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吴晗来说，仿佛一眨眼间，时间就到了1966年6月3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达一万六千余言的文章——《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文章的作者就是手摇尚方宝剑，见血封喉，令史学界大小知识分子闻风丧胆、哭爹喊娘唯恐不及的超级红色巨兽——史绍宾。

    按史绍宾的说法：“全国解放前夕，胡适匆匆逃出大陆，丢下了一批档案，其中有吴晗和他的来往信件。这批档案，后来保存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由该所有关负责人直接掌握。”又说：“从去年十一月对吴晗的《海瑞罢官》展开批判以来，大家一直期待着，近代史研究所负责的同志能充分发挥本所同志的专长，利用本所的优越条件，特别是他们所掌握的胡适档案，积极投入这场斗争，揭露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真实面目。令人奇怪的是，几个月来，全国范围内对吴晗的批判进行得这样激烈、这样广泛，许多拿铁锤、拿锄头、拿枪杆的工农兵群众都拿起了笔杆，参加了战斗。而众所瞩目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该所个别当权者的领导下，却冷冷清清，不见动静。”

    鉴于近代史研究所领导者装聋作哑的态度，早已对这批材料垂涎三尺，于摩拳擦掌中等得不耐烦的史绍宾们悄然来到近代史研究所，想从中捞取部分干货，以便制成打击吴晗的炮弹。想不到竟吃了闭门羹，对方拒绝交出任何材料。正在史绍宾们于资料室胡乱转悠之时，突然看到了一个上书“胡适档案目录”的资料柜，打开一看，胡适与吴晗来往信件的案卷目录写得一清二楚，但对方却以只有目录，信件“拿到城外去了”和“保密”为由，仍拒绝其观看。如此往复折腾了十几天，史绍宾只摘抄了两封信并于《人民日报》1966年4月13日以《胡适与吴晗》为题发表并进行了批判，其他更为高级的干货仍未得手。

    正在史绍宾们大为恼火又无可奈何之时，由近代史所主办的《历史研究》于这年第三期披露了吴晗与胡适的十三封通信并进行了评注。史绍宾们见一次竟有如此多的信件披露，而此前自己一番辛苦奔波却只得了一点残羹剩饭，像叫花子一样被打发出门，恼羞成怒。于是，在已成为“文革”新贵的尹达具体指挥调度下，“史绍宾写作组”很快将这批信件重新编加按语，作为集捆式重磅炸弹于《人民日报》一齐发射而出。

    为发泄当初上门遭拒的激愤之情，在“铁证”亮出的“前言”中，史绍宾先是将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主编黎澍骂了个狗血喷头。质问黎澍“为什么一个多月以前许多单位向你们借阅这批资料的时候，你们百般刁难？为什么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吴晗的反革命的历史已经真相大白的时候，你们才匆匆忙忙公布这批资料？”答案是“为形势所迫，是为了掩盖你们自己包庇吴晗罪行的资产阶级立场，给你们自己脸上抹粉……还有一个可耻的目的，那就是向一些积极批判吴晗的革命者暗放冷箭……攻击被你们称为‘想在二十四小时里就一鸣惊人的人’”。而“你们的矛头究竟是指向谁？我们看来，只能是指向今天那些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同志”。

    与“前言”同声相应的是，当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标题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社论言辞犀利，杀气弥漫，在引用了毛泽东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光辉理论之后，含沙射影地对近代史研究所以及领导者之一黎澍痛斥道：“霸占一些史学阵地的资产阶级‘权威’，在某些部门里实行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利用职权，大放毒草，压制无产阶级左派的反击。他们对革命的史学工作者，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加以打击。他们像奸商一样垄断资料，甚至在‘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急先锋吴晗已经被揭穿之后，还隐瞒关于吴晗的史料，包庇这个反共老手。他们简直是史学界里十恶不赦的‘东霸天’、‘西霸天’。”

    社论在结尾处，严厉警告以黎澍为代表的“恶霸”与“老爷”们：“对于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史学阵地，我们就是要去占领。在你们看来叫‘侵略’，在我们看来叫‘夺权’……在你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地盘上，重新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

