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自有一套主张。首发]它们想谋得调解人的位迓。因为发生战争的双方，常常是鱼死网破或荇非死即伤，而中间人总是会得到更大的好处。

    于是英法不再争取美国，便做出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决定。英国把战争的指挥权交给了驻华公使额尔金伯爵，让他在这次战争中解决以下几款要求：

    1.对英、法臣民的损害赔偿；

    2.在广州和其他各地完全执行条约的规定；

    3.最近变乱中的损失赔偿；

    4.英国公使常驻北京并承认他有直接与那里的高级官员行文的权利；

    争取商业上更多便利为目的而作条约的修正，如增辟口岸以及准许中国商船前往香港。

    对华战争的决定批准之后，英法联军迟迟聚集不到一起。起初是法国驻华大使葛罗的任命要比额尔金晚些，于是他在巴黎动身的时间就相应晚了许多。等葛罗公使率军来到中国海，这时印度又发生兵变，额尔金又把军队调到印度去平息紧张局势。这样两国的军队直到1857年年底才聚合一处。此时已是1857年的12月。

    于是才有了12月12日对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最后通牒，叶名琛临危不惧，表现出非同寻常的镇静。和那些临阵逃脱贪生怕死或患恐洋症的清朝官吏们相比，叶公显得挺拔而又伟岸，他毕竟没有像狗一样匍伏在地，没有奴颜媚骨，他还多少保留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节。

    至少他曾让那些洋人们头痛过。

    但是，叶名琛这株孤傲的树木，之所以木秀于林，却有着另外的精神支撑着，它的成长的年轮里，渗透着封建文化的糟粕。

    叶名琛一生讲究君君臣臣，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他既忠君，又讲孝廉。咸丰帝和道光帝一样，是个一般才智的人，对于洋人入侵拳民四起的国势并没有什么精通的治国良策，他的话并非句句是神明，但叶名琛却唯命是从。他自己已没有思想。他的思想已被咸丰收了去。咸丰让他不要刺激洋人，不必激其另生枝节，尤不准迁就了竹。万不能示之以柔，露有羁縻之形，适足启该夷之要求也。他在和洋人打交道时，一切行动行为办法措施全都由皇上这段话作为指南。他是皇上的臣仆，他的生命是皇帝给的，他只为皇帝负责。他的前程是皇帝给的，他只为皇帝办卞。除了皇帝，他谁都可以不怕。叶名琛是个深受忠君思想之害的人，其病已入膏肓，因此，他的行为在别人看来显得十分古怪。比如去年英军水师指挥官西蒙率舰突入广州内河，攻占了猎德炮台时，叶公正在一校场观看演练，旗官策马飞报炮台失陷消息，观礼台上众将官皆大惊失色，唯叶公端坐微笑，不露声色。说他已腹有良策，或是有计施敌，都不是，而是他只相信皇帝说的，尽量不刺激洋人。你洋人厉兵秣马，攻城掠地，我不理你就是，不刺激你就是，这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样你洋人就没有劲头了，他就会自动撤出了。这就是叶公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主意。这个主意是他从皇帝那里得来的。

    叶公不仅忠君，听皇帝的话，而且对父亲的话也言听计从。他的父亲曾是一个乡间秀才，颇有学问。叶名琛从小受父亲的熏陶，熟读诗书，家学深厚。父亲不仅是他的生身父亲，还是他精神上的父亲。父亲在他以后的仕途生涯中也多次帮助他，使他官运亨通，成为清朝的一方重臣。

    父亲会算卦，喜扶乩。

    叶名琛深受其益。

    别人不信，反正叶名琛深信不疑。

    叶名琛幼年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像，他甚至有些愚笨。只是他做资用心，有股锲而不舍的劲头。父亲曾暗地里给他卜过前程，结果是白虎临金官持世，若入文途，必登金榜；入武途，必立奇功。从此父亲对他另眼相看，他自己也觉自己非比寻常，便渐渐摆脱愚笨之气，反而日见聪慧。到成年进京赶考，父亲在他动身前又占一卦，竟是文旺官兴，金榜提名早早把贺事安排。叶名琛后来果然遂登科之志。因此，叶名琛对父亲的预测学深信不疑。

