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跟林毅夫唱反调”这话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的林毅夫，是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朱镕基任总理期间的经济智囊，也是海闻教授的顶头上司。1979年5月，26岁的台湾军官林毅夫从金门涉海来到大陆，进入北京大学学习，获得北大经济系政治学硕士学位，后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年后他回国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成就斐然，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青年科学家。1993年林毅夫回到母校北大任教，与海闻、易纲、张维迎一起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海闻和林毅夫同生于1952年，是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关系非同寻常。他们在学术上各有所专，工作上配合默契，这一切北大人都是看得见的。何来海闻专跟林毅夫“唱反调”之说？
这是一个网友的“发明”，源自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中有关中国汽车工业问题的一次讨论。
两年前，海闻作客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时事大讲堂》节目，一个名叫“生是林教授的人死是林教授的鬼”的网友向海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林毅夫教授是您的上司，但他认为中国大陆不应该像韩国那样生产汽车，而是应该像台湾那样生产汽车零部件，可为什么您，海教授，为什么您专跟他唱反调，认为中国离开汽车工业似乎活不了了？”
林毅夫对中国民族产业一直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取决于其产品的成本水平，成本越低竞争力越强；而产业成本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该产业在该国相应时期内的比较优势。目前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现状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这就决定了我国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大量的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包括高技术产业中技术层次较低的部分。只有处于这些产业段里的生产活动，才具备在市场竞争中的“自生能力”。他感到那种认为在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我国只有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尖端、规模巨大的企业集团才有实力参与国际竞争的观点，是有悖于我国国情的，是赶超战略的思想在新发展阶段里的表现。因而他提出中国大陆可以不必像韩国那样生产汽车。
海闻在一个场合也谈到中国的汽车生产问题时，对中国汽车生产抱有很大的期待。他认为，尽管在中国生产汽车的成本很高，但汽车之于未来中国是很重要的，首先是解决就业问题，汽车以及汽车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在未来制造业里，对中国未来的10年、20年的发展至关重要。从市场的必要性来看，中国已经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迈进。根据有关预测，2005年，如果中国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那么中国需要的汽车应该达到每年200万辆；到2010年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汽车年均需要量是500万辆。对于这么大的市场需求，如果中国不靠自己生产，靠进口是很难达到的。
海闻在回答凤凰卫视中文台网友的提问时申明，他其实与林毅夫的观点是一致的。林教授认为中国不一定要走韩国模式或日本模式，主张中国要发展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不要追求所谓的名牌。这其实也是海闻的一贯观点。但是海闻认为，中国的汽车工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行业，需要健康地发展。
人们发现，海闻和林毅夫两个教授之间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是有些差别。林教授对中国汽车工业的热情远没有海闻那么执著，用网友的话说，林教授是要不要无所谓，而海闻是非要不可。
但是海闻的这个“非要不可”是基于对现实的认定。他认为需要对“中国汽车工业”进行重新定义，即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产的汽车，都应该看成是中国的汽车工业。包括与福特、丰田、大众的合资公司，都是中国汽车工业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海闻和林毅夫两教授的观点并不存在矛盾。
海闻和林毅夫都是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考虑中国汽车工业的。他们都认为，通过比较优势，可以知彼知己，但中国不能因比较优势而因循守旧，束缚住自己。
关于比较优势，在中国入世时，海闻在一次讨论中阐述了他的看法。他说，如果按照现在比较优势来分工，那么中国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局限于这种比较优势，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去做鞋子做玩具，那么我们的高科技哪里去了，国家怎么能强大？这里涉及一个“开放”与“保护”的问题。搞保护很多年的一个基础想法就是说，通过保护我们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汽车工业，自己的飞机工业，自己的高科技产业。但事实上保护并不能把我们的强项真正发展上去。
他想起经济领域里“幼稚产业”的说法，企业就像小孩一样，他小的时候不能跟大人去打架，需要保护，等长大了，就可以不要这个保护，自己去打。但是现实当中，这个企业和小孩不一样，小孩你不用担心，他一定能长大，除非生理上有什么问题，否则哪怕营养不太好，也能长大。但是企业就不一定，因为保护，它可能永远长不大，它似乎没有必要长大，没有必要来提高效率。
海闻在现实中也找到了许多实证，比方说，美国曾经也保护过企业，但保护了以后发现企业产品的市场份额并没有增加，成本并没有降低。中国的汽车行业也保护了许多年，但现在长大了多少？似乎仍然是不堪一击。所以海闻认为，“保护”不能发展高科技。
基于海闻对“中国汽车工业”的这个定义，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在降低关税的同时，必须要开放外商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只有让全世界优秀的公司在中国投资、竞争，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中国汽车产业的生产力，从而使中国今后出口汽车成为现实。
2003年2月，媒体传出国家计划实施汽车生产的准入管理的消息，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应。海闻开宗明义提出，政府不应对汽车设立行政审批准入门槛。
海闻早就被学界称为“对汽车极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他不但对汽车，而且对汽车政策颇有研究。在他看来，汽车业不像水电和交通业那样具有自然垄断性，也不像金融和通讯行业那样具有敏感性，汽车与其他制造业没有太大区别。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政府不应该直接管理汽车。一般来说，只有市场管不了的那些容易形成自然垄断或对经济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产业，如银行、交通、水电等才需要政府专门控制管理。当然，现在汽车行业还大量存在着国有企业，政府现在的管理主要是为了保护现有的企业，使他们不亏损。但从市场经济角度讲，这样做不好，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背道而驰。
另外，他认为政府直接管理汽车将致使政府承担所有风险，比如金融、股市由国家管，老百姓没压力了，政府却有压力。如果政府转换角色，那么老百姓该把关了。在他看来由国家管理汽车，可能会带来好处，但管的坏处会超过好处。
因此，他建议政府对于汽车应实行间接管理，如管安全、环保、质量等，设立技术标准或法规门槛，就行了。汽车不特殊，没有必要行政审批。政府应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不应从保护现有生产者的利益出发进行管理。
作为经济学家，海闻始终认为，政府要保护企业，就应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反对垄断，出台公平、透明的政策。政府要保护消费者，就应使老百姓大量就业，提高收入，增加国家税收，这是由市场经济决定的。中国跟外国学的关键不是技术，而是学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自由化经济，鼓励人们发挥奇思妙想，成败由自己负责，政府主要收税。过多管理的结果可能会扼杀一大批有活力的企业和人才，甚至扼杀一个国家创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