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我遭到暴力而致死的情况下，以下内容才可以作为参考……

    这些字打印在一张单页纸上——八十一页中的第一页。纸张是白颜色的，很轻很薄，一令纸大概十六磅重，和一般打印纸一样大小。稿子曾经被折叠过。每页纸的中央有一道折痕。最后一页纸的外面布满了灰尘，就像曾经被塞进一个狭窄、肮脏的地方一样。第二页是书信的格式，开头写道……

    “圣克里斯蒂娜”号

    于海上

    致警察局长

    皮特维亚，圣特雷萨长官：

    有人想谋杀我。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没有证据。船员不会相信我的话，但我仍有时间挽救自己的生命。

    我内心深知，也许在这艘船抵达下一个港口皮特维亚时，我已经死了。另一起“意外”就像发生在鲁伯特身上的意外一样，和蛇有关。

    我只能写下我的怀疑，把稿子投进邮箱，除此我别无选择。这样一来，我们一到达港口，你们就能收到它，无论我当时是否还活着。如果我有机会在凶手杀了我之前告诉他我寄出了这封信，也许能在最后关头阻止凶手。这件事不在他或她的预料之中。船上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份稿子的事。甚至连托尼也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们到达皮特维亚港的时候，我还活着，请不要阅读稿子上的内容。整件事也许是我搞错了。这份稿子只会给无辜的人带来麻烦。

    从哪开始呢？当一个人处于恐惧的状态下，很难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来阐述一件事，甚至可能会条理不清。这件事是从哪开始的？在一切都太迟之前，有没有一个可以让我追溯到事件源头、但又不太重要的时刻？如果有，我肯定没有留意。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我住在勋爵家里最后一天发生的一件既奇怪又令人不安的事。这件事简直使我觉得眼前的一切都突然陌生起来，就像是透过奇怪的、倾斜的摄像机镜头去看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你知道这会使观众多么焦躁不安吗？就是当镜头用透视法把一切都缩小，使正常的东西看起来不正常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只是心理上的不适应。这使我不安，只是不安，然后才是恐惧。

    那天下午，我正待在鲁伯特的书房里。自从那次意外之后，他就不再工作了。我和阿曼达、托尼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在海滩漫步打发时光的时候，他那里积攒了很多封信，现在，我正一一回复那些信件。

    即使是现在，我依然记得那间冰冷、简陋的书房里的每一个细节，好像它就在我面前一样。落下的百叶窗，使整间屋子如同沉浸在宜人的暮色里。纤细而古老的桃花心木竖立在银灰色的墙边。地板打了蜡，上面没有铺地毯，干净而冷清。书桌上摆着谢菲尔德生产的烛台，还有颗装了水的水晶球，上面带着一个西番莲花瓣形的喷雾器，蔬菜菜虫精妙地连接在一起，翅膀和触角呈现出淡淡的紫色。

    书桌旁的落地窗敞着。窗外面是一片一直倾斜下去延伸至海角处骨白色沙滩处的草坪，草坪旁种着黄杨和一些火红的芙蓉花。水湾里的泡沫显得有些焦躁不安。除此之外，就是浩瀚的青金石那种蓝色的加勒比海。所有这一切都被笼罩在炙热的阳光下，就像密封在透明的金色气泡里一样。周围安静极了，只有我的钢笔画在纸上的声音。远处传来了大剪刀修剪东西的声音。草坪的那一边，一个花匠正在修剪树篱。

    破草帽下垂的帽檐遮住了他的脸。宽松的白色t恤和裤子更令人难以辨识他的身形。我只能看到他强健的上臂和一双娴熟地操控着沉重大剪刀的手。他的皮肤是那种皮革般的棕色。可能是被太阳晒成这种颜色的。也可能是他有一点黑人或印第安人血统，这在西印度群岛并不稀奇。我之所以怀疑他是印第安人，是因为他的皮肤看上去很干燥。鲁伯特说印第安人的身体里流淌着“蜥蜴的血”，他们不像我们一样会出汗。

    我甚至能够回忆起就在那个特别的时候我正在写些什么……

    这里的芙蓉花有马蹄莲那么大个儿，犹如罂粟花那般鲜红。这一点很好地证明了太阳对于物种繁衍的作用。家里的芙蓉花通常只能结出淡粉色的小花。太阳是否对人的内心世界也有同样的作用？会夸大人的外貌特征和性格中的有趣细节吗？在这种气候下，即使是鲁伯特和阿曼达，也比我印象中的他们肤色更深一些……

    “请求您，小姐……”

