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曼达在拐角处来了个急转弯。整个海港呈现在我们面前——两条长长的绿色海岸线环抱着蔚蓝的海水，小小的浪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尽情地舞着。
“阿曼达……”我开口说，“刚才在邮局……”船发出的尖锐汽笛声压过了我的声音。
“我们得快点了。”车子停了下来。阿曼达一下子打开了车门，“搬运工！”
一个黑人青年抓起我的两只箱子。我们踉踉跄跄地跟在他后面，穿过了一间空荡荡的温热的海关小屋，来到了炙热而又炫目的码头。
从码头装卸工人群中传来了叫喊声，他们正用货物吊索吊起一个又大又重的箱子。箱子是木头做的，外面的深绿色像是不久前刚漆上去的。箱子的一侧开了一条小口，上面盖着粗粗的铁丝网。透过铁丝网，我看不清里面装了什么东西。但就在箱子摇晃着往船边的间隙上方移动时，铁丝网后面有什么东西如同摇曳的火焰一样突然间动了一下。
“你的船票。”阿曼达喊道，“还有护照。”
我用手胡乱地摸索着。步桥旁一位船员敷衍地朝证件上扫了几眼，也许是因为他认出了阿曼达。
船上熟悉的海水味、焦油味、黄铜上亮光剂的味道，还有消毒水味朝我们迎面扑来，以这样的方式欢迎我们来到供公众散步的甲板。一位乘务员接过我手中的包。我把隔间号告诉了他。
我正要跟随他走下船舱时，阿曼达大声地喊道：“托尼！”
我转过身。托尼·布鲁克正倚靠着甲板上的围栏，向下望着码头。他扬起了一只手，他抛出的银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六双棕色的小脚在风中飞过，六个黑人小男孩一齐从码头跳到水中。
我对托尼的感觉，一直都像对待弟弟或侄子的感情。我们的父母多年前在韦斯切斯特居住时是邻居。我九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那时他还是一个光着头、蓝眼睛、待在摇篮车里的婴儿。现在，他已经长大了——成为一个天真直率的男孩，世间的美好品格在他身上都有体现。他很年轻，这样的年纪正好使他不必在这次战争中服兵役。当一场大学里的嬉闹聚会突然间给托尼在普林斯顿的学生时代画上句号的时候，是鲁伯特帮他找到了美国银行奎斯奇亚支行的工作，使他成为银行的一个新手。
银行的工作并没有明显改变他随和的性格，倒是圣安德鲁四季如夏的气候特点帮助他提高了打网球的技巧，他的头发由于那里火辣辣的太阳照射而褪了色，短平而向上翘的鼻子被晒成了樱桃红。
“你在干什么？”阿曼达问道。
“找乐子。”托尼咧着嘴朝我们笑了笑。
在船与码头之间清澈碧绿的浅滩处，黑人男孩儿们正在水里游泳，他们光着身子，只系了条土人的腰带，法国人认为这种东西就像三角裤一样会让人难为情。在白色的沙滩上，有两个人聚在一起，他们起了点争执。打赢了的那个得意扬扬地站起身来，牙齿间紧咬着一个颜色鲜艳的东西迅速穿过了水面。他不遗余力地朝码头的方向走去。
“航海旅行的人觉得这样做很有意思。”阿曼达是想说，一方面，冬季这里的居民瞧不起“旅行的人”，另一方面，来此度假的美国人也厌恶“当地人”。
接着，她又说道：“发动机就要启动了，螺旋桨……”
“不会开船的，除非所有人都上了船。”托尼又一次扬起了一只手，硬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一次，钱币在地上转了一大圈，然后和一枚戒指一起掉在了珊瑚岩质地的码头上。
三个男孩争相追逐着。最小的一个最先得到了猎物。另外两个立即上前来抢。小男孩挨了棕色皮肤男孩一拳，倒在了地上，嘴角边挂着一点血迹。大一点的男孩抢走了硬币。
“住手！”托尼愤然喊道，“那个小家伙先得到的。”
男孩子们好像根本没听到他的话。他们扭打在一起，又踢又咬又抓，好像他们就是以这种方式谋生的。
“住手！”托尼又喊了一遍，“如果你们停下，我愿意付一个先令。”
