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墙外的声音

    ——丽娜·圣克莱尔的故事

    一

    小时候听妈说，外曾祖父曾将一个乞丐判凌迟处死。后来，这个乞丐的鬼魂来向外曾祖父索命了。反正一个星期后，外曾祖父就去世了。人们有的说他死于流行性感冒，也有说别的什么病，反正众说纷纭。

    我不知道那个乞丐是怎样捱过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设想着，刽子手怎样一把撕去他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刑具上。“这个谋反者，将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刽子手当众宣读着他的罪状。然而未及他举刀，那乞丐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几天后，我的外曾祖父正在书房里看书，忽地，那乞丐出现在他眼前。他的脸庞上疤痕累累，就像一只碎瓷花瓶。“我以为，最可怕的时刻，”那鬼魂说，“是刀砍下来的时候。岂料，我估计错了。最难捱的，恰巧是相反，是在刀即将挨上而还未砍来之时。”说着，他伸出给砍成锯齿形的胳膊，一把挟持起我的外曾祖父，穿墙消遁了。

    一次我曾问过妈，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她回答道：“就死在床上，只躺了没几天，就死了。”

    “不，我说的是另一个人，那个乞丐。什么叫凌迟处死？是不是把他的肉一片片割下来？还要抽筋剥皮吗？他真的给干刀万剐了？”

    “你们这些美国人，就会钻牛角尖，”妈妈用中国话嚷了起来，“那人都死了快七十年了，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是有关系的。我想要是能洞察一切不良之兆，设法消灾避难，本让那种无声的魔法将你吞噬。因为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房子四周，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怖。它们威逼着我母亲，使她恨不得把自己蜷缩起来竭力想躲进某个她自认为安全的角落。但那股无以名状的恐怖还是不肯放过她。多年来，我目睹着，它们正在一口一口地吞噬着妈妈，就像那个遭凌迟处死的死囚一样，直到她从人世消失并且变成鬼魂。

    我记得，奥克兰我们老家的地下室，老是让母亲不安惊恐，似乎那里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年我才五岁。妈想瞒过我，她将一把木头椅子抵住地下室的门，再套上两圈铁链，外加一把大铁锁，来了个双保险。这就更使其显得神秘莫测。我一直想方设法要开启它，直到有一天，偶然我的小手指碰着门，它就启开了，但未及我定下神，便一头坠在一团黑暗里，那种感觉，犹如栽入一道深不可测的裂口。待我能大声嚎叫时，发现我已经被母亲抱着，鼻血一滴一滴落在她肩头。这时，母亲才告诉我，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坏蛋，他已在里面呆了几千年了，所以从此，我不应再去开启这扇门。她说，这是个穷凶极恶的坏蛋，她差点来不及把我拖出来。这个坏蛋，会让我生下五个婴儿，然后把我连带五个婴儿，一顿连骨带肉吞下。

    从那以后，我经常目睹到许多吓人的场面。我是以一个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这种恐怖，这种基因，得之于我妈。当我在沙箱里玩沙时，从我自己挖掘的洞里，我似窥到群魔在乱舞。我甚至看到他们青面撩牙的脸庞上，双目闪着绿光，正在虎视眈眈地搜寻着小孩子。一次我骑着三轮自行车玩，忽然发现地上的一只甲虫，竟会呈现出一张孩子的脸，我立即用车轮将它碾扁。再长大一点，我能看见许多别的女孩子看不到的怪事：滚铁环会突然一裂为二，将一个小孩子弹到半空。铁链球会突然脱离链条，击中一群正在嬉笑的孩子中的一个，脑浆溅了满操场。

    我对谁也没讲过这些，甚至我妈。多数人不知道我有一半中国血统，可能因为我有一个外国姓：“圣克莱尔”的缘故。我一眼看上去，挺像父亲，典型的英国爱尔兰人：高大匀称的个头，但如果他们再走近一点，就会发现，我的脸庞轮廓，不像父亲那般瘦削，我的线条是平缓浑和的，就像海滩上的卵石。我没有父亲的黄头发和白皮肤，可我的皮肤呈一种苍白色，就像被太阳晒退色似的。

    但我的眼睛，是妈妈给的，它不是深陷的，倒像鬼神节里的南瓜灯上的眼睛；那种用小刀仓促拨出来的两个孔眼，猛一看，好像没有眼睑。为了让我的眼睛显得光彩一点，我常常故意睁圆双眼，然而当我带着这样的眼神在房子四周走动时，我父亲便会间我为什么显得这样紧张恐慌。

