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起草《五一六通知》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叶永烈 本章:第十八章 起草《五一六通知》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时,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压在他的肩上。南北对峙,形势严峻。1966年2月,当江青在上海忙于搞《纪要》时,北京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正忙于起草另一个与《纪要》唱“对台戏”的文件。真是历史的巧合:在上海锦江宾馆里开座谈会的是五个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讨论起草文件的也是五个人!

    北京的五个人是彭真、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

    五人小组是1964年五六月间,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

    这个小组针对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引起的一场大风波,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人称《二月提纲》。《二月提纲》的主要内容共六个方面,其中第四点特别强调,左派学术工作者要“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相互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另外,还指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显然,这些话不指名地批评了姚文元及其同伙。

    2月8日,彭真等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之后,于2月12日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印发文件时,觉得“五人小组”一词不明确,姚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临时加上“文化革命”四字,变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此之前,这个小组一直只称“五人小组”。

    尽管《二月提纲》在正式发布前,由彭真等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汇报,但毛泽东在不久之后便支持江青的《纪要》,而斥责《二月提纲》为“修正主义纲领”。

    毛泽东不满于《二月提纲》。1966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跟康生谈话时,多次批评了彭真。康生回京,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康生指定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准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据王力对笔者说,他记得,他所拟的《通知》只一句话,即:“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3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这个《通知》经政治局讨论同意。

    《通知》急送毛泽东,他不满意,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找“理论家”陈伯达,要他另行起草《通知》。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领会毛泽东所说的《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那是要我写一篇大文章呀!”陈伯达当过多年的毛泽东政治秘书,颇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陈伯达意识到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的信赖:江青和张、姚起草批判《海瑞罢官》时,完全瞒着他;江青搞《纪要》时,请他帮助修改;这一回,毛泽东把起草《通知》的重任,压在他的肩上。

    陈伯达找到了“快笔头”王力合作。由陈伯达主稿,王力协助,两人很快在1966年4月初写出初稿。

    初稿在钓鱼台讨论。康生在初稿上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即称《二月提纲》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康生此人,比泥鳅还滑。作为“五人小组”的成员,他参加过《二月提纲》的讨论,并和彭真一起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此刻,他一甩袖子,说《二月提纲》是“背着他搞的”,提高了嗓门痛斥《二月提纲》。这么一来,《二月提纲》仿佛只是“四人小组”的“汇报提纲”,与他无关了,论奸雄,康生堪为其首。

    《通知》初稿送毛泽东。这时,康生又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一起下发。”这么一来,《通知》的规模就越搞越大了。

    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起草小组来起草通知。毛泽东点名陈伯达为起草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名以下人员为组员:康生、江青、王力、吴冷西、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这个小组后来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班底。陈伯达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负责起草《大事记》。

    《通知》起草完毕,并未在杭州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亮相,却由康生带到北京。《通知》不敢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怕那里会“泄密”———让彭真知道;康生把《通知》弄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手下的公安部印刷厂去排印。云密风紧,中国的政治气氛日益紧张。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便见不到彭真了———他是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每逢五·一、国庆,原是必定上天安门城楼的。

    1966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一直开到26日才结束。会议的主旨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另外,也涉及了田家英。

    5月16日,会议通过了《通知》,从此被称为《五·一六通知》。其实,它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五·一六通知》果真是“理论性的”,是一篇“大文章”。它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年浩劫,就是从《五·一六通知》通过之日算起———这一天,已被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的一天。

    《五·一六通知》以“中发(66)267号文件”向全党下达。同时,在《通知》之后,附了所谓的《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所加的话,是全文的点睛之笔: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的这些话,固然正是他晚年严重“左”倾错误思想的集中体现,但陈伯达作为《通知》起草小组的组长,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这位“理论家”,已经成为中国的“文革理论家”,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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