他们不再打架了。六个男孩转过身来看着托尼。他又往码头上扔了一枚硬币。最大的男孩跳起来想抓住硬币，但没抓到。他四肢着地落下来，在白色的珊瑚灰尘当中匍匐着，直到他找到那枚硬币。其他男孩缓缓地向他这边靠过来。他站起身，突然间朝着他们低吼着，提起上唇，露出犬齿，就像野兽一样。其他男孩畏缩了。他拔腿就跑。其他人在后面一边扔东西一边追赶。在海关小屋的转角处，六个男孩的身影消失。
“好玩吗？”阿曼达扬了扬精致的眉毛。
“我只是想看他们潜水。”托尼的失望令人觉得好笑。阿曼达若有所思地望着他，“你以为他们一周能见到多少现金？或者是一个月内？”
“我知道，但是……打成那个样子，只是为了区区一个先令，大概二十美分，就像是一场……一场……”
“追逐利益的竞赛？”阿曼达微微嘲笑道，“开启逐利之旅的最好方式就是把钱摊在人们面前。任何人，无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任何一种货币，无论是英镑还是美元。”
“但是，我给他们的根本不是钱，”托尼固执地说，“只是几美分而已。”
“那就是钱——对他们来说，”阿曼达回答说，“钱的数量多少是相对的。你往周围扔一千美元钞票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匍匐在那里争抢。希腊神话里那个引起纠纷的苹果难道不是用金子做成的吗？”
“是吗？”托尼向后推了推那顶淡黄色的巴拿马草帽，像这样一顶帽子，要花掉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大概两个月的薪水。
“唉，我从没想过要他们为此而打架！”
他后悔的表情令我禁不住发笑。
“好了，托尼，你一定听过或者读到过，这个世界上有样东西叫做贫穷。”
“对他来说这只是个抽象的概念而已。”阿曼达说，“就像你和他说土星上的圆圈标记或是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有多远一样。他知道那个东西确实存在，只是不愿相信而已。”
一个女人走上了步桥，后面跟着一个男人。那个女人体态娇小，身体浑圆，肌肉结实，光滑的皮肤被晒成了饼干色。她穿了一件精心挑选的巴里纱。两只宽宽的墨西哥银手镯上镶嵌了石榴子石，像手铐一样紧紧地锁在细长的腕上。她戴了一顶深红色的草帽，宽宽的帽檐遮住了她的脸，她正停下来等着后面的男人。
那个男人身材矮小，说话声音圆润，穿着很随意，和那个女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满是褶皱的亚麻套装随着他肥胖身形的曲线横向延伸着。他怀里抱着一个黑色的瓶子，在阳光的照射下很显眼。
站在步桥头的船员亲切地和他打招呼：“那是什么，哈利教授？干红葡萄酒吗？”
“不是，先生。”他的话很简洁，隐隐有点学究气，“是血。给吸血鬼德古拉准备的。当然，这是不含纤维蛋白的。”
“这就是教授式的幽默吗？或者是精神失常？”阿曼达小声说。
“他们并没有笑。”
托尼看着那两个人走上了甲板。阿曼达耸了耸肩膀。
“你会在这种拉载乘客的货船上遇到世界上最奇怪的人。我很高兴托尼能和你一起待在船上。”
那两个人朝我们这边走过来，我们谁都没再说话。那个女人走到休息室高高的门槛旁时，第一次朝我们这边看过来。她那双又圆又大的眼睛里露出的虚假单纯不禁令人联想到波斯猫。那张撅起的嘴和小小的下巴也会让人产生同样的联想。她看上去不再年轻了。如同她手镯颜色的那种银灰色的头发经人工卷曲后，平整地压在深红色的帽子下。有那么一瞬间，我闻到一种很特别的柠檬马鞭草的清新香味。她走进了休息室，那个男人跟在后面。
船员朝我们走过来。
“您不是乘客对吗，勋爵夫人？恐怕您得上岸了。我们五分钟之后开船。”
我们匆匆忙忙告了别。阿曼达在步桥收起前的最后一刻下了船。脚下的船突然间动了一下。我的假期就这样结束了。
“难过吗？”