    叶名琛官拜两广总督，并没有忘记父亲的养育之恩。他把父母从乡下接来，在广州观音山郊野专门建造了一座精舍，叶名琛亲笔手书长春仙馆四字，馆内供奉吕洞宾、李太白二位圣贤，让父亲在此读书下棋，交结好友，修身养性，并专心研究星相八卦周易等预测之学。

    英法滋扰，广州日乱，叶名琛曾几次问卦观音山，父亲都帮他找到了较好的避祸之法，事后回想，也觉唯有父亲所言为高。既然上有天子圣明，下有父亲佐佑，叶名琛便觉吃了定心丸，竟能在兵慌马乱之时从容镇定，以上所述便是他的主要精神支柱。他是一个偏执型的不科学的孤傲者。林则徐也是清高和孤傲的，也是令洋人感到不好掌握的人物。因为他有真知灼见，有御敌良策。他并不轻视夷人之技，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战场上的攻防谋略都曾认真研究和学习。他也忠君信天，但他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海边防建设上均脚踏实地地准备，他发动民众，众志成城，并不断改进军事装备，改革军队体制，积极备战。

    而叶名琛却只会忠君尽孝，只相信无玄想封建迷信，愎内空空，手无利器。因此，似他这等孤傲，常常会被人取笑为愚不可及的典型。

    广州城交给叶名琛这样的官吏，基本上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当英法联军又一次出现在广东海面，并限叶名琛10天内答复通牒上的要求时，叶名琛除了仍会毫无内容的强硬外，别的一概没有准备。香港打探消息的探子向他报告说，英国女王命令额尔金不要轻举妄动，因此，有理由说接到的通牒实际上是恫吓，战争不可能打起来。

    这是叶名琛不负准备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他又一次请父亲占了卦，父亲说，只要过了12月30日，便可无事。叶名琛对此深信不疑。他想，横竖怎么也能挨过十五天，实在不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躲藏到不易察觉的地方，你们洋人即使打进广州城，找不到我，有何法哉？等过了凶期，我再复出，就会万赘大吉。这样一想，就没有在乎，就很顺利地让英法联军打进了广州城。

    英法联军于12月28日清晨开始攻城，距叶名琛父亲推算的日期仅差两天。战事一开，没等到12月30日，广州城便失了陷。

    也不能说叶名琛父亲算得不准。其父说若过了12月30日就没啪了，啪实上没等这一天到来就开了仗，广州城命里该劫，提前两天动了手，于是广州城就没有躲过去。

    但是叶名琛却躲过了12月30日这一天。他在洋人入城时躲进了粤华书院，后又转移到了左都统署。

    这一天是1858年1月5日。距父亲预告的凶期已超过5天了。叶名琛心想，凶期过去了，洋鬼子该走了，洋鬼子什么都能拿走，唯有广州城他背不走，只要广州城还在，就是我大清帝国的，就是我叶名琛老爷的。谁知正当他在左都统署的后花园八角亭内闭目畅想时，一队洋人却用来复枪遍住了他，他被俘了。

    他终于没有躲过这场灾难。一个叫柏贵的官员出卖了他。巴夏礼获得叶名琛藏身的情报后，立即派100名快枪手前去粤华书院搜寻，结果人去楼空，只有一个看门人在那里。把看门人押回去严刑拷问，谁知看门人却很坚强，只字不提总督的行踪。这时，投降英法联军的柏贵却找到了巴夏礼，说他知道叶名琛的去处。

    快枪队围住了左都统署。左都统大堂里，一个清朝官员端坐在大堂，在洋人洋枪的逼视下威武不屈地站起来，说：我就是叶名深。然而，巴夏礼是见过叶名琛的。这人是左都统双龄。快枪队继续搜查，终于在后花园找到了叶名琛。叶名琛被洋人押解着走回英军指挥部。他顶戴花翎，身着朝服，脚穿朝靴。他以一个两广总督的身份很端庄地走着，像视察战后的广州城。肩扛来复枪的洋人两旁列队，高统皮靴踩出陌生的西洋鼓点。叶名琛走的滞重而又迟缓，和洋人们很不合拍。但他仍很有韵味地走着，以空前的执拗不懈地走着，使整个队伍终于走得心烦意乱，洋人们不得不时走时停来迁就他的步履。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快步走到叶名琛跟前，小声催促他能否快走些，叶名琛勃然大怒，圆睁环眼地叱骂：你是什么官阶？竟敢催促天朝命官？下边站去，让你们的公使跟我说话！