    我见过妈的一张照片，眼神也是这样惶恐紧张。爸说那是妈在天使岛移民处出来后，第一次照的相。她在那里囚禁了三个星期，直到移民局得到足够的文件证明她是个战争新娘。只有因为战火而被迫逃离原所在国，或者是留学生，美国公民的配偶，才有资格可以从天使岛里释放出来。

    二

    妈从来不讲及她在中国的生活，但爸却说，是他把妈从一个可怕的境遇中解救出来。到底怎样可怕，他闭口不谈。爸骄傲地在她的移民证上，给她写上贝蒂·圣克莱尔，并划去她原来的中国名字：顾映映。然而他又搞错了妈的生辰，妈是1914年出生，他却写成1916年，就这么笔尖一扫，我妈的名字没了，生肖也由虎变成龙了。

    看了那张照片，你就会明白为何顾映映再也不存在了。照片上，她就像怕人抢似的，紧抓着一只蛤蟆包，身上一件长及脚踝的旗袍，两侧开着高高的叉，上身一件西式外套，那种老式的有垫肩的宽门襟的式样，配着过分大的同料纽扣，这是妈的结婚礼服，是爸送的。这样的装束令你简直吃不准她到底是来自何方，又准备往哪去。她的下巴几乎抵着胸部，头发左侧一条挑得整整齐齐的头路，赫然醒目。

    尽管她垂着头，一副自卑可怜的样子，双眼却直瞪着镜头，直勾勾的。

    “为什么妈显得那样紧张？”我问爸。

    父亲解释道，那只是因为妈需要坚持在闪光灯咋嚎后，才能眨眼睛，她的眼睛足足睁了十来秒钟。

    不过母亲这种直勾勾瞪着双眼出神，像在等着某种意料中的灾祸到来的恐惧和不安的神态，我是很熟悉的。只是后来，渐渐地，她已没有力气再瞪大眼睛了。

    那天在奥克兰中国城，在人行道上，妈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让我紧紧地挨着她，她一边低声叮嘱我：“别看她，一眼也别看。”当然，我怎么能不看呢？人行道上，一个女人正背靠墙席地而坐，这个女人目光呆滞，就像有好几年没睡过觉，看着既苍老，又年轻。她的指尖和脚尖，都呈紫黑色，好像在印度墨水里浸泡过似的。但我知道，那是溃烂。

    “她怎么了？”我轻声问妈。

    “她遇上个坏男人，”妈说，“她有了个她不想要的孩子。”

    我知道她在骗我，她之所以要编这一套或那一套，只不过是以此告诫我，帮助我躲过一些暗藏的漩涡。我妈就有这份天才，她能在一切事物中预测到灾难的征兆。

    甚至对其他的中国人，她也有这种预知的能力。在我们居住和购物的地方，人们几乎只讲广东话或英语。妈是无锡人，所以她只会说国语和一丁点英语。爸只会说呆板的几个中国词组，他坚决主张我妈学英语。因此每当妈与爸交谈，总是以语气、手势、表情和眼神来帮助，有时，她卡住了，便会用英语腔的中文，南腔北调地：“说——不——出——了。”这时，我父亲就会帮她把话说出来。

    “我想，你妈的意思是，她累了。”当妈显得有点沮丧时，他便会这样说。

    而当妈烧出一只可口的菜肴时，他又会那样说：“我想，她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家，有着全国最好的管家婆。”

    但是每当我们母女单独相处时，母亲就用汉语与我畅谈，那些我父亲根本想不到的话。我完全能听懂这些字眼，但往往作出相反的更多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解。

    当她认为我已经可以独自上学而不用接送时，便叮嘱我：“你只能两点一线，学校到家，别的地方不准乱逛。”

    “为什么？一我问。

    “你不懂。”

    “为什么不懂？”

    “因为我还没把它们灌入你脑袋。”

    “为什么不灌给我？”

    “天呀！这让我怎么回答！因为这个问题讲起来太怕人了。那种坏男人会把你从大街上掠走，再把你卖给别人，待你有了孩子，你就会杀死那个孩子，然后孩子的尸体会在垃圾筒里被发现。以后呢？你就会进监狱，最后死在里面。”

