐给幸福，这不正是所谓受之有愧一类的吗？于是，便给自己的居所取名“求阙斋”，凡是外来的荣誉，感官身体的贪欲嗜好，都让它列在所求的缺欠之内。礼的功用在于节制，而乐的功用在于充盈，但乐不可走到极至，要用礼加以节制，但愿以此来约束我的性情。至于美好的名声与广泛的赞誉，尤其是造物者所吝啬给予的，有了实际的成就，名誉自然会随之而来的，刻意索取就已经是贪娈了，何况本来没有实绩却窃取争夺虚名呢？行动够不上圣人而享受圣人美名的人，大抵其间不能没有夸耀伪饰之处。我将要守住我的缺欠不足。

    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