托尼的洞察力让我很吃惊，不过，要想在如此熟悉你的人面前隐藏起自己的真情实感真的很难。
“这是个不错的假期。”我叹了口气说。
“但是，现在，你即将要去华盛顿面对整个暑期的工作了。”托尼补充说，“而且是在没有空调的办公室里。”
我点了点头。我在华盛顿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财务部战时财政部门负责公关关系，这份工作看上去挺有意思，是战争时期令人兴奋的为数不多的事之一。现在，我是一家广告公司的撰稿人，华盛顿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状态——成了一个小小的、相当于省级区划的“公司城镇”，和好莱坞很相像，只是“公司”的“业务”不是电影而是政治。
“为什么勋爵冬天的时候不让你来这儿？”托尼继续说，“这样你就能待在冰天雪地，让那些不得不待在北方的家伙们觉得低你一等了。”
我的回答很尖刻，连我自己也没想到。
“在那个季节，阿曼达有她自己的朋友。我很高兴她和鲁伯特今年六月份都待在这里。否则，我可能根本不会接到邀请。一年中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能从办公室溜出来一个月，我都觉得非常幸运。”
“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托尼就像一位发现了惊人新观点的发明家一样欣喜地喊出声来，“一杯喝的。在这样的船上没有通常我们去的那种酒吧，但乘务长通常会放几瓶散装的瓶装酒在休息室。饭前来一杯代基里酒怎么样？”
“好吧——只要我还能找到去隔间的路，并确保我的大箱子别待在货舱里。”
甲板上太阳高照，船里面光线暗了许多，非常凉快。我向一名乘务员询问我的隔间在哪。他告诉我向上走到主升降口扶梯处，沿着第一个长廊一直走，直到走到十字回廊路口。我的房间在左舷方向的最后一间。我从来也没有真正理解过航海术语。我一定是转到了船的右舷一侧。因为最后一个隔间的门开着，里面已经有人了。
她惊叹地转过身，我也一样很吃惊。她的突然转身使行李架上一个开着的箱子掉在了地上。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
“哦，非常抱歉！”
我开始帮她捡东西。箱子里的东西少得可怜——两件女装，几样盥洗用品和几件内衣，就这些。甚至连一本用来打发船上漫长的无聊时光的书都没用。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物品——没有信件，或者任何自己写下的只言片语。这只箱子是隔间里唯一的行李。
她皱着眉头：“我正在找我的护照。刚才上船的时候还在。”我回过头，仔细地打量着她。她的肤色介于象牙色和琥珀色之间。眼睛很大——明亮的黑色虹膜附在由于焦躁而不停移动的白眼球上，眼神中带着在母鹿眼睛里也能找到的那种无言的焦虑。她穿着玉米亚麻质地的运动女装，但衣服生硬的西式线条与她胸部和臀部的曲线并不搭配。她应该穿哈莱姆女裤或者沙丽。她的举手投足带着东方舞者的优雅。她的头脑，比感觉官能更具洞察力，似乎可以捕捉到庙宇中任何细微的声音。
即使当我现在正用笔记录着那件事，我仍能清晰地看到那个画面，她当时正用如同海星一样短小而粗壮的手在箱子里翻找着。突然间，我有种大家偶尔也会有的奇怪感觉——好像这件事以前曾在我身上发生过。紧张忙乱、到处翻找的双手——黑眼睛中的怀疑和谨慎，舷窗旁炙热的阳光——这一切都曾以这种方式发生过，最细小的细节也丝毫不差——甚至是太阳下她不停转动的眼睛里闪烁的光芒都一模一样。
我并没有看见这一切——只是凭记忆记住了。我不是在预见——只是意识到它的确发生过。
刹那间，我几乎能回忆起所有的事了。之后，记忆又渐渐从意识里溜走了，只剩下一种微弱的莫名的不适感——让人的内心受挫，本该记起的东西没有了印象。我知道自己以前从未搭乘过这条船。所以，这种事以前从未发生过……