    大街上拥挤着观看热闹的广州市民。人们都被叶名琛威严的仪表和这番字正腔圆的叱骂所激动，有人激动地鼓起掌来，更有不少妇女老人流下了眼泪。

    晚上，叶名琛被押上一艘军舰上，泊于白鹅潭。晚饭后，叶名琛对陪同的英国军官说，你们的公使额尔金为什么还不来会见我？按照规矩，天朝大臣来到，公使应来拜看，你们这样做是失礼的。我是为会见额尔金先生才来这里的，如果他不来，那我就下船了。但是，叶名琛已经是阶下囚了，他的话只会招来英人的嘲弄。后来，叶名琛所囚的无畏号军舰开到了香港，英国驻华公使包令曾去舰上逼迫叶名琛，让他在修约书上签字，受到了叶名琛的严词拒绝。叶公拍案怒斥包令等人的无耻罪行，高傲的头颅始终没有低下。

    恼羞成怒的包令等人恨极了叶名琛，便把他押解到印度的加尔各答，被囚禁在威廉炮台。叶名琛随行的有家人许庆、胡福，厨子刘喜、理发师傅刘四和巡捕兰镔，带着衣服、食物、银钱等物。他们一行如当年的苏武一样在异国他乡漂流游荡，成了十九世纪的海上苏武。

    最后，叶名琛被移居大里恩寺花园楼上居住。当从中国带去的食物告罄以后，家人要求到加尔各答购买一些，以免冻饿而死，但叶公却坚不允准。他说，我身为天朝大臣，之所以不怕羞辱含恨前来这里，不是我怕死，而是要来听听英人口口声声说它们的国家如何文明，国君如何明理。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到这里的，我想见见英国国王，和她当面探讨一下国家是非。不想英人竟如此野蛮，不让我去英国，而让我滞留于此。似它们这些不可理喻之人，我已对它们失去信心，我既不能当面斥责这个野蛮的国家和它的君主，我苟生何为？我有何脸面食用他国之物？从此坚不用食。

    1859年4月9日，叶名琛不食周粟而亡。

    虽然叶名琛有种种缺陷种种不足，但他的死却仍是壮烈非凡的。

    他仍值得后人去尊敬他，去纪念他。他是一个复杂的爱国者。

    就在叶名琛很悲壮地死去的时候，即1859年4月里的一天，新任命的驻华公使卜兽斯抵达香港。

    在香港逗留的数天里，卜鲁斯就夺取九龙半岛的问题多次与香港辅政司马撒尔交谈。

    马撒尔奉命拟就了一份详细的备忘录：

    1、对香港的好处：首先是可以防止其他强国占领九龙。其次是便于对香港港口的管辖。把九龙半岛变为香港殖民地的一部分，该海港就成为香港的领海，就能使用英国法律。再者，尖沙嘴一带暴力行为正在增加，为了维护香港殖民地及其邻近地区的和平与良好秩序，占领该半岛是极端必要的。此外，香港城市发展过快，拥挤不堪，占领九龙后可为香港居民提供方便的设施，并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通过出售九龙的土地，香港殖民地的收入也将大为增加。

    2、中国人的得失：他们在九龙没有权威，估计他们从那里得不到税收。九龙的土地对他们没有价值。如果该地导致他们与其他国家或无法无天的外国匪徒发生冲突，可能对他们极为不利。英国的占领将会增强九龙清朝官员的实力，避免1854年8月的货件重演。

