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接管《人民日报》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叶永烈 本章:第二十一章 接管《人民日报》

    陈伯达称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

    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社论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在田家英死后的第三天———5月25日下午2时,“文革”之火在北京大学点燃。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易、杨克明、高云鹏、李尘醒、赵正义七人共同署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贴在北京大学大膳厅东墙上。顿时,北京大学轰动了。数百人围观大字报,并与领头贴大字报的女人、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展开激烈的辩论。

    被大字报点名的宋硕,乃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为北京大学校长兼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彭云,女,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据陆平告诉笔者,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在一位“冯大姐”的指点下写成的。“冯大姐”何人?康生之妻曹软欧!

    康生在北京大学点起了这把“文革”之火,北京的气氛骤然紧张。

    不过,大字报的影响毕竟有限。要把“文革”之火在全国燃起,必须借助于报纸。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须知,《人民日报》在社长吴冷西的主持之下,对于“文革”显得十分冷漠。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后,《人民日报》沉默了好久,直至第20天———1965年11月31日,才在重重压力之下,在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予以转载……

    “我只看《解放军报》,不看《人民日报》!”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曾不满地这么说过。

    《解放军报》受林彪控制,在那些日子里,“左”味十足,一时名声大振。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文。5月4日发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5月8日,刊载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这家报纸原是军内报纸,一时间仿佛成了“左”派机关报,影响远远超出军界,弄得《人民日报》在种种压力之下要转载《解放军报》的文章,而一向的惯例总是《解放军报》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曾是钓鱼台写“九评”的“秀才班子”成员,曾是起草《五·一六通知》小组成员,曾列入“中央文革”最初的名单而终于被圈掉大名,这清楚表明他的处境已岌岌可危了。

    撤换吴冷西的呼声,日甚一日。

    1966年5月30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出于无奈,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只得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请示: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引者注:指《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迅即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

    陈伯达急急点将,带着唐平铸等人,组成一个工作组,于5月30日晚进驻《人民日报》社。

    没有登报声明,没有发布“进驻”消息,《人民日报》在一夜之间便落进陈伯达手中。

    陈伯达称这是一次“小小的政变”。吴冷西曾这么回忆:

    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5月31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宣布由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实行夺权。用陈伯达自己的话来说,他在人民日报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主持起草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从此,不仅人民日报,全国新闻界大难临头,遭到空前浩劫。所谓“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我不久即被捕入狱。

    吴冷西在“军事监护”下,失去了自由,成为“阶下囚”,度过那“文革”岁月。陈伯达一“接管”《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就改变了声调。

    翌日———6月1日,原本是欢歌曼舞的“国际儿童节”。往年,每逢这一天,《人民日报》总是要向千千万万孩子们献上一束鲜花。可是,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却变得杀气腾腾。头版头条的社论与国际儿童节毫不相干,而是八个寒光闪闪的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纲领,那么,这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便成了在全国公开发动“文革”的动员令。这篇社论的主稿者,便是陈伯达。他在5月31日晚定稿后,第二天就见报了,未曾送杭州毛泽东那里阅定。

    这篇社论很明确地提出了“政权”问题。半年多以后,演变成上海的“一月革命”,演变成席卷全国的“夺权”风暴,如果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的是“拐弯球”的话,这篇社论则是重炮直轰了。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着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

    牛鬼蛇神,原是一种文学比喻,是佛教中“牛头”、“铁蛇”般的阴间鬼卒的形象。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之后,“牛鬼蛇神”成为一种政治概念,而这种政治概念却又是模糊不清,没有严格定义的。在“文革”中,许多无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简称“牛”),打入“牛棚”,其源盖出于陈伯达所主稿的这篇祸害无穷的社论。当然,在此之前,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贴出的那张大字报中,便已经提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不过,聂元梓等人所写的毕竟是一张大字报,而《人民日报》社论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集中体现。1980年11月2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曾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审问了陈伯达。

    笔者跟陈伯达谈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时,他很感叹地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此后一个多月———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写给江青的那封信,用了“横扫牛鬼蛇神”这样的话:“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当然,陈伯达万万没有想到,“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中,把他也“横扫”进去了—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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