    我知道她又在胡编乱造了。但我也学会了编造，特别有时，当她必需要我为她做一些翻译时。比如那天在一家食品店，她将鼻子伸到打开的罐头里，边上一个男人对她叫喊着。这令我十分尴尬。“他讲的什么意思？”妈问我。我便哄她：他说中国人不能在这里买东西。还有一次，学校发来一张有关接种防止小儿麻痹症的通知，我除了将上面的时间和地点译给她听以外，还擅自夹了点私货，我说学校规定，全校学生都必需用金属饭盒，因为纸袋会传染小儿麻痹症。

    三

    一天，父亲骄傲地宣布：“我开始上升了！”那是指，他被提升为服装厂的推销部经理。“这下，你妈可要高兴死了。”

    我们的确情况好转了。我们跨过海湾区，来到旧金山，而且上了山，搬到北部海边，一幢公寓，并且有了个意大利邻居。那边的人行道特别陡峭，每天从学校到家，就得爬一段坡，那年我十岁。我希望，从此可以将一切恐惧留在奥克兰了。

    那是一幢三层楼公寓，每一层有两户人家。房子外壁覆着一层白色拉毛水泥贴面，垂着金属的火警安全梯，但里面的设备却是陈旧的。玻璃窗格的门，通向散发出一股霉气的门道，那里的传话器密密麻麻挤着整整一幢住户的名字。安德森、海曼、南茜、苏茜斯和我们圣克莱尔家，一派典型的大杂院腔调。我们住在二楼，包围在烧菜的油味和上下楼的脚步声之间。我的卧室面向马路，夜里，我想象得出马路上是怎样的一副情景：汽车喘着大气挣扎着爬上陡峭的坡路，马路上聚集的夜游神们嬉闹着，抽着烟，高声说笑着：“怎么，人都到齐了？”然后是警察的吆喝声，接下来，是救火车的警号，马路上还传来一阵女人的咆哮：“你这个丘八，狗！静下来。”这一切成了我每晚的催眠曲，我很快入睡了。

    妈却看不顺眼这幢公寓。最初我还没觉察，刚搬进去时，她忙着收拾，几乎花了整整一星期时间才安排停当。这不久后的一天，她带我出去，刚走到车站，就给一个男人吓了一下。

    那是个红脸中国人，在人行道上踉踉跄跄地走着，好像与他的同伴走失了。当他的浑浊的布满眼屎的眼睛转向我们时，立时停下来，直直地伸出双臂，乱嚷乱叫着：“我总算找到你了，苏茜斯，我梦中的情人。嗨！”说着，他便咧开嘴，张开双臂向我们扑来。妈立时放开我，双手护住自己前胸，好像她是赤裸裸的。就在妈松开我的一瞬间，我便拼命地尖叫着。那男人越来越逼近我，直到另外两个男人上来，嬉皮笑脸拽住他：“乔，得了，看在基督份上，别吓着了她们。”

    从此不论在公共汽车上，还是进出商店，妈总是紧张得发抖，紧紧地攥住我的手，我被她捏得生疼。一次，当她暂时松开我的手，从钱包里掏钱去账台时，我便拔腿往糖果柜边溜，但她马上又一把将我揪回来。我知道那一眨眼间，她很抱歉未能拴住我。

    待回到家里，她把罐头和蔬菜一一置好。忽地，她似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头，便将两边搁板上的罐头对调了一下。接着，又快步走到起居室里，将一面大圆镜，从面对前门的墙面上，移到沙发边的墙上。

    “你在干吗呀？”我问。

    她用汉语说了一套什么不平衡，中国话叫“相克”。我想，她指的是视觉的不平衡，而不是感觉的不平衡。然后，她开始搬移大家具：沙发，椅子，沙发茶几，还有一轴中国画。

    父亲下班一进门，就问：“怎么了？”

    “妈正在重新调整家具，使房间看上去更漂亮一点。”我说。

    但第二天，我放学回家，看见她又在移动家具。我感到某种不祥之兆。

    “你这是为什么？”我问道，希望她会给我一个真实的回答。

    可她只是用汉语嗫嗫自语着：“这座房子似太窄太高，山顶上刮起的一阵强风，把你所有的力量吹回山脚，抵消掉了。所以，你很难发达。”

    她又指着公寓的墙和门，说：“看这过道多窄，就像一道被卡紧的咽喉，而厨房又直对着卫生间，因此你摄取的一切，都正好被冲走。”