    3、占领土地的范围：马姆斯伯里的信件指定为九龙岬角和昂船洲。九龙城和九龙炮台不包括在内。

    给中国政府的补偿：该地对他们不仅是无价值的，而且是碍事和危险的。只须偿付一笔最小的款项，就可以成为合法的补偿。

    此时，英国新的一届内阁政府已经成立，罗素为外交大臣，纽卡斯尔任殖民大臣。他们仍然坚持割占九龙半岛的方针。殖民地部副大臣埃利奥特在给外交部的信中写道：我奉纽卡斯尔公爵之命，为提供罗素勋爵参考，特通知你：鉴于从香港护理总督得到的情报，表明居住在九龙半岛的华人无法无天，以及目前那里的孚态和平治理香港殖民地造成的困难，公爵认为有必要与陆军大臣通信，以便命令驻华女王陛下军队司令，一有适当机会即占领该半岛。现在公爵愿把他的意见提供罗素勋爵考虑：将来任何时候调整本帝国对华关系，应该保留这块土地。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理论和实际准备，侵略者的魔爪已经悄悄伸向垂涎已久的九龙半岛。

    九龙的厄运就要来了。

    1858年5月30日，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法全权大使葛罗、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分乘2艘炮舰沿着白河向天津驶来。

    他们是以胜利者姿态抵达天津的。

    在他们的身后一一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刚刚发生一场战。这是十天前的一场战事。

    英法联军攻占了广州城之后，又联手北上，在上海汇合了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前往天津压来，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集结在大沽口外的各国战船共32艘，火炮近500门，侵略军约4000人。其中英舰1艘，运载船1艘，大炮124门，轮船和炮艇13艘，炮61门，兵力2054人。法舰2艘，炮100门，轮船和炮艇9艘，炮64门，兵力1500人。另外还有美国、俄国的舰船等等。它们像嗜血鲨鱼一样在洋面上张牙舞爪，虎视着在风中抖动的天津城。四国使节经过密谋之后，决定用武力手段压服清政府。虽然四国使节各怀心事，言不由衷，但在修约和攫取中国利益上仍是一致的。

    5月20日上午8时，英法联军向天津总督谭廷襄送去最后通牒，限令两小时撤去大沽台守军，否则就要开始动武。

    两小时后，英国鸬鹤号、纳罗号兵舰和法国霰弹号、火箭号兵舰开始攻击，大沽炮台顿时硝烟弥漫，多处中弹。

    大沽口南北守军英勇地阻击着英法侵略军，他们用十分猛烈的炮火射向敌舰，又用火筏顺流而下火攻登陆之敌，打得敌人难以招架。尽管守军的大炮精度不高，转动不灵，炮弹杀伤力不大，但仍给敌人重创。

    最后，由于寡不敌众，弹药用尽，守军大多战死。其中有北炮台游击沙春元、南炮台都司陈毅、千总常荣魁等为国捐躯。

    侵略者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110名英法士兵伤亡，有4艘兵舰被击沉。

    大沽口上空的硝烟还没散尽，海面上守军将士的血迹还在漂浮，四国公使便踏波逐浪进了天津，把顶上膛的枪口对准大清国的咽喉……

    正当大沽口守军士兵喋血厮杀的时候，咸丰皇帝却在圆明园大水法前听着如歌的水声。他也不是隔江犹唱后庭花不知愁的主儿，他愁，他恨，他怕。愁的是内忧外患，恨的是夷人拳民，怕的是宗社稷败在他的手里。但是他没有办法。国库空虚，祖宗积攒的银子差不多都栽到战争赔款里了。朝内无良将，凑和儿着对付义和团还行，若是和洋人较劲，火候还不到。还有自己的身子骨，虽说正值盛年，却整日病歪歪的，即使满目春光嫔妃若云，也只能流水落花春去也。

    忽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压津，后边战舰摧城，兵临城下，计将安出？咸丰实在想不出主意。他只觉得绿眼长毛举起的来复枪齐齐对着自己的胸膛，这情形委实太危险了，应该差人迅速和洋人谈判，以解燃眉之急。