    正因了史绍宾与代表中央口径和政治态度“社论”的喊打，《历史研究》被迫停刊，主编黎澍从此被打入另册，接受批判与劳动改造，开始了为期八年的苦难历程。

    此前的若干年，吴晗应一些报刊约稿，陆续写了一些自传中夹杂了鼓吹社会主义好得不得了的短文，后来结成《春天集》出版发行。在讲述自己早年求学历史时，吴晗说道：二十年代末期，我“到上海进中国公学大学部，念了两年”。“在中国公学的最后一学期，写了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这篇论文是在胡适之的中国文化班上写的，他很赏识。这学期结束，胡适之被迫离校，在那时候他是反对蒋介石的。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一九三一年夏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还是由胡适之介绍，系主任蒋廷黻给我一个工读生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小时，每月得十五元的报酬。”

    1959年，吴晗在《我爱北京》一文中，又讲述了自己留校任教的往事：“那时候大学中间有句名言：‘毕业即失业！’大体上，每个人在毕业前一年半年就得费尽心思，计较上哪里去。”“毕业后，因为我专治中国历史，专治明史，当时各大学的历史系还没有开明史课程的，我就被留在学校，讲明史。”——这些回忆，在当时看来不过是一些吹牛皮兼抬轿子的应景文章，没有人把它当回事，但后来就变得大为不同和十分重要了，重要得竟要了吴氏的卿卿性命。

    以尹达为掌门人的史绍宾，此次在《人民日报》亮出的“铁证”，时间跨度为1930年至1932年，大体围绕吴晗由上海到北平，并由胡适推荐到清华大学读书的一段生活，其中一大部分牵涉到了吴晗当年吹牛的回忆文章。“铁证”白纸黑字地将当年的实情真相一一列举开来，令读者不容置疑。如：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零年三月十九日）适之先生：

    去年我做了一篇《中国古籍上之南洋诸国研究地名索引》，是预备做南洋诸国研究的初步工作材料，是把二十四史、稗史、唐人宋人笔记小说等等有关于南洋的图书汇集的分析起来，做成功一个索引。今年开学的时候，我又找到几部书，预备把它重新编制一下。

    上星期在整理《佛国记》的时候，忽然引起我研究法显的兴味，内中有几点：

    1。《佛国记》称中天竺为中国（自称则为秦人汉人）。

    假能找到达摩瞿缔与高德沙门之生卒葬期，则法显回时之年月问题当不难解决了。　　 因为先生现正在研究佛教史料，所以我把我的疑问提出来，写信给先生，并且希在可能范围以内给予我下列几点帮助……明知先生现在很忙，不过除了先生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希望先生能化（花）几分钟的工夫给我一个回信。

    学生　　吴春晗（吴晗原名）上　　 三月十九日［史绍宾］按：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四年，胡适为什么对佛教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企图乞灵于菩提达摩之流的幽灵，来抵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效劳。吴晗知道胡适“正在研究佛教史料”，急急忙忙投其所好，以作进身之阶。

    胡适向当时的“少年朋友们”兜售实用主义的“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吴晗就向他献上谀词：“除了先生以外，我实在想不出一个比先生更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指导路径的人。”这就是说，吴晗是心甘情愿地请求胡适牵着他的鼻子走，走上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路径”。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零年六月二十九日）适之先生：

    《胡适文存》二集卷四P。174《跋红楼梦考证》有这么一条：

    “（3）曹雪芹的儿子先死了，雪芹感伤成病，不久也死了。据此，雪芹死后，似乎没有后人。”

    前几个月我做《西王母与昆仑山》的时候，翻了很多书，当中有一部清梁恭辰《北东园杂录》（道光癸1843A。D。），内中有一条提及此事，当时把它钞下来，预备你来中公的时候来问你，可是终于没有机会。今天翻读《胡适文存》的时候，又看见了这一条。连忙去找从前钞的来对照，又忘记夹在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把梁书提及的大意述之如下……学生　 　吴春晗　　六，二九。又，我下半年要转学到北平燕大去读历史系去，想请先生写一封介绍书，不知道可以吗？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零年×月二十八日）适之先生：

    先生的《红楼梦考证》页三十七，以敦诚兄弟的诗断定曹雪芹的生卒时代——生约1715—1720，死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这是一个极精确的论断，但是先生的话只是假设，并没有什么强硬的同时代的证据。

    近几天在《延芬室稿》找到一些可以证实此问题的材料，特地钞了献给先生……以上这些是因为我先做了《延芬室稿》中的《志学编》的跋，近几天重读先生的考证，见有引永忠的去处，便开始注意这部破稿本，果然找出这么一些来，高兴极了，立刻写信告诉先生。