    我的笔突然停下来，在纸上留下了墨渍。我并没有听到软如海绵的草皮上有人赤着脚走来的脚步声，但是，抬头一看，那个花匠正站在敞开的窗子外。

    他把又长样子又难看的大剪刀滑入悬挂在他皮带上的扣襻中。只露在草帽边缘下的太阳穴两侧的黑色直发，使他看上去更像是印第安人而不太像黑人。他古铜色的脸上没有皱纹，但眼睛里却透露出成熟、老练。他环视了一下房间，好像是在确认这里是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的眼睛在书柜的书上停留了片刻，马上又收回目光看着我。不是看我的脸，而是我的手，那只一直握着笔的手。

    “打扰了。”他的声音深沉、浑厚，听上去更像是黑人而不是印第安人，“我只是想问问您是否能帮我个忙。”

    “什么事？”我不知道接下来的会是什么请求。

    他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脏兮兮皱巴巴的，好像装在口袋里很久了。

    “您能帮我写封信吗？”

    “当然可以，但是，你为什么不自己写呢？”他若有所思，但说话时的语气依然沉着，“我不认得字，更不会写字。”

    我知道奎斯奇亚的文盲率很高，但那一直只是个抽象的概念。眼前的这个人，无疑就是跟书本里的知识世界完全脱离的活生生的例子。我只得继续说道：“想让我帮你写什么？”

    “我想给妻子写封信。她在纽约。她在那儿有份工作。”

    “她识字吗？”

    这问题不该问，但他没有因此不悦。

    “哦，是的。她十二岁的时候才上学。我只想告诉她，我要把这里的工作辞了，这样我就可以去纽约了。”

    我写下了日期和以下的话：

    我亲爱的妻子。我琢磨着接下来应该写些什么。我不认识这个女人，无论我写什么看上去都像是被迫的、虚假的。我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我希望你一切都好，健康、快乐。我要辞掉这里的工作，这样我就能去纽约找你了。

    就这样，一直写呀写，直写到那张小纸末尾。他从兜里又掏出一张纸。

    “您可以把其余的部分写在这上面。”他肃然地看了看我，“能把这些话写在上面吗？我再也不能忍受和你分开了。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很抱歉，如果这样做会引起麻烦。”

    他一边说，我一边写。

    “请签下我的名字，莱斯利·道森。”

    “不用向她表达你的爱意吗？”

    “不用管那个。”他有点不耐烦，“她知道我爱她。”

    我写道：你知道我爱你。莱斯利·道森。

    他看不懂我写的是什么。我认为这样写对她有好处。她知道我爱她……这么看来，很多婚姻就是被这种自信的假设所毁掉的。

    他把贴好邮票的信封放在我面前。

    “她的地址？”我问。

    “纽约市，第一百八十九号西大街二百四十五号，莱斯利·道森夫人收。”

    我写好了地址，把信封还给他。他看上去很感激我。

    “谢谢您，小姐。我真的不愿意打扰您。但窗子开着，我看到您在写字，所以就想起来让您帮我的忙。我愿意支付报酬，如果您允许我这样做。”

    他是不是以为我是鲁伯特的秘书——那种靠给别人写信谋生的人？也许他从没见过打字机，他可能以为所有信都是用手写来完成的。

    我摇了摇头：“这么短的信，不需要报酬。”

    “如果让我支付报酬，我会觉得心里好过些。”

    “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心里会好过些。”

    我笑了笑。他也朝我笑了笑。

    “好吧，小姐。如果您坚持的话。再次感谢您。您可帮了我一个超乎您想象的大忙。”

    他转过身，穿过草坪，消失在一片灌木林中。

    他最后说的那句话一直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您可帮了我一个超乎您想象的大忙”。我是怎么帮到他的？

    我继续写我的信，没再注意大剪子修剪东西的声音。炙热空气中的沉静太过浓烈，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好像在晴朗无云的地平线另一边，一场暴风雨正在积蓄着力量，即将来临。我很高兴听到外面传来了阿曼达高跟鞋的轻快的嗒嗒声。

    “写好那些信了吗？”

    我从椅子上转回身。她正重新调整着西番莲花瓣形的喷雾器，她那太阳曝晒后的双手和胳膊在粉笔白的无袖女裙的衬托下呈现出淡褐色。她身上的一切总是显得那样冷静而坚定——说话声音冷静平稳，身材修长优雅，淡褐色的秀发柔顺飘逸。只有她鲜红的嘴唇是容貌中唯一的暖色，但这个唯一是涂抹上去的。

    “都写完了。”

    我把所有信封整理在一起，然后站起身来。

    “准备走之前，请给我一分钟和鲁伯特道个别。”

    阿曼达扫了一眼手腕上的表，那副干练的样子简直和她嫁给鲁伯特之前做他秘书的时候一样。

    “两分钟吧。司机把车从车库里开出来至少要两分钟。”