    他连忙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前去天津交涉，尽快缓解对京津地区的压力。

    1858年6月2日，两位大臣赶到天津，下榻于北门外针市街，摆开架式，准备与各国使节开始谈判。为了确保谈判成功，尽可能保全体面，又少损利益，咸丰又特派耆英前来助战，作为后盾。耆英是老资格的外交家，在十多年前和英人打交道时积累了不少经验，咸丰认为洋人对他自会倚重，桂良他们办不了的事情，耆英会厚着老睑去办。

    6月4日，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首先在南门外海光寺亮相。他是四国公使中的核心人物，也是修约的发起者，只要把这个难剃的头给解决了，余者均好办理。因此，他是重中之重，桂良、花沙纳决定先与他进行首轮会谈。

    额尔金出场丫。

    一支军乐队嘀嘀达达演奏着。白色制服，白色手套，雪亮的马靴，闪亮的军号。音符像金蛇般在凄清的空气中奔突着。阳光和尘土抹在这支庞大的有着150人的仪仗队身上。额尔金被裹在闪闪发光的金属中和喧闹的音流中，像马戏团的小丑般出场了。他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他是胜利者。

    但额尔金忘了这是中国的土地。他的这番举动虽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更多的是引起了中国人仇视的目光和唾骂。桂良和花沙纳因为底气不足早已躬迎在寺门外。额尔金傲慢地坐下来，等桂良、花沙纳刚坐定，他便极不礼貌地提出验看他俩的全权大臣关防。桂良出示咸丰皇帝的御旨为证。但额尔金仍认为不算数，他骄横地说，如果你们没有关防，会晤就不可能具有法律性和权威性。但当桂良按要求把诸事办妥之后，额尔金却又不出面了，只把谈判的权力交给了随员威托玛、翻译李泰国和马吉士。

    威托玛和李泰国是两个粗暴而又没有教养的人，以这样的没有官阶没有教养的人和清帝国的全权大臣谈判，本身对清政府就是极大的侮辱。但已是战败之国，何以谈自尊？只得让这几个粗俗夷人咆哮礼仪之堂。

    就在谈判遇到难度时，耆英从幕后走向了前台。耆英到达天津的第二天，便把自己来津的消息通知给四国使节。美国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都会见了这个清朝重臣。在四国中，美国人一直充当调停人，他们的基本国策就是坐收渔利，用最少的投资换来最大的收益。而俄国人则更是抱着拣便宜的心理来到中国的。他们既不准备出兵，也不准备投资，只想完成俄罗斯贪婪的能捞一把是一把的梦想。因为有英国人和法国人出兵出钱出力，他们只是趁火打劫而已。

    但额尔金和葛罗却对耆英的到来并不看重。他们分别很冷淡地说，现在正和清政府的正式代表谈判，没有时间和你会晤，你先等以时日吧。

    终于等到了李泰国和威托玛的来访，两位英国人来到了耆英下榻的馆所。

    耆英听说英国人要来，命手下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菜。当酒足饭饱之时，耆英激动地谈起丫往饵。他向二位英国人询问老朋友璞鼎查的行踪，并很神秘地向他们谈起了他和这位前驻华全权大使、香港第一任总督的深厚情谊。他说他们是干亲家。在一次宴会上，就是在《虎门条约》签署后的宴会上，璞鼎查谈起了自己的家人和儿子，并询问耆英的家庭情况。两人年龄相仿，既为人父，又为人臣，在各自的国家里都很显赫，便谈得很投机。耆英就提出让璞鼎查当自己孩子的千爸爸，并向他讨要刚照的全家福照片……转眼十多年过去了。耆英充满感情地说，真想念这位老朋友哟！

    但是，李泰国很冷淡地打断了耆英的话，他说，大人未必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真的想念什么英国朋友吧？我这里有你在广州和我们打交道时的奏折，你自己看看吧！说着，摔给耆英一摞信件。这是些档案材料。

    这些档案材料平素是难以看见的。只因洋人在攻陷广州时，在叶名琛的总督府里缴获了大批的档案材料，里边就存有十多年前耆英给道光帝的奏折和信件资料。当时，耆英正穿梭于清府与洋人之间，为了早日完成约之来，他常虚以委蛇，连骗带哄，为让道光帝明白有些话并不是出自他的真心，不是他的本意，他便详细向道光帝汇报这都是哄逗夷人的。因为夷人出尔反尔像小人一样难养，像海盗一样凶狠，像狼一样荼毒……

