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的规则

    ——薇弗莱·龚的故事

    一

    早在我六岁时，母亲就教我，万事要不露声色，才会成功，这是一种战略，就好比下棋。虽然那时，我们很少有人知道下棋。

    有次走过买蜜饯的店，我硬拉妈的手不肯离开，哭着赖着要吃蜜饯。“闭嘴。

    聪明人，就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你至少得学会辨别风向。风，最厉害了，它无影无踪，却最有力度。”

    于是，当我们再次走过这家蜜饯店时，我便一声不吭，乖乖地管住自己的嘴巴。

    待母亲挑好了她需购的食品后，便很爽气地从货架上拿了一袋蜜饯，一并搁在账台上。

    母亲擅长持家，因此，在她的精心治理下，我和哥哥们，都过得不错，至少不受我们四周环境的限制。我们住在旧金山的唐人街里，和大多数中国孩子一样，在餐馆和古董店后门的石子路上玩耍。我没有一点受穷的感觉。每日三餐，我们都吃得饱饱的，每餐五菜一汤。

    我们住着一套有两个卧室的明亮、舒适和干净的公寓。我们公寓楼下，是一家中国糕团店。破晓时，当小街上晨曦尚未散尽时，我就能闻到甜烂的煮豆沙香。然后，是油氽麻球和咖哩鸡饺的香味溢上来。经常我还在床上，就听到父亲碰上门上班去了。

    两排公寓之间的小路尽头，是一块空地，那是个小操场，置着滑梯、秋千架等。

    操场四周排列着石条凳，老人们常爱闲坐在这里晒太阳，嗑瓜子，用瓜子壳引着咕咕叫的鸽子。但我们最喜欢的，是那头的一条小径，幽暗，静谧，弯弯曲曲地延伸着，对我们来说带有几分神秘。我的哥哥们曾沿着它潜入一家中药铺后门，窥视到老李把那种希奇古怪的蛇虫百脚的干壳，和着什么东西的枯叶和干花，包成一小包一小包地卖给病家。据说有一次，他就用这种祖传的秘方，治好了一位被美国医生宣布了死刑的病人。药房边，是一个印刷房，专门印刷烫金的喜帖和过节用的彩旗。

    再往前走，就是鱼市场。橱窗里展放着一池一池已注定不能生还的甲鱼和其他水产，它们徒然地在铺着绿瓷砖的池里挣扎，同时还要互相倾轧争斗，为自己霸得一份较舒畅的空间。它们上方赫然写着一幅广告：“只供食用，不出售宠物。”穿着血迹斑斑白大褂的屠夫们，麻利地将顾客挑中的鱼剖膛开肚，一边坚决地向顾客保证：“都是活蹦鲜跳，刚刚捕捞上来的。”在生意比较清淡时，我们还能见到一篓一篓活生生的青蛙和螃蟹。大人们警告我们不能去惹冒它们。另外还有成箱的乌贼干，冰冻对虾，鱿鱼和鳗鱼。最令我害怕的是比目鱼。它们那扁平的身子和挤在一边的眼睛，令我想起一个被汽车压扁的小姑娘。我没看见她被碾死的情景，但一想起“压扁了”三个字，我就会联想到这条比目鱼。

    小街拐角处，是一家只有四只桌子的名叫“宏新”的餐馆。在楼道的隐蔽处，有扇写着“店主自用”的门，我和哥哥相信，一到晚上，强盗们就会从这扇门后出现。旅游者们从来不上宏新去，因为那里的菜单只有中文字而没有英文。曾经有过一个高加索旅游者，硬要我和同伴们在宏新的橱窗前摆好姿势拍照，橱窗背景是一只浓油重酱的烤鸭。拍完照，我向他介绍宏新餐馆。他问我那里有些什么菜，我就大声数说着：“猪内脏、鸭脚掌，还有章鱼肫……”然后我和伙伴们笑着跑开了。

    我们逃到中国宝石公司的门洞里，担心他会追上来。

    我妈为我取名薇弗莱，就是以我们住的街名命名的。薇弗莱·龚，是我用在文件和身份证上的名字，在家里，我叫“妹妹”。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而且最小。

