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吴晗之死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岳南 本章:第四节 吴晗之死

    史绍宾在《人民日报》亮出的一连串“铁证”与“剖析”,如同密集的排炮射向吴晗,同时射向已死去四年、远在台湾孤岛的胡适的尸首,尽管有些意淫的味道,但感觉应该是与射向身陷囹圄但尚在喘气的吴氏是一样爽的。许多年后,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家王春瑜回忆说:尹达当年曾对他们几个年轻的研究人员说:“‘文革’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洗澡,互相都看见了,原来你有一个鸟,我也有一个鸟!”

    按时间推算,尹达说这个话的时候,应是在“文革”中期之后,也就是他被历史所的造反派从“中央文革小组”大本营揪回所内,接受群众批判并在中央政治集团内部失势之后的事。因历史所有造反派公开张贴大字报,揭露尹达所说的“鸟”事,并谓此话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而广为人知。

    但在初向吴晗亮剑挥棒和发射排炮的时候,正春风得意的尹达所言之“鸟”尚未露出,露出的是已被打倒和即将被打倒、手握重权、言行举止关涉国家安危的高官大吏的人头。当然,还有一部分无职无权,只有一肚子学问,言行举止轻如鸿毛的知识分子。但后者并不是重点,而前者才是最早被展示、阉割的对象。

    就在吴晗投靠胡适“铁证”亮出的当天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紧急插播了新华社电讯: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

    随着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领导班子彻底倒台和身败名裂,吴晗的命运也急转直下。除已经身染的“海瑞”、“三家村”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过,又因史绍宾“铁证”的出笼,牵涉出早年的家庭出身和胡适的瓜葛,吴晗的头上又骤然增加了“反革命老手”、“美帝国主义的奴才的奴才”等几顶沉重的钢盔。自此,吴晗彻底失去人身自由,整日接受“组织”审查和革命群众游街批斗。

    他面临的不只是“身败名裂”,而是时刻有被“诛之”的危险。

    吴晗的养子、当时只有7岁的吴彰后来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绑跪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游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以后我们听说,爸爸戴着手铐被押到人民医院看病,他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了,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在批斗之初,吴晗全家住在北长街一处市政府拨给的宽敞明亮舒适豪华的住宅里,随着批斗的升级,吴氏一家被扫地出门,进入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黑屋子居住。除了吴晗被整日拉出去转着圈遭受棍棒伺候,“文革”中诞生的红卫兵还勒令身体恢复得刚刚能走路的吴妻袁震,每天拿着扫帚到北长街打扫马路,并随时把吴、袁夫妇二人绑在一起拉出去批斗与侮辱。当时住在北长街的许多人亲眼所见,在酷暑烈日下,吴晗被红卫兵与街道内一些不知道什么身份的北京土著,拧着脖子反剪双手拖到马路上,被强行按跪在粗硬的瓦砾上,用皮鞭棍棒等施以毒打。毒打过后,吴晗每次爬起来,青紫色的膝盖早已磨烂,全身皮开肉绽,鲜血顺着大腿一道道淌下。而吴晗一旦得到赦令,一瘸一拐地回到只供容身的小黑屋里,擦去身上的血迹,便将毛主席亲自签名送他的那本《毛泽东选集》著作捧在手里,以虔诚、崇拜加迷惑不解的复杂心境反复诵读。只是他越看越觉得自己委屈,越看越感到心绪茫然。他不断在内心自问,自己尽管没有当年的苏秦、张仪之才,但作为一个不咸不淡、多少有些名声的革命“斗士”,在国共两党之间合纵连横地捭阖了这么多年,何以最后“斗”出了这么一个名堂?

    当时的吴晗尚未意识到,这个“名堂”对他来说已经是够幸运的了,比他资格更老,官帽子更大,权势更不得了的高官大员更感到冤枉和委屈。开始批斗彭真的时候,彭更是不服气,自己乃一介老革命干部,为何要把我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万只脚?于是,彭真在批斗会上强烈辩解道:“‘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字是我最先提出来,也是最早喊出来的。”按照一般的逻辑,难道一个最早发明“毛主席万岁”的人会反对毛主席吗?彭真想不通,并为自己在政治上受到的不公待遇和肉体遭受的折磨大喊冤枉。但时势比人强,特殊时期自有特殊的逻辑和对事对人的方式方法,何况即是每天“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之人,也不见得就是真心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而“当面哈哈笑,背后下毒手”的多头巨人也不是没有,且在历史上、特别是在推崇和讲究权变诡吊之术的中国人群中,弑君弑父者可谓屡见不鲜,触手可及,五步之内必有谋此诈术者。

    当然,这时的彭真想不通,而吴晗同样是整不明白。但不管你明白还是糊涂,都必须面对现实和这个越来越凶多吉少的“名堂”。

    1968年3月,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将吴晗逮捕入狱。一个月后,妻子袁震被送往郊区劳改队劳动改造并接受“群众专政”。吴、袁夫妇由此开始了更加酷烈与凄惨的厄运。

    1969年春,身体几不能站立的袁震被允许回家看病,就在她回到家的当晚,住在同院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闻讯,特地送来一碗袁氏最爱喝的红豆稀粥以示慰问,想不到这碗稀粥竟成了“最后的晚餐”。身体早已垮掉的袁震当天夜里病情加重,脸色青紫,大口喘气,全身抽搐。其时只有10岁的养子吴彰与养女小彦,立即用平板车把母亲拉到医院,由于袁是吴晗的家属,同时又是没摘帽的右派分子,院方将其视为阶级敌人而拒绝接收抢救。熬到翌日凌晨,躺在医院大厅一角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于惨淡的星光映照中,撇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撒手归天。据说,直到女儿小彦去太平间为其更衣时,袁震的双眼还半睁半闭,面颊上残留着几滴清泪——她死不瞑目,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走后,夫君吴晗与两个孩子的命运会将如何?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来到吴家门外招呼吴彰与小彦去看他们的爸爸,姐弟俩闻讯异常兴奋,一蹦三跳地蹿了出来。当二人来到大门口时,一阵阴风扑面而来,停在门前的汽车竟是医院的牌子,姐弟俩心头立即掠过一丝不祥之兆。果然,来人对他们冷冷地说:“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尸体就在车上。”

    犹如晴空一声霹雳,小彦瘫坐在地,先是号啕大哭,继而双手抱住来人的腿追问:“我爸爸(活着的时候)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

    来人将小彦的手扒开,道:“昨晚他提出要见你们,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闻听哭声更高,小彦昏倒在地人事不省。在场的医生忙把她抱起来救治,望着这位瘦小的姑娘脸白如纸的面容,医生禁不住流下了同情的热泪。

    这时,车后走过一个身穿黄军装的大汉,对姐弟俩厉声斥责道:“你爸爸是个坏人,如果不和他划清界限,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啃……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饶不了你们的!”说罢,招呼众人上车。

    装载吴晗尸体的汽车随着腾起的滚滚尘土疾驶而去,吴彰和小彦都未能看一眼断气的爸爸。吴晗留给这对姐弟俩的唯一纪念品,就是他在狱中穿过的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

    吴晗死在1969年10月11日,距姚文元那篇评《海瑞罢官》文章发表正好四年。

    对于吴氏一家来说,事情远没有结束。由于袁震与吴晗之死,女儿小彦刺激过大,一度精神失常。未久,小彦以“影响首长安全”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小彦的门牙被狱警打掉,额头上打开了一道口子,整日流血不止。1976年9月23日,已被折磨得难以忍受的小彦跳楼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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