    李泰国懂得中国文字，他指着这些旧日的文字，念给他听……耆英的老脸丢尽了。

    他无法再以老朋友的身份留在天津了，便灰溜溜回京了。因为没有完成皇帝的旨意。咸丰帝大怒，以擅离职守为由，赐给他一条非常结实好看的丝帛，让他上吊了。

    1858年6月26日晚，中英《天津条约》正式签订。在此之前，中美、中俄、中法条约均相继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为：

    1.英、法公使驻北京，与政府外交来往用平等礼节；

    2.开放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渎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海关雇佣外人；

    3.外人得往内地游历；

    4.中国人民与外国人争讼贺件，由该国领艿馆会同中国馆审办；

    5.耶稣教、天主教得入内地自由传教；

    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1.外国兵船得游历各通商口岸；

    2.赔款，英国四百万两，法国二百万两；

    3.享受最惠国待遇……通商章程的主要内容为：

    4.承认鸦片贸易为合法，改名为洋药，每百斤收税银三十两；

    5.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百抽五征税；

    洋货运销内地，按时价抽2.5外子口税，不再缴厘金、常关税……

    与英法美俄签订天津条约之后，咸丰帝奕拧大为不满。待别是英法两国所提派员驻京、内河通商、内地游行、赔偿兵费四条中，他对派员驻京和内河通商最为光火。

    作为天朝皇帝，威加海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之内唯我独尊。往昔，外夷进京不是称臣就是进贡，谁承想今日却来驻京了，一不进贡，二不称臣，却跟我平分秋色来了。你们洋人坚船利炮，八面威风，到处滋孚，扰我神州不算，今天还要到我榻边安眠，这岂不是又多个洋皇帝？我真龙天子的脸面哪去了？不行！

    咸丰帝左思右想，觉得应该修改或者废除天津条约。签约前，咸丰帝就告咨桂良等人，洋人若提出驻京及内江通商，万不可准。谁知桂良却说，主战不如主抚，否则不但天津不保，还要危及北京，万一拦阻不住，竟近都门，战则不敢烧幸，抚则愈难为力，无论该夷彼时就抚所愿愈奢，即照现在之款目抚之，事已迟矣。不如假装答应他们，把它们哄走，到时候我们不承认它就行了，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咸丰帝见桂良说得头头是道，想想也是，便允准了签约。但咸丰帝奕宁又坚持附带一个要求：公使进京不许带眷属，一切跪拜礼节要按中国制度。

    但桂良等谈判者根本没有向洋人们提出皇帝的要求。桂良等人害怕洋人甚于害怕皇帝。

    他们完全被洋人们吓破了胆子，洋人步步相逼，不达目的，不会罢休。而咸丰身坐九重皇宫，屏绝视听，还好糊弄。桂良等人哪里是为国家民族考虑，主要是为自己考虑。既然摊上这个倒霉的差事，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掉了脑袋丢了官，还是应付交差了事。

    咸丰帝曾经准备诉诸武力，给桂良等人交底说，所提款约，一概不能允准。什么派员驻京，什么内河通商，狗屁！告诉洋人们，我们跟他们打！我将派大清国最能打仗的僧格林沁去打！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做好了打仗的准备……对于这一点，桂良曾很认真地考虑过，考虑的结果是，依清的作战实力，很难打过洋人，所以，洋人根本不怕用打仗相威胁。

    但又不能说皇帝不了解情况，那是对皇帝大不敬。于是只能给皇帝打马虎眼。让皇帝答应条款后，签了约，完成使命之后再说别的。

    就这样，桂良等人与四国公使签订了天津条约。当天津条约真的签订了，咸丰皇帝又觉得如鲠于喉，他咽不下这口气。

    他想反悔。

    于是奕泞决定，利用在上海和英法谈判通商章程时取消天津条约。

    1858年1月中旬，四国公使除俄国公使普提雅廷之外均汇聚上海，准备和清政府谈税则问题和通商章程事宜。俄国公使因初伸手中国，还没有什么海上贸易和税则问题，便兀自回了国。