    每天上学前，总是母亲替我梳的头，她把我的浓黑的头发绞得紧紧的，编成两根硬扎的辫子。那日，当她又用那把尖齿硬木梳对付我的头发时，我生出一个要小小捉弄她一番的念头。

    “妈，什么叫中国式的折磨？”妈只是摇摇头，她嘴里衔着一只发夹。然后她用水沾湿自己双掌，把我耳后的发丝抿平，再夹上发夹，尖尖的发夹扎得我头皮生疼。

    “谁这么说的？”她问我，丝毫没有表示出对我的捣乱的斥责。我耸耸肩说：“我们班上的男孩子们都这么说，他们说做中国人最苦了。”

    “中国人最能干了，”妈妈言简意赅地说，“中国人会做生意，还有中医和国画，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美国人才懒惰呢。中国人肯吃苦。”

    我哥哥文森特有一副棋子。在小街尽头，是第一中国浸礼会，我们每年圣诞节都上那教堂去。教会的妇女们，就向我们分发圣诞礼物。

    圣诞老人由一个教会的人扮演。他穿着圣诞老人的长袍，套着硬纸板做的飘着棉花球的白胡子。待轮到我时，我很认真地回答了圣诞老人的种种提问，以至众人都以为我还太小，以为我相信他真的是那个给孩于带礼物来的圣诞老人。其实我只是装傻，不露声色。当圣诞老人问我几岁时，我当下就在心里估量：按美国算法，我是七岁，但中国历法，我八岁了。于是我便回答道：我生于1957年3月17日。这个回答显然很使他满意。于是，他又挺认真地问我，我是否愿意做个乖孩子，信奉耶稣，听父母的话。我知道他喜欢怎样的回答，便一一顺着他的心思很认真地回答了。

    孩子们都急不可待地打开他们得到的礼物。我早就知道，大包头的不一定就是最好的，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女孩子，得到一大件礼物，打开一看，不过是一本有关《圣经》人物的画册。而另一个女孩子，选择了一小件礼物，结果是瓶香水。还有，礼物盒里的声响也很要紧，一个小男孩子选中了一份，晃起来会叮当响的礼品，他以为里面一定塞满了一角和五分的镍币，结果打开一看，那只是个锡制的地球形储钱罐，他一下子很失望，结果挨了她妈一个耳刮子后，快快地跟着她走了。

    轮上我抓礼物时，我便小心地用手指触摸着余下的各种礼品，试试它们的分量，估摸里面的内容。最后，我选中了一件沉甸甸的、用闪亮的锡纸包着、扎着红缎带的礼物。我没选错，那是一排十二色的、圆圈状的棒糖，我满意地摆玩了半天。哥哥温斯顿也选得挺聪明，他摸到一盒塑料插板，并附有一张说明书，可以按说明书指示，搭出一艘二次大战时期的潜水艇。

    另一个哥哥文森特，则摸到一副棋。那应该说是一份很相宜的圣诞礼物，只是很明显是一副用过的旧棋子，而且还缺少一个黑兵和一个白骑士。我母亲有礼貌地感谢了这位不知姓名的赞助人：“太破费了！”这时，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太太，对我们全家颔首微笑着：“圣诞快乐！”

    但一到家，母亲就要文森特把棋子扔了：“她自己不要了，倒塞给我们！扔掉，我们又不是捡垃圾的。”她生气地说着。哥哥们装聋作哑，只见他们已兴致勃勃地把棋子摆开，一边参阅着已给翻旧了的说明书玩了起来。

    整整一星期的圣诞假期间，我就看着温斯顿和文森特下棋，我只觉得那棋盘对我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它比草药铺里老李的那些怪草药更吸引人。哥哥们下棋时的表情是那样认真严肃，这令我相信，这场游戏里有着难以言喻的奥妙，比宏新餐馆里那扇幽暗神秘的小门，更富有刺激。

    “我也来，我也来！”当哥哥们其中一个沮丧地叹气，而另一个则沾沾自喜得意忘形时，表示一局棋已告一段落了，我便乘机恳求着。文森特起初不肯让我参加，直到我贡献出两颗圆圈形糖果来填补缺少的两枚棋于后，他才答应。他选了一颗樱桃糖作黑兵，选了颗薄荷糖作白骑士，凡吃棋者，就可把它真的一口吃下去。

    文森特开始教我下棋的规则：“这里一共十六只棋子，我也是十六只。喏，皇帝或皇后，两个相士，两个骑士，两个炮座，还有八个兵。兵第一步只能往前走，然后，他们能连走两步……”

    “为什么他们只能走两步，不能走更多？”我摆弄着自个的兵问。

    “因为他们是兵！”他回答道。

    “为什么他们非得走十字步才能吃一个子？为什么棋子里没有女人和小孩？”