    据这书的内含而论，内中一定还有关于曹雪芹的诗，我明天还要细细地找去。（因为纸已陈旧，只能慢慢地翻）或者再有发现，亦未可知。

    敦诚一辈人的生卒事迹，有否再考查的必要？假使先生要，我可以把一切永忠和他们投赠的诗钞奉。生卒也有查出的可能。

    明陈文烛的《二酉园文集》有沔阳卢氏《湖北先正遗书》本，已请图书馆购得。附闻，专此谨颂康健。

    学生　　吴春晗上　　 二十八日晚［史绍宾］按：胡适关于的“研究”，是洋奴买办文化的一个标本。“适之先生”作了“大胆的假设”，“学生吴春晗‘连忙’小心的求证”。

    一九六二年五四青年节，吴晗在《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这篇讲话中，坦率地向青年推荐自己的“经验”：“抄书这一关很重要，要眼勤手勤，否则就要吃亏，我是常吃这个亏的。”读了这封信可以知道：吴晗的所谓“眼勤”，就是要看准主子的喜好。所谓“手勤”，就是要勤抄书，进献资料；勤写信，表白忠忱。所谓“吃亏”，就是漏抄了一条可作敲门砖的材料，后悔莫及。吴晗的一整套“经验”，就是这一类奴才趋炎附势的登龙术。

    吴晗说：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由《红楼梦研究》批判引起的胡适批判，他所以一声不吭，是因为参加了政府工作，公务繁忙，手头又没有一本胡适的书。这封信拆穿了吴晗的弥天大谎。原来，当年的吴晗就是胡适派“红学”的一个小喽啰，他不愿意背叛师教，看来不是没有缘故的。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适之先生：

    在两个月以前，找到一篇《婺书》中吴之器撰的《胡应麟传》。撰者的时代稍后于胡氏，在这篇传中说胡氏的卒年是在万历三十年壬寅（1562），存年五十二岁。这可以把顾颉刚先生在《四部正讹序》中所提及的应麟卒年问题解决了（他在序中据江湛然的话推存　 　 年在六十以上）。恰巧前几天由燕大图书馆借来一部《少室山房全集》和《弇州四部稿》，就费了将近半个月的工夫在二书中辑出关于胡氏生平的事历，另外翻了一些和应麟同时代人的诗文集和地志，以及《明诗综》、《金华艺文志》、《全浙诗话》一类书，和中海图书馆所藏的《太函集》《二酉园文集》诸书，草成了一篇将近三四万字的《胡应麟年谱》……这作法不知道对不对？请先生能费一点工夫，多多指教。我所参考的书很有限，也希望先生能另外介绍一些给我。

    因为没有和先生直接谈过话的缘故，最后要替我自己介绍一下：我是一九二九进中国公学的学生，去年先生离开中公后，我也立刻到北平来转燕京大学，不料到北平后燕京又不许我入学，因为我在中公的英文成绩是C，虽然在转学时他们曾寄入学允许证来。后来颉刚先生介绍我到燕大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作事。现在我又要想下半年到北京大学史学系插班，因为恐蹈去年的覆辙，就辞了燕大的职务，先时预备功课，所以现在有时间来写这篇年谱。

    学生　　吴春晗　　 五月五日［史绍宾］按：吴晗拍马有术：先是提问题，后是献材料；眼看时机成熟，随即“自我介绍”。果然，皇天不负苦心人，第二天，佳音传到。吴晗在解放后无耻地为胡适辩解，说胡适因为反对蒋介石，被迫离开中国公学。并且撒谎说“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封信说明，吴晗千方百计地钻进美蒋奴才胡适的门下，死心塌地跟着他走，完全清清楚楚，哪里糊里糊涂？

    胡适复吴晗（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春晗同学：

    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

    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高兴。

    前年我曾推断胡氏“死时年约五十岁”（见我的《文存》三集》页六三零），但我的根据很少，不过是一个假定而已。今得你寻出吴之器所作传，考定他死在万历三十年，年五十二岁，与我的假定相差甚微。

    但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1562”，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1602。生年是1551。

    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这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胡适廿，五，六［史绍宾］按这是胡适给吴晗的第一封信，对吴晗阿谀和逢迎的“工作”，表示“记得”和“知道”。主子给奴才下了第一道嘉奖令，并且立即召见。从此，吴晗登堂入室，得附骥尾，成了胡适手下一名反革命的“过河卒子”。