    “怎么了？这又怎样？”我问。

    后来父亲对我解释道：“你妈正在练习如何把巢筑得更稳妥，”他说，“可怜天下慈母心呀，你长大了就懂了。”

    我很纳闷，为什么父亲从不担忧什么？难道他是瞎子？为什么妈和我，能看到更多？

    几天后，我才明白。那天放学回家，发现妈重新调整了我的卧室。我的床从窗边移到墙边，而原先我搁床的地方，放着一张旧的小床，我顿时明白了，妈一切不安和担心的关键，因为她怀孕了。她的危险点，有如一只膨胀的大气球一样脆弱易破。

    “看，”爸面对小床对我说：“这就是你妈为之操心的小巢，忙活了一阵才置妥的小巢。”他对着小床，显出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但他对我以后所目睹的，一直是浑然不觉。妈不知怎么搞的，常会径自撞到家具或墙上，这样东碰西撞的，好像根本忘了自己怀着孩子，好像是故意赌气。她从不谈及这个将出世的孩子。她满口讲的，老是有关她的担忧、不安、失重感，与别人的龈龋。这令我很为那腹中的孩子担心，他似被困在我妈的肚子和他的小床的夹缝中，孤单单地悬在其间。

    现在，我的床是靠墙置放了，所以夜晚，我听到的再也不是大街上的声音，而是墙那头传来的声音。根据门道里蜂音器上标明的，墙那边，住着一家姓苏茜斯的。

    睡在靠墙的床的第一晚，就听到墙那边，传来阵阵号叫，听起来，像是嘴被捂住而发出的号叫。那是个女人？还是女孩子？我把耳朵贴在墙面上，只听到一个女人怒气冲冲的声音，然后是一个女孩子的尖产申辩。霎时，好像这一切都冲着我来了，断断续续的。“我在跟谁讲话？”“你为什么要偷听？”“出去。”“还不如死呢。”

    然后，又是一阵推操、殴斗和嚷嚷声，好像在厮杀，夹杂着尖叫。母亲对着女儿高举着手中的刀，准备将她肢解。先是扯去她的发辫，然后剥去头皮，拔去眉毛，再是双颊，一层一层地割下去，直到什么也不剩。

    我把头埋伏在枕头里躺着，被耳里听到的和幻觉中的狂暴场面，吓得浑血打颤，连气都透不过来。一个女孩子给杀死了，那种种混乱骚动的声响，无可抵挡地传入我耳膜。我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四周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恐怖。

    可次日晚上，那个女孩似又复活了，她再次尖声号叫着，又是殴斗声，骚动声更刺耳了。女孩又一次置身在危险中。如此夜夜重演着。这时，墙上传来一个声音：这是一种最坏的征兆。它的恐怖之处在于不知道这一切将于何时结束。

    那个吵闹不息的家庭，就是隔着门外的公共走廊，我也能听到他们的大嗓门。

    “如果你再从楼梯栏杆上滑下楼，看我不把你头颈拧断。”那是个女人的咒骂声。随后，楼梯上一阵劈劈啪啪的猛力踩楼板的声音，有人下楼了。“别忘了把你爸的衬衣取回来。”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

    那时，我刚好关上自家公寓门出来，一手夹着几本书。猛一回头，发现一个高个子女孩正向我走来。因为太熟知那家的可怕的居家小节，以至当冷不丁与她面对面时，我竟吓得尖叫起来，书撒了一地。我知道她就是那个女孩子。她只是窃笑着，快步下了楼。我猜她大约十二岁左右，比我大两岁。我飞快地捡起书，悄悄地尾随着她，穿到马路对面去跟踪她。

    她实在不像那个我幻觉中被杀死了一百次的女孩。她身上干干净净，没有一点血迹。只见她穿了件耀眼的白衬衫，配着蓝色的羊毛衫和蓝绿的百褶裙。她神情似很得意，两条棕色的辫子合着步子一晃一晃的。后来，好像觉察到我在暗中揣测她，只见她猛然一回头，给了我愠怒的一瞥，然后快步拐弯躲开了我。

    打那以后，只要一碰到她，我便故意将目光避开，装着专心走路，或者忙着整理外套上的纽扣或书包。对她，我总自觉有罪。

    四

    一天，父母的朋友素云姨和坎宁叔，到学校来接我去医院看妈，我才知道问题的严重。尽管他们嘴上说着一些无足轻重的鸡毛蒜皮事，但他们的神色，却是很沉重严肃。

    待我们赶到医院，只见妈躺在病床上，悲痛欲绝地扭动着身子，突然她瞪大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