    “为什么天是蓝色的？你总问这些傻问题！”文森特说，“这是一种游戏规则，又不是我定出来的。喏，看这本说明。”他手里拿着那“兵”，将说明书翻到有关“兵”的那一页：“兵P—A——N，兵，你自己去看。”

    正在一边做面团的母亲，拍拍手中的面粉，说：“给我看看！”她接过说明书粗略地浏览一番做出一副漫不经心地样子。

    “这种美国规矩！”她不置可否地付之一笑。“每个人来到异国他乡，首先都得遵守当地的规矩。如果你对此一无所知，裁判便会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滚回去。他们并不跟你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而不能那样。你问，他们说不知道，你自己去琢磨吧！其实他们是心中有底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拿着棋子，自己去琢磨其中的奥妙。”说着，她狡黠地一笑。

    从此，我认真地钻研着棋艺，翻资料，查字典，还去唐人街的图书馆去啃各种有关棋艺的书籍。

    终于，我领悟了其中的不少奥妙，如何开棋？进而如何控制全局？一个好棋手，每考虑走一步，总要想到以后的三步四步，目光要远，而且得学会忍耐和不露声色，要会先发制人。我开始学会在棋盘前聚精会神，每走一个子，都三思而行，考虑它的后果。

    同时我也从中得到启迪，我不应该大披露自己的“为什么”，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嘛。这是棋艺，下棋的诀窍，但也是处世行事的准则。然而你必须不露声色，不露声色。

    这个由六十四块黑白方格构成的世界，于我，有着无穷的魁力。我自己动手仔细绘了个大棋盘钉在床头墙上，每晚躺在床上，我便会对着棋盘再琢磨一番。很快地，我不必再拿糖果来换取一次下棋的机会，但我却找不到一个下棋的对手。我的两个哥哥明确向我表示，他们更愿意在放学后，穿上hopalong牛仔服上街去转圈子，而不愿与我下棋。

    二

    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我放学回家，穿过那小路尽头的场地，那儿聚集着一群老年人，正在观看两个人下棋。我飞奔回家，取来了文森特的那副用橡皮筋扎着的棋子，并且没有忘记带上两颗水果糖去顶那两个棋子的缺。我回到场地上，走近一个正在观看下棋的先生。

    “下棋吗？”我问他。他双眼睁得老大，然而当看见我手臂下夹着的棋盒，他笑了。

    “小姑娘，我已有好久没玩布娃娃了。”说着，疼爱地瞥了我一眼。我马上挑战似地把棋子拿出来，在他面前摆好阵势。

    这位老伯，他让我这样称呼他，他的棋艺可比我两个哥哥要强多了，我在他手里败了好几局，自然也损失了不少水果糖，但我自己觉得，我又得到了许多关于下棋的新的窍门。老伯教给我不少花招：什么“暗度陈仓”，“投石落井”，“突然袭击”，“背部捅刀”，“迷魂阵”，“杀人不见血”……

    下棋也有许多君子协定：吃进的棋子要排得整整齐齐，不到时机，不要叫“将”，还有输棋后，不要赌气把棋子一扔，因为事后还得你自己把它捡起来，而且还得向对方道歉。到了夏末，老伯已解尽所有，几乎传尽了他全部本事，我的棋艺更高明了。

    当我在那小广场上下棋时，我周围会围上一堆中国人和旅游者，连我母亲也会加入其中。她会以中国式的谦虚对众人解释着：“这小姑娘，只是碰巧而已！”

    其中一位先生向我妈建议，送我去参加市里的棋赛。妈妈莞尔一笑，模棱两可地晃了晃脸。我心里痒痒的，很希望妈妈能同意，但嘴上却一句没有吭。我知道她不会同意让我在陌生人中下棋，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我故意主动表示，我不想参加市里的比赛，他们那种美国规则我也不大熟悉，万一输了，那可丢脸了。

    “又没人硬拖你去，你如此畏畏缩缩的才丢脸呢！”妈说，言下之意，她是同意我去的。

    第一次参赛时，妈陪着我坐在第一排上等着，我不住地抖动着双腿，因为汗水已沾湿了座椅上的金属支架。待叫到我名字时，我一下蹦了起来。母亲从衣兜里掏出一小块红玉，火红火红的，这是她的吉祥物。“祝你好运气。”她轻声说着，把王塞进我口袋里。我抬眼看了下我的对手：那是一个奥克兰男孩，约十五六岁，只见他皱着鼻子，多少有点不屑地打量着我。不过马上，他就从我视野里隐去了，眼前，只有我的白棋，他的黑棋，两阵相对。一阵清风拂过我的耳际，只有我听得懂它跟我说的是什么。