    自从那次意外后，鲁伯特就一直住在一楼的卧室里。那天下午，腿上带着牵引夹板的鲁伯特显得闷闷不乐，白色的枕头使他的肤色看上越发黝黑。左眼眉上方的伤口已经治愈了，留下了一道红肿的疤痕。真是死里逃生。无论再往左边一寸，还是右边一寸，斜擦而过的重击都会要了他的命或让他变成瞎子。

    鲁伯特的长相很有意思。额头又方又宽，向下越来越窄，下颌非常精致，就像小提琴琴盒的形状。黑色的头发里夹杂着些许灰发，黑色眉毛下的棕色眼睛对光和物体的移动反应很灵敏。他那张嘴和精致的下巴根本不成比例——嘴巴又宽又大，嘴唇很丰满，使这个人看上去很固执，还有些病态的样子。别人认为他冷酷无情，至少从他建立了“西方企业”这家庞大的电力公司以来，他的竞争对手都是这么认为的。但对我而言，他永远都那样有魅力。也许是因为我不是他的竞争对手，所以才会这么想。

    他的护士当时不在房间里。床罩上摆着一个衣袋大小的棋盘。为了打发时间，他正在独自研究棋局。我拿着的一捆信件引起了他的注意。

    “别告诉我你今天下午写完了所有的信。”

    “这些之外还多写了一封。”

    我坐在床脚处。

    “给你的花匠写的。”

    “约翰？”他从烟盒里拿了一支烟递过来。

    “不，是莱斯利。”我接过烟，“莱斯利·道森。”

    他拿着打火机的手停在半空。

    “我们这里没有叫莱斯利·道森的花匠。”

    “你确定吗？”也许在鲁伯特看来，这是个愚蠢的问题。但他家冬天的时候有那么多黑皮肤、穿白衫的仆人，我从来都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和容貌。

    “我当然确定。”

    “但是，那男人刚才就在这里。”我不禁支吾起来，“他正在修剪树篱。他要我帮他写封信——写给他住在纽约的妻子。”

    鲁伯特给我点燃了烟，之后，给自己也点了一支。

    “你是不是没有戴帽子遮阳，在太阳下坐了很久晒晕了？”

    “当然没有。”

    “你真的认为我的仆人会让我的客人为他写信？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男人说他不识字。”

    “我的花匠里没有这样的人。”鲁伯特皱着眉头说，“约翰不会不请示我就雇用别人到这里来工作，这种事从未发生过。他知道我不喜欢在这里见到陌生人。”

    “那么，他会是谁呢？”

    我向他描述了那个人的长相，还有整件事。

    他在棋盘上移动了一个卒，然后才开口说话。

    “不会是约翰，或者其他任何一个花匠，”他下结论说，“他们都是纯血统的黑人。你不会误以为他们是别的人种。也许是一个花匠在修建树篱，而过了一会儿是其他什么人走过去和你说话，比如恰巧经过此地的农夫或者农场工人。你没有看到那个修剪树篱的人的脸，只是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拿着大剪刀。你没有看到花匠走过去，或是另一个人走过来，因为你的眼睛一直盯着你写的信。你说你并没听到脚步声，即使是他接近敞开的窗子的时候。”

    鲁伯特的语气里带着不悦。在我拜访他的这段时间，我发现任何有关擅自闯入者的谣言都会激怒他。当时，即使是友好的拜访者也很少到这栋孤寂的房子里来做客。年轻的托尼·布鲁克是唯一常来这儿的人，但他看望的是阿曼达而不是鲁伯特。

    “一个农夫在你的草坪上干什么？”我追问道。

    “我们不让陌生人抄近道从这里走。但他们偏要这样做……他要付给你钱的细节很有艺术感。”

    “艺术？”这个形容词很令人惊讶。

    “是的。”鲁伯特的脸上带着嘲笑，“如果整个故事是你编的，你不会想到这个细节。”

    他的话令我大吃一惊。

    “你认为我在编故事？”

    “我的确是这么想的，直到你说那个人要付钱给你。你说那个人的名字叫莱斯利，挺有意思。你不会想出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名字，只有真实的文章或是一名技艺精湛的演员才会为一个角色添加这样的细节描写。像这样的英国殖民地地区，半黑人半印第安人血统的人的名字都很有趣——西里尔、雷金纳德、埃斯米。想要付钱给你像是这种人说的话。他们通常固执地认为不能依靠别人，要独立自主。家长式管理快过时了——即使是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当然，我认为整件事并不是你在白日做梦。你没有打瞌睡，对吗？太阳会捉弄你的眼睛和头脑。”

