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市委宣传部开会，听您讲话，我能感觉到您对邓小平的感情。您说我们的电视政论片相当好，好就好在理直气壮地宣传了邓小平理论，宣传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第三次大争论以后特别需要这样鼓舞人心的东西，很及时。

    我是1988年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的。邓小平正是从这一年开始，连续在上海过了七个春节。那个时候，上海有很明确的规定：“不请不去，一请即到。”所有干部一律不得私下找邓小平，包括当时市里的一、二把手，也恪守这一规定，即使春节拜年，市里也就去几个人。

    邓小平为什么愿意在上海过春节，就是因为在上海可以安静地休息，可以冷静深入地思考问题。1991年初，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皇甫平文章，就是根据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内容写的。先是邓小平单独找朱镕基谈，朱镕基回来在车子上很高兴地说起。随行人员听了很兴奋，就对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的周瑞金说了。

    当年上海市委的一位领导说，皇甫平的三篇文章涉及到上海，涉及到中央，包括分管宣传口的陈至立都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就是三个人，周瑞金、凌河、施芝鸿搞出来的。

    皇甫平的文章发表之后，有人反应很强烈，打电话问上海市委，是不是邓小平说的。上海答复：“不清楚。”这样就开始批判了。后来邓小平说要看皇甫平的文章，我将皇甫平的文章连同批判材料都给了邓楠，邓楠给了她父亲，老人家明确支持皇甫平的文章，这场风波才结束。

    您能对邓小平做一个整体评价吗？

    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社会生产力上了一个新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新台阶，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达到了新水平新阶段。邓小平时代彪炳史册。我们这里说的是“政治代”，不是“自然代”。“自然代”指的是作为自然的、新旧更替的一代一代，譬如瞿秋白取代陈独秀，向忠发取代瞿秋白，博古取代向忠发，张闻天取代博古，毛泽东取代张闻天，那是“自然代”。从“自然代”讲，毛泽东是第六代，邓小平是第八代。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还有华国锋领导的一个时期。然而，只有充分代表那一代人民利益要求、实现国家和民族历史使命的才是彪炳史册的“政治代”。作为“政治代”，毛泽东无愧是光辉的第一代，邓小平理所当然是光辉的第二代。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这个理论可以解决我们开创、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只是一句口号，我们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反复学习邓小平的著作，全面准确地领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以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指导我们正在做的事，把邓小平开拓的事业进行到底，并推上新高潮、新水平、新阶段。具体来说，有四方面的任务：

    第一，邓小平提出的并在实践中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持下去，毫不动摇。例如，“党的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变”，为此，“要警惕右，主要是防‘左’”。再如，除了发生战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始终不渝地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依靠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把经济搞上去，以及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等等。

    第二，邓小平提出的并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但尚未最后完成的，必须继续努力，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譬如，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成果，但是，尚未最后完成，更未达到完善水平。产品市场改革做得相当好，但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有的还刚起步，政府改革还远未到位。还有占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还没有搞活搞好，在许多方面还远远没有与国际接轨。在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等方面都还有许多事要做。邓小平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不改革死路一条”。我们一定要把这场伟大而艰巨的改革进行到底，不进行到底没有出路，不进行到底仍然是死路一条。

    第三，邓小平提出的，已经进行但尚未见大效，或者还没有来得及实施的，应该认真研究，总结经验，大力推进。例如政治体制改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经济基础已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上层建筑必然也必须进行相应的变化。正如邓小平所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还会丧失。”“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然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之所以敏感，除了问题比较复杂外，关键是严重地受到右的和“左”的干扰。我们必须排除右的和“左”的干扰，有领导有秩序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第四，邓小平未曾提出，或者虽有说法，但在开创、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出现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按照邓小平的教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学习邓小平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实事求是地面对新情况，分析新情况，敢于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办法以及新语言来解决新问题，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譬如，邓小平生前没有碰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不可能预先给我们留下直接的答案。东南亚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场金融战。不用一兵一卒、一枪一炮就可以使一个国家几十年艰苦奋斗的经济成就毁于一旦，屈服于国际资本财团的淫威之下。这是一场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前哨战。东南亚金融危机给我们上了一课，对于未来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将如何应对，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还有“非典”，也一样。“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遵循邓小平的教导，从政治角度分析经济问题，分析社会问题，得出自己新的战略结论。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说：“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这个意思。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我们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