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田家英之死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叶永烈 本章:第二十章 田家英之死

    就在陈伯达“荣登”那“中央文革”组长宝座的前五天,他的宿敌、年仅44年的田家英,成为“文革”的第二个罹难者———在田家英愤然离世的前五天,邓拓含冤屈死。

    关于田家英被迫害致死的经过,田家英夫人董边曾作如下回忆:

    1966年5月22日下午3点,安子文同志和王力、戚本禹来到中南海我家里,当时田家英不在。他们等了一会儿,家英和秘书逄先知同志回来了。这时安子文对我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应坐下来听听。”当时逄先知也在座。安子文、王力并排坐在长沙发上,戚本禹坐在旁边的单人沙发上。

    安子文严肃地向田家英说,我们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书室(即后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的工作,要搬出中南海。田家英问: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否交?安子文说,统统交。戚本禹问: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是否在你这里?(引者注:指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的谈话记录)田家英回答:没有。

    点交文件进行到5点多,安子文、王力走了,戚本禹继续点交到天黑才走。半夜12点,戚本禹打来电话,要田家英到秘书室去签字。家英气愤地把电话挂了,对我说:“戚本禹是什么东西,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签字。”又对我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有好下场。”

    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加给田家英那两条“罪名”,并宣布“停职反省”,“搬出中南海”,凡是了解“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不难想到这意味着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第2天即5月23日上午,家英含恨离开了我们。这里我要说明一下,安子文同志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66年7月也被批斗、关押,遭受到严重迫害,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平反,他在病重期间还关心地询问家英和我的问题是否已经平反……

    关于田家英的死因,他的挚友李锐在1980年一期《大地》杂志上的一文中,曾写得很清楚:

    解放后,他住在中南海,很看不起周围那些追名逐利之徒。他早就厌恶江青的一些行为(当然,那时议论的还多属于生活方面)。据董边同志告诉我,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我们当年臧否人物,就包括此人。他告诉过我:这位“陈夫子”制了一颗“闲章”,曰“野鹤闲云”。特别喜爱,以此自诩。其实,这正从反面露出此人当年的极大牢骚:无权无势。此人在中南海的房子住得很不错,但还想方设法翻修,中央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硬不卖帐,于是怀恨在心。家英最看不起的是,此人经常向他打听“主席最近又读了什么书?”“注意什么问题?”之类。这种察颜观色,也觉得是一种危险之事……

    1967年4月,我曾回到北京一次,才知道家英已不在人间了。前些日子见到董边同志时,她比较详细谈了1966年5月23日,家英被迫致死的情况。……他当时面对着两个大敌,陈伯达与江青;还有一个小人叫戚本禹。他很愤慨,对妻子说道:“我的问题是陈伯达和江青陷害的。真想不到兢兢业业18年,落得如此下场!”“那些坏人、恶人,终会得到恶报。”记得鲁迅谈到自杀时,说过这样的话:自杀是对环境的一种抗议。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当时与田家英谈话的“三人小组”组长安子文,已不在人世。笔者为了了解情况,曾访问过戚本禹。对于田家英之死,他不愿谈。笔者访问王力时,他如此说:

    家英被迫死去,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造成的,而家英一直是站在正确方面的。极左路线的苗头,从1956年开始出现,家英就积极抵制。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家英是少数几个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人。家英是最早提出包产到户并进行试点的人。1962年夏季,极左路线初步形成了,在北戴河会议上,家英是被点名批判为“右倾”的四个人之一。据我所知,家英是极个别的敢于当面批评毛主席的人。他勇敢地提醒主席不要在死后落骂名。可惜,毛主席没有听取他的劝告,反而说家英是“没有希望”的人了(有文字记录)。

    家英当面批评陈伯达是一贯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伪君子,因而遭到陈伯达的忌恨。陈伯达多次在毛主席的面前说家英的坏话。家英早就看穿了江青的恶劣品质,藐视江青,因而遭到江青的忌恨。在家英死前几个月里,江青策动了一系列严重打击家英的措施,实际上把家英当做敌我矛盾了……家英之死,对党是重大损失。他如果不死,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帮助会是很大的。

    田家英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毛泽东和江青两人的秘书,掌握机要大权,一下子变成了“炙手可热势绝伦”。

    戚本禹乃山东威海人,生于1932年。香港报纸曾报道他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其实他根本没上过大学,只是个中学生。解放前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49年,他虚岁18调入北京中南海工作。他后来在《红旗》杂志当历史组组长。进入“中央文革”时,他的职务最低,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科科长。

    他觊觎着田家英的职务。当他终于如愿以偿,取代了田家英,他的政治野心便猛然扩大了……

    这突如其来的大祸临头,家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使他难以承受。

    他同陈伯达作过长期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因此,陈对他恨之入骨。

    家英之死,是对当时环境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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