    “都怪我，都怪我！其实我早就料到了。”她抖抖颤颤地重复着这些话，“可是，我没有去阻止它！”

    “亲爱的贝蒂！”父亲竭尽全力地安慰她。但妈还是一个劲地责备着自己。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整个身子都在颤抖。然后，她以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好像在企求我什么，好像恳求我宽恕她什么……只见她含糊不清地用中国话向我嘟哝着。

    “丽娜，她说些什么？”父亲焦急地大声问我，这一着，使他再无法帮她把话说出来。

    同样的这一着，也令我不准备对此作任何回答。顿时我觉得，最坏的一刻已经挨过去了。也就是说，她所担心的已经实现了。它们不再是令她胆战心惊的预兆，不再惊搅折磨她了。我只是专心听妈妈诉说着：

    “在临盆时，”她絮絮地诉说着，“我已经听到，孩子在我肚子里尖叫，孩子的稚嫩的手指，还恋恋地依附着我。可医生护士们就是要把他推出去，把他推到人世间。孩子一露头，护士们惊叫起来。原来他瞪大着双眼！他看得见一切，清清楚楚的！后来他整个身子都滑出来了，躺在手术台上，缓缓蠕动着，散发着生命的热气。

    “我调过目光看着他，立时发现，他的小手小脚，顶着个硕大的头颅，那模样这样可怕，我愕然了。我目不转睛地细细看着他。发现他的眼睛是睁开的，他的脑袋壳也是睁开的——敞开的，我能一眼看到里面。那里空空然，没有脑子。也可以说，他没有思想。‘哎唁，这个孩子的头颅，只是一只空蛋壳一样！’医生们惊叫着。

    “那孩子可能听见我们的声音了，他那颗硕大的头颅里，似散发着阵阵热气。

    他抬起头转向这边看看，又扭往那边望望。我知道他什么都看见，什么都明白。他熟知我身体内的一切秘密，明了我是如何稀里糊涂地没了一个儿子，又稀里糊涂地怀上这一个儿子。”

    我怎能把她所说的告诉父亲呢？他已够伤心了，我怎能忍心把她这套疯话传给他呢？

    所以我只好编一套谎话来搪塞着：“她说，我们非常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再有一个孩子。她希望孩子在另一世界将很快乐。她劝我们还是早点回去吃饭吧。”

    从此，妈的精神崩溃了。不是突发的，而只是像碟子般一只只从架上落下来，一只接一只，跌下来，碎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一只碟子会掉下来。为此，我一直在紧张地惶恐不安地等待着。

    有时，她做着饭，半途，便会把它撂在一边，去做别的事。水龙头开着，哗哗地流过水槽，她却毫无感觉。切菜切到一半，举着菜刀的手会本然地凝住，眼泪开始扑籁籁落下来。在餐桌边吃着饭，会突然放下叉子，掩脸哭泣。“没——关——系。”父亲呆呆地坐那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竭力缓和着空气。而我，索性起立离开餐桌，揣摸着下一次又会发生什么，总有一个令人担心的下一次。

    父亲也逐日心衰意丧了，他也崩溃了，只是以另一种不同方式。就好比，他看着某样东西要摔倒了，便奋身上去企图挡扶住它，却常常是，未及到那儿，他自己却摔倒了。

    “她只是累了，太疲倦了。”一天，当我们在金穗饭店吃饭——只我们父女俩，因为妈终日像个木头人样躺在床上。父亲这样对我说。我知道他终日在为妈担心，只见父亲憔停不堪，心力交瘁，痛苦地盯着他眼前的菜盆，似盆里装的不是通心粉，而是蠕动的虫子。

    妈的两眼，视而不见地在家里四处环视，目光滞呆，没有一丁点活力。每天父亲下班回家，总要拍拍我的头轻声问道：“我的大女儿今天怎样了？”嘴上这么说着，目光却越过我头顶，落到母亲身上。我内心充满一种莫名的惧怕。我无法说明白到底惧怕什么，但我却能感觉到那种不祥之兆。我便十分敏感，能觉察到静默的居室中，每一丝轻微细小的动静。晚上，墙那头的殴打声和争执声依旧不断，听着，似乎那女孩子会被打死的。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把床单直扯到下巴下。我常常暗自估摸着，我们家和墙头那一家，哪一家更晦气更倒霉？比较了一阵后，自我安慰地觉得，隔壁的女孩子似乎更不快乐。