法国心理学家给这种经历起了个名字——似曾经历过的感觉，好像以前见过类似的事。他们过去认为这种感觉是由于大脑两部分在时间上的不同步造成的，而为什么大脑会发生不同步的情况，原因谁也不清楚。现在，他们了解到时间只是表面现象，这个解释毫无依据。也许当那个似曾相识的感觉来临的时候，人体用来感知时间的机制暂时处于焦点没有对准目标的情况，就像眼睛产生了双重视觉。未来最短暂的一瞥会使当下看起来像是过去，这样的经历总是一闪而过。
“你还有其他行李吗？”我问道。
“没有了。就这个，一只箱子。”
“也许护照在你钱包里？”
“也许……”
她把手提包口朝下打开来，把所有东西倒在床上。东西不多，只有一方手帕——镶着机器制的蕾丝花边，香味很浓——还有一个粉盒，一支口红，一个装硬币的钱包和几美元零钱。那本找不到的护照就在那些东西之中，护照红色的封面上印着一只镀金的美国鹰。
“哦！”她如释重负的笑容似乎有些夸张，“非常感谢！”
她继续整理着东西，我来到走廊的另一边，进了自己的隔间。这间房比她的那间大，而且出奇地舒适，清一色的金色枫木家具和淡绿色的轧光印花棉布家具套、带软垫的扶手椅，还有一个可以当床用的长沙发，白天这里完全可以做起居室使用。隔壁的浴室甚至还有一个淋浴器。
我依依不舍地看着淋浴器，还是决定不洗澡。我不想让托尼等太久。我只洗了洗脸和手，用梳子理了一下剪得很短的头发。敞开的舷窗旁，白色的窗帘随着船的移动懒洋洋地微微摇晃着，房间里依然很热，为了通风，我让门半开着。
为了找一条干净的手帕，我把箱子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我正要扣下箱盖的时候，一件已经被我遗忘的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鲁伯特的包裹，在箱子的侧袋里凸出来。该死！我难道从来没学过不要主动替别人干杂事或零活吗？当然了，这一次无论如何推托不掉。鲁伯特一发现我要回华盛顿，就开始向我明示了。
航行中我是否应该把包裹交由事务长保存？它看上去没那么有价值，应该不需要。包裹里面只是一些和西方企业的最新工程方案有关的文件。这些文件对鲁伯特来说肯定非常重要，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没什么用处。他对待这种事也是糊里糊涂的。也许是因为他意识到，任何设计图对我来说都是天书，所以才让我代劳。
我决定把包裹和我的护照、旅行支票一起放在书桌的抽屉里。这样的话，我们在美国靠岸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它，记起我曾答应过鲁伯特，到了华盛顿，最迟星期五晚之前把文件送出去。
我用一只手托着箱盖，另一只手抓起了那件包裹。包裹又大又重——足足有五百张打印纸那么厚，一令纸的三分之二长和宽。包裹外皮是一个又大又结实的马尼拉纸信封，袋子的一端封着口。奎斯奇亚的气候严重影响了胶水的黏性。封盖的一角已经不黏了。就是这个没有封严的一角，我刚才从箱子里把包裹猛拉出来的时候，剐在了挂锁搭扣尖锐的边缘上。托尼还等着我去喝代基里酒，我已经迟到了。本应该小心翼翼地揭开封盖，但是时间紧迫，我不耐烦地撕扯着。
突然间，我听到了撕裂的声音。整个封盖裂开了。信封开了口，里面的东西散落得到处都是。
我静静地站在那，一只手停在空中，手里依旧拿着那个被撕裂的信封。另一只手紧紧地抓着箱子盖。信封里的东西并不是设计图或者工程计划资料——这些纸片就像纷纷落下的巨大五彩纸屑，箱子上，沙发上，扶手椅上，地板上，到处都是。全都是一张张的百元美钞。足有上百张。
我好像又一次看到几个棕色皮肤的孩子为了几枚银币又踢又咬又抓而弄得灰尘四起的场景。我好像又一次听到阿曼达的冷嘲热讽。
“开启逐利之旅的最好方式就是……”
我忘记隔间的门还半开着。
突然间，几乎就在我的耳边，有人吃惊地说：“上帝啊！你去抢银行了吗？”