    由于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在这次战争中表现突出，法国公使和美国公使推举他为此次谈判的总代表。额尔金对这次会议做了很多准备，虽然天津条约已经签订，但这次会谈，关系着具体实施问题，关系着如何进一步攫取在华利益问题，他是马虎不得的。他特派威托玛和李泰国参加这次会议。威托玛代表他本人出席会谈，李泰国列席会议。

    会议之前，关于税则和章程已由英人单方面拟就了。炮制者就是李泰国。

    李泰国何许人也？他原是上海海关负责关税的一个官员，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中国海关何以让外国人出任海关官员？说来话长。关税自主是一个独立国家行使主权的表现，一旦关税大权旁落，标志着国家主权的彻底丧失。南京条约中曾规定中国关税须同英国协商的原则，后来又在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英国进出口货物值百抽五的税率，为了使外国货运入内地免去厘金及其他税收，又规定值百抽二点五的税率。这个值百抽七点五的关税，是外国人定的，不是中国定的，标志着中国丧失了海关关税自主权。值百抽五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关税，它实际上成全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公开掠夺。这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关税保持了几十年之久，并且不只英国一家，法美俄等国均享受了这样低的关税，使中国市场成为西方列强任意肆虐的场所。

    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后，租界里的上海海关被公众一举捣毁，清政府苏松太道台吴健彰躲进租界。他是上海、苏州、松江、太仓等地的总税务官，他一逃走，税款税收从此无人问津。

    这种情况持续了半年之久，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与美公使觉得似这样混乱延续下去，万一影响既得利益太不合算，就派兵占据了上海海关，决定临时代理中方收税。它们还颁布了关于上海海关的临时办法六条。由英美领事代中国官府向英、美商人征税，税款由领事代管。

    但是，这只是说说而已，许多洋人商船和企业家并不把它当回事，偷漏税的事情大面积存在着。鉴于这种状况，英美领事想出了一个由外国人参加中国海关的行政组织，人员由领事指定，此人为中国服务，领取中国薪水，并在中国长官统领下工作。就这样，英美法三国领事与苏松太道台吴健彰商定，委派了一个由三国领事指定的三人关税委员会，他们是法国人士密斯、美国人卡尔、英国人威托玛。

    李泰国后来代替了威托玛。

    李泰国是一年后代替威托玛的。他通晓中文，又对税务工作精通，比起那些法美领事派出的官员来讲，他的工作似乎更加卖力。公正地讲，这要比中国海关无人管理的局面要强得多。由于三国领事的支持，外商不得不照章纳税，再因以夷治夷，许多情况马虎不了，税收情况反而比中国海关健全时还要收得多。仅1859年就征收2，902，397两银子，这对清政府财政不能不说是一项很大的收入……因此，恭亲王奕斤在咸丰十一年三月的奏折中大事溢奏，他说：李泰国在上海等关办理税务多年，征收甚旺，且所得薪水极厚，尚不肯从中作祟，滋生弊端。

    这就是所说的具有特殊身份的李泰国。他虽然是洋人，但他是在中国海关工作。以他的身份，他只能列席会议。

    然而李泰国的敬业精神丝毫不能取代他的罪恶。工作认真、兢兢业业，这是他的习惯使然，这是英国人从小接受这方面教育的结果。但当他起草税则和通商章程时，他就完全站在英国人的侵略立场上，不遗余力地向中国进行敲诈。他并不往自己口袋里装，正像恭亲王所说，他不肯从中作祟，而是往英国国家的口袋里装。他就是这样的爱国主义者。

    咸丰皇帝把税则和通商章程的谈判定在上海，并且指望在谈判中免除天津条约中关于派员驻京和内河通商两点，是大错特错了。原来，上海和江苏的官员们早就和英法领事们勾结在一起，咸丰根本就指望不上他们。