    五

    一天晚饭后，门铃响了。这是很奇怪的，因为通常，来客总是先按楼下的蜂音器。

    “丽娜，看看是谁。”父亲在厨房对我说，他正在炒菜。妈躺在床上，现在她终日躺在床上，就像个活死人似的，毫无知觉和思想。

    我谨慎地将门启开一道缝，惊讶地发现，站在门外的就是隔壁那女孩。我愣住了，她却不在意地一笑。只见她衣衫不整，头发凌乱。“谁呀？”父亲在问。

    “是隔壁的——”我迟疑地看着她。

    “特丽莎。”她很快地说。

    “是特丽莎。”我说。

    “请她进来。”父亲话音未落，特丽莎已快步走到我房里，完全是不请自进。

    我关上门，跟在她两根跳跃的棕色发辫后面，那甩打着的发辫，好比落在马上的鞭子。

    她径自走到窗台前打开窗子。“你要干什么？”我惊叫着。她面向大街坐在窗台上，然后对我傻乎乎地一笑。我坐在床边，只觉得冷飕飕的寒风，从窗外的夜色中呼呼进来。

    “笑什么？”我问她。

    “我妈一脚把我踢出来，”她止住笑，以一种洋洋得意的口气说，好像很以此为荣。然后，她又悄然一笑，说，“我们吵架了，她把我撵出来，把大门反锁住。

    现在，她还以为，我会十分懊丧地等在门外，寻思着如何向她赔礼道歉。让她等着吧，我才不会呢。”

    “那你准备怎么办？”我屏声息气地问，肯定这次，她母亲不会放过她，说不定真要杀死她，求个一劳永逸。

    “我想从你窗外的太平梯爬回我自己房间，”她轻声凑在我耳边说，“她会一直等下去的，直到耐不住了，便会打开大门，而我却不见了。可我好端端地在自己房里，躺在床上。”说着，她咯咯地笑了。

    “当她最终发现你在自己房间里，会吓坏的。”

    “不会。她只会高兴，我还活着，而且也没出什么事。不过，她会装疯卖傻一阵，只那么几分钟。我经常做这种事的。没事！”说着，她便从我的窗口轻轻溜下，悄然回她自己房里去了。

    我呆呆地对着敞开的窗户出神，百思不得其解。她怎么还会回家？难道她不感到，那种生活是如此可怕！而且，她是否意识到，这样的日于对她是没有尽头的。

    我躺在床上，等着听那尖声号叫和殴打。夜深了，我还没睡意。隔壁响起了苏茜斯太太的大嗓门，夹着嘤嘤的哭声。“你这个坏丫头，差点把我吓死。”特丽莎也在叫喊着：“我差点摔断了脖颈。”然后；那边又是哭又是笑。

    听声音，她们似已在热烈拥抱和亲吻。我吃惊了。不管怎样，我为她们高兴。

    我的估计完全错了。

    我至今都记得，那个晚上，“希望”这个字眼，如何强烈地震撼着我。从此，一天一天，一年又一年，我始终紧紧地抓住“希望”这个字眼，守在妈床边，看着她昏昏沉沉，无意识地自言自语着。但我相信，这样的状况——这个最最可怕的状况，总有一天会结束的。灾难已经来临了，但现在，我却想到了希望。苏茜斯太太和特丽莎间的可怕的激烈争吵还在继续，但我从中似乎明白了某种涵义。

    我看见，一个女孩子抱怨着：“我无法再忍受了！”我看见那母亲，穿着漂亮的睡袍躺在床上。后来，女孩子向她高高举着锋利的刀刃：“你必需挨上一千刀，这是唯一令你解脱的办法。”

    母亲闭眼坦然地接受了。嗖！嗖！嗖！利刃飞快地剐着母亲。母亲痛入肌肤，大声号叫着，但待她睁开双眼，发现没有血迹，也没有残骸。

    女孩说：“看见了吗？”

    母亲点点头。“现在我完全懂了。最坏的已经挨过，再没什么可怕的了。”

    女孩子说：“到墙那边去看看吧，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错了。”

    然后，女孩子携着母亲的手，穿过墙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