    我回忆着那个令人炫目的金色透明气泡，那个男人似乎默默地出现过，又默默地消失了，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

    “太阳会影响听觉吗？”我反驳说，“或者是指尖的触觉？我听到那个男人说话了，我触摸到了他递给我的信纸。”

    我的愤怒引来了鲁伯特嘲弄的怪笑：“你永远这么爱发脾气。”我也轻松地笑了笑。我们是表兄妹，我们总是被友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彼此了解。即使他突然娶了阿曼达，这种关系也丝毫没有改变。

    在这个既温馨而又亲切的时刻，一只法国钟表打点报时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的船还有一小时就起航了。

    我朝门口走去。鲁伯特在后边说：“你带了我交给你的那件包裹吗？”

    “在我的箱子里。你确定不想邮寄过去？”

    “丢掉两封重要的信件后，我再也不想寄东西了。我给你添了很多麻烦吗？”

    “不，没有。反正我也要去华盛顿。为什么不顺便帮你把设计图带过去呢？”

    “如果不是这条受伤的腿……”他看着夹板皱了皱眉，“你没忘记吧？那件包裹最迟一定要在下周五晚八点前交到那个人的手上。”

    “别担心。”我站在门口说，“船星期四下午两点在纽约靠岸。我预订了当晚从宾夕法尼亚车站出发的火车票。星期五一早到了华盛顿，第一件事就去帮你送那些宝贵的文件。”

    “行程安排得这么紧，”鲁伯特咕哝着，“如果船晚点了几小时呢？”

    “如果整个晚上不得不待在硬座车厢里的话，我就搭另一班火车。”

    “为什么不坐飞机？”

    “我痛恨飞机。来这里的一路上我一直晕机。何况我喜欢海上航行。”

    “即使是在圣克里斯蒂娜号这种像个破盆的船上？”鲁伯特笑着说，“这是一艘货船，上面只为乘客准备了很少的几个隔间。它是战时这条航线上唯一的一条船，我们只有在预订不到机票的时候才选择它。但是，我们不喜欢它，或者说，不喜欢它上面的乘客。”

    “托尼·布鲁克说船还可以。”我反驳道，“他为我买的票。你知道，他也乘那条船离开。”

    “他要到纽约旅行吗？”

    “我猜是。他可以保护我免受那些赌牌人或是骗子的骚扰。”鲁伯特笑了笑，“如果托尼遇上个狡猾的人，他不会知道那个人是骗子。”

    “至少他可以陪我说说话。”

    “当然。”鲁伯特的眼睛闪闪发光，“在银行里，人们都叫他‘胡言乱语的布鲁克’。”

    不久，阿曼达开着她的车把我送到了镇上。在奎斯奇亚“镇”就是指挤满了简陋小屋的圣安德鲁。街道和房屋都是由易碎的珊瑚岩构成的。在干燥的季节，这里会有极细的白色尘土，和面粉磨坊里的情景相似。皇室街和沃特街交叉成十字“商业区”就在两条街的交会处。银行周围黄雾蒙蒙的含羞草和邮局旁绿油油的胡椒树使那里看起来没有那么浓重的商业气氛。操着一口伦敦东区口音的交通警察在十字路口指挥着交通，他那白皙的皮肤已经被这异域的太阳晒成了砖红色。通常来说，这里的“交通”包括三辆自行车和一条跛脚的狗，但是，有船出海的日子，所有的车辆都会汇集到这里，朝沃特街尽头的码头涌去。

    一辆车突然在我们的前面停了下来。阿曼达试着急转弯绕过去。我们的去路被一辆灰色驴子拉着的货车拦住了。车上装着甜瓜。驴子劈开两只前蹄，支撑着地面，耳朵向后仰着，用一只镶着白边的眼球向我们的方向瞥过来。阿曼达只好停下来。她用一根手指按在喇叭上，一直那么按着。警察朝我们这边跑过来。我环顾着周围，希望能发现驴子主人的身影。

    我们的对面就是邮局。邮局的一扇窗对着马路的另一侧敞开着，里面比较阴凉。邮票售票口处有位光头的职员，投信口旁站着一个穿粉衣的黑人女子，一个身着很脏的白衣的男人正在墨水笔柜台旁写一封电报。

    他那只棕色的大手娴熟地握着笔，在纸上快速地移动着，几乎是一气呵成。他抬起了头。也许是阿曼达按的喇叭声太吵，他往路的这边扫了几眼。有那么一刻，我正好直视着他的眼睛。之后，我们的车突然向前猛冲出去。在邮局的一幕如同屏幕上闪过的移动画面，从眼前消失了。

    但是，在此之前，我已经认出，那个男人就是莱斯利·道森。而且，我看到他在写字，写得那样迅速、流畅、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