    上海的小刀会一类的起义爆发后，当地的清朝官员如两江总督何桂清曾私下里找洋人寻求过帮助和支持，他们欠洋人的情，于是李泰国等人就拟了一个名单，在谈判时最好由江苏巡抚赵德辙、苏松太兵备道薛焕为此次谈判的中方代表。这样，他们就好控制局势，就会万无一失地确保英法的利益。何桂清于是也向咸丰帝上奏，提议由赵薛二人参加谈判。谁知咸丰帝却另有计议。

    咸丰帝仍是惦记派员驻京这个条款。只要你们洋鬼子别在京城露面，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事情都好办。你们洋人来我华夏神州，不就是想攫取利益吗，好，我全让给你们，你们的关税我全免了，够意思吧，够大方吧，但你们也得给我面子，那就不要再提派员驻京和内河通商这两条了……

    咸丰帝单方面想好了如意算盘，就决定仍派原先签订天津条约的一班人马去谈判，如桂良、花沙纳、明善、段承实。何桂清因在他的辖地会谈，也令他参与谈判。至于薛焕则令他实地交涉，有决断宜则由桂良等全权大臣作主。

    因为桂良等人无法操纵，何桂清见谈判人员难以更改，便指示薛焕、吴煦先和李泰国等拟好通商章程草案。此通商章程和税则毫无疑问完全听命李泰国的，是彻头彻尾的英人意志。何桂清深知桂良、花沙纳是被李泰国、威托玛早在缔结天津条约时就击败的主儿，此番见到这个草案，谅他也不敢不签字。哪知桂良等人却不敢做主。

    皇上一心想用免去关锐作为条件，去换取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临行时再三告诫桂良等人，不能辜负使命。但洋人的态度也异常坚决，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本身的事，一个字也不能更改。这样，就把桂良等人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皇帝不敢辜负，洋人更不敢招惹。

    硬着头皮，桂良等人联名上奏皇帝说，关于放弃关税事，实在有辱国体。百万银两轻掷不说，天津条约也不可能废除，到后来，只能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结果。

    但是，咸丰帝奕宁主意已定，说不能更改。于是桂良又陈述，若废条约，夷人又要北窜，万一再兵临城下，大局实难预料……

    这下才算使咸丰有所松动，表示虽不能全部废除条约，也要部分修改。

    谈判完全是在走过场。既然咸丰帝连关税都不想要，这些税则和通商章程也只是过过目，基本按英人草案所定：但凡商品，除却鸦片、茶叶、生丝之外，一律值百抽五。鸦片每担30两税银。茶叶每担2500两税银。丝为每担10两税银。外国纸烟、酒、香水、肥皂、面粉、黄油、干酪等全部免税。军火、盐、粮食、铜钱等绝对禁止贸易和出口。此外还确定了秤码丈尺，取消银两倾熔费，北京不许外商活动、外国进口货、输出外国的中国产品的内地税抵代办法，海关手续和征收的划一制度将在所有的通商口岸实施等一系列通商章程。

    谈判期间，桂良等人对咸丰帝提出的要求连提也不敢提。还是额尔金提出要乘兵舰去汉口时，桂良才战战兢兢地说，既然阁下要求去汉口，那么我们也有一个要求，能否暂缓公使驻京？

    额尔金急于沿江查看将要选择的港口，对于桂良提出的要求表示了允准。他说，他将向英王建议：如果在来年换约的时候，女王陛下的大使能在北京受适当的接待，并在所有其他的细节上，天津所议定的条约都能获得全部实施，那么就训令女王陛下的驻中国代表在北京以外的其他地方选择一驻扎点，或按期访问京师，或仅视公务上的需要随时前往，这确乎是充实的。

    这使桂良等人喜出望外。

    这样一来，咸丰皇帝的使命就算有了交待，他们可以放心回京了。

    为了表示感谢，桂良等人不仅同意额尔金沿江游历，并且特意安排了一位中国官员伴随，沿途向各地方官府联络。

    1858年11月8日，英国全权大使额尔金签署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之后，便乘坐狂怒号巡洋舰，在报应号、驱逐号、迎风号、鸽号等舰艇的护航下，离开了上海，开始了他为期近一个月的考察。

    额尔金经过实地考察，最后定下镇江、九江、汉口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

    之后，额尔金就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