    吴晗致胡适（一九三一年×月十九日）（本件上缺］去年冬间，发心编一个《四史人名索引》——＿我以为研究古代史，应该从两汉倒溯，但是苦于事迹的不集中，无法整理，所以有编人名、地名和其他索引的必要——到现在已经写好了四五万片子，经过两三度的校对（底本用殿本，校本用百衲本的景祐本和金陵本）和排比，大约下半年如能入学，年底可以成功。可是困难的问题极多，现在举几个大的请你指教……以上几条，不过是其荦荦大者，此外如去取，妇女，神仙之甄录，有名无姓或仅一字，匈奴南蛮之氏族等等，这些均成问题。盼望你能简单地指示给我一条明路！

    上次你所说的北大旁听生制度，我已去问明，据说现在没有这种制度了。现在我对于英文、西洋史、逻辑等尚有法可想——英文我现在能够看书，就是文法不了了——就是数学要抱佛脚，也来不及。这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又，我想找出钱牧斋批评胡应麟的话，这几天曾把四部丛刊本的《初学集》和《有学集》翻了一遍，不料竟找不出来。不知道是否在旁的书中？你能告诉我吗？

    学生　　吴春晗上　　 十九日午［史绍宾］按：为什么不能到北京大学去旁听，就那么丧魂落魄？很简单，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已经以一个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吴晗看准了胡适是能够给他“指示”“一条明路”、掌握他命运的靠山，因此，不能到北大去当胡适的跟班，对他“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南按：吴晗人北大未能成功，转考清华，侥幸录取。胡适于1931年8月19日，给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副校长张子高写信，请求给吴一个工读的机会，并附上吴的《胡应麟年谱》，请求把此稿让清华史学系与中国文学系的教授一阅，以便给吴晗创造一个“助手”的机会。未久，清华史学系主任蒋廷黻阅看了此稿，感到吴氏有栽培的希望，便指教其专治明史。由此，吴晗步上了明史研究之路。）胡适复吴晗（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春晗同学：

    你的信使我很高兴。蒋张诸公之厚意最可感谢，甚盼你见他们时为我道谢。

    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

    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你问的几项，大致可以解答如下……胡适　　廿，九，十二吴晗致胡适（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适之先生：

    凭著着先生的好意，得入清大，一眨眼又是三星期了。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著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在上星期已托人买了一部崇文本的《明史》，逐日点读，另外做了几千卡片装了几只匣子，分为（1）人名（2）书名（3）纪事三种，按类填写。比较复杂的就写上札记簿。准备先把明史念完后，再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

    关于工作方面，上星期蒋先生说（在向他道谢的时候）校务会议已经规定：“研究生欲在校内兼任工作者须得主任允许，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过二小时，报酬月不得过二十五元。”生的工作范围，已定整理档案，不过因为新图书馆内部布置尚未完工，须一月后方能开始工作。这事始终都是先生的力量，谨在此向先生致最恳挚的谢意！

    《胡应麟年谱》的稿子，原只是一个极潦草的初稿，因为知道先生很注意他，所以才敢送给先生看。

    在写好后到现在又陆续找出这些材料，恐怕将来把这些东西丢了，或者竟会失去对他的兴趣，所以生现在预备把它再写一次，在写二稿前想请先生指示在初稿中的错误和应注意和简略及其他地方，不知道先生能够应许不？此稿现如在先生处，并请寄还，以便重写。前寄给先生的《婺书》，无需（须）寄回，就请先生替我们家乡永远保存著（着）吧！谨颂康健学生　 　吴春晗上　　 廿六日［史绍宾］按：这是一来一往的两封信。《北京日报》曾经发表了一篇《史家谈治史》的吴晗访问记（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宣扬吴晗成为“明史专家”的经过，说什么一九三二年前后，由于发现了胡惟庸党案记载的矛盾，“揭开了吴晗同志研究明史的序幕”。这两封信告诉我们，吴晗研究明史，完全是奉胡适、蒋廷黻之命。《北京日报》完全是在帮吴晗撒谎。胡适关于如何研究明史的几点指示，其中大有奥妙。吴晗对这些指示心领神会，身体力行，三十多年来一贯“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他很会用“札记”的形式，借历史的“小题”，“大做”反革命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就是个典型。在这以前，吴晗已经完全接受了胡适“度与”他的实用主义“金针”，为什么还会有“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的感觉呢？那是因为他在政治上还没有成为胡适的心腹。这时，依靠“先生的力量”，得到“主任允许”，每月有一二十块钱的卖身银，特别是领到了一张“训练自己作—个学者”的保票，这样，胡适就成了吴晗的“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一直照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