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中央文革”组阁毛泽东亲自提名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叶永烈 本章:第十九章 “中央文革”组阁毛泽东亲自提名

    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

    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称“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物。

    这么一个“小组”,搅得华夏大地不得安宁,祸水横流,灾难四起。

    这个“小组”,起初只说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后来不断膨胀,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小组”变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义语。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坏话,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要员的坏话,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小组”,是根据《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不过,《五·一六通知》下达时,并未决定这个“小组”的人选。??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据云,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便曾跟陈伯达打过招呼。最初,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员会”,设立“主任”。陈伯达说,他还是当个“小组长”吧,于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写成“文化革命小组”。尽管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小组长”,陈伯达仍推辞再三。陈伯达曾这么回忆:“文革”前,周总理(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话的)对我提出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我认为不能胜任,不肯担任。记得,好像是谈过几次(三次?)。周总理说,“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

    陈伯达又这么回忆: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来,我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

    也就是说,陈伯达向周恩来、毛泽东都当面再三推辞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推辞不了,这才应允下来。陈伯达回忆,在他应允之后:周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小组的名单。”

    这样,“小组长”陈伯达便奉命开始“组阁”。陈伯达起草“中央文革小组”名单,首先这么考虑的:

    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他在上海,江青也在那里,前些日子,我也在上海,江青曾要我看一次“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林彪也在那里看,我想,这个问题会和江青有关。

    这就是说,陈伯达已经清楚意识到江青势力的崛起,而毛泽东本人当然不会亲自提名江青,于是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陈伯达曾对毛泽东说:“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否认了。这样,江青便成为陈伯达“组阁”名单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组长。陈伯达接着这么考虑:

    还有毛主席要拟文件,有时曾指示我找关锋、戚本禹、王力合作。于是,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的成员,写成名单给周总理。

    请注意,在陈伯达最初开列的“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上,没有江青手下的两员“大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江青一进入“组阁”名单,马上提议:“春桥同志应该担任副组长。”江青的这一提名,使张春桥从上海跃入中央。

    经过陈伯达和江青共同“组阁”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初步名单。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报毛泽东批准.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副组长的名字未写入通知,但已定下来,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名单是陈亚丁、吴冷西、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

    这份名单,实际上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成员名单。

    后来,觉得陈亚丁、吴冷西有些“问题”,从名单中删去了,增加了曾参加《纪要》讨论的谢镗忠。

    对于王力,曾有过争论。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以为他不合适。陈伯达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单之中。

    姚文元原本“榜”上无名。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组成员除王力之外,都来上海出席会议。据关锋回忆,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陈伯达对姚文元没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抢了头功使他不悦,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陈伯达当众如此说,差一点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马上甩出了“王牌”:“我请示一下主席。”

    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员姚文元。此后姚文元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文革”是关键性的一步。

    江青力荐姚文元,陈伯达则力荐王力。陈伯达的理由是,王力是钓鱼台“秀才班子”里的成员,是个“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练。

    于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如此增增减减,“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来了。经毛泽东提议,后来增加陶铸为顾问。

    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

    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18人。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随着“中央文革”的名声大振,“钓鱼台”在全国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以至后来“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陈伯达、尹达、关锋住在钓鱼台14号楼。那里成了“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碰头会”改在16号楼召开,但“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会议室仍设在14号楼。

    江青住在11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11楼”,这时一说“11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如同毛泽东所比喻的剥笋一般,在一片打倒声中,“剥”去了陶铸,“剥”去了王任重,“剥”去了刘志坚……“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后来,真正成为“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是这么一些“大左派”: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胜过《红旗》总编,胜过马列学院院长,也胜过那一连串的“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这个“小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组员们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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