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时代
这是一个动乱时代。一切都在摇荡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随时变化之中。人们很难计算他 们的将来，即使是最短的将来。这使一般人苦闷；这种苦闷或深或浅的笼罩着全中国，也或 厚或薄的弥漫着全世界。在这一回世界大战结束的前两年，就有人指出一般人所表示的幻灭 感。这种幻灭感到了大战结束后这一年，更显著了；有我们中国尤其如此。
中国经过八年艰苦的抗战，一般人都挣扎的生活着。胜利到来的当时，我们喘一口气， 情不自禁的在心头描画着三五年后可能实现的一个小康时代。我们也明白太平时代还遥远， 所以先只希望一个小康时代。但是胜利的欢呼闪电似的过去了，接着是一阵阵闷雷响着。这 个变化太快了，幻灭得太快了，一般人失望之余，不由得感到眼前的动乱的局势好像比抗战 期中还要动乱些。再说这动乱是世界性的，像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大概没有足够的力量 来控制这动乱；我们不能计算，甚至也难以估计，这动乱将到何时安定，何时才会出现一个 小康时代。因此一般人更深沉的幻灭了。
中国向来有一治一乱相循环的历史哲学。机械的循环论，现代大概很少人相信了，然而 广义的看来，相对的看来，治乱的起伏似乎可以说是史实，所谓广义的，是说不限于政治， 如经济恐慌，也正是一种动乱的局势。所谓相对的，是说有大治大乱，有小治小乱；各个国 家，各个社会的情形不同，却都有它们的治乱的起伏。这里说治乱的起伏，表示人类是在走 着曲折的路；虽然走着曲折的路，但是总在向着目标走上前去。我相信人类有目标，因此也 有进步。每一回治乱的起伏，清算起来，这里那里多多少少总有些进展的。
但是人们一般都望治而不好乱。动乱时代望小康时代，小康时代望太平时代——真正的 “太平”时代，其实只是一种理想。人类向着这个理想曲折的走着；所以曲折，便因为现实 与理想的冲突。现实与理想都是人类的创造，在创造的过程中，不免试验与错误，也就不免 冲突。现实与现实冲突，现实与理想冲突，理想与理想冲突，样样有。从一方面看，人生充 满了矛盾；从另一方面看，矛盾中却也有一致的地方。人类在种种冲突中进展。
动乱时代中冲突更多，人们感觉不安，彷徨，失望，于是乎幻灭。幻灭虽然幻灭，可还 得活下去。虽然活下去，可是厌倦着，诅咒着。于是摇头，皱眉毛，“没办法！没办法”的 说着，一天天混过去。可是，这如果是一个常态的中年人，他还有相当的精力，他不会甘心 老是这样混过去；他要活得有意思些。他于是颓废——烟，赌，酒，女人，尽情的享乐自 己。一面献身于投机事业，不顾一切原则，只要于自己有利就干。反正一切原则都在动摇， 谁还怕谁？只要抓住现在，抓住自己，管什么社会国家！古诗道：“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可以用来形容这些人。
有些人也在幻灭之余活下去，可是憎恶着，愤怒着。他们不怕幻灭，却在幻灭的遗迹上 建立起一个新的理想。他们要改造这个国家，要改造这个世界。这些人大概是青年多，青年 人精力足，顾虑少，他们讨厌传统，讨厌原则；而现在这些传统这些原则既在动摇之中，他 们简直想一脚踢开去。他们要创造新传统，新原则，新中国，新世界。他们也是不顾一切， 却不是只为自己。他们自然也免不了试验与错误。试验与错误的结果，将延续动乱的局势， 还是将结束动乱局势？这就要看社会上矫正的力量和安定的力量，也就是说看他们到底抓得 住现实还是抓不住。
还有些人也在幻灭之余活下去，可是对现实认识着，适应着。他们渐渐能够认识这个动 乱时代，并接受这个动乱时代。他们大概是些中年人，他们的精力和胆量只够守住自己的岗 位，进行自己的工作。这些人不甘颓废，可也不能担负改造的任务，只是大时代一些小人 物。但是他们谨慎的调整着种种传统和原则，忠诚的保持着那些。那些传统和原则，虽然有 些人要踢开去，然而其中主要的部分自有它们存在的理由。因为社会是联贯的，历史是联贯 的。一个新社会不能凭空从天上掉下，它得从历来的土壤里长出。社会的安定力固然在基层 的衣食住，在中国尤其是农民的衣食住；可是这些小人物对于社会上层机构的安定，也多少 有点贡献。他们也许抵不住时代潮流的冲击而终于失掉自己的岗位甚至生命，但是他们所抱 持的一些东西还是会存在的。
以上三类人，只是就笔者自己常见到的并且相当知道的说，自然不能包罗一切。但这三 类人似乎都是这动乱时代的主要分子。笔者希望由于描写这三类人可以多少说明了这时代的 局势。他们或多或少的认识了现实，也或多或少的抓住了现实；那后两类人一方面又都有着 或近或远或小或大的理想。有用的是这两类人。那颓废者只是消耗，只是浪费，对于自己， 对于社会都如此。那投机者扰害了社会的秩序，而终于也归到消耗和浪费一路上。到处摇头 苦脸说着“没办法”的人不过无益，这些人简直是有害了。改造者自然是时代的领导人，但 希望他们不至于操之过切，欲速不达。调整者原来可以与改造者相辅为用，但希望他们不至 于保守太过，抱残守阙。这样维持着活的平衡，我们可以希望比较快的走入一个小康时代。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２—１３日作。
（原载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１日南京《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