    “从南边起攻。”它轻声传授着我，“来无影，去无踪，给对方个出其不意。”我步步设营，沿着自己开辟的路线向对方挺进。好比风吹过树叶，观众席上发出阵阵沙沙声。“静一点，静一点。”有人责备地向四周发出警告。我屏声息气，步步深入。清风在我耳边刮得强烈：“从东边诱敌深入。”对方果然步调有点乱了。

    “乘胜追击。追！追！他已昏头昏脑了。”那股看不见摸不着的风，越刮越烈，最后，如风卷残云，一声“将”，顿时风止云静，只听见自己平缓的呼吸声。

    妈妈将我捧回的第一个奖杯，放在一副新的塑料棋边，这副棋是邻居送我的。

    妈用软布轻轻拭净两只棋子，一边说：“下次赢得再出色点，再少给吃掉些棋。”

    “妈，这与失却多少棋无关。”我说，“有时，就得丢卒保帅嘛。”

    “最好还是尽量少让对方吃掉些棋子。”

    在又一次的赛棋中，也是我赢了。我母亲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还是说：

    “这次你丢了八只棋子，上次是十一个。你已经进步了。不过最好再少丢几个。”她说得我很不耐烦，但我又不能和她说什么。

    我的名气越来越响，参赛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场场都赢。楼下的中国糕团店，将我的不断增多的奖杯，与那些积满灰尘的糕团模型一起陈设在橱窗里。一次，当我在一场区域颇大的比赛中，照样捧回一只奖杯时，那家糕团店的橱窗内，摆了一只新鲜的浇着厚厚奶油的蛋糕，上面用大红的糖油浇出：“祝贺你，薇弗莱，唐人街的小棋圣。”不久，几家花铺、墓碑、雕刻铺和殡葬馆的老板们建议，我可以参加国家级的比赛。从那时起，我母亲就决定，我不必再为家里做菜烧饭了，温斯顿和文森特义不容辞，应该顶我的缺。

    “为什么她可以如此逍遥，而让我们干这种家务活？”他们抗议着。

    “这是最新的美国规矩。”妈说，“妹妹就是可以逍遥，为了下棋，她已绞尽脑汁了。你们呢？你们能绞尽自个的毛巾，已经是很帮忙了！”

    九岁时，我已是国家级的象棋冠军了。好像离开大师的身份，近在咫尺。我被捧成美国的希望，棋坛新星，神童。生活周刊上也登出我的照片。鲍勃费雪在边上注道：“棋坛上还没出现过女大师呢。”

    那天，他们给我拍的照登在了杂志上。我的头发按例给抹得溜光滴滑，夹着塑料水钻发夹。我对面坐着个美国人，与那次在小广场上与我对弃的老伯年龄相仿。

    我至今清楚记得，那个小广场的老伯，如何给我的棋子弄得大汗涔涔。他那件深色的，散发着浓浊的汗气的上装口袋里，塞着一块大手帕。每走一只棋，他就掏出手帕猛拭手掌。

    我那件绉纱的粉白裙子的领口花边，扎得头颈很不舒服，那是妈特地为应付这种场面而赶制出来的。我按着妈给我设计的那个动作摆好架势：握起拳头支着下巴颏，肘部优雅地抵着桌沿，我会前后晃动穿着皮鞋的脚，就像平时坐在校车里等得不耐烦的学生一样。随后，我停止了摇晃，咬着嘴唇做出思索和举棋不定的迟疑，然后，以一种威胁的手势，将棋子“啪”的一下，放在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随后，绽开一抹胜利的微笑。这是一整套专为新闻界设计的造型。

    三

    我不再在薇弗莱街上玩耍了，我也不去那满是鸽子和老人的小广场了，我每天两点一线：上学、回家。一进家门，就又扎进棋堆里，从中悟出更多的秘诀。

    可很快我就觉得，家中的干扰太大，这主要是来自我母亲。每逢我对棋盘琢磨着新的策略时，她便往我身边一站，我想那是因为，她自认是我的同盟者。我每移动一个棋子，她鼻孔里就会轻轻喷出一个“唔”。

    “妈，你老这样守在边上，我都没法练棋了。”一天，我终于向她提出。她便一声不吭地回到厨房去，把锅盘碰得乒乒乓乓的。当那阵乒乓声静默下来后，我发现她站在走廊拐角处，一声“嗯”，又从她紧闭的嘴里漏了出来。

    为了我能安心琢磨棋艺，父母对我可谓百依百顺。一次我抱怨着与我同卧室的两个哥哥太吵，结果，他们马上被移到临街的那间起居室，在那里为他们支起了床铺。如果我在餐桌上把饭菜剩下，表示吃得太饱，我的胃部就会不舒服，那将影响我的思维，父母也决不会责怪我。但有一件事是无法赦免的，就是每周六，在我没有比赛的日子里，我必须陪妈上市场去。这时，妈会得意洋洋地挽着我，几乎进出每一爿店，购一大堆东西，然后不失时机地、骄傲地向任何对她多瞟一眼的人介绍着：“这就是薇弗莱·龚，我女儿。”

    一次跨出某店铺时，我低声恳求着她：“妈，你这样简直像是在做广告。”我妈立时当街站住，也不顾后面夹着大包小包的行人，不时碰撞到我们身上。

    “哎呀，你认为与妈妈在一起，很丢你脸是吗？”她握住我的手，甚至攥得更紧了。

    我眼睛望着脚尖回答道：“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你那样把我弄得好尴尬。”

    “噢，做我的女儿令你很尴尬是吗？”她温怒地发问。

    “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样说的。”

    “那你是怎样说的？”

    我知道，这种误会越解释越糟糕。但我还是听见自己舌尖下溜出一长串话。

    “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末你为啥不学下棋呢？”

    妈气得眯起双目，有如脸庞上突然裂开两道莫测的隙缝。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沉默来折磨我。

    我只觉得耳朵发烫，血管突突地跳着，犹如阵阵热风拂脸而过。我奋力将手从母亲那里挣脱出来，撒腿就跑，一个老太让我给撞了一下，橘子和罐头撒了一地。

    “哎晴，这孩子！”妈和那老太同时惊叫起来，妈忙俯身帮她把东西捡起，我则乘机跑了。

    我在人堆中像泥鳅一样窜逃着，身后传来母亲阵阵尖叫：“妹妹！妹妹！”我头也不回，奔上一条小路，穿过小巷，跑进充塞着旅游者的大马路，又拐进另一条小街，就这样七转八兜地，毫无目的地狂奔着，直到我再也迈不动步子。我大口大口喘着气，就像一台超负荷工作的马达。我觉得浑身发冷，便在一只倒置的塑料桶上，手支下巴地一屁股坐下。我想象着妈妈，怎样从这条街找到那条街，最后，她不得不放弃了寻找，只好在家里等着我。约摸两个钟头后，我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脚，往家里走去。

    通向我们公寓的小街寂静无声，我能看见自家窗口的蜜黄色灯光，就像老虎眼睛一样烁烁闪光。我跟着脚尖，迈过十六级楼梯，猫一样踅到房门口，抬手轻轻旋转了一下门球。门已上锁了。只听到房里椅子推开了，然后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咔嗒一声，门开了。

    “你到底回来了，”文森特说，“怎么了，小姑娘，遇上什么麻烦了？”

    他说着，又回到餐桌前。鱼盘里只剩下一副骨架，因此显得那鱼头特别大，鱼头高高地仰着，保留着生前那副负隅顽抗的姿势。我想作为惩罚，这是留给我的菜肴。

    里边，传来母亲冷冰冰的声音：

    “不用睬她。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一个人快快地在桌边坐下，不出声地将饭划入肚里，谁也没答理我，听得到筷子笃笃地划着饭碗的声音。

    放下碗饭走进房里，关上门，我一头栽在床上。房里没开灯，邻家的灯火透过窗棂映在天花板上，折射出式样各异的图案。

    恍惚之中，眼前浮现出那六十四块黑白相间的棋盘，我的对手，则是两道沉默的深渊似的怒目，她显出胜者的笑容对我说：“会捉老鼠的猫不叫。”

    她率领着手下的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天盖地地向我压来。我的白棋尖叫着，惊慌失措地败下阵来。我觉得自己身不由己地飘浮起来，被看不见的风卷起飞出窗外，我看见我们所在的那条小街，在我身下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视野里。天空一下延伸展开，无边无际，四周一片空旷，就我一个人在飘浮。

    我闭上双眼，思索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